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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是上策
作者：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
2005年12月28日 星期三

在
今天全球增长良好的环境下，有关好日子行将结束的警告似乎是异端邪说。在古埃及，约瑟夫(Joseph)曾建议法老在丰收之年提高税额，以使人们不会在歉收之年饿死。如果法老因为他胆敢如此放言而砍了他的头，那么故事的结局将如何呢？事实上，埃及领导人听取了这位世界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商业周期理论家的意见。余下的故事已经是历史了。不过，我们今天的领袖们是否在为周期中不可避免的下跌做准备？我表示怀疑。
首先得承认，我们确实生活在繁荣年代。2006年的主要图景是全球继续强劲增长。即使美国消费和中国投资增长有所减缓，全球投资上升与石油及大宗商品出口国的需求增长相结合，应该能保证全球总需求在2006年迅速增长。此外，还有许多积极进展为这幅喜人图景提供支撑。
首先当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继续崛起，这对全球经济具有巨大而多样的益处。第二，各国央行得益于更加独立、改善了的政策框架以及全球化的有力推动，在抑制通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一个全球现象，甚至到达了刚果和巴西等地。在这些地方，一位数的通胀率在不久以前还似乎是白日做梦。第三，即使考虑到过去10年发生的无数金融危机，多数国家过去20年内在收入波动上仍然呈现明显的减小趋势。第四，长期利率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其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投资的暂时缺口。低利率进而促进了全球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些因素与减小了的产出波动一起，协助降低了几乎每种债务的风险价差，包括新兴市场的债务。

因此，当今的强劲增长具有牢固的根基。尽管如此，丰收之年面临的风险，是否像多数市场和政策制定者现在认为的那么低呢？人们不需要成为“预言家”，就能想到可能变糟的各种情形。
安全问题是头号风险
未来几年内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头号风险，非全球安全局势莫属，特别是涉及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恐怖主义事件。问题并非仅仅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不可避免的严厉反应。例如，想象一下，在一艘开往纽约的集装箱货轮上发现了核原料。[也许，像我的同事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所指出的，核原料可能被裹在每天走私到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大麻包裹里。]即便灾祸被制止，各国政府几乎肯定会像现在对待航班乘客那样，对集装箱货运采取同样的侮辱行为。继而引起的延误，将对如今分布广泛的全球供应链造成极大破坏，其效果无异于对全球贸易课以重税。
同样有问题的，是全球众多“热点”之一的失控，如中东、朝鲜或者台湾海峡。想象一下，军事对峙长时间切断大中华区的对外航运。禽流感等传染病疫情也能造成类似问题，因为疫情会限制人们的国内和跨国旅行。
金融市场似乎在幻想，美联储 (Fed)在灾难发生时会出手干预，大幅下调利率，如同2001年9/11事件后那样。但是，与局部灾难相比，对全球运输网络的持久打击会产生更为可怕的经济影响。针对这种风险，我们正在进行任何准备吗？或许吧，但实际上，任何紧急规划的实施，都很可能是惊慌失措的，一如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所展示的。
住房价格是隐患
尽管经济基本面不错，但人们不难找到许多现实的薄弱环节。首当其冲的是全球住房价格——这些价格已有些离谱。自2000年以来，美国房价上扬了60%，而在其它许多国家，价格涨幅更大，因此不难想象崩盘的可能，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等地的狂热市场。加州的经济规模仍然大于中国。
说到中国。中国领导层仍然需要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微妙地达到平衡，以维持惊人的发展速度。即便采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新的、更高的估计数据（纳入以往低估的服务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仍超过35%。许多项目受当地政策指令驱使，而非由可靠的基本经济要素推动。严重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在中国煤矿尤为突出。据非官方估计，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高达2万。假如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停顿，会对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和生产率造成巨大的全球影响。
还有就是能源问题。的确，过去两年里石油价格攀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似乎相对较小。事实上这与多数学术评估一致，这些评估显示，1985年之前的历次石油危机所造成的可见损害，至少一半可归咎于货币政策失误。石油仍然能造成冲击。我们需要清醒地注意到，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实施禁运时，石油供应量下降不到10%。试想一下，如果安全问题使全球航运持久放缓，会对油价造成什么影响。
最后，全球金融体系尽管从根本上来说是优势的源泉，但也是弱点的起源。未加管制的对冲基金的泛滥，以及衍生品新品种（如信用违约掉期）的推出，其带来的风险根本无法衡量，除非金融系统受到“压力测试”。例如，这可能随着美元崩盘而发生。在全球利率趋同，投资者将注意力转向不可持续的美国贸易逆差之际，美元崩盘仍是一个相当大的风险。
鉴于这些和其它的风险，目前的政策环境似乎以令人失望的政治瘫痪为特征。美国经济尽管繁荣，但存在巨额的预算赤字。在欧洲，改革陷于停滞状态。亚洲需要在汇率方面更为灵活，以分担全球失衡的负担。在拉丁美洲，尽管全球大环境相当有利，但一些主要国家改革无力，使经济增长缺乏起色。如今，似乎没有多少人秉持“居安思危”这种常识性的圣经智慧。也许，这种自满正是最大的风险。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徐柳 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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