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崛起不是西方化 欧美模式有六弊病

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没有理由说，其他国家照搬它们的模式就会成功。西方的资本经济不必是必然或唯一的结局。美国并没有模仿英国的君主制，在经济上还是超越了英国。同样，一个国家也并不是一定要采取美国的两党两院制才能在经济上赶过美国。

世界应当是多元的

世界应当是多元的还是同元的，这是人类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希腊哲学认为，混沌宇宙因为有了普遍一统理念才发展成序；中国哲学则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大千世界。这种争论听上去像是象牙塔里的哲学思辨。但是，对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来说，把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看作是经济繁荣的一种模式，还是放之于天下而皆准的唯一模式，已经成为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成不了发达国家的症结所在。

理论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是时代的需要。中国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对世界经济所起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依靠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能够减少国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国家而论，占据世界第3位；按人口而言，在世界的第100位之下；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可是在国际金融的迷宫中步履维艰；市场经济为社会提供了生产财富的动力，可是，历史造成的弱势群体仍然需要政府的保护，以防止社会财富在“还富于民”的口号下过度集中到少数先知先觉的人手里；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起步于同先进国家的竞争，面临着全球资源的紧缺和人口年龄的老化。这样的经济实体，显然不是亚当-斯密斯时代的英国，也不是密尔顿-费里德曼时代的美国。

凯恩斯和费里德曼代表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派，但是，他们两人在有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凯恩斯说，世界上很少有比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理论更强有力的，正确的理论是这样，错误的理论也是这样。费里德曼说，危机才能导致真正的变化，人们在危机发生时不得不根据现有的理论采取行动。经济学家的功能是要未雨绸缪，事先为新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根据。中国13亿人口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人类经验中从未出现过的，它需要有系统的、源于现实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不是从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模式中寻求根据。理论应当是政策的先导而不是诠释。西方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适用于国内的经济转型。

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形态，有它们植根于历史环境和具体国情的偶然因素。没有理由说，其他国家照搬它们的模式就会成功。耶鲁大学的威廉-高兹曼教授和基尔特-罗温豪斯特教授在《价值的起源》中指出，中国古代就有发达的金融技术，这种情况说明了经济体系有可能按多重途径而多元进化。西方的资本经济不必是必然或唯一的结局。美国并没有模仿英国的君主制，在经济上还是超越了英国。同样，一个国家也并不是一定要采取美国的两党两院制才能在经济上赶过美国。

不必重演原始积累的痛苦过程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进行了不少反省。我们今天看到的欧美经济模式，是同它们各自的企业结构、历史成因、社会机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编织在一起的。这次金融危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将欧美经济模式的原动力同它在一定的政治和文化的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剥离开来进行分析的机会。艾瑞克-拜因霍克是进化经济学的提倡者，他在《财富起源》中提出，后起的经济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往往采用“分辨、选择和放大”三个步骤实现对先行经济形态的进化。如果我们对西方的经济模式进行分辨，以选择我们需要的核心因素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就是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斯的市场经济理论在美国实现得最彻底。从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这么几个假设之上的：人们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劳作，这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将人们的自私行为纳入对社会公益服务的轨道；市场通过供需关系调节和分配资源、资本和劳动力，决定价格，通过所谓的“无为均衡”，产生最优效益结构；市场运作推动分工制度，释放生产力，这包括不同技能的分工，也包括国际间的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分工；市场竞争导致进步，淘劣选优，推动创新；市场经济导致资本的集中和产权的认定，而资产权益的契约化和证券化以及对产权的认证和保护，根据萨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的分析，是释放社会财富，创造资本的本源。

亚当-斯密斯的市场经济，就其纯粹理论形态而言，是一种乌托邦。尽管斯密斯自己说过，一个大部分人生活贫穷的社会是不可能繁荣和幸福的，但是，单凭市场来调节的分工，必然导致劳工与资本的对立冲突以及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揭示和解决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历史性的贡献。经过1929年经济危机，美国依靠罗斯福的新政将中产阶级建设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中流砥柱；二次大战之后，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都有浓厚的国家通过税收，干预社会财富分配的色彩。根据罗纳德-道尔在《股市资本主义与福利资本主义》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建立的社会制度在保留了市场机制的同时，更注重于社会各阶层的合作和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它们并不完全是亚当-斯密斯时代的市场经济的模式。

如果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那么，发展中国家应当采用市场经济的模式，否则，经济发展就没有了内在的原动力。不过，如果按照新古典主义所说的，单纯照搬西方模式，抽象地将“民”与“国”对立起来，对市场运作和分配制度无为而治。那么，这实际上是忽视了从亚当-斯密斯到今天的历史发展。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一次西方模式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痛苦过程。仔细分析一下各国的经验就不难看出，由于国内目前的社会制度，中国比起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采用市场经济的同时，限制依靠非经济权益得到经济利益的所谓“寻租”现象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一次西方模式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痛苦过程。仔细分析一下各国的经验就不难看出，由于国内目前的社会制度，中国比起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采用市场经济的同时，限制依靠非经济权益得到经济利益的所谓“寻租”现象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西方模式有它自己的麻烦

