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朱德与红军“三人团” / 十六字诀为南昌起义部队首创 - 党史风云 - 历史论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2 16:13:17


 

 

  现在有人问,为什么“三人团”里没有朱德,言外之意,是他受到左倾宗派主义的排挤,甚至认为是他不够资格。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由于对我军的历史和组织制度缺乏深入了解的缘故。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在某些有关长征的电视剧中,把“三人团”描绘成是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它不仅是最高战略决策机构,也是战役战斗的指挥部,是凌驾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之上的红军“最高统帅部”,其实,这不是历史事实。

  实际上,1934年夏季成立的“三人团”是党的临时“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注一),它的职责是 “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决策”,显然,其地位非常重要。但是,某些人往往“忽略”了,与它平行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革军委”,以及红军总司令部,它们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按照中央局在1932年的规定,“中革军委”拥有作战计划与决定权,红军总司令部具有作战指挥权,负责进行战役部署和下达作战命令并实施战役战斗指挥。而且,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党的中央代表审批(注二)。所以,“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才是工农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要注意,“战略决策”、“行动方针”与“作战计划与决定”、“战役战斗作战指挥”,其含义和职能是不同的。举凡重大问题,这两个机构是要合署相商,“中革军委”也是有权参与战略决策与行动方针的研究讨论的,它们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分工的不同。尽管最后决定权归党的总负责,但绝不是总负责决定和指挥一切,朱德总司令,身兼中革军委主席,是始终参加最高决策层的决策研究的。

  这种军事领导结构,有平行的两条线,一条是党的,一条是政权的,即政府的。这是我党一贯的做法,历来如此,它源于苏俄红军,这就是在我们部队中实行的两长制,尽管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但是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是平级关系。

  在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前,党内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是党中央军事部。当时,它与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等是并列的(注三)。周恩来、张国焘、李富春、杨殷等都担任过军事部部长职务,最后一任军事部长为武胡景(注四)。1933年1月下旬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前军事部已经停止工作,武胡景改任其他工作,他没有进入中央苏区,后来去了莫斯科,在苏联的肃反中被诬陷为托派分子遇害。1931年底先期到达中央苏区的周恩来,从1933年1月开始成为党对红军的总负责,实际上也就是起到了原先党中央军事部的作用。在周恩来之后,1934年1月,改由博古担任党的中央代表,负责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注五)。

  长征前夕,于1934年夏季,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博古、李德组成,负责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

  与党的中央军事机构平行的中央政权系统的军事机构,最早是在1930年8月成立的,叫做“中央苏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1931月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由项英任主席。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直到1936年11月红军长征结束,主席职务一直由朱德担任(注六)。从以上党的军事机构与政府军事机构的沿革来看,“三人团”,其性质也就是原来的党中央军事部的延续(注七),它与政府的,国家的最高军事机构职能不同,但地位平等。按照第三国际和苏俄红军的规定,党在军中的代表——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但是,拥有最后决定权并不等于政委领导司令,只有当常委之间,或者政委与司令发生原则分歧,争执不下时,最后决定权才发挥作用。党的军事部,与政府的军事机构,也类似这种关系。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临时中央的大权掌握在博古手中,他是党的临时总负责(召集人),1934年1月到1935年1月,他正式担任总书记。他与身在莫斯科的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直接联系,挟“国际”以令全党全军。在当时,国际的指示就是“圣旨”。即便如此,“三人团”的意旨也必须是通过党在军事上的总负责——总政委周恩来,才能下达到军中贯彻实施,“三人团”并不能直接指挥部队。 而且,“三人团”并不是党的正式常设机构,它不像军事部和后来的党的中央军委,它是临时性的组织,可以根据情势取消。

  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据说于日后的1935年3月份,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三人小组”,有人把它叫做“新三人团”,但这一说法缺乏史料根据。1935年7月,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顺理成章,他就成为接替周恩来的党的军事总负责人,如果真的存在新的“三人小组”,张总政委应该就是其中当然的成员,但是,此刻那个新的“三人小组”不复存在,也没有取消的记载,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成立了一个五人团(注八),所以,这一说法值得探究。

  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不是提出要进入“三人小组”或担任总政委,而是要求担任中革军委主席,而临时中央却宁可让周恩来让出总政委,也不同意让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注九),可见中革军委主席这个职位在当时是多么重要!

