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转型的结构性分析架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民主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理想，是人类主体自由的体现，是相对于公共权力独断的一种公共权力共享方式。民主化则是从公共权力独断状态转型到公共权力共享状态的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非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所能达成，需要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体的抗争和争取，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从人类民主生成的历史，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民主化发生的进程来看，要对民主化转型过程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至少涉及以下的要素和过程。本文拟提出一个民主化转型的结构性分析架构，以期对民主化转型过程有一个准确和完整的了解，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和借鉴。

　　一、结构与条件

　　民主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上发生的公共权力运作方式和公共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制约着民主化发生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空间，也影响着民主化过程的具体特征和民主生成后的具体形态。

　　社会结构：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育程度决定着一定的社会结构样态，社会结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反映，也决定着民主化转型时的社会资源分布状况和阶级阶层分化状况。社会结构不同说明社会发育程度和现代化程度不同，也说明民主化的初始社会基础和条件不同。如现代化理论所着重研究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状况、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状况等等。现代化理论通过统计资料所发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只是统计数量上的“现象”相关，只是一种“可能性”说明，而无法说明经济发展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中介而促进了民主化转型和民主发生。民主化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只是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为民主化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社会条件：是指与民主化转型过程相关的民主化运动中的相关主体可资利用的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既包括民主化支持者的社会条件，也包括民主化反对者的社会条件。民主化转型非自然生成，也非权力独占者自觉让渡或推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民主化推动者和民主化反对者的实力较量和博弈过程。因为民主化意味着公共权力从独占到共享的转型，现有权力执掌者的主流如果坚决反对民主化，就意味着民主化进程更为艰难、曲折甚至延迟。因为掌权者掌握着更为庞大和雄厚的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在民主化进程中更为主动和强势，掌权者有庞大的国营经济基础、有压倒性的暴力强制性力量，有现成的组织动员体系和制度平台。但民主化启动时，政权反对者或民主化推动者一定是也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如广大的中小型私有经济的支持，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拥护，自由民主理念先进者的大学生的参与，还有持续不断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的街头抗议运动。此外，在独裁或威权时期存在的局部和边缘化的民主机制，也为反对派提供了扩张民主空间和强化民主制度的制度条件和制度机会。如韩国在威权时期存在的议会选举，为反对人士当选国会议员扩大政治影响提供了制度条件。台湾在威权时期存在的地方选举为“党外”人士参与地方政治和推动民主扩展提供了制度机会。

　　社会的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决定着民主化反对者和民主化推动者各自的实力和动员能力，也决定着对民主化运动进行镇压或容忍的成本和收益，当容忍成本小于镇压成本或镇压成本过于重大甚至根本无法镇压时，就是民主化运动开启之时。

　　二、主体与组织

　　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只是提供了民主化的基础和条件，只是民主化的一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非有人类主体的抗争和努力不可。民主化并非自然而然的社会变迁，更多的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这就涉及到什么人和什么组织参与了民主化的进程。

　　主体：是指民主化进程的参与者，既包括民主化的反对者、也包括民主化的促进者，还包括大量的民主化运动的旁观者而享有投票权的民主化成果享有者。

　　民主化的反对者，更多的来自现有权力独享的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也包括民主意识未觉醒而担心自身生活受到影响的部分民众。权力独享的民主化反对者如果过于强大和强硬，民主化进程就可能难以起始或命运多舛。在其中具有强大威权、现有权力的最高执掌者对民主化的态度甚为重要，起初最高威权者也许对民主化心存疑虑，担心自身政权的崩溃，但在强大的民主化压力下，随着镇压成本的急剧加大，最高威权者也许会转变理念，压制住政权内部的保守派和强硬派，转而被迫支持或主导民主化进程。反对民主化的民众如果过于庞大或实力雄厚，就说明民主化的民众基础还没有成熟、民主化还没有民意基础，民主化也难以起始，即使民主制度急促建立也往往难以持续和巩固。

