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旅行家的条件

导读

旅行家的条件
──传奇探险家理查．柏顿和他的《中非湖区探险记》

詹宏志

一

英国旅行作家盖文．杨(Gavin Young, 1928-2001)在他的第一本旅行着作《回到沼泽地》(Return to the Marshes, 1977)里，记录了他的一场旅行奇遇。

那是一九五二年他初遇传奇探险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 1910-2003)的时候，盖文．杨已为自己横跨阿拉伯半岛的计画准备多时，想请教大探险家前辈关于沙漠旅行的经验。但塞西格告诉他不可能获得沙乌地阿拉伯政府的签证，这是新世代旅行家必须面对的新处境。泼了后辈一盆冷水之后，塞西格也许是觉得过意不去，他又告诉盖文说：「做为一个替代，也许你可以考虑去沼泽地。」

当时年才二十四岁的盖文在伊拉克巴斯拉港(Basra)一家船运公司工作，但他从未听说「阿拉伯沼地」(The Marshes)；事实上巴斯拉港就在两河流域的出海口，距离沼泽地只有几十公里。接下来的故事，就近乎梦幻童话；大探险家塞西格驾了一艘精美的三十六呎黑色独木舟，舟上还有四名划桨的阿拉伯人，亲自迎接盖文前往沼泽地，那是一个水汀交错、芦苇丛生的青翠湿地，正是伊甸园原型的桃花源，是尚未为世人熟知的「另一个阿拉伯」。

这趟旅行想必对盖文影响深远，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辞去船运公司工作，留在沼泽地与阿拉伯人生活了两年；然后他又前往阿拉伯西南部沙漠，与贝都人共同治理蝗害；离开阿拉伯之后，他继续前往北非工作并旅行，足迹与行动都和塞西格的生涯相似。直到他在北非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结识写「007情报员」詹姆士．庞德(James Bond)系列小说的知名作家伊恩．佛莱明(Ian Fleming, 1908-1964)，佛莱明劝他接受报社驻外特派员的工作，他才开始展开记者生涯，但也因此二十二年后他才把沼地阿拉伯的经验写下来，第一本书《回到沼泽地》出版时，他已经快五十岁了。

但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九五二年才二十四岁的盖文．杨，他想接续英国沙漠旅行家理查．柏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查尔士．道谛(Charles Montagu Doughty, 1843-1926)、「阿拉伯的劳伦斯」(T. E. Lawrence, 1888-1935)以及塞西格等人的探险香火，计画横跨阿拉伯半岛的壮举；为了这趟旅行，他勤奋修习阿拉伯文，并前往伊拉克工作，等待行动的时机成熟。对照前面几位他的前辈，他的准备似乎不无道理，因为柏顿、道谛、劳伦斯、塞西格都是精通阿拉伯语文的人，他们都能深入阿拉伯地区的偏远部落，与阿拉伯部落族人成为朋友。理查．柏顿甚至有能力假扮阿拉伯人，追随回教徒朝圣队伍前往麦加与麦地那圣地，长时间相处而不被识破身份；而查尔士．道谛虽不曾假扮阿拉伯人(他从不隐暪他的基督徒身份)，却能与回教徒讨论可兰经教义，赢得沙漠民族的敬重。

盖文．杨的时代已经不是「探险的年代」，虽然他还赶上亲眼目睹即将消失的沼泽文明，也赶上了亲炙最后一代的大探险家，但他自己的旅行只能说是「认真的旅行」(serious travels)，要说是「探险」似乎已经算不上了。但即使是「认真的旅行」，旅行者的准备也不可少，至少旅行地使用的语言，旅行者应该花费若干年加以准备。

那是「认真的旅行」还是旅行基本概念的时代，旅行还不是今天惯说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之类的休闲活动，更不是脱离尘嚣、海滩仙境、舒适享受的「脱逃」(escape)行为。旅行，在那个时代认真旅行者的实践下，还是一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自我磨练，更是一种深入异乡、探索他者的心智活动。旅行者把旅行当「修练」来看，他们不仅不求舒适，还刻意寻求「折磨」，至少是刻意寻求一条「自找麻烦」的困难路线。为了完成这一条带有难度的「旅程」，旅行者必须做好身心的准备，以便对付那旅行途中可能要面对的种种困难。

而在「认真的旅行」之前的「探险时代」，那就更不用说，旅行的每一步本来就是困难的，并不需要你刻意去「创造」出一条困难的路线。譬如说，原始森林是浓密难行的，林中更有凶猛野兽、有毒生物，以及不可知的疾病，每一步都可能「永远」拦住了你。大探险家理查．柏顿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友人说：「在河流的千哩之上，以一块挖空的木头出发，安返的希望近乎渺茫！我问自己：『所为何来？』听到的回音只有：『傻瓜！……不过是鬼迷心窍吧。』」(Starting in a hollowed log of wood—some thousand miles up a river, with an infinitesimal prospect of returning! I ask myself “why” and the only echo is “Damn fool!...the Devil drives.”)

