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西政情怀——高绍先

我1954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后又在本院任教，除了1958～1960两年在四川凉山工作以外，在西南政法学院生活了近半个世纪。50年间，我经历了学院的创立、发展、撤销、复办、直至今天的全部过程；我个人也在歌乐山下这块校园里学习、成长，由学生成为教师，后来又担任了七年半时间的副院长、院长，最后弃政从教，回归自我，仍然是西政的一位教师，年龄则从十九岁到六十有八。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关键、最有意义，甚至也是最漫长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想来，不管我还能有多少日历可翻，最后大概总会在西南政法大学了却终生的。我在这里有过欢乐，也有过痛苦；体味过事业成就的喜悦，也经历过工作挫折的困难。但不管怎样，对这所与我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学校，我总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感情。
西政是以西南革大的政法系为基础，将川大、重大、云大、贵大四所法学院及财经学院法律系等合并而成。当时的教师队伍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有一大批老教授云集于此：赵念非、朱驭欧、余群宗、赵崇汉、王锡三、张警、彭望雍、刘奇、郭先念、罗石均、伍柳村、张垂诫、张紫葛等，还有一位教政治经济学的吕谨，曾任过地下党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书记)的；二是由当时的西南高分院、重庆市法院、西南公安部等实际部门抽调来的部分教师，如孙孝实、杨景凡、周应德、杨怀英、祝平章等；三是由院系调整以及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兄弟院校分配来的部分年轻教师，如刘洪惠、王明三、罗世英、刘传彝、黎国志、刘永誉、杨永敬等。师资力量相当雄厚。听其他老师介绍，老教师中人才不少，郭先彦教授是留德的博士，其博士论文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德文。彭望雍老师通晓四国语言，曾代理过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次长。但可惜当时由于左的思想支配，老教授上课的很少，有的集中起来搞编译工作，有的只能做辅导教师，指导课堂讨论。我有幸听过几位老教授的课，至今影响颇深。
首先是张警教授。他给我们讲授《中国法权史)的近代部分。张老师治学严谨，语言简洁干练，讲课规范，每次都是从上课铃讲到下课铃，从无一句题》I、话。只是他的浙江话，许多同学听不懂，要求他多写板书，但这样又影响进度。有一次，他大约感到时间太紧，可能会讲不完时，竟在讲课中脱口丽出地连呼：“真要命，真要命!”在一次教学展览中，展出了张老师的讲稿：一本硬面活页，密密麻麻，一笔不苟地写满了秀丽的蝇头小楷，给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大家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位老教师为教学所付出的心血，我也私心要以张老师为榜样。
吕瑾教授给我们讲了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学》，他和张警教授的风格大相异趣。他的语言生动、诙谐，由于对教材滚瓜烂熟，所以能挥洒自如，对(资本论》中的若干警句，可以大段大段地背下来。他讽刺那些在原始积累中，靠贩卖黑奴发财致富的资本家时说：这些人自号“尖头的鳗” (8entlleman)，手上的“死的客”(s6ck)既可以抽烟，又可以打狗。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这样的笑声常常会在吕老师的课堂中响起。他的这种风格对我也是有影响的。
王锡山教授讲课也比较活跃，在上婚姻法的时候，讲到“天阉”不能结婚    时，由于语言比较形象，一位女同学竟愤而到教务处去反映。赵念非教授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按辈分算，是我们这一代的师祖，但当时，只能为他的学生作助手，指导课堂讨论。记得在一次辅导课中讲到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时，赵老师说：“你要它领导，它要领导；你不要它领导，它还是要领导。”赵老师的原意大概是想强调“党的领导不容置疑”吧，在讲到“缺席裁判”时说：“被告不来，就对着墙壁宣判”，不料这两点(当然还有其他“问题”)在教改中受到批判。记得我还画了一幅漫画：一个老头手捧判决对着墙壁宣判，墙壁怒气冲冲地回答：“我又没有犯法!”张贴在校园里。一天，赵老师(那时是要奉命去看大字报的)看见了，凑巧我也在那里，他对我淡然一笑：“你这个娃儿真调皮，画得还有点像我哩!”当时我只觉得好玩，现在想起来，实在对老师不恭之至。
