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纪录片中的中国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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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的中国环保问题
2010-08-17 16: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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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撰稿员 林方文
在今年6月份举办的巴西国际环境电影节（FICA）上，纪录片《呼啸的金属》击败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获得者《海豚湾》夺得最高奖。得奖者是金华青，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导演，出生于1984年，浙江台州人，曾经独立拍片，现正在浙江卫视旗下。这部纪录片耗了他3年时间，5月份刚刚在韩国拿下首尔绿色国际电影节最佳长片奖。
20多年前，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废金属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浙江的台州。来自中西部的5万多名民工组成了拆解大军，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处理每年近二百万吨的废金属。《呼啸的金属》即为拆解民工老张和秋霞一家的故事。
金华青的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瓦全》，同样探讨的是台州“洋垃圾景观”，当记者问起他为什么延续这个题材时，金华青给出的答案是“没拍过瘾”。这一次，当金华青的镜头从《瓦全》的全景式扫描深入到《呼啸的金属》的小人物跟踪，相信观众可以对中国工业时代的环保问题有更细微的观察与了解。
垃圾围城的时代
工人们在河里洗菜、洗衣、洗澡，而河水的上游就是工厂，后者毫无阻拦地将污水排入河中。他们赖以养家糊口的电子垃圾，也早已污染了蔬菜，但民工们看不懂也不在意什么是“重金属超标”。为什么叫《瓦全》？对于除了力气无所凭依的外来打工者来说，在这个堆满了电子垃圾的小镇上，“宁为瓦全，不为玉碎”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哲学。对着镜头，一个年轻力壮的拆卸工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我就做那推磨的鬼吧。”
飞速发展的中国背后，是小人物幸福和健康的代价。在加拿大纪录片《人造风景》中可以看到和《呼啸的金属》类似的场景，这部不受国内创作体制约束的外来纪录片，可能是对中国工业污染最深刻也最难堪的展示。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风景，是我们所改变的风景，是我们以进步的名义所破坏的风景。”这是《人造风景》中的主人公摄影师布尔廷斯基的话。他对自己的电脑产生了疑问：“一旦它不再被使用了，将会葬身哪里？”于是他追随报废的电脑零件抵达遥远的中国。
世界上50%的电子垃圾的最后归宿，都在中国江浙粤一带的小山村里。老人、妇女和小孩，这些青壮年进城打工后的留守人口，用榔头和把手把计算机零件里可以回收的金属砸出来，剩下的扔掉。这些村子的饮用水甚至需要从外面运进来，因为洁净的河流已被污染。
日本NHK电视台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叫《中国式的炼金术》。在余华的小说《兄弟》里，主人公李光头从日本进口垃圾西装挣了一笔，这部纪录片延续了这样的话题。在片中，中国的从业者和日本垃圾处理行业争夺垃圾，并想方设法避开国际公约把垃圾进口到中国。
同样是回收电路板，在日本的工厂里，工作人员都戴着防毒面具，而中国工人只靠电风扇来吹散熔化电路板时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更触目惊心的是，连从垃圾场里挖出来的已填埋垃圾，中国商人为了利润都一并收下，所有利润的来源，就是中国无数的家庭式作坊和廉价劳动力。
在全球化的时代，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前所未有地加快。不仅发达国家将数以亿计的电子垃圾倾泻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将规模惊人的生活垃圾直接堆放在周边乡村的土地上。这方面，纪录片虽然暂时未有涉足，但独立摄影师王久良做了忠实的记录。
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一组名为“垃圾围城”的作品让他获得了连州国际摄影节的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观众通过他的照片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围。”