　　民主化的支持者，既包括现政权外部的民主化支持者，也包括现政权内部民主化的支持者。政权外部支持者，包括在现有威权体制下其自身的理念和利益无法得以完全满足的民众，更重要的是指民主化运动的领袖和领导群体，他们或出于对民主的价值信念，或处于个人的政治抱负和利益，其民主的观念和行为直接影响着民主化运动的展开方式和进程，也影响着民主化民众运动的动员方式和组织方式。此外民主化领袖与政权内部民主化支持者的互动博弈、谈判妥协的方式和能力更对民主化进程有着直接的决定性影响。政权内部支持者，在民主化力量弱小之时，往往处于“蛰伏”状态，在民主化勃兴之时和民主化压力愈大之时，处于民主信念或个人政治利益，往往转变成民主化的支持者。政权内部民主化支持者的力量强弱，往往决定着政权对民主是镇压还是容忍的态度，最高威权者如果坚决支持民主化，民主化开明派如果战胜民主化保守派，现政权可能会主导民主化进程，其过程也可能更为顺畅和快速。

　　民主化的旁观者和民主权的享有者，旁观者的多少反映了民主化运动的民众基础和民意状况，也反映了民主意识和民主动员的水平和程度。如果绝大多数公民对民主化抱有“无所谓”的态度，民主化运动就难成气候。如果多数公民不分阶层、职业、收入、宗教和文化而纷纷踊跃加入到民主化运动的各种抗争运动之中去，威权体制的镇压成本就会急剧增加。民主化的旁观者，在民主化开启之时也许无所影响，但在民主化转型之后，“搭便车”式的成为民主化后民主权利的享有者，在民主后第一次选举中和在其后民主的巩固中，旁观者的投票取向就能决定是执政党继续掌权还是反对党上台，民主化起初时的旁观者也许就成为民主化进程的被动或主动的参与者。

　　组织：组织是个体力量的整合体系和动员体系，对个体力量有放大和扩展效应。成员少而组织化程度高的小群体，往往在意志和利益实现方面胜过大而松散的群体。所以组织化程度和组织力量对民主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都是关键的决定因素，也是研究民主化进程必须关注的一个核心变量。

　　民主化支持者的组织体系往往有一个从小到大、从边沿到中心、从非法到合法、从高层到基层的发展壮大过程，其组织体系完善状况和组织能力是其组织领导能力和动员民众能力的反映，其发展过程影响着民主化的议题和进程，也是民主化程度的标志。从初期的办报办杂志、健全学生民主组织，到后期的支持“党外”选举和组建反对党，再到推动“普选”和成为执政党，反映了民主力量成长的过程，也是政权内外民主化支持者组织协调和组织分化组合的过程。

　　民主化反对者的组织体系，由于往往是现有权力独享的受益者反对民主化，特别是现有政权的执掌者，反对者的组织体系往往是现成的、既有的、从高层到基层全面覆盖的，既和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也和公共资源密切勾连。但随着最高威权者的去世或下台，政权内部的组织体系往往在争夺权力中会发生撕裂和分裂，政权内部的非主流派也往往从原来的组织体系中分割出去，成立新的反对现政权的组织。这种分裂出去的组织，和体制外的反对派组织也许不同，但在反对现政权、消弱现政权方面是一致的。现有政权组织体系的分裂是现政权的大敌，从此，民主化反对者的组织体系也就会发生从强大到收缩、从强控制到弱控制、从执政党到在野党的变化过程。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运动中反对者和支持者双方组织体系的变化就是一个佐证。

　　主体因素决定着民主化参与者的数量和质量，组织因素决定着主体因素力量发挥的方式和程度，在高度现代化和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中，组织因素对主体因素有着重大的放大和扩张效应。民主化的过程最终是主体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博弈过程，组织体系对民主化双方主体因素、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的效用和实力较量更为根本和重要。