还有一位刘奇教授，给我们讲资产阶级美学，批评当时的一些建筑难看，就像一个人没有眉毛，他还引用司空图的《诗品》中的一些语句，我们听得似懂非懂。刘奇老师在反右中也受到批判，在“交心”运动中，他现身说法，讲他如何对付批判：“别人在发言批判我，我心里在作诗”，他还随口吟了一首，记得其中有句云：“独立小阶俯绿苔，只缘心中惹尘埃。”意思是挨批时站在那里，看起来很老实，低头认罪，实际上在俯看地上的青苔，心有旁骛。
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因为未能超脱凡尘，多言惹祸。刘先生如此达观，真令    人羡叹。还值得一提的是伍柳村和张垂诫两位老师。他们都来自川大，一位专    攻刑法，一位对民法学有专长，在刑、民法上，堪称双星辉耀。伍老师给我们上过(检察院组织法》，他讲课条理清楚，逻辑严谨，很容易为同学们理解。我曾借阅过伍老师读书时的笔记本，是用毛笔直行书写的，虽然年代久远，纸张已经泛黄，但装订整齐，像一本线装书，其用功之深，可见一斑。张垂诫老师解放前做过律师，对民法有极深的根底。我没有听过他的民法课，但我当教师以后，听他讲过古文课，那是为教师、干部提高古文水平而开设的。张老师家学渊博，讲起古文来，字字落实，句句落实，一口不太标准的成都话，轻言细语，娓娓道来，使人如饮甘泉。像他这样的古文水平，就是到中文系去教授古典文学，也是游刃有余的。
可惜这些老教师处于那个错误时代，在劫难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几次运动下来，早巳星云流散，有的含冤死去，有的虽得终天年，但穷困潦倒，不能有所作为。像张警、王锡山、伍柳村、张紫葛等老师能够劫后余生，晚年在教学科研上贡献余力，．惠泽后生，实是大幸。二—哉在读书期间，算得上“调皮学生”。所谓“调皮”，无非是喜欢体育、文娱，不那么循规蹈矩，有时还有点逆向思维，但在学习上，却是一点也不马虎的。反右以前，我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那时的“三好”，是严格要求身体好、学习好、思想好的。四年中，我除了第一学期有一门课是“良”以外，其余全部是“优秀”；我是校篮球队长，1958年参加四川省第一届大学生运动会，我在110米高栏中创造的院记录，保持了32年，直到1992年，才被法律系的学生邓正楷打破。应当说，我在政法学院受益于院长、老师教诲的实在太多，然而就在我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那一点逆向思维不知为什么蹦了出来，几乎使我跌人深渊。
记不起是谁说过：知识分子有一种怪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想大约知识分子有的就是思想，平时思虑，偶有一得，便郁结于胸，遇有机会就觉如骨鲠在喉，欲一吐为快。我不幸也没有摆脱这个规律。1957年夏天的大鸣大放中，由于根本不理解“放长线钓大鱼’’的“阳谋”，也不懂得“以言获罪”的厉害，所以“口无遮拦”。我在班上鸣放时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是文艺思想，并引用了刚刚学过的刑法理论，证明其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还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在当时可是捋虎须的事，因为胡风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性，亲自写的评语。这立即触动了一些积极分子敏感的神经，校园单出现了我的大字报。这在当时是一个信号，只要出现了“某某某必须老实交代!”的大字报，肯定就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了。我已经做好挨批的准备，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是，上午贴出的大字报，下午就被收回去了，这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才知道，是胡光老院长把我保了下来。在听取汇报时，他公开表态：“高绍先是政治幼稚，不是反党。”一句话免除了一场灾难!“政治幼稚”，这是对我最中肯的批评，真是“知我者，胡院长也”，直到今天，我仍然参不透政治的奥妙。在读书期间，胡院长对我格外赏识，而且呵护有加，他甚至在一次会上讲过：“我要是女的，就要找高绍先这样的人”，使我受宠若惊。胡院长最爱惜人才、爱护青年，在反右中，被他保下来的还不止我一个人，我只是感受最深而已。特别令我感到震撼的是胡光老院长在运动后期自身难保，被作为右倾受到批判，委屈了20年，其中有一条罪状正是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保护。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背着因循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当时的“右倾”，