相对可靠的数据显示，北京每天的垃圾生产量是1.84万吨，正规的大型垃圾填埋场是16座。在其中的一幅照片里，附近养殖场的奶牛在垃圾场里寻找食物，准备饱餐一顿，而在此之前，它们每天都在受到污染的小河里喝水。王久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拍完这组作品后，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摄影师就变成了素食主义者。
人与自然的传统
中国的生态环保类纪录片并不是短时间内兴起的，相反，它有着二十多年的传统。1983年，中国政府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就此大众传媒开始宣传环保，建构公众的生态意识。但里程碑式的事件比这更早，
《动物世界》的片源，大部分是自国外买进，生态环保类纪录片耗时耗力，投入巨大，并非当时的央视所能承担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央视曾做过尝试，但由于成本太高最后放弃。像《话说长江》、《河殇》等名噪一时的纪录片，大多偏重人文领域，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和探讨并不多。
当然，也有纪录片界的先行者，著名摄影师奚志农就是其中一位。他毕业后进入昆明教育电视台，策划拍摄了《母亲河在呼唤》、《心声》等环保主题的专题片。这些片子是中国最早向公众宣传环保理念的努力之一。1990年起他进入《动物世界》，这给了他许多深入云南的机会。
199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云南白马雪山保护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滇金丝猴研究计划，奚志农离开《动物世界》，跟随研究团队走进山区。经过三年努力，奚志农拍出了纪录片《追寻滇金丝猴》，这是人类第一次用摄影机记录滇金丝猴的活动状态，获得多个大奖。
后来他到了央视的《东方时空》，这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1997年他深入可可西里对藏羚羊的盗猎与反盗猎进行了翔实的影像跟踪，这是第一个全面真实表现藏羚羊现状和反盗猎行动的电视节目。现在，他在自己提议创办的“野性中国”工作，这同样是一家环保机构。
藏羚羊是中国生态环保类纪录片的金矿之一，同样杰出的作品还有彭辉导演的《平衡》。这部拍于2003年的片子获奖无数，成为中国纪录片史上的杰作，也是陆川电影《可可西里》的素材来源。
在彭辉的镜头下，彼时的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讲述了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索南达杰的故事，也讲述了在没有体制和财力支持下保护工作的艰难和辛酸。更令人震撼的是，在这部纪录片的结尾，扎巴多杰在家中被盗猎分子枪杀。他的未竟事业像索南达杰一样要留给后人来完成，藏羚羊群体逐渐扩大的背后，有着保护主义者付出的血的代价。
如果说80年代的《话说长江》还保留着“征服自然”的热情，那么整个90年代应该是中国生态类纪录片创作走向“亲近自然”的过程。王海兵的《藏北人家》、孙增田的《最后的山神》、《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等，虽然并不直接以环保为话题（描写的都是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变迁），但在片中人物的生命里，无不贯穿着保护环境、寻求和谐共存的理念。
体制内外的异同
2006年起，“中国国际环保纪录片周”开始举办，每年一届。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环保题材纪录片同场竞技，其中涌现出《抚仙湖》、《卡瓦格博》、《三江源》等表现不错的作品。
即便是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由央视投拍的环保题材纪录片，在新千年以后也逐渐褪去以往宏大叙事的色彩，而转以平和视角讲述。其中的代表作除了《再说长江》之外，还有2007年的《森林之歌》，拍摄制作历时四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生态纪录片”。
《三联生活周刊》的袁越曾经在博客上这么说过《森林之歌》：“昨天我又看了两集，突然非常地喜欢为什么这两集这么好看呢？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原因在于，这两集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其实，在中国，大自然的故事很少离得开人。把人的故事讲好了，大自然的故事也就讲好了。”
这可能恰恰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纪录片对环保话题的不同关注点所在。2007年，北京零频道推出孙宪导演的纪录片《老袁》，说的是山东荣成天鹅湖边一个普通农民老袁的故事，展示了体制外独立纪录片对人更加深入和自由的关注。
二十多年来，老袁只靠自己的积蓄在天鹅湖边巡视，坚持义务救助天鹅，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在获得国外“福特基金”的一笔巨额环保奖金后，他也招来了许多麻烦。由于人类活动压缩了天鹅的生存空间，不少天鹅只好闯入村民的麦田吃麦苗，邻居们没人可找，只能找老袁要求赔偿。
