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知识分子一转名利的念头,太子党就笑得满地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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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鹏:知识分子一转名利的念头,太子党就笑得满地打滚时间:2010-08-19 14:31 作者:李海鹏点击:1330次
  文章来自作者博客。作者原按:“华商报的采访,发表出来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在这儿也在原始版本上略作修改。记者是吴成贵。”
  一:
  记者:能不能先告诉我们的读者,李海鹏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曾经有人说你是记者中的抒情歌手。
  李海鹏:一个理性和感性都很发达、懒散、保守秘密、不爱说话、讨厌被命令的人。对男读者来说,不是很亲和。对习惯于看了文章之后就去搜索作者照片的女读者来说,令人失落。就像《佛祖在一号线》的后记里说的,我是个自然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我看“记者中的抒情歌手”内含矛盾修辞,有点儿像“瘦子里的大胖子”。记者工作是不允许抒情的,一点点也不允许,既然我曾是职业记者,就决不至于在新闻里抒情。只不过与多数记者相比,我的感性一面虽然因职业而磨损,还是剩下了不少。当我想写一点儿抒情文字的话,我体会得到,写得出。
  记者:记者当的好好的,还是在《南方周末》这样强势的媒体,咋就突然跑去做杂志了?总不会是《GQ》的总监职位吧?
  李海鹏:生命是短暂的,什么事做久了你都想换换。总监职位构不成理由,外企的组织结构叠床架屋,总监轻如鸿毛。单从职业上说,这两份工作对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而言只是“还行吧”,说不上“好好的”。
  记者:那为什么又不当《GQ》总监了,跑来当作家了?难道作家比杂志总监还好混?
  李海鹏:对,够坏和够好的作家都比杂志总监好混。
  记者:有人说,关注李海鹏,并不是因为你曾经《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或者《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名家,或者《GQ》的专题总监。你被他尊敬和认识,是因为你近乎天真的对自由的执着,对伟大社会成形的关注及焦心。你自己觉得呢?
  李海鹏:我人格没有那么闪亮。对自由的执着,我不如很多五岁的孩子,对伟大社会成形的关注,我更不如很多南方周末的前同事。我觉得,我顶多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站在正确一边,在良知与邪恶之间,站在良知一边,在行事正当与愚昧残忍之间,站在行事正当一边。我的感觉是,现在夸人都流行变着法儿夸,其实要夸我,我还是喜欢听简单点儿的“写得好”之类的。
  二:
  记者:说你是个作家,就不得不提你的新书《佛祖在一号线》。你信佛吗?
  李海鹏:不信。
  记者:在《佛祖在一号线》里,你说佛祖35岁悟道,恐怕都没你早。看你的文章,字里行间,独立的思想在闪光,老百姓看了很爽,这就是你说的道吗?
  李海鹏:“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是一句玩笑话,我只是说,对悲剧的敏感,对他人的悲悯,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至少不应该是稀奇的东西。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我手写我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向内审视自己的能力,其次要有无障碍表达的能力,这都需要训练。一旦你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并且站在文明的底线上,一般意义上的“独立的思想”自然源源不绝。至于“道”,我的理解跟古人的理解并无不同,它是真理,世界的秘密之核。
  记者:有人称你为中国当下最好的专栏作家。对此,你是受宠若惊,还是觉得纯属胡扯淡?
  李海鹏:我只见过有人说我是最好的专栏作家之一。我讨厌各种“之一”,跟我走在街上后面缀个尾巴似的,可是我也没有为了去掉“之一”而努力的意愿。本质上说,我不关心。说我是专栏作家里的第一万名也没关系,第一亿名也没关系。也不是恬淡,只是我之所求不在这儿。
  记者:时下,有不少人因为在名媒体开专栏而成为社会精英,并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抑或是知道分子的名号。话说回来,为什么要开专栏?
  李海鹏:我首先重视的是我的小说,我在其中寄托了人生的抱负,其次,我觉得自己的新闻生涯也很有意义,无论什么时候,都值得我为之自豪。至于专栏,我不太在乎。因此我只能坦率地说,我开专栏,首先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朋友的约请。不过既然开始写,我也希望写得好一点儿,希望这些小文章让读者读来觉得好看、有趣,更进一步,也想让读者读到一点儿优雅的笔触。在这样的形式之下,我希望自己能够讲述出我心目中的文明社会的底线在哪里。
  记者:好听点,叫和别人分享我的思想,难听点,就为了名利双收?
