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宽(党史人物)

尹宽
(1896-1966)  原名王竞博，化名硕夫。安徽桐城人。早年入芜湖省立第二农业学校读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19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参与组织工学世界社，参加留法中国学生爱国请愿斗争。1922年6月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转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旅欧青年团总支部执行委员。1923年6月加入国民党，与周恩来一起被任为国民党旅欧支部筹备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夏结业回国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改任中共中央巡视员，赴济南指导山东党的工作。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不久兼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建立发展山东党、团组织，开展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群众斗争。8月调任由地委扩大为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主持区委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对上海总工会和共青团区委的领导。后因病离职休养。1926年4月改任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主任。1927年2月继续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主席团委员，仍任宣传部部长。2月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合组的特别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成立，任特委委员，宣委负责人。参与上海工人第一、二、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负责宣传鼓动，创办并主编《平民日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李立三、周恩来等六人写报告给中央，建议武汉方面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集团。不久赴汉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并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下旬改任中央宣传部宣传科科长，6月下旬兼任中央党校筹备处副教务主任。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同年11月初，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到安徽视察指导。12月初被指定为中央编辑委员会委员。1928年3月被指定为中共安徽临时省委书记。曾到六安等地指导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工作中独断专行，擅自决定撤销省委组织部部长王步文职务，引起省委内部争执。不久离开岗位长期养病，导致中共安徽省委工作几乎陷于停顿。1929年春脱离中共组织生活，到上海追随陈独秀反对中共六大路线。同年11月被开除中共党籍，随后参加发表81人联名信攻击诬蔑中共中央路线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此后参与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中国托洛茨基派小团体《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杂志。1931年5月在上海参加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8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后释放。1935年底参与组织中国托派“临时中央”，被选为领导成员。不久再次被捕入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释放。此后从事著述，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法办，长期关押于上海监狱。1966年病死。  尹宽死后葬在孔城到新店的公路边，原石南乡和新店乡交界的双墩村。现在公路拓宽了，环境已经没有过去那么肃穆。几次经过那里，都想下车看看，但同车人大多没这种愿望，我怕看后使自己失望，也听之任之了，保留一点神秘感吧！
感谢楼上对党史名人尹宽的关注。现将党史资料上关于“尹宽其人”摘发如下：
　　尹宽，原名王竞博，又名硕夫，笔名石人，化名有益、商吉士、李自化、里亚萨洛夫。1897年2月12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石南乡雪池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农科班读书，与该校进步教师高语罕交谊颇深，并在该校投身“五四”运动。
1919年秋，一批胸怀壮志的安徽青年学生加入了在全国范围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尹宽得到高语罕、刘希平以及安徽第一任都督孙敏筠的支持，成为安徽第5批（全国第9届）赴法学生之一。这批学生50人，安徽籍占大半。其中还有陈延年、陈乔年、李慰农等。
1919年12月25日上午，尹宽和其他安徽籍学生以及湖南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一道乘坐法国盎特莱蓬号邮轮驶离上海港，1920年1月28日，到达法国马塞。在那里，他们受到巴黎华侨协会人员、驻巴黎中国领事以及法国有关人士的接待，填写了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履历调查表，然后转抵巴黎。尹宽经华法教育会介绍，在巴黎近郊圣日尔曼公学补习法文，不久转入木兰公学。
