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文明与发展

主题：中国政治文明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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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文明与发展（合订稿）    圈友：  瞭望
提要 | 政府的合法性通过民主得以实现。而在政府治理之外，国家还和民族性与发展史紧密相连。当西方在用民主洞悉人类文明的时候，中国好象正用发展诠释着这种文明的价值。那么当民主评判作为大国外交实现的手段时，全球化是否真正给中国带来了足够多的冲击？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冷却和西方理想主义的破灭，人们又能不能确定民主真正给人民带来了幸福？通常中产阶级又被看作是发掘民主的使命者，但是考察通过中产阶级承上启下的“和谐社会”，一个年轻而强劲的国度正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仅供圈友交流使用）。
文章来源：珍爱女性（可点击进入）
引用资料：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上海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提示：中国的政治文明 / 当民主评判作为大国外交实现的手段时，与之呼应的却是新兴民主秩序的溃散 / 中国中产阶级与民主 / 中国政治文明与经济奇迹
中国的政治文明
“民主”一词在希腊语中意指“人们的规则”，即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有权生活在一个以自由和正义为特征的社会里。关于民主政治，西方以政府的合法性作为基本考量，相信通过选举制度民主才可以保障，而政府的合法性也正源于此。然而，在政府治理之外，国家还和它的民族性与发展史紧密相连。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与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分庭抗立，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孕育着自己的政治文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体以阶级性及其范畴决定国家的性质。而所谓政体，则是指国家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指一定的阶级采用什么具体形式实现专政。中国的民主政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理论建构中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的统一，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方法论上，“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国家在民主改革中坚持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行动纲领。这在宪法修正案中充分体现出来。
注解：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进一步确立了党的行动纲领，“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修正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行动纲领，修正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进一步确定思想路线，修正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文明政治大相径庭，但中国的民主道路符合中国国情，它召示着长期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景象，蕴涵民族性和文化传统，是“中国奇迹”的根本。
当民主评判作为大国外交实现的手段时，与之呼应的却是新兴民主秩序的溃散
在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的世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也主张将美国的力量与美国的民主使命相结合，寄希望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美国的政治体系，抱有“民主理想主义”的梦想。
美国的民主宣言在小布什上台之后更加显露。他在就职演讲中说道，“最伟大的理想就是正在实现的美国诺言，即：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地位，都有成功的机会，都会有所作为。美国人肩负着一种使命，在生活中和法律上实现这个诺言；尽管我们国家曾耽搁过实现这个承诺，但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这条道路……。自由和我们国家的敌人应该明白，美国仍将无愧历史地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形成宜于自由的均势。我们会保卫我们的盟国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会谦和地表明我们的目的；我们会坚决而有力地痛击侵略，反对信誉败坏；我们还会向所有的国家表明孕育了我们民族的价值观。”
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整个世界都似乎进入到了后9.11时代。美国的决心也随之更加坚定了——“已经发生的事和常识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这片土地上自由的存在越来越依赖其他土地上自由的成功。如今，美国核心的利益和我们最深的信念合二为一了……。所以，美国的政策是促进和支持所有国家和文化内民主运动和制度的发展，这项政策的终极目标是结束这个世界的暴政……。美国不会佯装以为被囚的不同政见者喜欢身上的锁链，或者妇女欢迎对她们进行羞辱和奴役，或者有哪个人的志向是生活在威逼恐吓之下。所有生活在暴政之下的绝望的人都知道：美国不会无视你们所遭受的压迫，或者原谅压迫你们的人。当你为自由挺身而出时，我们将会站到你们的一边。面临镇压、监禁或流放的民主改革者能够知道：美国将你们视为你们自由国家的未来领袖。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能够知道，我们仍然同亚伯拉罕.林肯持同样的信念：‘拒绝别人自由的人也不配得到自由。在公正的上帝的治理下，这些人也无法长期保存这些自由’”。美国决心坚定（之后也确实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不过在上述这次就职演说中，布什政府也意识到了美国价值要强加于人也绝非易事——“当一个民族的灵魂最终讲话时，所建立的制度可能反映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习俗和传统。美国不会把自己的施政方法强加在不情愿的人身上。”