  有人说,朱德既然那样重要为什么不进入“三人团”。其实,弄清楚“三人团”与“中革军委”的关系,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三人团”是党的组织,“中革军委”是政府机构,它们是共同商量研究问题作出最高层的决策的,不是上下级关系,周恩来同时也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注十)他是朱老总军事指挥上的副手。朱老总已经身在最高军事决策圈之内,难道还有必要再让他这个中革军委主席再去兼职三分之一党的军事总负责吗?在实行两长制的我党我军里,司令兼政委的情况有之(反之则没有例证),但通常是尽量避免的,除非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

  总之,“三人团”也好,所谓的新的“三人小组”也罢,都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机构,“三人团”取代不了“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作用。 “中革军委主席”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军事总负责,总政委和“三人团”则是代表党的军事总负责,它们分工合作,这就好像司令员与政治委员的关系。军事命令的下达与军事指挥的实施,都是由“中革军委”与总司令部进行的,“三人团”并不出面。红军中,中下级指挥员并不知道什么“三人团”。所以,“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才是真正的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你如果亲自去看一看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亲历长征》这本书就知道了,全书105篇记述长征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及“三人团”的,而“总司令部命令”,“中革军委命令”的字样则俯拾皆是(注十一),实际情况并不像某些电视剧中所臆造的那样。

  老实说,对“三人团”的高度关注与渲染,是在文革以后,此前,很少有人提到它。例如,1952 年李伯钊编剧的话剧《长征》,就没有描述过它。

  军事领导上的两条线,直到今天,我国我军依然如此,一条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另一条线是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注十二),它在解放初曾经被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只不过,解放后的“中革军委”,已经有名无实,成为摆设。而在抗战期间,由于国共合作,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所以也就没有了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军事领导机构,而以八路军延安总部的名义行使权力。朱老总名义上是第八路军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但他始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军委副书记(注十三)。当时,延安八路军总部与党中央军委是同一套机构同一帮人马,军委秘书厅就是八路军总部秘书厅(注十四)。所以,朱老总实际上是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注十五)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部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统帅。

  党的那条线,在抗战初期,成立了党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为副书记(十六)。抗战胜利,1945年8月,成立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从此,党的中央军委,其地位扶摇直上, 远远高于“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其他中央机构,“军委主席”成为党中央主席的专属职务终身职务,早年的“中央军事部”的历史早已被人们所淡忘。文革后,按照邓小平的安排,党和政府的两套军事领导机构,现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致使许多人都不知道现在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四渡赤水问题(本论坛加注)

  最近有人著书,说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担任前敌政治委员,“实际上”就是前敌总指挥。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政治委员是党中央或上级党委派出的代表,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即所谓的“下最后决心者”,不是“最后的否决权”),是为了保证军队的行动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离开党的总方针总政策,不等于他就是战役总指挥,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有明确的分工,作战指挥主要是司令员的职责,司令是指挥的同义语,前敌司令员就是前敌总指挥。而且,总指挥职务不可能自动丧失又自动恢复。下级指挥员拍给中革军委的电报,不能解释为就是拍给毛泽东。

  十六字方针问题(本论坛加注)

      


  最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全集》,在在第一卷韩伟所写的《毛委员教我们用兵作战》一文后,附有一份1956年《星火燎原》编辑部写给陈毅元帅的信函,询问“十六字诀”产生的时间。陈毅元帅用毛笔字写下了他的回答,说明1928年5月是“十六字诀”广泛宣传的时间。“十六字诀”早在朱毛会师前的1927年冬就已经在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中运用了,当然其发明权属于朱老总。而将这一证言附在韩文的后面,显然是放错了地方。

  以上两例,说明厘清历史上的谬误,还原一个真实的朱老总,吾辈尚任重而道远。

  今年已经104岁的老将军陈锐霆在今年二月曾经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的党史中有许多错误,应当重写”。对此,我们应当深思。



注释:
(一)《中共党史辨疑录》第485页,《朱德年谱》第109页
(二)《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研究文集》第103页
(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47页
(四)《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3页
(五)《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4页
(六)《朱德传》第273页
(七)《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4页
(八)《周恩来传》第364页
(九)《周恩来传》第357页
(十) 同(注九)
(十一)见1954年党史资料第一、二、三期《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上、中、下》
(十二)《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8页
(十三)《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7页
(十四)《回忆朱德》第245页
(十五)《朱德军事文选》第562页
(十六)《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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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竹韵微澜 于 2010-5-15 12: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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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于平关于朱德历史研究的文章(一)