当时以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李富春为代表的湖南学生在蒙达民公学，组织了“工学世界社”。该社成员欧阳泽在赴法途中与尹宽相识，成为至交好友。到法国后欧阳泽接受蔡和森、李维汉等人委派，专程赴木兰做尹宽的工作，致使尹宽加入“工学世界社”。从此，尹宽放弃了历史哲学、巴尔比斯文学著作等学习和《光明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抱着《法华新字典》，开始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
1921年秋，法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战后的萧条局面，旅法勤工俭学学生无工可做。加之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的贪污腐败，更把置身异国的勤工俭学学生推入绝境。在山穷水尽的紧急关头，1月23日，留法各地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在尹宽等人串联下，齐集巴黎，在华侨协社开会，决定以“争取生存权、求学权”为口号，向北京政府要求解决学生的生活待遇。公推尹宽等5人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代表与中国政府驻法公使馆、领事馆、华法教育会交涉，结果交涉失败。2月28日，尹宽和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等率领从法国赶赴巴黎的四、五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包围中国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并在塞弗方公园与驻法公使陈录谈判。这次示威行动虽然遭到法国警察干涉，便最后迫使陈录不得不请法国警方释放4名被捕被捕学生，延长发放了3个月的维持费。在向驻法公使馆斗争的同时，尹宽还领导全体安徽籍留法勤工俭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向安徽省当局交涉，争取到一笔款子救济本省学生，“所以安徽学生的经济情况比四川湖南学生好些。”
同年5月，尹宽与王若飞等闻讯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筹措，在里昂设立中国大学海外部的消息，即刻赶赴巴黎，同邓希贤（邓小平）、李慰农、陈毅、刘伯坚等244名勤工俭学生联名写信，分别向陈录和蔡元培提出，将里昂中国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为工学院，接纳勤工俭学生入学的要求。9月，里昂中法大学开学，校长吴稚晖一面从国内招来120名富家子弟入学，一面又拒绝业已在法的勤工俭学生的入学要求。留法学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采取直接行动，除留5人驻巴黎外，另组成125人先发队前往里昂，于9月21日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第二天，先发队员逮捕，强行押解到一个兵营里囚禁起来。吴稚晖到达里昂后，尹宽和另外3名被捕学生作为代表，为营救遇难同学而获准走出兵营与吴谈判。当谈判不久，观情势不妙，便连夜乘车到巴黎，得以逃脱。而蔡和森、陈毅等104名先发队员被法警强行押上宝勤笳号邮轮，被遣送回国。
1921年底，以赵世炎、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旅欧支部开始酝酿和筹建统一的旅欧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尹宽作为工学世界社领导成员之一，参加筹措工作，在筹建工作中，尹宽积极建议并努力争取让世界工学社全体社员参加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因赵世炎、周恩来坚持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成员不能与一般群众团体相混淆的原则，主张采取“严格主义”，尹宽的建议末被采纳。
1922年6月3日至5日，旅法、旅德、旅比三国青年学生代表18人，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场上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旅德代表是周恩来，旅法代表是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尹宽等12人（其中尹宽、陈延年、陈乔年、李慰农4名为安徽学生），旅比代表是刘伯坚等。会议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正式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担任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周恩来、李维汉为执行委员。同年10月，扩大了“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人数，尹宽和王若飞、陈延年被选进执行委员会。
1923年2月17日至22日，“旅欧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尹宽出席这次会议，并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这年夏天，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书记局，周恩来为书记，尹宽为书记局成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并领导一个负责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专门机构——共产主义研究会，负责主编研讨会的内部刊物《共产主义研究会通讯集》。在通讯集中，尹宽编发了团员、安徽同乡李慰农写的《共产主义将怎样在中国实行》，和尹宽自己写的《复李慰农在〈共产主义将怎样在中国实行？〉信》。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此外，尹宽还在创刊于1922年8 月1日的旅欧少共的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少年》上，连续发表了《一个无政府党和一个共产党的谈话》（署名“Y。