就是客观、理智、宽厚、比较实事求是的代名词，老院长正具有这样的品质，    这是凡是和他共过事的领导、职工、教师，在他教导下的学生所共同感受到的最深刻的一点。1960年10月，在凉山工作两年后，我被调回母校任教，先是在体育教 研室教了两年体育。1962年6月，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加强学科建设，    院里决定增设几门新课，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要求从孔夫子讲到    孙中山。课程由杨景凡老师挂帅，抽调了刘永誉、罗新民、杨树德和我，负责开设这门课。据杨主任讲，他当时选人的条件有三：一是要对文史有一定的基础；二写作能力较强；三是不能偷懒。所选四人中，除了刘老师是资深讲师外，我们三人都是小助教。我们6月集中，9月就要上课。三个月中，要写出一本教材及各自承担部分的讲稿，时间紧，任务急。那时没有电脑，全靠“爬格子”；参考资料不多，主要的一本书就是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此外还参阅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思想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以及杨树达、任继愈等人的著述。有的书不太好读，像侯老的《思想通史》，不仅篇幅浩繁，而且语句艰深，也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杨主任对我们抓得很紧，经常晚上开会，讨论讲稿。好在当时我们都年轻，身体又好，初生牛犊不怕虎，天天熬夜。杨主任主要负责对观点的把关，在众说纷纭中提出自己的主张，如历史时期的划分；儒、墨、道、法诸家观点的批判与继承等，既不附会潮流，也不迷信权威，某些方面还有自己的创见。冒着酷暑，我们奋战三月，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学里面出的研究成果。当我拿到那本薄薄的、印制粗糙，而且不署个人姓名的讲义时，就像抱着自己心爱的孩子似的，高兴极了。开学后，杨主任、刘老师、罗老师和我分头到政教系、政治系、行政系上课。当时我还年轻，记忆力好，受到张警老师的影响，讲稿写得比较详细，而且看过之后，基本上能背下  来，所以心里倒并不太紧张。但我一登上讲台，突然看到杨主任陪着胡光院长坐在后排听课来了，这使我本来还不紧张的情绪一下子紧张起来。下课后胡院长充分肯定了我的第一节课，提了一个意见：“学生腔太重。”我想，这大约是因为我在讲稿中喜欢用成语和排比句式，如在讲到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时，用过“名家巨匠，班班辈起，如繁星闪耀”这样一些语句吧。
这次教学活动对我的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我一生从事工作的去向。我历来并不刻意追求什么，喜欢听其自然，相信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我由凉山甘洛县检察院调回政法学院，算是从政法部门转向了教育事业，这不违背我的初衷。回校后，安排我教体育，我也是乐意的。我对体育从小爱好，也有些特长，中学毕业，还曾想过报考体育学院。1960年，我代表凉山自治州参加四川省运动会，得了十公里竞走的第三名，打破了凉山在历次省级运动会上零的记录。那时正逢苏明德、胡光、苟良法、艾裕民等院领导在成都开会，我去他们的住地拜访过。苟院长当时就表态，要我回校训练球队。我认为，只要努力，我在体育事业上也一定会做出成绩的。但这次调我去教思想史，又似乎唤醒了我钟情于文史的积习，奋战三月，吃够了苦头，也尝到了甜头。杨主任曾用范文澜的“板凳须坐十年冷”勉励我们，在治学这条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我坚信这一点，也努力实践这一点。
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正当我下定决心，愿以毕生精力从事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时，(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短祚而亡，我又被调到了语文教研室，杨景凡老师也当了语文教研室的主任。
“文革”期间，校园荒芜，课堂沉寂，从1966年停课，到1978年复办，所  谓：“十二年，付刀兵”，我也从而立之年进入了不惑之年，岁月蹉跎，徒唤奈何。1970年6月，全院教职工集中到北碚西山坪劳教农场搞斗、批、改。那真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十几个人挤在一张通铺上，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还要轮流值班，通夜看守果园。在习习的夜风中，身披棉衣，手持电筒，逡巡于梨、桃、苹果树下，心里想着如何应付明天的批判。胡光、苏明德这样的八级干部则被派去喂牛、种莱，中国人逆来顺受，适应环境的能力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这期间有过多少悲喜恩怨的事，都让它化做过眼烟云吧!但这段经历确实锻炼了西政的教师和干部。1971年，我们离开西山坪，返回学校；正当心情逐步好起来的时候，更大的厄运又降临了，“省革委”宣布撤销政法学院。