(2009-03-03 07:46:42)      

              延安各界对朱老总的评价

 

    1946年12月1日,是朱老总的60岁生日。全党全军和边区人民为他老人家举办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活动,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各界纷纷举行祝寿活动。《解放日报》接连几天以整版篇幅刊登贺词贺电及报道祝寿活动盛况,这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当天,毛泽东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周恩来的祝词独具特色,满怀激情。他写道:“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在祝寿会现场,面对热情的大众,朱老总谦逊而和蔼地频频答谢大家,他亲切而诚恳地对大家说:“你们不必祝贺我,我要祝贺你们,祝贺党,祝贺人民!”

    中共中央祝词的最后一段是:亲爱的朱德同志!你的六十大寿是中国共产党的佳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佳节,是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佳节。今天反动派还在进攻,反动派的进攻还没有被打退,但是这个时间是不远了,你的寿辰正是战斗的号召,胜利的号召!全解放区军民,一定要用胜利的自卫战来打退和粉碎反动派的进攻,来作为替你祝寿的纪念品!祝你永远健康!

    叶剑英率北平中共代表团的贺词,其中提到:中国人民,特别是靠着毛主席和你,已经从赤手空拳的战斗中,创造了一支几百万的壮大的人民军队。我们坚决相信你,坚决相信你所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一起,一定能彻底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打出一个独立和平民主解放的新中国。

    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等来电祝贺,贺辞中有:今天是你六十寿辰,仅以无限敬意,恭祝你永远健康,永远领导着人民解放事业走向胜利。

贺龙的电报贺词中说道:二十余年来,我在你教育下,愈在艰难曲折的时候,就愈无法忘怀你。我晋绥这支毛主席总司令的队伍,将不仅以自卫战争的捷报来作为祝寿的薄礼,并将永远在毛主席和你的旗帜下,再接再厉,不达到全面胜利,决不休止,仅此敬礼。

    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上的祝寿讲话,代表全体指战员向总司令祝寿,号召学习朱总司令,学习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新的革命军事学说。说总司令的练兵、带兵、用兵的一套军事学说,都是崭新的从群众中来的军事学说。聂司令员继续号召全党全军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来完成总司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刘伯承对前线记者团的谈话称朱老总是: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

    陈毅在华野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说:由于毛主席和总司令的英明领导,我们得到了发展,建立了人民政权,创造了强大的工农红军,这完全是由于毛主席和总司令忠心为人民利益服务,没有丝毫为“我”打算所致,因此中国人民也就选定了他们两个作自己的领袖。

    此外,董老、吴老、徐老等也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寿文章或诗词。中共西北局、东北局、华东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也都发表了贺电或专论,热情歌颂了朱老总的伟大功勋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突显了朱老总在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大众之中的崇高威望,体现了全体党政军民上上下下对他老人家的尊敬与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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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4 23:24

在中央苏区时的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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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4 23:24

1936年12月,朱德与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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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于平关于朱德历史研究的文章(二)

(2009-03-04 08:12:48)        

 

认识真实的朱德

 

 

    让我们翻开真实的历史长卷———认识真实的朱德。

    朱德元帅在中国人军解放军将领中,被誉为“红军之父”,他那平易近人的仪态,忠厚长者的风范,运筹帷幄的才智,用兵如神的韬略,不但闻名于全中国,而且闻名于全世界。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影视界在一些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对朱德元帅的塑造,却常常是软弱平庸、人云亦云的形象,这不仅完全失掉了历史真实,而且在艺术方面也是极大的失败。

    在战争岁月里,他和毛泽东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被世人称为“朱毛”。在军事指挥方面,毛泽东更是倚重于朱老总。早在滇军作战时期,朱老总即已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形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十六字诀”等游击战战略思想以及战术原则。后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转战湘南、井冈山的斗争、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以后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乃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中,都得到更为广泛深入地发展和运用,形成了一整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体系。

