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的一些往事解读几种领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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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主席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十七条可能遇到并要准备吃亏的难事
——设想困难,有备无患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用“团结”和“胜利”来定位全国代表大会,是从1945年的七大开始的。七大召开时,党的历史上一些是非问题的争论解决了;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战后党的路线方针也有了明确的共识。形势一片大好,光明的未来似乎就在不远处热情招手。称这次大会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确不为过。
但是,毛主席在
第一条,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作者注:指蒋介石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
第四条,准备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匪汉奸。
第六条,爆发内战。
第七条,外国干涉,帮助蒋匪汉奸打我们。
第八条,外国不承认我们。
第九条,形势不利于我们时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
第十二条,经济上没有搞好,发生经济困难。
第十三条,日本军队集中到华北,挤压我们。
第十四条,国民党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分歧。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胜利就要到来的时候,设想这么多困难,是不是无事自扰?会不会传染消极情绪,影响人们的信心呢?对此,笔者想到胡乔木1991年11月关于毛主席七大讲话的一个回忆。他说:“我记不得是哪一次讲话了,他拿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查了一下档案资料,胡乔木说的是七大闭幕几天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其中有这样一段很悲壮的话:“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就像讲十七条困难一样,这样讲当然不是让人们气馁,而是为了激发大家更昂扬的气概。胡乔木回忆此事的感受是:“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必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有一种应付重大事变或艰险的精神准备,甚至想到失败了从头做起。由此看,这不能说是无事自扰,相反倒是一种理性的自信。
在
这八条也很有意思,讲光明,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这八条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甚至是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克服困难。毛主席在谈到为什么要设想这么些困难时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毛主席设想的十七条困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如抗战胜利后,大多数伪军都摇身一变,挂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旗帜;内战在一年后也确实爆发了;美国武装国民党军队帮助打内战;解放战争初期,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也有一些党员(当然是极少数)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国民党军队攻占了我们的一些根据地;国民党特务曾实施过暗杀阴谋,等等。
在十七条困难中,最后一条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最可玩味。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无论怎样周密设想,都不可能涵盖一切,总会有预料不到的困难。毛主席加上这一条,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还要注意设想不到的困难也可能遇到,这样当没有设想到的困难到来的时候,才会因为事前有精神准备而不至于惊慌失措。毛主席当时的解释是:“要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比如,七大时谁也不会想到中央所在的延安会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去。正是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胡匪20万大军进逼的时候,毛主席果断决策放弃延安,并充满信心地说:要拿延安换整个中国!随后从容地在陕北同胡宗南部队兜圈子。也正是有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毛主席原来设想解放战争打五年取得胜利,结果打了三年就胜利了。
准备最坏的,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工作的辩证法,也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和做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在委派将领外出开辟局面的时候,毛主席总是这样提醒他们。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出发时,毛主席对他们讲,要“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多少封锁线,敌人的袭击,不开欢迎会”等等。1947年让刘伯承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毛主席在电报中交底说: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正是因为有了对困难的充分估计和准备,从而使人们在实施中央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处变不惊,采取主动的应对之策,争取到好的结果。1944年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又北返,历经艰险,被誉为“小长征”,最后把部队完整地带回了陕北。1947年的刘伯承大军在“杀出一条血路”之后,最终争取到了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前途,“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
在毛主席看来,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劣势还是处于优势的时候,都需如此。
毛主席讲十七条困难,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一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本来就充满曲折,过去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二是有感于“从前我们党内有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胜利”;再就是历史转折到来时,在一片团结胜利的气氛中,有些党的高级干部容易滋长盲目乐观的情绪。