  李海鹏:“分享思想”没有好听到哪里去,“名利双收”也没有难听到哪里去。我写专栏的时候,我就只是个写专栏的,哪有什么思想可言。我写的只是文明社会赖以生成的常识而已。以赛亚.柏林和罗尔斯有思想,人家才不会写什么单页的专栏呢。至于名利,写小文章得到的那点儿名利,也好意思叫名利?知识分子一转名利的念头,太子党就笑得满地打滚。
  记者:你觉得自己应该属于公共知识分子,还是知道分子?在你心目中,这二者有什么标注吗?
  李海鹏:我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写作是为了完成自己对公共事务的言论义务,怀着一种促使社会变得良善的真诚愿望,也有追求智性的本能。知道分子则是个贬义词,指的是只知吸纳和重复而无创见。我倒觉得,在咱们国家,知道分子也弥足珍贵,毕竟还有很多写作者根本就是混球一个,知道分子的存在,对消解他们的胡言乱语大有好处,所以大家就别挑三拣四,不知好歹了。至于我自己,二者都不是,我是文人,我的兴趣在大千世界,不在社会。
  三:
  记者:听说,把你的专栏文章结集成新书后,你就不写专栏啦?那多令你的粉丝难过呀!当然还包括那几个天天向你催稿的哥们。
  李海鹏:不仅不写了,而且是永久性地不写了。写一辈子专栏,不也就是一个写专栏的吗?这么说好像不尊重专栏作家们,可是既然我已经在专栏写作这条生路上自杀了,大家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以往催稿的编辑们都很理解我。
  记者:对于写作,一万个人或许有一万种原因。你为什么写作?是否就是像你所说的,你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我们这个社会缺乏常识?
  李海鹏:“重申常识”只是我写专栏时的重要理由之一。我是个脑子转个不停的人,转得没什么意思,还挺累的,写写专栏,表达一下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是顺便的事。我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过,所见所闻,平淡无奇又别有深意,这就是我写小说的理由。总的来说,我相信用文字表达自己是每个人都有的欲望。写作与在浴室里唱歌一样,非要说理由不可,就是你无知无觉间就这么干起来了。
  记者:在你看来,常识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需要有人反复提及呢?
  李海鹏:我所说的常识的是指“应然之事”,即一个文明社会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这种常识需要反复提及,因为它并不普及。有个关于精神病院的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在墙角蹲着,另一个人好奇他在干什么,也在旁边蹲着,好久之后,第一个人问第二个人,你也是香菇吗?“常识”就意味着你对这个人说,你是什么香菇?能炖鸡吗?你是一个人,你有你的权利、尊严和自由。让这个人明白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是常识为什么需要富有技巧地一再讲述。
  记者:读你的文章,发现你似乎长于发现无所不在的荒诞。字里行间,悲悯为文字底色,悲民生之多艰,悲世人昏庸而不自知。这个社会给你的只有悲悯吗?
  李海鹏:社会给我的只是荒诞。悲悯不是社会给我的,是我给这个社会的。
  记者: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快速到不能质疑、浮躁到不可停留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比如你,写着专栏,实际已经掌握了一定话语权了。
  李海鹏:先于有没有话语权的,是我们的人生属于自己而且只有一次。为了有一个好的人生,我们该在正确与错误之间,站在正确一边,在良知与邪恶之间,站在良知一边,在行事正当与愚昧残忍之间,站在行事正当一边。
  四:
  记者:在你的文章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你对生活以及发生在生活里的林林总总,发表你的感慨或者幽默的咒骂。你现在是怎么安排你的生活的呢?
  李海鹏: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务必简单,不占精力。生活一复杂,哪怕多出去吃几顿饭,你也容易被它绑架。
  记者: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你怎么解决?(举一两个例子吧!)
  李海鹏:今天凌晨在某地的火车站,广播已经播出了检票通知,可是我们这个车次的一位女乘客得罪了检票员,检票员就迟迟不给我们这几百人检票,最后大家只好一路狂奔去上火车。当时我没什么办法。我的办法是,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报纸,同时说出我的态度:这样的事是不对的。故意给别人制造麻烦也意味着有一天被别人制造麻烦。敌视衍生敌视,轻蔑衍生轻蔑,暴力衍生暴力,操蛋衍生操蛋。一个这样的事多如牛毛的社会,是不健康的的社会。
  记者:对于自己的生活,从房价,到工资,再到各种潜规则……当下有太多的人不满。一些社会学家在评析此事时,一归冗旧的体制,二归价值观出问题。你觉得呢?