K”）、《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署名石夫）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等文章，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尹宽在旅法勤工俭学中的表现和影响，中共旅欧党组织批准他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法国组织成员。1922年8 月，国民党总部和孙中山派王京歧到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支部。1923年6月，周恩来、尹宽、林慰代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往里昂，同王京歧达成协议，3人首先加入国民党。经王京歧向国民党中央汇报后，周恩来、尹宽二人被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派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迅筹备处筹备员，帮助国民党进行巴黎区分部的筹建工作。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成立。1923年12月，尹宽被中共旅欧支部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1924年7月，尹宽从莫斯科奉调回国。旋即由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巡视山东党务。1925年1月，他作为山东党组织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返鲁后，组建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其间，他结识一位山东籍女共产党员王辩，并产生了爱情，尽管他在家乡有父母包办的结发妻子。1925年8月，当尹宽调离山东时，王辩不顾家人坚决反对，为追求爱情自由，毅然跟他跑到上海。王辩的父亲怀揣菜刀，恼怒地从山东追到上海，要向尹宽索人拼命，为调解这一矛盾，中共党组织只好将王辩暂时派到苏联留学。
1925年8月21日，尹宽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并兼任宣传部主任。尹宽抵沪不久就大病一场，请假休养，由王一飞接替其职务。同年底，大病初愈的尹宽，被派到上海区委党校授课。在7名授课者中，尹宽授课次数占四分之一。此时，尹宽还在国共两党联合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兼课教授。
1926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设立高级党校，以培养党的高级干部。尹宽受命任高级党校教授、校长。同年4月，尹宽又出任上海区委委员兼宣传部主任。1927年2月26日任上海区委主席团成员。2月23日，即上海市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次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特别委员会，下辖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宣传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人“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尹宽参加了由8名委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并兼任特别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分工承担了政治宣传大纲、告上海市人民书、宣言等大量宣传文字工作的起草和对《平民日报》、《工人快报》、《上总消息》等报刊的领导工作。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策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中共领导人陈延年、李立三、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6人举行了特别会议，联名致电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4月下旬，尹宽秘密离沪去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决定将中央宣传部分为宣传科和出版科，由尹宽负责宣传科工作，负责主编《向导》周报。6月23日，中共中央调尹宽出任中央党校副教务主任。未几，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分共，八一南昌起义发生，尹宽又奉命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广东整理广东省党务，并参与接应叶挺、贺龙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同年10月回上海市，复又受命为中央巡视员，被派往安徽省巡视党务。
尹宽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不久，他的妻子王辩也从国外调回，到芜湖与他一起工作。但不到两个月，王辩即由轰动一时的安徽互济会破坏事件和一批同志一起被捕入狱，判刑两年半。尹宽抵皖时，中共安徽省临委正在迅速扭转国民党叛变后各地党务工作的停滞、倒退局面，积极恢复和建立各地党组织，同时努力筹划皖西农民武装暴动。而尹宽却在中央的书面和口头汇报中，全盘否定安徽省临委的工作。当时的党中央正被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所统治，据此，在此建议下，中共中央即认定安徽临委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作出了暂时解散安徽省临委的决定。尹宽名为中央巡视员，实际上则主持了安徽党的工作。3个月后，尹宽又向党中央建议重新组织安徽省临委。根据尹宽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28年3月决定重新成立中共安徽省临委（第二届），由尹宽担任书记，王步文、王教、龚得元和一农民同志任委员。