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48):郭德纲事件之伶人的讽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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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48):郭德纲事件之伶人的讽谏

孔庆东说:“郭德纲是我们国家相声界唯一的,敢于讽刺权贵、敢于讽刺不正之风、敢于反对潜规则的,这样一个民族英雄!”他的说法是不确切的。郭德纲针砭时弊,是为了社会能进步,丑恶能减少;也是为了让大家笑骂过后能够气儿顺,而不是为了拱火儿,不是为了让大家出了剧场,就去抗议造反。这种讽刺,实际上是最为有益无害的一种,属于讽谏的范畴。

提意见可是有风险的,比干挖心,子胥沉江等等,闹出人命的情况多极了。所以儒生想要直言,非要抱定“文死谏”的决心不可。魏征、海瑞的事,不过是运气好的特例,当不得榜样的。而讽谏因其和风细雨、婉转贴心,基本避免了拿鸡蛋碰石头的命运。事例也是极多,比如齐之大夫晏婴,简直就是讽谏专业户。而伶人虽然如郭德纲所言,都是“半个心理学家”,最适合干讽谏的差事。但是自古囿于下九流的地位,有正义感者众,主动去干且干出成绩的却不多。

春秋时,楚国的贤相孙叔敖死后,家里穷的吃不上饭。伶人优孟看不过眼,就假扮成孙叔敖,在朝堂上晃悠。楚庄王见了好激动,说你太像我那老哥们儿了,你就当令尹吧。优孟拒绝说,当令尹有什么好处,还不是子孙受穷。于是成功为孙叔敖的家属挣回了一份儿安家费。

南宋时,名将张俊贪鄙异常。一伶人就对皇上说,自己能从铜钱的方孔里给人相面。皇上使其相秦桧,答曰“相星”;再相韩世忠,答曰“将星”,最后相张俊,答曰“不见星,但见张王在钱眼儿里坐。”此伶之后是否倒霉,不得而知,但当时大家一堂哄笑,是可以想见。

西元1949年,解放了,伶人成为文艺工作者,对于种种人民内部矛盾加以讽谏,正当其时。可是很不幸,反右斗争来了,马三立老因为一段《开会迷》,被打成了右派。马老所刺的,不过是领导阶层的最末端,遭此难,尽显当时“党委书记专政”之本质。但我以为,就算马老不说这段,凭着他一副孙猴子的模样,也难逃此劫。

终于等到了改革开放,扣帽子,打棍子被禁止了。可是言论自由的保障,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记得改革之初,有一段儿讽刺“官倒”的相声,是郭德纲的恩师侯耀文先生与石富宽先生合说的。电视里,相声中,侯耀文依仗着“他老人家”的权势,大发其财,还放言说,只要“他老人家”同意,我们哥儿几个“能把前门楼子安四个轱辘,把它推到柬埔寨卖了”。石富宽还一个劲儿问,“他老人家”是谁呀?当时我就捏着一把汗,心说可千万别说是邓公啊。当然了,并没有说出邓公的名字,而是曲终奏雅,“他老人家”是“我舅舅”,被戴上手铐抓走了。估计事后,侯耀文老师被有关领导叫去谈话,是免不了的,但是并没有被封杀。相较之下,侯宝林先生,虽号称大师,外面不让说的相声,也为太祖爷说过七八百段儿之多。可是复出之后,并无一言言及“电视台不让播”的“实事儿”,达到了名士阮籍“口不臧否人物”的境界。我不能不为他惋惜,为他遗憾。

终于,郭德纲来了,除三俗以外,在讽谏方面,也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此次遭难,此实是主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很是让许多人不满。可是我以为,政治上的进步,也是明显的。我们见的不平事多了,就是表现之一,暴露矛盾,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其实这也不奇怪,有“市场经济”,能无“市场政治”吗?就说这回的郭德纲事件,似乎是广大网友和极少数名人救了他,可是从根本上说,还是D和国家救了他。无政治之清明,网友及名人可得发声乎?语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又云“乘人之车,载人之难。”逢此盛世,郭德纲当更精研业务才好,有一旧事,可供郭德纲参考:

那还是万恶的旧社会,九一八事变之后,有两个说相声的在北平演出。那次说的是“腿子活”《八大锤》,当逗哏的扮演的王佐向认贼作父的陆文龙讲述实情时,有一句唱是“如今的人儿不如他。”捧哏的就问如今谁不如他,逗哏的用手往台下一指:“就是他!”台下听相声者为谁?原来第一排正中,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当时众人皆惊,以为张学良会大怒,可是身负家仇国恨,头戴“不抵抗将军”帽子的张少帅,哪还有脸发火儿,他只有痛哭逃离。

再后来,将军一怒,遂成千古功臣。千夫所指,说相声的与焉。由此可见,伶人之讽谏,岂有止境哉?郭君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