    红军时代的资深将领谁都知道,跟着朱老总打仗吃不了亏。每当大敌当前,他总能临危不乱,战场指挥十分灵活巧妙,因此谁都愿意跟随他作战。我军许多著名战将都是师从于他或是他亲手带出来的,都对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例如林彪、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粟裕、陈赓、萧劲光、左权、彭雪枫、罗炳辉、萧克、陈光等等。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时刻,他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同毛泽东一起指挥了三大战役。他在1948年8月23日他第一个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为我军战略决战指明了方向。在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于城南庄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朱老总独具慧眼,第一个赞同粟裕关于“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大量歼敌”的重要建议,由于朱老总在军事上具有的崇高威望,其他领导人才打消了疑虑,紧跟着同意了这一建议。

    在整个战争年月直到解放初期,他作为我军总司令,始终居于我军最高军事统帅地位。朱老总的崇高威望和地位,是在刀枪丛中和腥风血雨中杀出来的,是真本事硬功夫,决不像现在有些影视片中所显现的那样苍白无力。

 

                       

    1942年夏季,苏德战争进入白热化。6月,德军开始向斯大林格勒发动进攻。初期,德军步步紧逼,苏军节节后退。到9月份,德军已兵临城下,在战役中占了上风。就在此时,身居延安八路军总部的朱德总司令,在军委高参室他亲自主持的一次战略战术讨论会上,提议分析一下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况,预测战役发展的前景。在会上,大家讨论很热烈,各抒己见,朱老总也发了言。他以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军事理论造诣,简要而深入地分析了苏德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论据充分,层次分明,与会的同志们几乎个个心悦诚服,就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眼界大开。

    朱老总主要是从这样几个方面分析战场情况:即德军长驱直入,战线过长,战役初期虽然占据优势,但它克服不了兵力不继和后勤保障不足的弱点,势必成为强弩之末,此乃兵家之大忌。此外,苏联冬季将至,到那时气候十分寒冷,德军难以适应。加之苏联德占区内游击活动非常活跃,更加重了德军的困难。因此,德军难以在此役取胜,搞不好将重蹈当年拿破伦的覆辙。朱老总最后说:斯大林格勒之战,苏军必将反败为胜,从而扭转整个苏德战场的战局。

    大家听后,都觉得耳目一新,有些同志原存的对战局感到担忧的念头冰释了,心中感到非常痛快。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朱老总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新鲜独到的见解并没有获得所有与会者的赞同。其中一位原任国民党军刘戡部参谋长,后投奔革命来到延安的高参室副主任,就不赞同朱老总的观点。他认为德军在武器装备上和兵力上占有较大优势,特别是以坦克集群冲击为特点的闪电战,其锋难当。德军在苏德战争全线处于攻势,握有战场主动,攻克斯大林格勒只是时间问题。

    朱老总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讲述,然后又从容不迫,详尽周到地反复向他解释了一番。朱老总的苦口婆心并未能改变这位同志的观点,他坚持初衷不变,还将他曾在中央陆大师从于德国教官的牌子亮出来,以表明他是这方面的军事权威,态度不够谦虚,与会的其他老同志有些不耐烦。朱老总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一时也难以说服他,就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同志,咱们今天就不要再争了,两个月后看事实吧!

    两个月后的11月份,战役发展情况与朱老总预料的完全一致。当初与会的一些同志想起这位同志的言论,仍然心有不满,就找到朱老总,说他是“国民党观点”,要批判他。朱老总听后只是淡淡地一笑,说道:他年轻气盛,事实已经对他做了最好的回答。作为军事学术研讨,应该允许各抒己见嘛!搞什么批判吆!人家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跑来投奔我们,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应当相信他,帮助他!如果动不动就批判,今后谁还敢来投奔我们?

    听了朱老总的一席话,大家都佩服极了,觉得朱老总不愧是“红军之父”,不但有着精深的军事理论造诣,更兼有博大的胸怀。

    现在,有些作者对朱老总的丰功伟绩已经淡忘了,或者是不太了解,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我真希望有一天,能从影视作品中看到一个胸襟博大又虎虎生威的“战神”----朱德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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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4 23:26

1937年,朱德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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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4 23:26

朱德与刘伯承,邓小平在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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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0-5-14 23:27 4#

赵于平关于朱德历史研究的文章(三)

(2009-03-05 08:57:16)      

                  隐身法与污名化

 

    毛主席自己并没有贬低过朱老总,战争年月,他称朱老总是“人民的光荣”。文革中,面对某些人对朱老总的污蔑,毛主席明确表明观点:“朱毛、朱毛,朱在先嘛!”,“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说你是红司令!”。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清楚,没有朱老总,就没有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就不能战场取胜!