尹宽主持安徽省临委工作期间，继续执行当时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热衷于搞“城市中心论”，主张“极力推动工人运动，使之成为城镇中的中坚而领导农民革命，最后在城市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他过分夸大芜湖地区的革命力量，强迫命令芜湖万春圩、白沙圩等地的农民，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暴动，结果先后失败。尹宽在党内的独断专行，个人集权，大搞“一言谈”，造成省临委之间的严重矛盾。尹宽自感处境孤立，难以维持安徽工作局面，遂于是年8月27日向中央提出在皖工作困难，要求调他到中央做点文字宣传工作。后又以养病为由，长期不主持工作，使安徽省临委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1929年3月11日，周恩来在上海召集安徽省临委负责人及曾在安徽工作的在沪同志开会解决安徽党内部问题，因白色恐怖，环境恶劣，会议仅开了一天，没有得出结论。同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在上海召开安徽工作会议，决定“暂时取消临委，由中央直接指导各重要区域工作。”同时还决定要尹宽去苏联学习，但遭到尹宽拒绝。此时还在狱中的王辩也写信给尹宽，希望他服从党中央的决定。1930年王辩出狱后，在上海找到尹宽，此时尹宽已成为托派中央委员，两人从此分手。
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安徽省临委，实际上也取消了尹宽的省临委书记职务。尹宽对此极为不满。此后，尹宽在上海赋闲，常和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人一起聚首闲谈和吃饭看牌，并从一个在莫斯科参加托派后回国的山东青年王平一那里得到了托洛斯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中国问题》等文件，很快就接受了托派观点。接着，他又向陈独秀等人极力鼓吹这些观点。结果，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成立，尹宽执笔起草了“宣传大纲”油印分发，作为小级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材料。他还是“无产者社”5人领导小组的成员。
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同年12月20日，尹宽与郑超麟等人一起，在继中共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王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出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之后，也被江苏省委清除出党。
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策划81人签名（其中三分之一是虚构的假名），发表他们合作拟定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此后，尹宽代表“无产者社”积极同各个托派小组织接触，进行托派“统一大会”的筹备工作。1931年5月1日，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举行。7月，尹宽被吸收为托派新“中央委员”。
1931年8月某日，尹宽秉陈独秀之命，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召集会议，是夜，尹宽同与会者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关押在上海龙华司令部看守所。1934年8月保外就医，得以逃脱。出狱后，他纠集在狱外的托派分子继续进行托派组织活动，并和国际托派取得了直接联系。他还在《农村经济》杂志上发表宣传托派观点的文章。
1935年，尹宽在上海再次被捕，关入南京反省院，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于1937年8月作为政治犯获释。此后，他回桐城乡下躲避战乱，先后在桐城横溪补习班、六艺小学、高甸中学和东至县天柱中学当教员。还担任过桐城简易师范校长。1948年9月，尹宽去上海参加彰述之组织的托派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革命共产党（左派）”，尹宽被选为该组织的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会后，经彰述之介绍，尹宽在上海新中国学院任教。在此期间，他在托派刊物《新声》、《新旗》上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土地问题”、“国际和平运动”等宣传托派观点的文章。当人民解放军炮声逼近长江南岸，蒋家王朝的覆灭指日可待之际，为数已经不多的托派分子纷纷作鸟兽散。尹宽也于1949年2月重新返回已经解放了的桐城乡下。
尹宽回到家乡后，继续翻译《美帝国主义与战争》、《第四国际简史》等托派材料。他还在教育界的一些人士中秘密活动，企图在桐城成立托派小组织。1950年10月6日，他被皖北行署公安机关逮捕。1953年3月28日，由安徽省公安厅解往上海华东公安部提桥监狱，与其他被捕的托派分子一起接受监督改造。在狱中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回忆录以及100多封近7万字的家信。1965年9月被上海市公安局释放，由其小女儿尹龙珠接回桐城乡下养病。1967年7月11日，这位当年旅法勤工俭学的重要人物，中国共产党前省委书记和中国托派的重要骨干，在他的二女儿尹桂秀家中病逝，卒年71岁。生前著有《自新之路》、《尹宽自述》以及大量理论文章和译著。 位于兴店镇双墩村。该墓坐西朝东，墓冢长3米，宽2．8米，冢后垒环形土圹，中嵌墓碑，楷书“尹硕夫之墓”。尹宽(1897--1967)，又名硕大、尹有益，化名石人、王竞博等，桐城兴店镇雪池村人。旅欧少年共产党创建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社会活动家，中共领导成员。1986年全国党史会议正式决定将尹宽列入《中共党史人物传》列传条目。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相关文章记载:“尹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斯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建议市有关部门,对其墓地进行整修,以供世人敬仰!