奖金已经被老袁全部投入到天鹅保护中去，一家三口靠开小电器维修店谋生，除了多费口舌把村民劝回去，没有别的办法。与此同时，老袁还要面对基层政府不合作的暧昧态度，以及天鹅湖一天天变成养殖基地的现状他在独力成立民间保护大天鹅协会的路上，遭遇了种种从政府到民间的非议和责难。
2009年，独立制片人、导演赵良也拍了这么一个类似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人物——甘肃民勤的农民老魏，这部纪录片叫《一个农民的抗争》。
甘肃民勤是中国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原有几百户的东容村只剩下一户人家——56岁的魏光财和已经不会说话的老伴。老魏说：“有人的地方，才能挡住风沙。”这话最早是他在10年前村小学课堂上面对几十个学生说的，而现在已没有了学生和教室，学校仅剩下了一根旗杆。
阻挡风沙的红柳树林是30年前老魏父亲带领村民们种下的，父亲临终前要求老魏继续阻挡风沙，但现在风沙已经穿透了红柳树林。“我们还能够退到哪？沙漠不会怜悯没有农民的田地。”在老魏看来，任何理由的逃离都是懦夫行为，但生存的环境越来越艰难，他必须做出选择。
赵良同样受到了体制内的认可，他于2008年参与拍摄了央视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水问》。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真实反映国内水资源整体状况”的电视纪录片。实际上，由于中国水资源丰富，以水为主题的环保纪录片层出不穷，独立导演董钧于2009年面世的作品《大水》也是其中一部。
这部作品让观众注意到了被遗忘已久的三门峡。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次制定大规模经济发展计划，治理黄河成为建设重点。1957年，三门峡水利工程上马，陕州也改建制为三门峡市。三门峡工程对黄河中下游生态构成了严重破坏：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农田，并毁掉了诸多珍贵古迹；30万移民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永无休止的攻防战
除了体制内外，也许还有第三种视角——日本NHK电视台“激流中国”系列中的一集《环保攻防战》，就提供了第三种观察中国环保问题的思考方式。
这集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的纪录片，以两条线索交织展开，简明扼要地涵盖了中国环保问题的两面：一面是官方机构如何执法，与违法企业展开较量；一面是民间人士如何维权，为环保与政府及当地势力斗智斗勇。
官方机构指的是杭州市环保局，它在全市300多家大企业中设置了污染监视系统，实行24小时监控，若有市民举报，取缔部队就会冲进污染企业检查，情节恶劣的话将毫不留情面地勒令关闭。
近年来，在先富起来的沿海省份城市居民中间，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正日益高涨，有时更引发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这迫使地方政权必须正视居民呼声。在片中，摄制组拍下了环保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前往调查、现场交涉、开出罚单的全过程。
作为“弱势部门”的环保局，也不时要面对杭州各区基层领导的抗议：“我区工业生产占全杭州的1/3，并以每年三成速度急剧增长，要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势头的同时完成减污指标，我们感到压力很重。”
民间人士则是以NGO组织“绿家园”负责人
脱贫名义下的开发浪潮让当地农民相信了承诺，交出土地，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落得靠捡拾“发展”后留下的废铜烂铁谋生。《环保攻防战》的摄制组拍下了水库建设预定地村庄的一场“迁移说明会”，村民们提出了自己的抗议：“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人想要过什么新生活，只求你们别拆我们的房子。”
随着地方政府不顾尚未结束的搬迁谈判准备动手建坝，NGO、媒体与政府间的对抗也进入了白热化。汪永晨等人进入新村，却不见一个村民，原来是便衣警察天天来，在追查这些外来人士的下落。他们前往怒江上游，发现土地已被掘开、山林遭到砍伐，怒江的原始面貌被野蛮地侵犯，背对镜头，汪永晨对着江水落泪。
“5·12”地震后，汪抓住机会展开呼吁，希望公众能加强对地震多发地带兴建水库的关注，为此她还印发了许多传单，亲自在北京的街头分发。但另一方面，怒江的居民搬迁已大致完成，村民们也不再发出保护怒江的呼声。“我们不反对建设水库，只要补偿费分文不少就行了。”
尽管结局悲观，但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怒江大坝之争中,“野性中国”史立红的作品、记录怒江小沙坝村民抗争的《怒江之声》起到了一定作用。该片完成后，当地百姓自发进行放映，成为团结失地农民、进行抗争维权的工具。在多方努力下,村民最终得到了补偿——这可能是环保纪录片能够改变现实的一宗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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