  李海鹏:这么归下去,很快就可以归到第一千个原因,漫漶无际,什么都解决不了。把社会问题归因于“价值观出问题”就像是说湖泊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湖泊里污水太多一样,正确是正确,可是无意义。我们该去找找污水的源头在哪儿。提纲挈领地说,当前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背后都有体制问题。体制是很多问题的源头。
  五:
  记者:王怜花在评价你的书时,曾激动地表示,作为一个始终诚恳的作者,李海鹏把美学引入了真实的生活中。你在文字里的美学理念是什么?
  李海鹏:我看到了他的书评,倒不觉得他激动。普鲁斯特的妈妈说,从事艺术的秘诀与做菜的秘诀是一样的:朴实无华,饶有韵致。普鲁斯特信奉这一信条,可是他的句子常常长达半页纸,可见何为朴实无华并无一定之规,大家尽可各自理解。在我看来,无论是文字还是生活,美感都来自于这么一些要点:精确,自在,焕发新意,令人愉快的韵律,超凡脱俗的精神。
  记者:中国文坛其实并不缺文字美者,却缺少有力量的文字。你觉得呢?你认为原因又是什么呢?
  李海鹏:我倒是觉得,有美感的文字,有力量的文字,别的类型的好文字,在中国都极其缺乏,在各种好文字之间厚此薄彼就太奢侈了。至于有力量的文字为什么缺乏,原因太多了,体制、现实、各种天花板等等,倒数第二条是阅读市场太小,又不成熟,只养明星,写这类文字能赚钱能获得成就感的只有韩寒一个,别人都是在给他打工,最后一条是缺乏拥有强大内心的人才。
  记者:在做记者的时候,你认为公众利益、思想自由和民智提升是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现在,你是一个作家,写文字的方式变了,文字的数量也变了。责任变了吗?毕竟,作为作家还得考虑书的销量吧!
  李海鹏:对大众的责任变轻了,对自己的责任变重了。在南方周末做新闻会受到读者严苛的监督,每次遇到质疑,给你的感觉都好像事关职业声誉似的。写专栏和小说则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读者不大会找你麻烦,顶多说你写得不好。不好没关系,市场上总有一款适合你。至于销量,我考虑也是白考虑,比如《佛祖在一号线》,我也希望卖得多,像《毛选》那么多才好呢,可是我不会为此付出努力,尤其是让我感觉不好的努力。我没请人写过一篇书评,没联系过一家媒体帮忙推广,我觉得这种事大致相当于关联交易。结果我面对出版公司的编辑们时有点儿不好意思。
  补充三个问题
  1.先从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问起。你在专栏《罡风吹散了热爱》中提及,爱情是不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爱情是中世纪骑士的发明,其实近乎臆想。真正相信爱情的年代只是磷光一闪。短暂极了。这是你对爱情的总结陈词,也是你自己的爱情观吗?
  李海鹏:爱情和爱是两回事。绝对意义上爱情的核心不是爱,而是浪漫。它意味着年轻男女对荷尔蒙轻轻燃烧的感觉的永续追求,对相思离苦的浸淫玩味,对真实人生的毫不犹豫的否认和超拔。从文化源头上说,这种绝对主义的概念就是从中世纪的骑士那儿开始的。如今我们不是骑士,没有马、铠甲和长枪,也不再拥有凡事以荣誉和浪漫为核心的生活态度,坏的方面是我们变得俗气了,好的方面则是我们的心灵有机会变得丰厚,于是生活不止于浪漫,美好也不止于浪漫。
  2.读者认为你的文体在指向真理的时候,不是砍瓜切菜那么痛快,而是用的绵劲,这是性格直接导致的,还是只是你的一种处理手段?
  李海鹏:天理昭昭,这是一种相当基本的品位。作为一个有素养的读者,我从没见过任何一种好的文字是直肠子货,也没见过任何一个好作家写出的文章像川菜一样火爆,或者扔出两句狠话、俏皮话,去赢得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读者的满堂彩。“砍瓜切菜”和“痛快”很低级。这类文字我很多年前写过,以后不会再写。既然我会写更好的文章,写低级文章获得更大的名气,对我就没什么吸引力。我不知道别人长得好看是什么感觉,别人也不会知道我会写文章是什么感觉。一句话,除了写得更好,别无所求。当然单说“绵劲”的话,有时也是不得已,有些话不绕着说不行。为了达到影响力而降低文字的品质,我的底线就是《佛祖在一号线》,再低不干。
  3.几乎你多半的专栏文章,都有一种浓郁的漫不经心的气氛,但深读之后,却发现无论从逻辑还是从感情上,都能连贯得起来。这是因为你天生有这个本事,还是因为你其实对待每篇文章都暗下功夫?
  李海鹏:都有点儿,都不多。专栏而已,就那么回事吧。以后要真正认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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