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口”的功能与权利

　　一、我们习惯称夫妻为“两口子”，可见两个“口”就代替了夫妻两人。二、我们平常会说：“我家有三口人。”可见一个家庭中人的数量是用“口”来统计的。上升为官府术语，叫做“户口”。三、进而言之，我们社会学统计人的数量，用的词叫做“人口”，以对应英语的“population”。

　　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眼中，“口”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的部位。那么，“口”对于人来说，到底有何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呢？

　　众所周知，“口”之功能有三：一是吃喝的功能，“民以食为天”，口是保证人基本生存的头等重要器官。这个功能可简称为“进口”的功能。二是说话的功能，人是一种有思想有语言的高等动物，思想通过语言表达，语言通过口传达出来。这个功能可简称为“出口”的功能。三是传情的功能，文言叫“接吻”，白话叫“亲嘴”，旧小说上写的男女二人“作一个吕字”，就是口连口亲嘴的隐语。这个功能可简称为“接口”的功能。

　　或许有人会说：“进口”是必要的功能，“出口”和“接口”则为非必要功能。比如，哑巴不需要“出口”，出家人则不需要“接口”，犯戒者除外。然而，哑巴不说话，并不等于他或她不想表达思想，以手势构成的哑语仍可以替代“出口”。

　　因此，除了特例之外，“进口”和“接口”功能可以说正与普通人的本性相对应，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两种功能并非人所独有，大年初一新浪网上有张照片，题为：“鹦鹉情人节接吻引路人围观。”可见，且不说哺乳纲动物，就连鸟纲的动物，也有相同的本能。

　　然而，“出口”功能，则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不可否认，动物也同样能“出口”。不过，“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礼记·曲礼》），“出口”也有层次的高低。倘若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人云亦云，我们就会称他为“鹦鹉学舌”，意指说的不是人话。说到底，“出口”的话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感情，这样的“出口”才有意义。

　　“口”的三大功能既然与人的本性相关，那么也必然对应人的权利，这就是广义的人权。“进口”功能可理解为人的“生存权”，这是人最重要的权利，但也是最基本、最低层次的权利。“出口”和“接口”功能，则可理解为更进一步的“人权”，即人有言论自由和爱情自由的权利。“进口”是物质层面的权利，而“出口”和“接口”则是精神层面的权利。倘若人类只有“进口”的需求满足，而无“出口”、“接口”的自由选择，则“人口”的含义与“牲口”相去不远，除了吃喝，便只会排泄和配种。

　　在古代中国，关于“口”的功能历来有两种意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转述的两则格言，大致浓缩了古代士大夫对“进口”和“出口”的不同看法：

　　（一）刘梦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二）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第一种是唐人刘禹锡的看法，认为人的“口”只可用来吃喝，不可用来说话。其实，他并不是只知闷头吃喝而沉默寡言的人，写《口兵戒》的目的，无非是想警戒自己“语多怨刺”的毛病，避免一再以言获罪。第二种是宋人范仲淹的看法，认为人的“口”应该用来说话，倘若不能说话，宁愿失去生命。范仲淹既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若沉默不鸣，那该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王应麟称赞范氏“其言可以立懦”，为懦夫注入说话的勇气。

　　这两则格言产生于同样的社会体制，即家族王朝的专制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士大夫往往面临两种选择：要“生存权”还是“言论权”？要为民请命还是要自己保命？二者往往只能选其一，要保命，就得保持沉默；要请命，就得准备受难。要“生存权”，就得放弃“言论权”；要“言论权”就得放弃“生存权”。或像“人口”一样尊严地去死，或像“牲口”一样沉默地茍活。

　　于是，在中国古代“口”文化中，因选择的不同而形成了“戒言派”（闭口派）和“吐言派”（开口派）两大传统。

　　“戒言派”起源甚早，周太庙前便有金人，三缄其口，其背有铭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无多事。”其后更有不少士大夫写下“戒言”的文字，如傅玄的《口诫》、苏彦的《语箴》、萧子良的《口铭》、谢惠连、姚崇、皮日休的《口箴》、韩愈、李纲、刘一止、高登的《言箴》、李德裕的《舌箴》、刘敞的《畏言箴》，不胜枚举。有趣的是，这些“戒言派”的中坚人物，并非真正相信“沉默是金”，从他们的文集中，便可发现其骨子里“多言”的本性。

　　“吐言派”也有古老的传统，《左传》所言古人的“三不朽”事业，“立言”便是其中之一。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称“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在他看来，人的情绪有所郁结，需要宣泄的“出口”，这就是著书立说的理由。写过《言箴》的韩愈，也提倡“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更需要通过口之“鸣”来表达宣泄自己的思想和情绪（《送孟东野序》）。苏轼是“吐言派”的代言人，其《思堂记》一文宣称：

　　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后来在《录陶渊明诗》中，他重申了这段话。苏轼认为，心之言“出口”乃是自己的权利，宁愿吐出来得罪他人，不愿吞进去得罪自己。这段话分别表述于“乌台诗案”前后，意味着苏轼即使因“言冲于口”而获罪下狱流放，也未曾放弃对“出口”自由的渴望。在精神上，这正与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相通。

　　在专制的王朝里，统治者致力于钳制人的“出口”，“焚书坑儒”以及后来各色的文字狱，都是为了禁绝人们言论自由的权利，让治下的“人口”成为只知进食的“牲口”。所以在古汉语词汇中，不仅有“牧羊”、“牧马”，也有“牧民”，州郡长官被称为“州牧”。也有开明的君主，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给人说话议政的权利，所谓“小决以导”，使郁结的情绪得以宣泄，有益的建议得以通达。可惜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君主如凤毛麟角。

　　庆幸的是，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出口”、“接口”和“进口”一样成为每个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我们相信，诸如“勿以多言”、“祸从口出”之类的古老格言终将成为历史，因为“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尊严”必定会成为这片古老大地未来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