    为什么吹鼓手们千方百计要去贬低和诬蔑朱老总?这是因为,他们要宣传个人迷信,要神化个人,最大的障碍就是朱老总。你想,一个总司令,一个总政委,朱老总还是公认的“红军之父”,战功卓著,有总司令在一旁,造神就造不成了。如果将总司令隐去不表,那么所有的功劳岂不都“变成”总政委的了?文武全才,左右开弓,没有搞过军事天生就是作战高手那还不神?此招真是一石双鸟,既贬低了朱老总,又神化了总政委,岂不快哉?王朝柱的电视剧就是用的这个手法,突出三人团(组),突出毛周王,不提朱老总,不讲中革军委,不讲总司令部,在观众的眼中,“神”就呼之欲出了!这就叫做“隐身法”,把朱老总从历史上抹掉。

    单单隐去朱老总还觉不过瘾,有人就又进一步采用了“污名化”的手段,把“军阀主义”,“流寇思想”的大帽子硬栽到党性与组织观念都很强的朱老总头上,让人一看觉得“茅塞顿开”,“啊呀,原来是这样,幸亏有了毛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如此一来,神就更加是神乎其神了,果然是一人扭转乾坤,一人包打天下!连续剧“井冈山”就是这个手法的代表作。所以,“隐身法”加上“污名化”,再“利用党内的无知以售其奸”就达到了吹鼓手们造神的目的,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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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于平关于朱德历史研究的文章 (四)

(2009-03-06 07:45:19) 转载 标签:

杂谈

               朱德的军事实践

 

    自打50年代后期,多年来,某些影视片以及文艺作品,把我军的主要创始人,历史上被各界公认的“红军之父”,我军永远的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平平庸庸,人云亦云,无所作为的人,一个军中的摆设,甚至连他的下级和部将都不如。这不但丑化了朱老总,而且也是对我军的贬低。因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长期以来,居然是由这样一个窝囊的统帅来指挥,那真是贻笑大方。

    朱老总,从我军设立总司令一职起,直到1954年10月撤消,一以贯之,一直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从来没有更换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我才称其为我军永远的总司令。而总政委一职,则数易其人,多次易手。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是造诣高深的军事指挥的行家里手,因为他是我军无可替代的驾驭战争的巨擘。

    朱老总与游击战运动战

    在残酷激烈的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敌强我弱,我军作战的主要战略战术原则是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而这一作战原则的提出者和创始人首推朱德。我这决不是标新立异,危言耸听,这是由毛主席的著作所证明了的。毛选四卷第一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第188页,毛主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很显然,这个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十六字诀,是由朱老总1928年4月28日与毛主席会师后,带到井冈山上来的,所以才有“从1928年5月开始”这种情况发生。毛主席还指出,在此之前“当时根本没有经验”,说明在朱老总未到以前,他是不知道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聂帅於1986年12月1日在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阐明“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他的话,有力地印证了毛主席在上面的叙述,证明朱德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创始人,毛主席是肯定者和应用者。此外,当年井冈山时期的老将领和老战士,也多有记述。例如杨志诚、何长工、宋裕和、范树德、龚楚等。他们曾经回忆说“朱毛会师后,原来井冈山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说‘这下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又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 。参加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老将军,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他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他又说:“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朱老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他的一贯风格一样,表现出极其博大而宽厚的伟人胸怀。

    关于运动战

    毛选四卷第一卷,在同一篇文章的第214页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也就是说,它是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这一原则,是早在1925年,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回答教官 “回到自己国内怎样打仗”的问话时就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是有明文记载的。而且,这句话是地道的四川方言,是朱老总用他自己的家乡话来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毛主席把它写在这里,同样也无异于告诉世人,这项著名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其发明权是属于朱老总的,他仅仅是接受运用并发挥。

    上述史实,特别是毛主席自己的表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如此说来,对于我军游击战和运动战战略战术的鼻祖是朱老总的结论,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吗?还有必要再去争论不休吗?