理由有三条：一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二是战备的需要；三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令人啼笑皆非。但政法的老师们不再沉默了，尤其是一批老教师，他们不计个人得失，通过各种关系，向中央反映意见，被宣布分配到新单位的人顶住不去报到，后来经当时省委书记赵苍壁的斡旋，抽调政法100名教师、干部到四川省公、检、法三家协助办案，学校的基本队伍得以保留。1978年，中央批准复办，胡院长、苏书记官复原职，老师们从箱底翻寻出发黄的旧稿，开始备课，沉寂了十年的政法校园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复办后，杨主任对语文教学有了一套全新的想法，他针对当时文风颓靡，帮八股严重，学生写作能力低下的情况，提出要开设一门新课《马列主义文风》。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事。这在教研室是有不小争议的，中文系出身的一些老师认为这与政治理论课没有什么区别，主张还是按语法、范文、写作技巧的模式讲。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统一了意见，决定由我执笔，其他老师参加，又是奋战数月，写出了《马列主义文风》的教材。由于其他大学从未开设过这门课程，杨主任经请示院领导，让我们带上教材，专程上北京到各大专院校去征求意见。记得去的老师有我和赵崇炎、邱长乐、蒋仲伦、林向荣等几位。在林老师的介绍下，我们到过北京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向张晋藩、吴雷等老师请教，得到他们的支持与肯定，后来又通过邱长乐老师的联系，到了中央党校的语文教研室。本来中央党校不是我们的联系单位，连介绍信也没有，完全是私人关系，不料这一去竟是“无意插柳”，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对我们的教材评价甚高，并邀我们座谈，最后，还特地给院党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充分肯定了我们对语文教学改革作出的贡献。这是我院语文教研室从来没有获得过的殊荣。以前语文课向来排在政治课、业务课之后，是所谓“三等公民”。这次为西政的语文教学争了光，露了脸，苏明德书记亲自听取汇报，朱守贞教务处长在一次会上，专门念了中央党校的信，并说以后希望各教研室能多拿一些这样的表扬信回来o《马列主义文风》这门课在1978级试点开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客观地讲，《马列主义文风》作为一项科研成果，有一定的价值和水平；作为一门课程，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惜，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将这项研究继续下去，杨主任去了科研处，我也离开语文教研室，到了学报编辑部，这项研究也就停止了。
我从1985年开始，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刑法史》，1990年，卸去了院长职务，回到教研室后，仍然讲这门课。{中国刑法史》在我院是学位课程，这在其他院校不多见。由于没有教材，而现在一般研究生的古文基础又较差，拦路虎太多，如果不引原文，则如隔山打炮；如果要讲原文，又必须借助板书，则写不胜写。为解决这个难题，我编写了《教学大纲》和《古文引证》，即将准备引用的原文按顺序列出，印发给同学。一般刑法史的著述，多是从先秦开始按朝代写到清末，这样虽然线索清楚，但必多重复。盖中国刑法史，汉承秦制，唐依隋旧，宋、元、明、清，无不效法唐律，如十恶大罪，北齐始定之后，历经隋唐明清，变化不大，按朝代写来，必多雷同。乔伟先生的《中国刑法史)，有了新的体例，对犯罪等采取按专题论述。张晋藩先生的《中国刑法史新编》更增加了中外刑法的比较，这些都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讲中国刑法史，基本上按专题，而且参照现代刑法体例，讲绪论、犯罪总论、犯罪分论、刑罚论，其目的在于使同学便于联系和比较，通过自己熟悉的知识，去认识离自己较远的知识。这样的体例同学们很感兴趣，我也不断积累资料，2001年写成专著《中国刑法史精要}，35万字，对中国法史学的研究起到了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
