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高水平的经济学家为什么遭到“空前孤立”

云淡水暖
如此高水平的经济学家为什么遭到“空前孤立”
央视10频道《大家》栏目上一期的“大家”是厦门大学85岁高龄的财政学家邓子基教授。邓教授好生了得，从教60余年，培养的博士已经突破100大关，现任国家审计署的副审计长就是其弟子，弟子中官拜准部级以上12个人。按说，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怎么的也“主流”了吧，但邓老自己并不认为，这种不认为不是基于邓老的谦逊，而是基于理念的分歧。
如果不是央视的访谈，恐怕大多数普通人像草民一样，对邓子基教授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在当今已经名噪全国的、或者初露头角的，一言九鼎的、或者不时发飚故作惊人之语的经济学界“泰斗”、“大师”、“新锐”、“贤达”们长长的名单中，没有邓老的名字，多年来，也没有邓老的声音被主流媒体追捧。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分配论”。
邓老被认为是“国家分配论”的始作俑者之一，1962年，邓老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略论财政本质》的论文，明确指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国家分配论”的出现，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邓老回顾说：刚刚解放的时候，国家还是比较困难，开支也很大，为国家的发展，把整个社会的钱收到国家的手里，然后由国家集中起来办大事，那时候水平比较低，所以我们的政策就是，大量的财政(收入)拿进来以后，就搞投资，但消费需求也被压缩到低点的极致，用计划的模式来保证这种分配。邓老的研究成果，确立了邓子基作为国家分配论早期主要倡导者的地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分配论成为我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
但是，邓老在央视的访谈中同时指出，“积累和消费不平衡了，消费二十年不变，生活不改善，这个就不行了”，说明邓老并不认为国家分配理论是一成不变的，积累到一定程度，是需要变革的。央视的解说词说“改革开放后，给企业和地方松绑、改善人民生活成为国家经济改革的主流，高度集中管理的财政显然已经不适合这股潮流，财政学界出现一片质疑国家分配论的声音”，在释放消费需求的风潮中，邓老这样的学者要遭到“炮轰”了，访谈中介绍，1980年，全国各地老中青三代财政学者参加文革后第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的。在这次会议上，邓子基感觉到巨大的压力，“他们说国家分配论是国家意志论，经济困难，造成灾害，理论根源就在这方面。就指责我”，邓老对主持人总结道 “与我不同的观点有好几个，再生产决定论、剩余产品决定论、资金运动论，就别提国家了，一提国家，政府一看到国家就主观意志了，就怕这，把国家扒掉，是这个意思。我是坚持国家，正确的国家分配论。”，一提“国家”有人就头痛，就咆哮不已，就围攻不同意见，有点匪夷所思，歇斯底里了。
但邓老并不买帐，邓老认为“统得死不是国家分配论的问题，是我们的管理方法，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邓老的反击也颇具学者、大家风范，邓老“博采众长,将各学说的优势也都融入到国家分配论中，同时坚定地指出必须坚持国家分配论不动摇。…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才有财政。…我讲以国家为主体这个分配论的本质，古今中外凡是财政学都是一样的，这一点不能否定的。”，当时，看来还是采用了邓老的“国家分配论”，所以邓老颇有些“自得”地说“这个文章定以后，我（们）的主流派地位就定了。”，看来，80年代初期的分配理论的“主流”，还是掌握在邓老们一边，但是，恐怕邓老们还缺乏一点吆喝、“甩卖”的功夫，也并不合“市场决定论”大气候的时宜。当然，“市场”们绝没有放过邓老，因为在分配领域，“市场”们认为也是“市场决定论”，90年代后期，“市场” 们掌握了“新”的武器，“公共财政论”，因为“公共财政论”出自西方，“市场”们言必称希腊，“市场”们觉得，西方的月亮当然圆一些。按照央视解读的背景，自1994年开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更多地退出对生产领域以及国有企业的控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分配论又一次受到冲击。“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邓子基作为国家分配论的元老级学者，此时感觉到空前的孤立。”，好一个“空前的孤立”，“孤立”的标志是什么，无非有二，一是没有说话的地儿，二是没人搭理，因为与1980年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派们已经占据了主流话语平台。“市场”们觉得，公共财政职能较单纯，强调关注公共服务，而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这正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相契合的”。国家分配论遭遇冷落。所以邓老“空前孤立”也在预料之中。而且不光是“孤立”那么简单，还有批判，激烈的批判。
邓老给当时的围攻者总结了针对国家分配论的对立的“三论”，一是“过时论”、二是怀疑论，三最要紧，是“罪过论”，“国家分配论，太强调国家，不讲市场。就有罪了”。“罪名”一旦“坐实”，邓老服气了么，没有，因为邓老具备真正的学者理性思考的本质，邓老恰恰是最早翻译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入中国的学者之一，但是，西方公共财政照搬入中国，显然会遭遇“水土不服”，邓老的观点是“不能以公共财政来否定国家分配论，来贬低国家分配论。坚持国家分配论，我借鉴你公共财政论，坚持我本质的方向论，借鉴西方的运行机制论，两家整合优势互补。整合了当然就发展了。”，按说在一片“按要素分配”、“按资分配”的喧嚣声中和具体推行中，邓老的这种“坚持”，似乎有点“老顽固”、“不与时俱进”的味道了，还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思维“你过去是主流派的，现在你不是主流派的，你让给我的公共财政论了。”，斗转星移，主流换位。
但是，草民以为，邓老才算是真正拥有学者心态的大家，潜心学问，不与时贤争风，1997年在邓老在《财政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文，他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以代替国家分配论，而是应该互相取长补短。邓老的学生补充道“中国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国有资本。所以国家在哪个程度上用什么方式什么手段，来管理这些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促进它们的保值和增值，为全体人民带来利益。我觉得这其实应该是财政学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我想邓老师他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发展财政学的理论。”、“如果要把邓老和其他的学者作一个比较的话。我觉得就他们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邓老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他与时俱进，他能根据现实出现的问题，根据中国经济改革，所提出的需要把自己传统的观点融入到新的见解当中。”
这恐怕就是所谓“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思维模式吧，但比较奇怪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邓老这样的学者的声音没有与“市场决定论”们平起平坐地公平讨论的机会，公众也极少听到邓老这样的学者的声音，甚至对其名字都颇为陌生，只要与经济、财政相关，就必定看到、听到各位时下当红的“大师”、“泰斗”、“贤达”们的身影和文字、话语。
草民想，无非是邓老这样的学者还被认为有“计划经济的残余思维”，但是，邓老与主持人的一段问答，颇令人深思，主持人：政府的财政支出如果说在五六十年代，包括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主要的钱是用在？邓子基：投资搞建设。主持人：现在我们用于公共财政支出。现在政府财政收入投入的主体已经开始转移到这边了，这可能也是跟每个老百姓关系会更加密切。邓子基：阳光普照这个的确好，我双手拥护
本文来源『兴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