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最近在他的《自由坠落》一书中指出，在过去的25年内，虽然它理应能够自我调节，资本经济还是屡次需要政府出手拯救，西方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说，政府的周期性的救市行为是资本主义的“成本”。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在依托西方模式而发展起来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它自身的一些内在的弊病。

首先，市场提供的价格未必一定合理。亚当-斯密斯和新古典主义的学说建立在一种“完美市场”的假设上。它所假设的是，任何市场，只要是市场，都能综合所有相关者持有的所有相关信息。市场经济中的第一法则是“供需关系法则”，它就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事实上，市场有质量的好坏，一个市场的质量取决于相关者的参与水平，吸收信息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以及交易的公平程度。譬如，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局限，很难说人民币的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所反映的是人民币合理的价格；再如，因为供应商的相对垄断，很难说目前铁矿石市场的价格是合理的价格。资本经济的原动力是追求盈利，追逐盈利的冲动同市场价格的滞后性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的关节点上破坏了“供需关系法则”，导致产品和产能的过剩，造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

其次，资本经济的发展，创造出了金融运作这个新的层面。从亚洲经济风暴以来，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危机都是由金融危机而不是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导致的。根据大卫-罗奇和巴伯-麦奇在《新货币主义》中的分析，由于金融资产的急剧增长，全球的资产流动性至少是全球GDP的10倍，它的增长速度至少是GDP的5倍。这种由金融运作而生成的流动性是导致过度消费和资产泡沫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外汇储蓄和居民储蓄的数量，相比之下根本不可能像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是成为危机的成因)。这种金融力量是市场经济本身所驾驭不了的(这也是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通货膨胀并不完全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原因)。

第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得越多，销售得越多，资本生成的盈利就越大。这样的学说是以自然资源是使不尽和用不竭的假设为前提的。根据詹姆斯?斯柏斯在《世界边缘的桥梁》中提供的数据，人类从猿人发展到1950年，每年的GDP才7万亿。此后，世界的GDP差不多每10年增长7万亿，目前已经达到57万亿。斯柏斯认为，资本经济的本质就是追逐盈利和创新、追逐高效率、不断拓展到新的领域，它重视当前胜过将来，重视私有胜过公有。由于资本经济的这种内在倾向，人类在能源、大气以及水这些起码的资源方面已经开始面临困境。

第四，资本经济的宗旨是提高生产力，加大资本积聚密度，减少劳动力，降低劳动成本，从而增加盈利。因此，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就有了就业的问题。就业人口的多少，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的消费能力以及对产品的需求。在西方，目前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需求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从而保持就业率)而消费(增加需求)。对盈利的追求将市场经济推到了自己的反面。

第五，市场经济的另一条法则是所谓的“一个价格法则”。这条法则是以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市场完全开放为前提的。随着全球化的出现，各种经济体制的国家互相进行贸易，由于贸易壁垒、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以及不同的货币体系，“一个价格法则”显然并不适用于全球化的市场。

第六，代理人问题是市场经济在现代产生的但无法依靠自身解决的另一个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股份制和投资机构的出现，资产的所有人往往不是资产的管理人。管理人往往为自己的利益而无视甚至牺牲所有人的利益。麦道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根据激励理论，管理人的奖励应当可以合理量化。但是，以人才竞争为理由而发放的高额奖金，尽管人人都知道它暴露出负面效益，市场经济靠自身仍然无法对它进行调节管理。斯蒂格利兹把代理人问题看作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对代理人进行管理，是西方金融监管改革中一个让各国政府头痛的问题。

西方模式的资本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种危机出现的频率正在变得越来越高。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但是，整个经济结构却没有产生出能够纠正自身缺陷的机制。西方各国的金融监管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的改革，很可能不会有实质性的成果。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这类危机出现的概率很低这种设想上。但是，现代金融和信息技术的长足进步以几何倍数放大了经济活动中的肥尾现象。可以预见，下一次出现类似规模危机的时间不会再是80年。如果单纯模仿西方模式，发展中国家也会陷入类似的危机。

西方模式的资本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种危机出现的频率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可以预见，下一次出现类似规模危机的时间不会再是80年。如果单纯模仿西方模式，发展中国家也会陷入类似的危机。

世界经济需要平衡的力量

在西方模式已经存在的环境中，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所占的优势，发展中国家想要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很难。泰国的1997年危机是典型的例子。所以，中国的崛起不应当是世界的又一次西方化。

西方模式多年来的垄断地位，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世界建立了若干如果没有这种历史遗留就未必存在的门槛。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加勒莫?卡尔佛教授在“直面金融危机”一文中分析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机时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主要起因于国家的外部而不是内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汇率的争议、贸易的壁垒、福利条件的差距、资本流动的冲击、西方金融机构的优势、产业的分工、现有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相关危机的影响，所有这些对新兴国家都是一种压力，迫使它们将新兴经济纳入现存的以西方经济和金融体系为主导的国际经济轨道。

这种西方独大的体系对西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未必是件好事。西方的经济需要不同经济体制的竞争，需要债权国对债务国的财务和货币政策进行监督，也需要对金融行业进行国际同步的监管。随着金融泡沫的消失，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将下降。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是竞争。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可以为新一轮的竞争在国际上提供一种平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