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潘鸿强之死·都市快报

  49岁的国企工人潘鸿强死了，在工作了31年的工厂车间里，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他的死是性格悲剧，还是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计划好的死亡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去上班。

  走出西安东郊韩北村那间巷子最深处的民房，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华山厂大门口。穿过工厂的办公区，他到了后面的厂区。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工作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大约晚上10点，车间一位负责人还见到他。“放心，这里有我没问题！”他说。凌晨1点多，他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没有表现出异常。

  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几分钟后，他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

  10日上午7时许，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潘鸿强。死亡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迎面看见床上放着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我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

  说好两天后一家人聚聚

  潘鸿强和冯萍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他是穷小子，没有娘，没有兄弟姐妹。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他是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工资一直很低。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

  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可一直到2007年5月，她才离开家。“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萍，我没钱了，借你200元。等发工资还。”她说：“你用呗！还借啥呀。”

  6月12日是冯萍生日，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鸿强死了。

  吃饭抽烟都成问题

  “他是撑不住了。”“老伙计”耿田刚说。

  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那时，他没离婚，周围的人和他一样地穷。

  2000年，华山厂开始有数百工人下岗，到2005年，前后有几千人下岗。潘鸿强所在车间因工种特殊，下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来。可在耿田刚看来，没有下岗的潘鸿强算不上幸运。

  他们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2004年，耿田刚和妻子相继下岗。之后一起做生意，折腾了几年，渐渐有了起色，“和工厂相比，已经强多了”。大约一个月前，耿田刚装修好了新房。虽然还背着一点债，但生活不会受影响。

  而潘鸿强依旧围着机器转着。

  大约三四年前，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潘鸿强腰有伤，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动活。别人能出100多个活，他最多出60个。有几个月才拿两三百元工资。最后，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照顾他，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值班”岗位。

  可他依旧为钱发愁。“我常接到他的电话，说没饭吃了。有时叫他到家里来吃，有时给他点钱。哪个月我不给他买两条烟！”

  潘鸿强平时抽4元钱一包的“延安”。每个月发了工资，先买米面油，再买两条烟。到月底，往往就“弹尽粮绝”了。

  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两百元。

  潘鸿强也想过改变，谋划着“干点啥”。可干啥呢？他没本钱，也没有亲戚朋友可借。何况，围着机器转了30多年的他，又会干啥呢？

  “现在这时代啊，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他啥都没有。再说，在工厂呆那么长时间，人的脑子都木了。他也想去应聘，但以他的年龄、身体，出去也就是给人看个门。”耿田刚说。

  借钱买了房子，又卖了

  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潘鸿强一直住在厂区宿舍。2004年左右，厂里在旁边的车间腾出一块地方盖福利房。“虽然是好事，可没有几家不愁的。家里都紧，要买房都差钱啊。”冯萍说。

  夫妇俩交了房子的4万元首付款。冯萍说，家里没积蓄，全是借的。

  等新房装修时，潘鸿强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他和工友换了房子，把90多平米换成了70多平米。人家给他补了1万元。他又借了些钱，开始装修。

  冯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装修这个房子的。他自己设计，卧室铺成复合木地板，客厅铺瓷砖。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停停装装，一直到去年5月才装修好。此时，潘鸿强已是负债累累。等冯萍知道时，他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同事。70多平米的房子，连房子带装修，卖了16万元。

  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装修款还了，债还了，填了其他一些“窟窿”。冯萍说，最终，他只是“原吃原，打了个平手。”可在他死后，还有3万元的银行房贷。

  孤独，又不愿示弱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耿田刚认为，潘鸿强的处境并不是特例。在他们工厂，大家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买点面或馒头，随便吃点。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帮忙，完了请大家吃饭，上两个好菜，几下子全没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刚说。

  他举例说明工人们的窘况：前年，院子里的“石头哥”犯脑溢血，送到医院去，在场的3个工友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人最终没有救过来。

  一生都孤苦伶仃

  一直到父亲死了，儿子潘琦才觉得自己对父亲有了一些了解。23岁的他，刚从大学毕业。从小，他跟随姥姥姥爷长大。上大学后，每个月姥爷要给他寄去1100元生活费。

  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来，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这半年，他回西安实习，父子俩交流比较多一些。

  去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去找爸爸。爸爸在车间值班，跑出来两个小时，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知道爸爸没钱，从不向爸爸要钱。潘鸿强呢，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一般都是五十，还有二三十的。

  “我特别难受的是，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厂房那么大，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说，“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

  遗书上的 “孤独者”几个字，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她觉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