蒋红兵：一个遥远的决定：寒春的故事

一个遥远的决定：寒春的故事

蒋红兵   

这是2005年的初夏，北京郊区农场一个普通小院，83岁的美国人寒春此时正倚在自己熟悉的椅子中。天气闷热，身体虚弱的老人依然戴着帽子，穿着厚厚的蓝格子衬衣。阳光透过身边白杨树茂密的枝叶打在她苍老的脸上，斑驳而模糊。

“快60年了。”她突然说。随后又说了一遍。

这个头发蓬乱，语气低缓，目光安详的老人看起来委实不像传说中的“女间谍”。不过，在52年前的美国，她曾被称为“叛逃者”，一个带着原子弹机密跑到“共产党中国”的核物理学家。

事后证明这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这个曾经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年轻物理学硕士的确在1948年到了中国，但从那时起她的身份就从物理学家变成了畜牧专家。

寒春，美国人，1948年因为“想了解‘小米加步枪’是什么力量”而来到中国。从此她和自己的丈夫——同是美国人的阳早——一直留在中国。

“我们在中国呆了一辈子，不是为养牛来中国，而是为了信仰。”她说。

“一个逃掉的女间谍”

1953年7月，美国的《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文章说在美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的实验室里工作的女物理学家琼·辛顿此前突然失踪，这个年轻的物理学家曾在20世纪40年代参与过美国原子弹制造计划“曼哈顿工程”，掌握了很多机密。几年后的1952年，琼·辛顿又在中国北京露面。文章怀疑琼·辛顿和丈夫欧文 ·恩格斯特到了中国之后，向中国透露了美国的核秘密，并且有可能正在协助共产党政府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

这篇类似于间谍小说的报道中提到的所谓出卖秘密的夫妻“叛逃者”，正是寒春和阳早。

时光回到1942年，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已经白热化，原子弹分别提上了美德双方的研制日程。当年6 月，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启动，费米等几位顶尖科学家领导着一群年轻的物理学家，建立起一个原子反应堆。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学生琼·辛顿也在这些年轻的核物理学家中。

此后的三年琼都是在紧张中度过，这些繁重的工作持续到1945年7月，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就像一个太阳，太漂亮了。”

在随后的8月份，美国空军两次使用了原子弹。作为原子弹的制造者，琼和她的同事却表示了反对。

“为什么？”

“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还不反对？”

战后的琼·辛顿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并继续为费米的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不过研究所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 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声称要联合遏止共产主义，核物理研究所也开始越来越保密。当琼·辛顿发现研究所的钱是来自美国海军的时候，她决定放弃自己的研究。

“我要去中国，到共产党的控制区去。”她说，“我想看看中国人到底是怎么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人的。”

从物理学家到奶牛饲养员

琼想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自己的未婚夫欧文·恩格斯特。

欧文出生在纽约州一个农民家庭，全家靠养牛为生，他后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牧专业。1946年8月，27 岁的欧文受《西行漫记》影响，辗转半年到延安并接受了毛泽东的会见。

“毛很有魅力。”他后来说，他说毛泽东像“《圣经》里的救世主”。1947年，毛泽东用2万兵力打败了胡宗南 20万大军。这个看似神话的结果使欧文决定留在“红色中国”，他要亲眼看到毛神话的继续书写，“创造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希望自己的未婚妻也能来中国。

然而，作为一个参与过制造原子弹的核物理学家，琼想离开美国并不容易。

她给中国的多家大学写信，表示愿意去教物理。宋庆龄知道了这件事后，给她写了个邀请函，以中国妇女联合会的名义邀请她来中国。

这张邀请函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方面)没有怀疑我”。1948年，琼以芝加哥大学学生的名义离开美国，来到上海。

1948年的中国，解放战争正打得激烈，去延安的路阻力重重，恰巧另外一对外国专家夫妇正准备转道北平前往延安，宋庆龄便让他们带上琼。这个消息让她“高兴得在床上翻了一个跟头”。

两个星期后，他们抵达延安。

延安的风貌给琼的感觉非常好，“没什么官，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人都平等。”此前阳早以“联合国难民救助总署奶牛专家”的身份到了延安，负责管理延安仅有的30多头奶牛。琼到了之后就成了他的助手。

“他们一开始想让我去教书，可是我想养牛。”琼在小时候就养过牛，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很熟悉。也在这一年，琼· 辛顿改名寒春。

20多年前，风行于中国大陆的“脑体倒挂”，在寒春夫妇这里，竟然出现了主动性。从此，原子弹专家到养牛者间的变化，开始定格了。

1949年，寒春和阳早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婚礼，没有蛋糕，阳早就用泥巴做了一个，还刻了字。在延安的寒春很喜欢解放区的政治气氛，“白天干活，晚上用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抓革命促生产。”她和阳早一样崇拜毛泽东，并怀着极大的热情期待着毛泽东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

农场十年

1949年，解放前夕，寒春和阳早赶着83头荷兰奶牛从延安来到位于陕北和内蒙交界的三边牧场，对牛进行改良。牧场条件很艰苦，“没有电，没有收音机，连路都没有，都是骑毛驴。”因为地方偏僻，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20天后，他们才知道消息。