原来，陈独秀转信托派还是受到了桐城老乡尹宽的影响．
关于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我最早接触他的著作是在1986年下半年，一读到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演讲，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被他的勇气和革命精神深深感动．尤其是他在国民党监狱的那些故事，让我觉得这样一位革命家到现在还被中国共产党排斥在外，真的不公平．
２００４年年初，我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顺便提到恢复他的党籍的问题，记得当时措辞很严厉．大约那时候的勇气来自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
陈独秀是被开除党籍的，而且重要的根据是他主持和加入了托派组织，我一直担心这个问题是他恢复党籍上的最大障碍．现在看来，这不是个大问题．首先要考虑拖派组织出现的特定历史背景．既然承认斯大林在托洛斯基问题上的严重错误，那么加入托派组织应该得到谅解．
我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明确的答复，但发出此信不久，这里的华人网站就有一个帖子说陈独秀的问题第二代领导集体不了解，不是在他们手里处理的，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也没有精力去调查这件事，但指示进一步搞清事实．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更无暇处理此事，大约也没有哪位重要人物提到这个问题．因为从毛泽东时代，这位历史人物就渐渐被人遗忘．
我这个身居国外的小人物无意中提到了这位历史伟人，为他叫屈伸冤，竟然得到这样的答复，虽然是非正式的，就已经很满足了．
后来从网上搜索得知安徽省委党史办的主任聂皖辉（桐城徐河人，我们是邻村，与我的嫂子还是亲戚）提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领导同志对陈独秀的最新评价和中共党史修改的有关陈独秀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相信不久会有更多的资料和研究报告出现．同时也相信他的党籍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问题．
陈独秀是个伟人，但不是完人，他的弱点是直率，冲动，但正因为这些弱点才是他当初革命的性格优势．我们能欣赏他的优点和功劳，为什么就不能包容他的弱点和缺点呢？！
毛泽东是伟人，但他同样不是完人，人们不还是继续歌颂他老人家吗？
  尹 宽
尹宽(1897～1967),名硕夫,笔名石人,化名有益,王兢博,商吉士等,桐城县石
南乡雪池村人.
尹宽出身于中农家庭,"五四"时期在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读书,与进步教师
高语罕交厚,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民国8年(1919年)11月,在高语罕帮
助下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日尔曼公学,木兰公学学习法文.民国10年加入"工学世界
社".民国11年6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尹宽担任总支部执行委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2月,被共产国际调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民国13年7月,尹宽奉调回国,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民国14年1月,以山东代
表的身份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调任中共江浙区执
行委员会书记,兼任宣传部主任.民国15年年底,江浙区委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冠华
里开办党校,尹担任该校校长,并亲自授课.2月,尹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并负责
暴动宣传工作.蒋介石在上海策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尹与周恩来,罗亦农,赵
世炎,李立三,陈延年等人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4月下旬至5
月上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在武汉中共中央宣传部宣
传科工作,编辑《响导》周刊.6月,调任中央党校副教务主任.
民国16年11月初,尹宽任中央巡视员来安徽检查工作.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全
盘否定了中共安徽省临委的工作.这时的党中央正被"左"倾盲动主义所统治,听取尹
宽汇报后,即认定安徽省临委"完全站在与中央政策相反而与国民党乃至西山会议派合
作的路线上",当即决定撤销省临委,派尹宽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巡视,实际主持安徽
党的工作.在此期间,他继续执行当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夸大芜湖地区的革
命力量,命令万春圩,白沙圩等地党组织举行暴动,使革命力量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民国17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重建,尹宽任书记,主持安徽省临委工作.
这时,他仍热衷于搞"城市中心论".他指斥负责组织工作的省临委委员王步文是"深山
政策","农民意识",撤销其省临委委员职务,并停止了王步文的巡视员职务.尹宽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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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做法,引起了安徽多数党员的不满和抵制.8月27日,尹宽自感处境尴尬,难以维
持安徽工作局面,遂向中央提出辞职.民国18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安徽工作会
议认为,尹宽主持的安徽省临委对安徽的党组织未能起到领导作用,不仅使党内产生矛
盾和纠纷,而且在群众中也未能发挥作用.因此,中央撤销了中共安徽省临委,实际上
也撤销了尹宽省临委书记职务.尹宽赋闲上海,和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
人交往,并接触到中国托派的一些文件,开始接受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并游说陈独秀,使
其接受了托派观点,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党中央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陈独秀,尹
宽等人自认为有国际背景,继续坚持错误立场.9月,尹宽,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
人单独成立托派小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尹宽任常委.11月以后尹宽
等人被开除出党.12月5日尹宽签名参与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继续与党对抗.
民国20年和民国24年两次被国民党逮捕.民国26年8月,作为政治犯获释.在桐
城,枞阳,东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民国37年夏,尹宽去上海参加托派中的彭述之派大
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
1949年2月,尹宽回到家乡桐城.仍然执行托派组织的既定方针,在教育界的一些
人士中秘密活动,企图在桐城成立托派小组织.1950年10月6日,尹宽被公安机关逮捕,
1965年9月释放.1967年7月11日,在桐城县石南公社双墩大队李坂生产队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