那么毛主席在七大上一口气讲出十七条困难,在七大代表们心中究竟是否留下了印象,以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正好手头有一本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0年编的《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752位七大代表,在他们编这本书的时候,在世的只剩下116位了,其中年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也已77岁。编者征集到100位代表写的回忆文章。翻阅之下,意外地发现,除了党的七大路线外,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一个是王明在预选中央委员落选后,毛主席三次向代表们解释,希望选上王明;再一个就是毛泽东讲的十七条困难。记得前一个细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涉及王明这样有名的党史人物,再加上许多当事人本来就是在毛主席做工作后才投王明的票的。而记得后一件事,便殊为难得了。据一位叫彭德的代表回忆,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他们是记了笔记的,但是,“会后,大会秘书处将这些笔记本收回统一保存,不允许个人带走”。也就是说,这100位代表在回忆时不可能再去翻阅当时的笔记本作参考,却一共有12位写到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的事,有的还列举了毛主席讲的十七条困难中的几条,最多的列了八条。要知道,这可是事过55年之后的记忆呀。
至于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不妨引述几位七大代表的体会。
担任过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强晓初说,毛主席讲的这些困难,“当然有些是极而言之,但这样讲了以后,就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应付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这种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贯的思想。给人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高扬文说:“虽然以后这些困难并未全部出现,但有应付困难的准备,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王明远说:“对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都对大家交了底。我们此后到胜利一直没有受过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
最近因为要写一篇关于陈云的文章,笔者在翻阅陈云
“除此以外,还能不能举出其他毛病呢?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毛主席一共讲了十七条,他要我也举,我只讲了几条,最后加了一条,就是‘有意想不到之毛病’(笑声)。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想不到的毛病一定会出得很多。”
这个记录稿再次表明,毛主席在七大上讲十七条困难,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确实影响了那一代领导干部。
二、毛主席1959年初亲自主抓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的情况
——看得到,抓得起
1959年一二月间,有一件大事困扰着毛主席。1958年,都说粮食丰收了,但转过年来不少地方却在喊缺粮、缺油、缺肉。为何如此?他苦思不得其解,心里颇为烦恼。
恰好这个时候,广东省委报来的一份材料里说:粮食紧张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应该明确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这个材料启发了毛主席,使他从粮食紧张的现象中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
这个判断涉及对前段时间政策导向的反思,自然要谨慎一些。实际上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多大把握。
既然感觉到问题所在,就必须弄个究竟,看看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准确。第二天,毛主席登车南下,一路调查求证。他先后同河北、天津、山东等省市领导座谈,还找来一些公社书记和生产队长进行调查。
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叫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从
人民公社办事,不要拦路抢劫,现在的绿林豪杰可多啦,都是戏台上那种不扣衣襟的豪杰。你们是不是在内?我们对农民,能许可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公社内部、三级之间都是买卖关系,等价交换。
一开始就摆明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便于集中思路讨论。这也是毛主席主持会议的一贯方法。但是,与会者的反应,却是复杂的,这多少有些出乎毛主席的意料。
河南省四级干部(省、地、县、社)会议在26日晚上讨论毛主席的讲话时,基层干部们大多承认毛泽东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有人说,他们那里的一个公社就规定,“卖猪的钱完全交社,连死猪肉队里也不得吃,一律上交公社屠宰场”,有个村在春节前“因怕外调藏起了19头大猪”。还有人反映,有个村按领导的安排到另一个村去拉粮食,当地干部就让妇女阻拦,并质问来拉粮食的人:“俺庄光身汉多,你庄大闺女多,为啥不调来几个哩?”弄得双方关系很紧张。但是,说到要纠正,一些干部却明确表示“弯子转得太陡”,“思想毫无准备”。有一个公社书记说得更形象,把急转弯比作“吐唾沫钻到鼻孔了”。还有人讲,如果退回去,“社会主义成分少了,实现全民所有制的时间推迟了”,担心“否定过去成绩,引起群众思想混乱”。有的干部甚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倒退了,对农民太让步啦!”这是“富农路线”,是“右倾”。
当天夜里,河南省委把这次讨论的情况原汁原味地整理出一万多字,报给了毛主席。在保留下来的毛泽东的披阅稿中,几乎每段话下面都画着道道,有的地方还写了批注,仿佛是又做了一次调查。他意识到要真正让干部们转好弯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后几天,他一直关注河南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要求每天上报讨论记录,并转给中央会议与会者们阅看。
这种做法,意在把问题彻底摊开,不回避意见分歧,同时还可以在中央会议和地方干部会议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和互动。
事实上,基层干部们的想法,在一些省委书记那里也存在。如参加毛主席
几个省委书记,竟当面同党的主席“唱反调”,可见意见分歧之大,解决问题之难。毛主席又是怎样看待意见分歧的呢?他
如果不能同省委书记们形成共识,就不可能及时纠正“共产风”,调整公社所有制关系。
在这天会议上,毛主席还说:
印成一本,快马加鞭,鸡毛文书。你们开会的时候,开头三天到四天不要发,先让他们辩论一下,等到第四天、第五天,分批发给他们,作参考,给他们看。河南有些办法也是可以作参考的。
这段话的意思,自是提倡先让人们敞开思想谈真实意见,这样转过来的弯子,才是可靠的。如果一开始就由领导定调,基层干部们表面上通了,真正落实起来,肯定会打折扣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拟了一个整顿人民公社的方案。为慎重起见,也是为了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