1951年，寒春怀孕了，因为怕生孩子出危险，第二年，她来到北京。此时正值在北京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宋庆龄提出要她参加。“我没有衣服，就两套供给的单衣，可我不能用它参加会议，我也没有钱。”寒春只得找了一个与会的新西兰代表，借了人家一套衣服。“别人每天都换，我就这一套。”说到这，她突然笑起来。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的露面，让美国媒体知道了寒春在中国，并在第二年写了那篇说她是叛逃者的文章。

生完孩子的寒春又回到原来的牧场，1955年，寒春和阳早带着1000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并在这里度过了10年时光。

3年后，大跃进的风刮到了草滩农场，寒春夫妇也跟着激动起来。王震希望他们能够养鸭子，目标定为5万只，“他送了5只鸭子给我们”，后来王震又送了寒春一个大孵化器。寒春孵化了数以万计的鸭子，但因为没有饲料，很多都跑掉了。

随后是三年自然灾害，寒春夫妇跟大家一样一个月一人一两油，有一次实在饿了，就掏钱买了半斤农场的牛奶，“很有作用”。饥饿的农民开始偷农场喂牛的玉米，上面就发通知说，不要管这些农民，“因为他们太饿了”。

“你喜欢大跃进吗？”

“当然喜欢，我们农场的大跃进搞得非常好。”

“你应该知道浮夸这个词吧？”

“知道。问题是谁叫你浮夸的？大寨没有，陈永贵没有。”

“那你认为大跃进没有错误？”

“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好说什么错误。”

外国人的大字报

寒春夫妇一直对“政治运动”怀有很大的热情。早在延安的时候，他们便积极的参与生活检讨会，此后诸如“反右” 等历次运动他们几乎都有参加。

不过在1966年，当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两人还有有些不知所措。当时寒春和阳早都被调到北京搞翻译工作，他们被安排在专家楼里，不能跟一般的老百姓交往。

这些特殊照顾显然伤害了一直认为自己是“革命同志”的寒春和阳早的感情。于是，他们在1966年8月29日联合另外两个外国专家写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大字报，题目是《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大字报写到：“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

他们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

这张著名的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

批示迅速起到了效果，寒春作为“造反派”参加了所在单位的“战斗队”。“我们也去批判人，参加批判会。(我们单位的)一个派别把我们小组的人都当反革命，之后他们开了个批斗会，就是说我们是反革命，实际上我们是革命的。后来我们就开会让他们做检讨。反正是很有意思。”

“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当然有意思。”

显然，文革给寒春的影响非常深刻。直到现在，很多文革式的句子依然被她挂在嘴上，比如“要发扬批斗的精神”等等。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所见到的中国往往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似乎有些缺乏真实。她坚持认为文革是“很有意思的”，显然，这一感受并不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

“问题是文革期间很多普通人在武斗中死去了。”

“对，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真正是一个革命。当然有一些不对的情况。”

“您认为自己是否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

“那你要这样说我有什么办法。”寒春说。

“后革命时代”的日子

从1982年到2003年，21年光阴，寒春和阳早一直在北京郊区的农机院农机试验站从事牛群饲养和改良，直到阳早病重住院。

198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关键的一年，为了彻底消除文革的影响、适应经济制度变革的新形势，国家出台了198 2年宪法，这部宪法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宪法”。新宪法规定，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不过寒春和阳早并没有再次跟随中国人激动起来，他们跟以往一样要求继续去偏远的农场养牛。“当初我们要求往西往北，可是他们却让我们待在北京。”寒春说。

此后的20多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开始了自己的巨变。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生活方式看齐的时候，来自西方的寒春夫妇却依然坚持过着中国人早已不过的艰苦生活：菜是自己种的，早晚玉米粥、烤馒头片抹芝麻酱。

“集体”依然是他们念念不忘的词汇，考虑过多的个人利益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这个相对封闭的郊区农场使得他们一直希望的生活方式能够继续。

2003年12月25日，圣诞节，阳早“停止了革命的脚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胡锦涛等领导人用不同形式对阳早的去世表示了沉痛哀悼。新华社的讣闻中称阳早为“国际友人”，“五十多年来……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是寒春执意要求加上去的，她解释说是为了表明自己和阳早的信仰。

阳早此前曾经立下遗嘱，包括不搞悼念活动，捐献遗体，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骨灰等等。寒春坚持不给阳早穿衣服，说人都死了，穿衣服太浪费。她把阳早体内的心脏起搏器摘下来，以便“留给买不起起搏器的人”。她还就阳早骨灰的安置和有关部门发生争执：按常理应该把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但寒春要“埋在牛场能看见牛的地方”。最后决定骨灰暂存，等春天时树葬。不过寒春还是不满意，因为要交40元寄存费，“太浪费了，没必要花这个钱。”

寒春是不缺钱的，她和阳早享受的都是副部级待遇。

寒春现在依然住在农机实验站，几间简易的平房，到处都灰蒙蒙的。屋子里的陈设可称简陋：客厅的墙上悬挂陈永贵照片和毛泽东接见陈永贵的照片，屋顶上有一把印有“农业学大寨”的茶壶，屋中间则是一个砖头搭建的写字台。所有的家具都来自60年代，除了地上有几处破裂卷边的地板和一台彩电。寒春说她经常看英语新闻，“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她说。她对胡锦涛印象很好，认为他“很有想法”。

寒春的两儿一女都出生在中国，1976年前后，三人相继赴美。她的二儿子阳建平说，“若在这个世界上找出像他们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比较难了。”

曾经采访过寒春的凤凰卫视记者陈鲁豫说，自己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陈鲁豫认为“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着。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