毛主席的特长是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理论工作,还有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他特别善于总结汲取和发挥,擅长写作,这也正是他作为总政委的份内工作,作为总政委,后来作为军委主席,他还参与部队作战行动方针的制定和战略部署的研究。但是,他不是“万能匠师”,擅长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研究,并不等于会打仗。而且,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研究也不是由他一人决定,他负责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军委,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打仗光有战略部署不行,还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必须善于战场指挥,必须拥有丰富的战场战斗经验和必需的军事专业知识,比如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范围,各种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协同,各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如何具体组织部队行军、宿营、隐蔽、侦查、包围、进攻、退却、掩护,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等等。这些,作为总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不知道的,而这正是朱老总、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军事统帅与战将的擅长。特别是朱老总,战略战术兼优,毛主席在军事方面主要倚重于朱老总。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头,是朱老总的军事实践,毛主席作了总结汲取和发挥,这也是“红军之父”的美誉归于朱老总而不是毛主席的缘由所在。所以,科学地讲,准确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称作“朱毛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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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4 23:28

1955年9月,毛泽东向朱德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

引用

绝地战将 发短信 积分:510   
发表于:2010-5-14 23:51 6#

  从“1956年星火燎原编辑部写给陈毅元帅的信函”中可以看出,陈毅元帅在右边批语中,反映了当时十六字方针使用年代时间在二八年之前的历史真实。同时又说(左边批语),“以毛选为准。”“不能做这样论断”。说明毛选本身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捏造历史的严重诚信问题。

 

    

 

 

 

 

引用

竹韵微澜 发短信 积分:728   
发表于:2010-5-20 14:08 7#

 

 

  我对十六字诀问题的粗浅看法

  

  

  有些问题也难说后世的一家之言就有科学上的说服力,但完全可以作为一家之言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提出十六字诀不是毛泽东所创,也是为了驳斥后世毛左吹捧毛夹杂为自己谋利益的问题。但历史上的毛是个谋党权的人,一旦占据了最高大义名分的党主席位置,那再有什么好事的话,肯定都能揽到自己头上。即便不是他的首创,也可以作为总结和推广者实现他的领导人光圈。所以说党内直到现在还有八股套话叫做“在某某某的亲自领导下”云云,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这就是一种贪功朝贡封建专制风气的历史延续。

  历史资料到是证明毛本人在当时还不是后世那种地位,以及和成为那种默认党史造假的人。所以一切问题在于建国后毛时代的后世党史造假的枭小所为,以及毛本人的默许问题。
  

  如果搜索网上的“十六字诀”主题词,那就会出来很多相关文章。描述万安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张世熙关于十六字诀文字证据的文章就是一例。
  张世熙也是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牺牲较早。关键是他在28年秋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而且报告中提出了十六字诀,留下了文字史料。其中提到“万安暴动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说之后的策略,而不是总结万安暴动本身。这种写法比较怪,跟万安暴动挂不上关系。由于没看到历史资料原文,不得而知历史原貌。

  但是,1927年大变革的时代,不管什么暴动应该都是在中央具体参与下开展的,见《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而中央总结和相互转达各个暴动的经验等问题,为后面的后面提供帮助也是可以想象的。这方面值得研究。

  
  从编年史的历史事件时序角度看,从网上相关简介中摘录信息如下。27年大事件发生的顺序为:

  局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我党对策:为了挽救革命,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一开始因叛徒告密苏联鼓动共产党与国民党敌对电报泄露问题,导致蒋介石、汪精卫,清共。后来陈独秀面对不可扭转的局势,主张武装应对,结果后来被共产国际里应外合把陈独秀的领导权剥夺了,然后就是八七会议了。这中间前前后后矛盾的党史糊涂账,就是比较敏感问题了。)

  8月1日南昌起义

  8月7日八七紧急会议

  9月9日秋收起义。八七会议,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8月18日在长沙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11月19日万安暴动。中共中央在组织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数省发动秋收起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的精神,中共江西省委对江西全省武装暴动作出了具体部署。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万安县委派人去南昌,从中共江西省委处获悉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计划。27年11月19日万安暴动开始,攻打万安县城。
  28年1月8日,万安农军和农民群众4万余人分四路第四次攻打万安县城。不久,国民党增调军队进攻万安红色政权,万安农军遭到严重损失,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天宇牺牲。保存下来的部分革命武装,转移到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28年秋,中共代表团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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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间顺序上看,还是南昌起义最早,所以成为中共建军的纪念日。而且无论是众多高级军事将领,以及其前后过程、经历最接近十六字诀的原则,仅仅是没有文字记载而已。而半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之后的一些起义,如秋收起义比南昌起义晚一个月,是个开始便指挥失败的暴动,被打败了到处逃亡。万安起义就更晚了,尽管和秋收起义同时策划,但筹划了接近一个月的攻城行动才开始起事。强攻县城4次,打了将近一个月才打下来,而且后来守城不成就被敌人援兵打败了。一点也没有体现出十六字诀的迹象,一年后,其领导人张世熙在苏联的报告中也没说总结的是万安暴动本身的经验,所以张世熙代表中国共产党去交流中共武装暴动经验的可能性最大。最先正式提出,不等于最早创造。这是本人就这些信息的粗浅的观感。