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毛主席的确抓得紧。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发现个别地方的领导干部还不敢把郑州会议的要点一竿子捅到生产队和群众当中,于是,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连续批发河南、湖北等十多个省报来的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讨论材料,或比较异同,或介绍经验,同时亲临湖北、江西指导。这当中,又根据群众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郑州会议中的一些决策。如把“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单位,明确为生产队而不是生产大队。郑州会议说“旧账一般不算”,毛主席提出,“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毛主席在1959年二三月间围绕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做的工作,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发现问题、讨论办法、贯彻落实。从
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今人面临的已不是毛主席碰到的那些事情。但他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眼光、魄力和方法,则给人启悟良多。怎样来概括呢?可以用六个字,这就是“看得到,抓得起”。这也是毛主席自己概括的一种领导方法。
这六个字,毛主席在此前的
这六个字,毛主席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中,从正面作了阐发——
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三、毛主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倡导的
——分清主次,突出重点
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这是毛主席
二是“反对多端寡要”。
1959年3月,毛主席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三国时袁绍败于曹操的一个原因是“多端寡要”。在讲了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的一些事情后,他接着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年6月,毛主席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又说道:“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
所谓“多端寡要”,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常常表现为在一大堆问题面前看不到主要矛盾,抓不住要害问题,决策起来,头绪多端,力求面面俱到,什么都要讲、要做,结果却什么都讲不透、做不细,办起事来难免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疲于奔命,而影响全局的实质问题却得不到解决。避免多端寡要,关键在能及时判断出什么是当务之急、是急要之务。所谓当务之急、急要之务,是指那些必须解决的紧迫而又重大的问题,如不解决,就会使全局陷入被动,造成困境甚至危机。
三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后来还多次谈到。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
由上所述,四面出击、多端寡要、没有重点,是一种不好的、需要纠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则是与“不要四面出击”、“反对多端寡要”、“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相辅相成的一种正面倡导。从毛主席自己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来看,他确实习惯于集中一段时间抓必须做的和看准了的关键大事和急要之务,而且抓住不放,抓得很细,反复谈话,沟通思想,达成共识。即使下面已经执行了,他还常常转发材料,推广典型,以使大家加深对此急要之务的认识并交流贯彻执行的经验。这种做法,有利于把问题搞透,把工作做深,把事情办好。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有不少的工作实例。1950年秋天到1951年,他的工作重心是决策、指挥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春,为了筹备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远离北京,到杭州专注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9月至12月,他做的一件主要事情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看了大量材料,写了一百多篇按语,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956年春,为了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带规律性的问题,他用43天的时间连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及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随后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7年春,他集中精力做的事情是贯彻落实“双百方针”,思考并阐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冬到1959年上半年,他着重解决已逐步察觉到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问题。1959年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杭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便从理论上澄清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问题的认识。1961年春,他抓的大事是推动全党进行调查研究,还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深入农村调研。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抓关键的和急要的大事,对待日常工作,他也主张分清主次,突出重点。以阅看文件这种领导干部每天都要碰到的事情为例,1973年,他要求一位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多读书,对方回答说文件太多,没有时间。毛主席就讲: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无关重要的、与你毫无关系的你就跟着别人画圈好了。其实很多文件,本来是来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已经经过几道关口的修饰了,面目全非,也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有的文件,头几页你就别看,没意思,就看中间是什么内容就行了。要是让你批,让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认真对待了。总而言之,忙中偷闲,科学安排,是能挤出时间看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