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50年看今天：席泽宗的科学史

杨虚杰,席泽宗
透过50年看今天：席泽宗的科学史
作者：杨虚杰
来源：科学时报2007-8-20
他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成立50年来我国科学史领域唯一的院士；
他52年前发表的《古新星新表》至今为科学界瞩目，却没有用一分钱课题费；
他做出这一科研成果时，仅是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本科生；
今天，在他80岁时，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席泽宗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8月17日，隆重举行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建所50周年庆典上，“席泽宗星”命名仪式同时举行。对席泽宗来说，将此时此刻作为小行星命名仪式的时间再合适不过了。作为当时筹备建所的人员之一，自然科学史所50年的光荣与梦想就是他的光荣与梦想；最重要的是，他最瞩目的学术成就，无不与科学史——天文学史密切相连。
今年也是席泽宗先生的80华诞，虽然，用科普名家李元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迟到的荣誉”，但回首50年前的往事，那点点滴滴，连缀成了席先生的个人科学史。那些细节，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值得思考，仍然弥足珍贵。
席先生的话语一如他的治学风格，实在、简单、质朴，没有渲染，更没有夸张。有时甚至还略去了很多生动的过程。
偶然得来的“课题”——席泽宗不偶然的故事
席泽宗是我国著名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应该说，他成名很早，1955年，只有28岁的他在《天文学学报》上发表《古新星新表》，并立即引发美苏等国的重视。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天象观测资料，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席先生为此一举成名。10年后，他又和同事薄树人合作，普查了朝鲜和日本的历史文献，1965年发表《增订古新星新表》。两个星表被国际天文学界转载和使用，成为20世纪下半叶研究宇宙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的重要参考文献。一些西方科学家认为，这两个星表是20世纪中国天文学界最重要的成就。
必须承认，机遇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这个题目，当年是竺可桢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交给席先生做的。
但是，这一偶然得来的“课题”却有着不偶然的故事。
《科学时报》：当时竺老怎么选中你做这个题目？
席宗泽：可能是因为竺老认识我在中山大学时的天文系主任。我在大学时就写过一本《恒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此，我大学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后，就去拜访过竺老，当时竺老恰好分管编译局，其后常在一起谈工作。
《科学时报》：这个题目是苏联给我们提出的？
席宗泽：20世纪40年代初期，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49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不久发现著名的1572年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遗迹也是射电源。于是天文学家产生了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由于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因此要检验上述设想，必须借助于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证认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的工作的重要性是很多人意识到的。杨振宁曾经对我说起过，他最初到美国后，他的老师氢弹之父泰勒，就叫他做这个题目，他还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去看过，觉得资料太多，后来就没有做。1953年，竺老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这篇文章最早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来翻译成俄文，在苏联《自然》杂志上登出来。很快，竺老就接到一封来自苏联科学院的信，希望中国做这一研究工作，我那时恰好从哈尔滨学习俄文回来，竺老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事情都是很巧的。
《科学时报》：这么有影响的题目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才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啊。
席宗泽：我当时还在编译局工作，编译局的领导人杨钟健、周太玄，都是大科学家。他们对年轻人做科研也很支持。接了这个工作后，我就专心做这个，别的事情就少做了，主要是到图书馆查资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那时在王府井。当时图书馆条件好，想要借多少书都可以，抱回家就行了。
《科学时报》：当时有课题经费么？
席宗泽：那时什么都没有，拿了题目去干就是了，也没有现在的开题、填表等程序。我们这个学科那时根本没有课题经费。其实，现在看来，天文学史或者说科学史研究也不是非要有多少课题费才能做出成绩，因为，主要是查阅资料，分析、梳理和研究。
《科学时报》：你作出这个研究也只是一个毕业时间不长的本科生，我们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当时的本科教育很好？
席宗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当时上大学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有很多学生运动、政治活动，花去很多时间，但要说教育质量是很高的，出了不少人才。我们那一系20多人，出了3位院士，还有两个比我强的——上海天文台的叶叔华和中科院物理所的李方华。这个比例应该是很高的了。对我自己来说，除了有很好的古文功底，能够阅读古代天文文献，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天文学知识。
不是说现在的本科生不好，但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我大学一年级开始写文章，到中科院后半个月，就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当时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向几百人作了一场科普报告。
《科学时报》：竺老一直关注你的研究么？
席宗泽：是的，我有问题随时可以去找他。我看现在还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他当过浙江大学校长，管过很多事，但是学问做得很大，天文史他也做过一些。他做过的东西，现在来看，对西部大开发、环境问题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当时他是中科院副院长，管的事情多得很。没有他，我不会做成这样。这其中很多细节在竺老的日记中都有记载。他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评价这一工作是建国以来科学史最大的成就。
只带了3个博士生——席泽宗的学术观
1954年秋，在竺可桢的大力倡导组织下，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自兼主任，叶企孙、侯外庐兼副主任。委员会又设一研究小组，1954年12月到1956年底，席泽宗是这个小组的兼职成员。