综上所述，美国对专制的指责，又是否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征战”重塑格局呢？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与中国的外交令世界瞩目。然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只是外交策略的一个部分，实质是外交实现的手段。其结果也验证如上所愿——布什政府深深体会到了美国价值观要强加于人所遭受的失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耶鲁演讲时，也对此表明立场——西方文明是优秀的文明，东方文明也同样灿烂，任何人不应该对别国带有偏见和歧视。
接下来，民主制的政治治理方式在新兴国家的推行又是否成功呢？——《亚洲民主在艰难中前行》——在整个2008年，许多亚洲人似乎逐渐对民主政治丧失信心。尽管在过去的两年里，泰国和韩国开创了引入公众领导人选举活动的先河，但大街小巷仍然因大规模抗议活动而骚乱不断。巴基斯坦和东帝汶正在迅速走向国家衰败的境地。马来西亚因缺乏有效治理而遭受损失，这也证明了单单举行投票选举并不能确保实施一种健康的民主制度。蒙古因选举后发生的骚乱也遭到了冲击，与此同时，孟加拉则正在试图驱除那些统治期满两年并得到军方支持的政府势力。该政府在12月29号大选中获得了很高的选民支持率。此次选举也使非宗教的孟加拉人民联盟重新回到了政府机构。菲律宾早在1986年就发起了该地区的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最近还一直处于紧急状态。即使在印度，孟买恐怖袭击也暴露出人们对民选政府的极度愤怒。其原因是该政府未能履行一项基本职能——保护公民免受伤害。还有日本，近年来该国首相的更替快得犹如时尚潮流的变化……。新兴民主政体为成长付出代价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目前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任其转移扩散，亚洲国家可能会因民主制度被认为是混乱、无效或者是腐化堕落而对民主观念产生极度的厌烦。
最后，民主是否真正给人民带来了幸福？——《民主会令人幸福吗？》——过去数十年，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都坚信民主意味着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民主并不能保障民众获得幸福，只有幸福的民众才能构建民主。在“幸福科学”的研究领域，许多全球知名的社会学家正基于有力的研究数据探究如何评估具有文化属性的现象，例如幸福与信任。无独有偶，许多政治学家多年以来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例如出版自由和选举权），试图由此评估社会的民主程度。调查数据在经过筛选和处理之后，通常会将社会学家导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幸福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富裕的国家，不仅具有温和的气候，更要享有稳定的民主。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幸福的人群（即整体上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群）才是构建民主的先决条件……。冷战后，部分原苏联与其东欧国家的“卫星国”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民主潮流，但这些国家的民众并未感受到预期的幸福。事实上，以摩尔多瓦为代表的许多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幸福指数甚至还比不上原苏联时代。在“全球价值调查”发起的200多次调查中，全球30个最不幸福的国家中有28个是原苏联东欧国家。在俄罗斯，尽管民众有权在相对自由的选举中投票，但大多数民众的幸福和信任指数均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与原苏联国家相比，中国则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过去20年里，中国不仅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中国民众的幸福指数也相应地持续提高，目前已达到原苏联国家民众幸福指数的两倍……。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都不是单纯以理想主义为指导的，过于执着理想主义的人势必会遭到现实的打击。伊拉克的惨痛现实再次证明，推翻一个不民主的政权并不一定能将毫无信任的不幸社会转变成充满信任的幸福社会。诚然，“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和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最终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民主发展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局势的进展已经表明，在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调整。有关民主的议题，也并不像小布什那样振振有词了，而是表示愿意结束与伊朗的敌对关系，也没有对朝鲜这样的国家严加指责——“对于伊斯兰世界，我们基于互利、相互尊重的前提找寻前路；对于世界上一些散布冲突，或把自己社会的病态怪罪于西方的领袖，要知道你的人民只会通过你的建树而不是破坏来评判你们；对于那些透过贪污、欺骗、打压异见者来稳住政权的领袖，要知道你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面，但如果你们能够改变，我们愿意成为你们的朋友。”
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公然地通过评估别国的人权状况来宣扬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对中国而言，美国在改善两国关系上，最初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一面。虽然在之后有过波折，但又在短期内得以修复。显然，对于对华政策，美国除了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外似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中国中产阶级与民主