2001年10月我应台湾辅仁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前往讲学，我讲了四个专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基本精神，二、当前司法改革的总体评价，三、中国古代刑法思想的演变，四、唐律疏议的历史价值。后两个专题主要是根据《中国刑法史精要》中的内容。除了本科学生听讲以外，担任中国法制史的教师也来听课。他们对《中国刑法史精要》的这种体例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卸去了行政职务，紧张了几年的神经得以松弛下来，也有了比较宽松的笔耕时间，但社会工作又多了起来。从1992年起，我先后担任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法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府参事、法律顾问等职，为重庆市的地方立法、政府决策做了一些工作。在多年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我也搞了一些科研，主要的成果有：个人专著：《中国刑法史精要》；合作或参编的：《劳动与改造罪犯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毒品问题研究》、《<尚书)法学内容译注》、{{读例存疑)点注》、(禁毒全书》、《刑法学》、《经济刑法学》、《中国性骚扰研究》；主编的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历代法学名篇注译》、《各国法制概况》；另有各类论文、文章70余篇。
我从20世纪60年代调回学校，到1983年担任副院长为止，先后到过体育、共运史、法权史、语文教研室和学报编辑部五个单位，后来又到刑法教研室，担任的主要课程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语文、刑法学。不论到哪里，我都是倾尽全力地投人工作。我不愿有负于学生，记得我的一位中学老师说过：误人子弟是男盗女娼、伤天害理的事。话虽讲得很刻薄，但不论从新道德抑或旧道德的层面看，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的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常常听到对我“聪明”的评价，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是“笨鸟先飞’’的，这就是所谓冷暖自知，甘苦自尝吧。
“文革’’前，由于左的思想使然，我是注定不能被提拔重用的，“文革”中几乎连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用”，且不能，何言乎“重”?“文革”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也有了一种重新解放的感觉。1983年12月，我被任命为副院长，分管科研工作，1985年9月，任院长。这是历史潮流把我推上了领导岗位。
我任院长的5年，是政法学院发展历史上一个困难重重，而又多事之秋的时期。主要的矛盾，一是学校经费紧张，由于历史的错误，政法校园只剩下半壁河山，局促于东山一隅，前临公路，后靠高山，左接川外，右邻军营，基建任务，欠账太多，影响发展；二是教师队伍不稳，许多骨干教师要求调动，一些年轻的留校教师缺乏基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三是学潮不断，从1985年一直闹到1989年。那时领导定的调子是“高校无小事”，都是大事，可见关系之重大。
大学权少事多，学校可分配的利益不多，而要求分配利益的人不少；高校校长的级别不高，工资不多，但对他的条件却要求甚高，当时有的领导提出高校领导应当兼有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因为要创收)的能力。这不但是完人，几乎是圣人的标准了。我是一介书生，一“家”也够不上。我只能兢兢业业、依靠班子集体领导，遇事多协调、多做工作。在第一次教代会上，我向全院教职工代表表示个人要做到严、诚、公、谦、实五字：严，就是从严治校，严格管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为全院教职员工作出表率；诚，就是以诚待人，努力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有意见要开诚布公地交换，不搞小动作，不打肚皮官司，要和教师、干部交知心朋友，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公，就是要办事公道，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不搞特殊化，在子女、家属和生活待遇上克己奉公，坚持原则，在用人问题上，坚持五湖四海，不搞派性，不论亲疏，惟才是举；谦，就是虚心向广大教职工学习，做到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居功骄傲，不揽功委过，不独断专行；实，就是实事求是，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这是我对全院师生的承诺，又是对个人的自勉，也是针对当时某些不正之风，有感而发。自查起来，我在这几点上尚无愧于心。