1957年元旦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之前，席泽宗调了过来。从此专做天文学史研究工作。此后很长时期内，他一直担任该室最大的一个组——天文、工艺、化学、物理史组长。在此之前，我国的老一辈天文学家比如张钰哲、陈遵妫等人都有兴趣作些天文学史的研究，但是，我国以天文学史研究为专业、为职业的第一人应该说是席泽宗先生。
1983年，席泽宗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席泽宗抱着“宁缺毋滥”的观点，严格挑选博士生，从那时到现在只在本所带了3个博士生，第一个博士生江晓原如今成了著名的学者。
2000年，席先生出版的自选集《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收集了他50年来的重要文章，正如宋健院士在序言中所说：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提高和普及并重，科学性和普及性均好。席先生曾经引用叶企孙先生生前的话说：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文章30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硬。
席先生视叶企孙为老师，他的学术观也受到叶的影响。
《科学时报》：其实你从天文学到天文学史也是一个转行。
席宗泽：我从哈尔滨学习俄文回来，不是去看俄文，而是去看古文，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我那时对天体物理特别感兴趣，感到做一个《古新星新表》这个题目还可以，但是以后以史为专业，还认为是个很大问题，就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有意思的是，历史学界的人都反对，但搞天文的两个前辈都赞成，就是张钰哲和戴文赛，后来，我就到天文史中去了。
《科学时报》：你这么多年来只招过3个学生？听说要成为你的学生很难，要懂天文、懂外语，还要古文好？
席宗泽：是的，江晓原就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博士生。在此之前有很多人报考过，没有录取。我的原则是没有学生没关系，要招就要招好的。学科学史的人太多了，国家就要倒霉的。科学史所是招学生比较早的，从1957年开始，到1964年，断断续续招过几个，还都不错。
《科学时报》：我国天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如何？
席宗泽：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现在江晓原的学生钮卫星就不错，而他也已经开始带学生了。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这个学科不需要一千个、一万个人，就是那么多资料，关键是有几个能够拿得出来就行了。
唯一的科学史院士
——席泽宗的科学史
1956年，国务院制定的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科学史部分就是在竺可桢主持下，由叶企孙、谭其骧和席泽宗起草的。现在，叶和谭均已过世，席先生见证了科学史这门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过程以及与国际的交往与联系。1991年席先生膺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从1957年我国成立这个学科起，50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我国国内唯一一位科学史院士。
《科学时报》：你是我国现在唯一的科学史院士。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没有新的人选加入？
席宗泽：应该说这与我国学部的设立有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恢复学部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成立管理学部，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管理等涵盖进去。据说国务院已经批了20个名额，并且成立“管理学组”，不如别的学科那样大，就不叫部，而叫组。但是后来中科院有些老科学家反对，就没有办成。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成立这个学组，那每次遴选都会有几个名额，就会有些人被选进去。
《科学时报》：那你是怎样被选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的？
席宗泽：我是从天文学申报的，归数理学部。我的《古新星新表》科学史界有人不承认是科学史，天文学界是承认的。现在这样做很难让做科学史的人出来，因为你必须经过学科这一关，但是学科都是前沿的基础研究，科学史很难排。现在有些科学史研究者做科学文化、编史学等，那就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了。在法国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有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是他们的院士，我和刘钝就是；也很难，要有用外语发表的著作，还要有不同国家的两个院士推荐，然后再经过投票选举。
《科学时报》：怎样看我国现在科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
席宗泽：科学史这个学科50年来在我国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1956年制定科学史的发展规划时，根本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做这个工作，搞自然科学的人都不愿意来。现在，除中科院外，越来越多大学开设了这个学科。“文革”中，科学史的研究也没有停，这也许与毛泽东在1964年说过的“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关于哲学工作的一次谈话》）有关系。相信当年竺老也不会想到，2005年国际科学史大会能在中国召开。
作科学史研究的机构太多了不行，但也不能太少，要有竞争。我作的古代超新星研究实际上是运用古代的材料解决现代科学上的问题，我在给科学史所最新出的文集写的序言中就说，不要讨论科学史是什么，你认为是，你就去做。
（题图摄影/刘新武）
席泽宗小传
天文史学家，1927年6月9日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41年日寇侵陷垣曲后逃难到西北，在陕西洋县和甘肃兰州读完初中和高中。1946年在师长们的资助下，考入中山大学天文系。在学期间，即在广州和香港的报纸上发表科普文章20余篇，并写成《恒星》一书，于195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51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自1954年起，在竺可桢和叶企孙的指导下，从事天文学史研究。195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后在该所工作至今，历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所长(1983~1988)、博士生导师。
席泽宗自选著作5种：
1．《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科学史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
3．《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思想卷》 科学出版社 2001年
4．《科学史八讲》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94年
5．《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 人民出版社 1975年
文章来源： 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7820130402501872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