 

  万安起义领导人的共产国际报告原文以及出于什么原因写的,还有八一起义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去作报告,张世熙报告的代表范围宽度问题,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历史科学原则是:不因孤证对历史问题作定论。在这里也必须适用。

  因此,十六字诀最早提出的问题有研究必要,但最先提出不等于最早创造,不然党中央按1927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在夏末开始统一安排、以及具体参与的各个暴动就属于各自为政了。
  还是那个话,各个暴动之后必然有专人作总结,对其他暴动必然有交流和指导,不可能孤立的搞某个暴动。加上对照暴动领导人军史素质,高级军事指挥家人数,最大的参考证据就是暴动的全过程是否能映证十六字诀。
  如果某个领导人代表中共去共产国际作报告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对各个暴动统一起来做综合总结。具体就要看原始原文和整个赴共产国际的党中央组织过程的历史资料而定了。
  

 

 

  [附件]

  一些直接相关文章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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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ook.sina.com.cn/nzt/history/his/zhenxiangmzdbsw/91.shtml

  1928年6月,张世熙作为江西党代表之一,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同年7月12日,应邀到列宁格勒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据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记载,张世熙在共产国际列宁格勒大会上作了题为《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长篇报告,其中提到万安暴动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见《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其中写道:

  我们3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6页。

  从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与张世熙总结概括的“十六字诀”来看,在文字的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含义是基本相同的。然而从其提出的时间来说,张世熙提出“十六字诀”比毛泽东早10个月,因此,应被视为是最先提出“十六字诀”的人。

  “十六字诀”,虽然是张世熙首先提出来的,但毛泽东、朱德等对总结概括和完善“十六字诀”,无疑都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显然,“十六字诀”的提出和形成,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和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红军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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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暴动
2006-07-05 11:21更新 来源:南方日报集团

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

http://news.cn.yahoo.com/060705/57/2hpsb.html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在组织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数省发动秋收起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的精神,中共江西省委对江西全省武装暴动作出了具体部署。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万安县委派人去南昌,从中共江西省委处获悉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计划。11月10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领导下,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在万安县成立,杨德明为队长,陈正人为党代表。与此同时,将万安各地农民协会会员中的青壮年,编为万安工农革命军,组成5个纵队,共1.4万余人。

1927年11月19日,万安农军和革命群众2.5万余人第一次攻打万安县城。20日,农军毙伤敌军100余人,相持几日未能破城,主动撤出战斗。各路农军在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加紧操练和制造武器准备再次攻城。此时,根据江西省委指示,改组万安县委,取消行动委员会,暴动由县委直接领导。12月24日,万安农军第二次攻打万安县城,因敌闭门死守,装备相差悬殊,缺乏攻城经验,未能取胜。12月31日,万安农军8000多人分三路第三次攻打县城。这次加强了火力配备,与敌激战7小时,毙敌30多名,终因火药供应不上,加上敌军增兵百余人,又未破城。1928年1月8日,万安农军和农民群众4万余人分四路第四次攻打万安县城。万安县委吸取前三次攻城的经验教训,加强了攻城的力量,增调良口农军为第四纵队,主攻南门。驻城守敌刘士毅1个团和工兵连,慑于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威力,慌忙分水陆两路向赣州逃窜,农军胜利占领万安县城。第二天,成立了万安县苏维埃政府,刘光万任主席。

不久,国民党增调军队进攻万安红色政权,万安农军遭到严重损失,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天宇牺牲。保存下来的部分革命武装,转移到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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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樊政委 发短信 积分:24   
发表于:2010-8-18 19:52 8#

你们真有意思。朱老总1928年4月28日上井冈山,第二个月就产生了16字诀!

 

实际上,16字诀应该是朱毛红军总结井冈山的山大王朱聋子的战略战术而成的。

 

因为,朱老总在上井冈山之前,不存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残部打游击的历史,故朱老总无法提出16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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