由于广大教职工的支持和同学们的厚爱，工作还算顺利，多次受到部望的肯定和表扬。1987年下半年，部里决定由我院试点，实行院长负责制。当时国家教委很积极，派出了几个工作组到全国调研，紧锣密鼓地想在全国高校推行校长负责制。对我来说，这其实是无可无不可的。1988年3月我院正式实行院长负责制，从体制上说，有了一些变化，如明确院长对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全面领导，院长的决策权有所扩大；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实行领导，对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起监督保证作用，更着眼于宏观的领导，做到了行政和党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实行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轰动效应。在一次四川省教委召开的会上，要我院介绍经验，我说：“与原来的体制相比，有变化，但变化不大”，其他高校的领导有些不解。其实，我说的是真话。比如党委会，是书记、副书记、院长、副院长参加；院务委员会是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参加。党委会由书记主持，院务委员会由院长主持。由于五个院领导都是党员，不论什么会，总是这五员大将，所以基本上还是老办法，或者说当时在中国还不具备实行校长负责制的主客观条件。
1989年以后，有人把动乱没有及时遏止的原因归罪于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真是冤哉枉也，1989年以前政法的学生上街游行的事还没有发生过，为此，我们多次受到司法部的表扬，但政法学生有一个十分不好的习惯，喜欢半夜起哄，随便一点小事，停电、缺水，都可能刺激他们狂躁的神经，于是在万籁俱寂的夜  晚，东山的男生宿舍会突然发出一阵阵原始的呐喊，声震数里，连沙坪坝上都能听见，有时，还会伴随着敲脸盆，烧草垫，砸水瓶(当然是别人的)。每逢这种时候，我都得爬起来，到现场去查看，做工作，直到事态平息，宿舍归于安静，才又回家睡觉。1989年的六·四期间，我院也是重庆学生上街最迟的一所高校，这在当时的潮流影响下，也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在整个六·四期间，我和学院领导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坚持教育为主的方针，对学生做过细的工作。六·四过后，我们把教师分别派到每个班上，和同学一起学习，我也主动到经济系88级3班蹲点，参加他们的团的组织生活和体育活动。在为学生作毕业鉴定时，尽量使学生在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时不受影响，因此，我也曾被批评为“右倾”。不过，我是至今不悔的。
1988年，我确实感到了疲惫和厌倦，产生了退隐思想。一则每年的学潮弄得我紧张不堪；二则感到荒疏学业，亦非长久之计。有一次，邹瑜部长
到校视察，我向他表露了辞职的想法，当即受到他的批评，但后来经过反复    考虑，我还是正式给部领导写了一封辞职信，但没有回音。1990年，鲁坚副部长来院宣布班子调整，以我“多次要求辞职”，免去了院长职务。宣布的第二天，我就到刑法教研室报到。
四
西政精神的精髓是什么?这是西政学子多年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有人概括了这么几点：团队的精神、务实的学风、尊师爱生的传统。我在任院长期间，曾提出“思想解放，政治坚定，学风端正，校纪严明”，作为西政的办学的特点。在广东省校友会的成立大会上，贺卫方同学作了论西政精神的专题讲演，有很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个从学生到教师，从教师到院长，又从院长到教师的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西政的师生关系。主要体现为：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教师。西政的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外，能够全面关心同学们的成长，给予他们多方面的指导，包括个人生活领域。这种传统从胡光、苏明德校长时代创立，复办后历届领导班子的继承发扬，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建校初期，学生中调干较多，有一部分来自从朝鲜战场负伤归来的荣誉    军人和工农干校的学员，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同学比年轻教师还大，而一般文化基础又稍差，需要老师特别辅导，所以那时教师几乎天天晚上到学生宿舍辅导。师生有更多的接触机会，感情自然也就不同了。在大的政治环境下，政法学院不可能摆脱左的浩劫，比如反右斗争，政法学院不可能“独善其身”。对当时的领导来说，谁不划右派，谁就是右派，留给学院领导的政策空间不大。反右斗争中，全院共划了78名右派分子，其中，教师、干部11名．学生67名，但这在当时的高等院校中，比例算比较低的。当时有所高校，一个班上，一半学生被划成右派。老院长能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冒着自己受批判的风险，保护了一批同学和年轻教师，实属难能可贵。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给胡院长贴大字报，有一条罪状就是：包庇资产阶级漏网右派，让他们窃踞社会主义讲台。