中产阶级曾被看作是民主化中唯一的最重要的力量。1966年，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简洁地总结了几十年的学术观点：“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历史喻示着中产阶级会做出些激进而又与众不同的事来：在19世纪的英国，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以和平方式进行鼓动，争取投票权；在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新崛起的中产阶级支持民主；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中产阶级支持法西斯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中产阶级最初还支持通过政变上台的军阀。
直到最近几年，俄罗斯弱小的中产阶级还似乎倒过来协助掀翻了好不容易获得的非常脆弱的自由，从而使普京先生的声望在各个阶层都很吃香。在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争中，这些中产阶级还特别表现出嚣张的民族主义气焰来。在泰国，连年不断的政治动荡之后，中产阶级分裂成曼谷集团（多数与皇室精英结成同盟）与乡镇集团，后者与农民和前首相他信的政治集团结成联盟。这种分裂削弱了民主力量。土耳其也有类似情况，关于公共场合女性戴头巾及执政的正义发展党的合法性的法律争论，使中产阶级分裂成世俗的伊斯坦布尔派和新产生的虔诚宗教的安纳托利亚派。另外在南非，执政的非国大的分裂可能与对“黑钻石”（种族隔离取消后奋斗到中产阶级地位的南非人）的表现不满有关。然而最糟的是，中产阶级至今还助长最野蛮的暴力——肯尼亚可能是东非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但这并未妨碍它在2008年初陷入可怕的部落冲突；斯里兰卡和印度泰米尔中产阶级资助恐怖组织泰米尔猛虎，而僧伽罗中产阶级却为斯里兰卡武装力量对猛虎组织的残酷进攻大喝其彩。
显然，中产阶级历来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虽然“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中产阶级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即便在中国，中产阶级对社会变革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过去几年，中国经历了两个广泛的社会变革，都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影响。一个是“权利运动”，新一代民间律师受理了滥用权力的案件，通常是地方官员滥用权力，律师把他们告上法庭。其中多半是环境案子，律师代表受环境退化影响的社区发起斗争，另一类是财产争端，房屋所有权的大踏步进展引起了新的房主与地产开发商的诸多冲突。还有一个社会变化是互联网的发展。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互联网用户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认为，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中产阶级对世界的认识及其互动的方式。大多数用户认为互联网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政治，更能影响政治领导人。那么中产阶级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呢？
“中产阶级”指的是一个收入范畴，也指一类态度。用印度评论家沙什.塔鲁尔的话来说，这个分类倾向于社会学，而不是逻辑学。
基于一般属性的考量，研究者将中产阶级界定为占据一定收入比例的社会群体。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通常取值在日收入2~13美元的范围。但是，以绝对的标准来定义中产阶级是很难的。戴安娜.法雷尔就认为，当人们的收入除去衣食住的支出后还剩余1/3左右能用来娱乐消遣的时候，就成为了中产阶级。当然也可以把个人的消费全都当成是家庭的支出。这样也有学者将中国的中产阶级界定为家庭平均年收入在6000~25000美元的人口。而这个人数发展迅猛，在1995-2005年的10年间，就从近乎于零发展到了8700万人的巨大群体。
至此，如果说中产阶级推动民主进程，那民主制度会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民主制度是如何成长的. 理查德.辛克达（摘录）：
眼下是世界民主人士的困难时期，从容的民主过渡已成历史，具有民主因素的国家已经停滞不前，最新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在紧抱过去的改革时也犹豫不决。伊拉克的骚乱、普京在俄罗斯实施铁腕，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这一切似乎增强了这一令人失望的局面。
一个国家的民主机会是随着人口年龄变老而增加的。调查一下近几十年来形成真正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15~29岁工作适龄人口的比例，就能发现这个模式。当青壮年的比例下降到36%~42%时，这个国家就完整地形成了没有政治倒退或军事政变的民主制度，这在亚洲和拉美的政治中已经非常普遍。在青壮年比例下降之前已经出现高度民主制的国家，往往会成为自由较少的政体，如厄瓜多尔、斐济、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委内瑞拉所实行的那样。
许多研究也表明，年轻人口数量的过度增加，最容易产生高危的政治暴力和内乱。托马斯.霍布斯说过，当社会上有大量的年轻人和失业者存在，当国民面临着安全和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是愿意放弃自由的。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青年和失业众多的社会，对极权主义的支持率会上升就不奇怪了。
“青年膨胀”现象只有在出生率下降约20年后才会消失。也许最让人惊讶的是，可以进行自由主义民主转移的首选地区是非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其次是在南美洲。到2020年，上述两个组群中可能有一个或两个国家将会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
当然，情况并不一定必然如此。社会年龄本身并不能说明哪些国家真正处在民主制的边缘及其原因。还有，人口状况过去的表现披露了一些失败的例子，如古巴和俄罗斯，它们应该自由化却没有自由化，还有泰国，应该坚持其自身的自由民主却未能坚持。在南部非洲，艾滋病照理会使其政府在政治上更加脆弱，但实际却不然。