　　三、事件和过程

　　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下，民主化的主体通过其组织体系进行着互动博弈推动着民主化的进程，这其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民主化事件和过程，民主化事件是民主化主体和组织力量的体现和较量，标志着民主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和互动纽带，民主化事件的整体构成了民主化的过程，民主化过程展示了民主化的特征和民主化的规律。所以事件和过程是民主化研究的动态核心要素和变量。

　　事件：民主化事件标志着民主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和转折点，研究民主化事件对民主化转型研究具有标识性意义。事件是民主化支持者、反对者、旁观者互动博弈的行动和活动，既包括民主化支持者发动的体制外的街头抗议、非法活动，也包括民主化支持者参加的体制内的选举活动和合法活动，还包括掌权者进行的镇压行为、妥协行为和政权内主动或被动进行的宪法和选举改革行为。其中绝大部分事件是民主化支持者和反对者实力较量和谈判妥协的过程。如台湾地区的民主化事件就包括1960年代的“雷震事件”、19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民进党成立、1987年的“解禁”、90年代的李登辉时代的一系列修宪活动、2000年的民进党上台执政、2008年国民党的重新执政等等。民主化事件标志着威权制度的瓦解和民主制度的健全，以及民主生活方式的逐步建构。

　　过程：民主化事件的连接和整体构成整个的民主化过程，过程中体现的各方力量互动和作用机制，以及威权制度的解构和民主制度的重建，体系着民主化过程的地域特征和发生机制。如掌权者主导的“变革”过程、反对派主导的“置换”过程、掌权者和反对派谈判妥协联合推动的“转移”过程，都体现了不同的民主化过程的机制和特征。民主化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揭示转型的机制性特征和规律，以期对后进民主化国家提供经验和借鉴。如韩国的民主化过程表现出更多的街头抗争和暴力冲突的特征，折射出掌权者对民主化事件的应对态度和策略。而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更多的通过“选举机制”和“政党互动”来推动而很少暴力色彩。对民主化规律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对民主化过程中所揭示的特征和通则的认识，涉及民主化各方的民主理念、民主战略和民主策略。

　　四、制度与生活方式

　　民主化转型涉及到民主观念的普及、民主价值的认同，更为根本的是民主制度的建构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实现。民主制度的建构标志着民主化转型的展开，民主生活方式的实现标志着民主的巩固和持续。

　　制度：民主化从根本的意义上是威权制度的解构和民主制度的建构，涉及到制度过渡中的制度衔接和制度替换，防止“制度真空”和保证平稳过渡是一项复杂而重大的挑战。涉及从一党体制到多党竞争体制，从任命制或间接选举到直接普选，从禁止“结社”到结社组党自由，从媒体管制到新闻自由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威权制度的和平退场和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是民主化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这需要民主化各方力量在制度创新、制度替换和制度运作中足够的理性和耐心，需要对民主制度和法治原则的真诚尊重和切实践行，需要广大民众对民主法治的认同和支持，而这就必须民主法治文化的养成和民主生活方式的达成。

　　生活方式：民主制度的建立对民主化转型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对民主化的成功更为根本的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健全。要研究完整的民主化进程，不仅要研究标志性的“普选”和民主制度，还要研究基础性和长远性的民主观念的普及、民主文化的形成、公民素质的提升等等民主生活方式的方面。当人们把民主价值视为“理所当然”，民主程序成为唯一获取和运作公共权力的方式，民主生活成为“自然习惯”的时候，就说明民主化转型真正完成，民主制度持续巩固，民主社会健全稳定。这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对民主法治的文化转型和文化认同，需要民主法治之根深深地扎在本土文化传统和每一个公民的心中。

　　权力独断更符合人之本能，权力共享更需要人之理性。由于民主化转型是一项十分复杂、人们努力为之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工程， “全景式”过程描述很难做到，也容易陷入“枝节”问题而难以把握“关键”。本文提出的“四对关系、八个要素”是研究民主化转型的一个结构性分析架构，是一种组织材料和揭示规律的方式。希望这一分析架构能对研究民主化转型，特别是东亚的民主化转型有所助益。

《民主建设的浙江实践与中国经验》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年6月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