胡院长长期受到极左思潮的不公正的对待，对纠正左的错误，自然有很高的觉悟和水平。复办后张文澄同志又任过一段时间的党委书记，他也是从1957年起就被打人另册，对极左思潮更有切肤之痛，所以当政治环境允许时，他们对落实政策是抓得很紧的。学院组织了大批力量，不但为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教师、干部落实政策，还分赴全国各地，为毕业后的同学落实政策，因为有的同学的档案中有“不宜从事政法工作’’之类的评语。“文革”十年，老师们欲干不能，欲罢不甘，报国无门，有泪空弹，所以复办令一下，全院上下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它像一阵和煦的春风吹散了。教职工心头笼罩了几年的撤销的阴云。大家悟出了一个道理，个人的恩怨得失是小事，学校的前途才是大事。78级学生进校后，老师们像遇到多年不见的知己，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知识一下子教给他们，加之同学人数也少，教师们有条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指导。虽然那时学院环境极差，被同学们戏称为“稀烂政法学院”，但学院的凝聚力却很强，师生间的关系十分的融洽。现在78级学生谁都会记得的是考试时，老师自己花钱买来冰糕、绿豆汤，送到同学们的手上。为了做好一个学生的思想工作，院里抽调了近十位教师，成立了专门的小组，反复研究，制订方案。老院长时代留下的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记得40周年校庆时，我写过一首长短句。其中有以下几句：
“晴天一声‘复办令’，振奋起白发书生。犹记取写讲稿赤膊上阵；编教材沥血呕心；伴过多少寒夜孤灯，受过多少蝇扰蚊叮，听过多少蝉叫蛩鸣。师生切磋，牛毛毡斗室生春。愿倾平生所学，都付于学子莘莘。惭愧教授清贫，工资不满百，上课无酬，遑论奖金?仅凭着‘奉献’二字，支撑起一座学府，培育了数百精英。想当年‘东山再起’。危楼听课，泳池开会，竹棚练身。踏过多少泥泞路，占过几回日光灯。‘稀烂’二字常领略，到如今都成了甜蜜回忆，旧梦难寻。”      特殊的经历，培育了特殊的感情。我想如果当时学校的条件就已经很好，一切正常，一切正规，西政的师生们便不会有这种特有的强烈感受。这也和所谓“不经一番彻骨寒，哪得梅花分外香?”的道理一样吧，大家都格外珍惜这段校史。它不止是一个过程，而且已经化作了一种西政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文革”中学院被撤，老师们在逆境中抗争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尊师爱生的传统，西政的师生关系特别融洽，老师不论到哪里，只要遇到母校的学生，不管是否同一个院系，是否认识，是否上过课，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毕业的同学，不论职务多高，见了老师，仍然是恭恭敬敬，“执弟子礼”。有人开玩笑说：“西政教师出差，不用带钱，带一本校友通讯录就行了。”这话一点也不夸大。1987年，重庆市十多所大专院校的校长、书记到昆明开会。事前，我们也没有通知同学，但同学中有人知道了，互相一传，呼啦啦一下子来了八十多个，从专修科、58级等三十年前的毕业同学直到1987年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都来了，借用宾馆的礼堂开了一个“政法座谈会”，大家畅谈别后的情况，共叙对母校的回忆。这令兄弟院校的领导十分惊讶，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学生来看你们?作为西政的教师，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自豪与欣慰的。
拙著取名为《法史探微》，所谓“探微”是想探幽发微，在历史的库藏中拾掇一些被人偶然遗忘的宝物。我写过一本《中国刑法史精要》，虽名为“精要”，为了照顾体系的完整，仍然有面面俱到之感。这本《探微》，则采取专题论文的体例，本意是不求其全，但求其深。我教过近20年的中国刑法史的课程，愈来愈感到内容之浩瀚，我怕是连冰山之一角也未触到。尝读《古文观止》，见其原序云：“古文宜选乎?无庸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则选尚矣。”中国刑法史也是如此，浏览历史，一路走来，如行山阴道上，到处繁花似锦，秀草如茵，令人目不暇接，即使一片落叶、一段枯枝，也有鉴赏的价值。我只好选择其中自己有兴趣，又自认为有价值的一些题目写来。
本书分了法文化揽胜、法典评介、犯罪研究、刑罚研究、余论五编，近20    篇文章。好在书名中有一“探”字，“探”则有深浅，也允许有遗漏，可以为本书的不足作托词了。
高绍先，1958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1985年至1990年任院长，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