有的情况显示，成熟人群过于微弱，不能削弱强大的个人专制统治——由强硬的、魅力型的权力主义者（如同卡斯特罗和查韦斯）掌控的政权。人们也许很容易得出结论：魅力型的个人专制和意识形态的一党制，已经进化到能抵御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的潜流。
如果按照理查德.辛克达的观点，那么中国并不处于政府改革的最佳时机。如果按照沙什.塔鲁尔的观点分类中产阶级，那么更多网民可能在网上婉转地发布自己的见解，而具有相对剥削感，并由此渴望公平的教师队伍则萎缩在封闭的环境里，利从于教育的行政安排。除此以外，其他人并不了解政治。事实上，中国中产阶级正在（今后也会）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消费革命浪潮。
中国政治文明与经济奇迹
如果说国外政治家把中国青年学生当成是引领时代的创导者，那么精明的投资商起初就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拥有近10亿消费者的庞大而集中的消费市场的。而今，这样的看法也已经过时了。销售策略如何争取到中国巨大市场中的一部分阶层，特别是迅速增长中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很多公司业务发展的方向。可以说，中产阶级的社会行动引发了消费革命的浪潮。
中国消费社会的兴起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理论构建，可以说是社会人群管理的一个部分。
后现代消费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消费不仅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消费还将消解一切界限。1990年代，Paul Willis提出“作为一个磋商领域的消费”这个概念，他指出，在消费这个磋商领域里，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可以表达他们对统治秩序的反抗。他们使用文化工业所提供的符号资源，以一种创造性的和时尚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体验、认同和情感表述：首先，他们把自己的体验、情感、社会地位和社会成员资格等文化内涵投注到特定的文化产品之上；其次，他们又使用这些文化产品来理解他们在学校、工作场所、邻里居住区等社会空间中所碰到的矛盾和困惑；最后，他们还使用这些文化产品，来解释他们作为特定的性别、种族、阶级或年龄群体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挫折感和压迫感。
Paul Willis提到的文化产品和“符号的消费”所指向的都是同一种消费形态——一切特定对象的现实事件，经过物的体系化、符号化、符码化（形成社会特定的编码），通过表征这一符号编码体系的交流体系的转录，从而具有消费性，这包括政治的和文化层面的现实事件。
在国内，戴慧思、卢汉龙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是中国人的第二次解放，它给个人带来了四种自由：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表达的自由和私人生活权利的自由。郑红娥指出，中国社会已实现强调阶级区分，企图主要通过暴力方式打破不平等的权力格局，使个体获得自由和独立行动能力为诉求的“解放政治”向注重身份、相互关系以及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政治”的转变。
而在理论视阈之外，消费社会以时尚为先导，电视和广告则是它表达时尚的最有力途径。甚至有文化批判者认为，在宏观的层次上，广告造就了消费主义本身。
强势的传媒是时尚创造者和时尚追随者之间的中介，它完全掌握最为优势的公众话语权，从而不断播放时尚信息、完成社会交换，争取公众竞相模仿。传媒也总在给共同体中的另两者建构危机感，并且双向推动时尚创造者之间和时尚追随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使得三者共同作用最终形成时尚的快速消亡与更新。
时尚消费能够成为时尚，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来自于自身和他人的某种认同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这种认同通过时尚创造者并由传媒提供，它包含有平等性认同和歧视性认同两个方面。追求者获得歧视性认同使得个体不被别人歧视，且得到歧视他人的资本；同时，获得同类的平等性认同，并维护群体不被其他群体歧视，这就形成了歧视其他群体的资本。
对于那些自认为不安全和受到威胁的群体，他们对其他群体都具有明显的歧视，这是权威主义人格的具体表现。强调集体主义的教育体制以及权威式的社会化过程无疑为权威主义的养成提供温床，再加上绝对强势的传媒资源以及自由式走向的文化产出，中国无异于消费社会勃发的土壤。
中产阶级发动消费革命，那他们又与中国奇迹有没有关联呢？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找到自己的繁荣之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融资和控制。对于中国经济的奇迹，普遍接受的共识是“技术统治”的胜利，这主要在于对国有企业逐步进行改制，使其走向市场。这也被视为是政府改革的成就与创新。许多人开始赞扬北京的改革，认为避免了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务实的做法。
在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市之外，“乡镇企业”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在整个九十年代，很多国企被兼并、出让的同时，私有企业的发展仍然十分迅猛。整体看，从1985年2002年，私有企业从最初的105万家增加到了2000万家。
中国企业，各行其道，市场规划使得资源配置更为规范，国家也用不着担心产能过剩的问题，它们匀可被生产的需要所吸收。无所不为的制造业和受地区封锁、行业分割的数亿廉价劳工，共同构成了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而消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促成大量的社会交易，一些娱乐及产业、“符号的消费”都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
时尚消费所产生的效果是社会区分，社会分层在消费结构中表现得更加裸列。张敦福认为，这场革命的社会后果和社会意义深层的另一面是：市民、病人和学生等消费者并不是自由地进入和参与消费，而被迫消费，否则别无他途。
中国中产阶级作为承上启下的阶层，他们的作为是社会繁荣的象征，已经成为中国奇迹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