「探险时代」是接续着「航海时代」而来的，海域的探险只是触摸了世界的大块分布，世人(欧洲人)通过航海家的努力，得到了关于美洲、非洲、亚洲，及至于澳洲、大洋洲的轮廓与路径，但要了解陆上的细节，人们还是要用脚来丈量。十八世纪末叶，那些「闯入、突破、征服」式的陆地探险家就开始络绎于途，用勇气和毅力走进偏乡僻地，用笔记和绘图描绘地理空白，因此有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探险时代」。

但那样的旅行并不容易，旅行者出发时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对应未来要遇见的种种实际风险。至少有一位旅行者注意到这个困难，觉得有必要去整理既有知识来帮助旅行。我说的这位旅行者是达尔文的表弟法兰西斯．盖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而他所做的努力则是他的一本着作叫《旅行的技艺》(The Art of Travel, 1855)。

今天重读这本《旅行的技艺》，会发现它其实是一本「生存手册」(Survival Handbook)；它假设旅行者即将面对「野地」，他必须面对饮水、负重、保温、攀登、渡河、营地打造、兽力管理等诸多问题，他必须有足够的知识来确保旅行的进行。那是一个没有旅行服务业的时代，旅行者的目的地也常常不是熟悉的文明环境，旅行者出发前，这一切知识技能和装配准备，都应该掌握在手上。

《旅行的技艺》在一八五五年年初次出版，当时仅有一九六页，但到了第二版(一八五六)就增订到二四七页，到了第四版(一八六七)更发展到三六O页，内容也有大幅的修正。看起来，不管是盖尔顿自己的、或维多利亚时代的整体旅行者的知识累积是快速增加的。出生入死的探险家，正用自己的经验不断提供旅行技能给全体人类社会。

但有没有一位旅行家可以代表那个时代无数的探险家，成为一种「旅行家的典范」？

用各种资料对照来看，我猜想最合理的决断应该把这个头衔颁给最传奇、也最不可思议的探险家理查．柏顿……。

二

探险家理查．柏顿的性格之特异、技能之传奇，以及生涯之多彩多姿，可能连最富想像力的编剧家都编写不出来，或者害怕编出来无人愿意相信。

柏顿生在富裕之家，但家中财富主要来自母亲的家族。柏顿从小颇受外祖父的疼爱，他的父母为了讨这位家财万贯老人家的欢心，柏顿说：「因此三岁开始学拉丁文，四岁学希腊文……。」(……so began Latin at three and Greek at four.)

不料这个「揠苗助长」的举动，却无意中诱发了一位语言天才。在十九岁进入牛津大学之前，他除了拉丁文、希腊文，也能熟练使用英文、法文、义大利文等欧洲语言，加上像拿坡里语、吉普赛语等多种方言。进入大学之后，他又钻研阿拉伯文；但在大学时，他因为违反校规而遭学校退学，学术生涯因而中辍。但他后来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一流的「东方学」学者，更在旅行途中凭自学成为博雅的民族学者兼地理学者，不过这是后话，我们稍后再说。

离开学校后，他旋即加入军队前往印度。在军旅之际，他利用闲暇时间，学得印度语、古吉拉提语(Gujalati)、旁遮布语(Panjabi)、马拉地语(Marathi)几种最主要的印度语言，并及于若干地方方言。也在这个时期，他进一步掌握了大学时期学习的阿拉伯语，并熟习了波斯文。他也借公务之余，前往印度偏僻地区旅行。上司发现他的兴趣与特殊能力，干脆派他前往印度北方信德省(Sindh，在今巴基斯坦境内)进行军事与民情调查。信德自古是多种文明交会的要道，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占领它，后来则为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多次占有，境内居民多为回教徒，理查．柏顿在此地首度乔装外地回民旅行，这个成功经验使他有了潜入穆斯林圣地麦加(Mecca)和麦地那(Medina)的念头。

一八五O年，理查．柏顿把他在印度中南部旅行的经验写成并出版为他的第一本旅行书《果亚与蓝色山脉》(Goa and Blue Mountains)，这本书虽然是柏顿在世时最不为人知的一本书，但书中透露出的作者才华，包括他对各当地语言的惊人掌握能力，他深入当地人社会与了解地方风俗民情的能力，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加上他勤奋记录当地地质、植物、动物与人种的习惯，已经引起各地探险界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注意。

经由皇家地理学会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与支持下，一八五三年理查．柏顿开始他第一个探险企图，他计画假冒来自信德省的回教徒(有时候视情况还要假冒其他族裔，譬如他偶而会自称是普什图人，避免被觉得口音怪异)，参加穆斯林的圣地朝圣之旅(也就是所谓的Hajj)。在当时，欧洲人还完全不被容许进入圣城，如果回教徒发现异教徒渗透于族群之中，几乎是必死无疑。为了这趟史无前例的探险，柏顿做了许多准备与练习，甚至倣效回教徒接受了割礼，以免在特殊情形下被发现并非信德省的回教徒。

理查．柏顿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他的圣地之旅，他的外貌和语言都成功地假扮了一个朝圣的回教徒，他对可兰经的知识以及对东方人举手投足仪态的了解显然也无懈可击。旅行归来后，他将惊心动魄的经过写成《麦加、麦地那朝圣之旅的私人记录》(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Medinah and Meccah, 1855)，此书在英国一出，立刻洛阳纸贵，理查．柏顿的勇敢行径、特立独行，以及超人才能，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并引发浪漫想像，一夜之间他成为当代家喻户晓的大探险家。

这个时候，属于柏顿的时代终于到来，他本来自嘲「一事无成，只好为一天六便士充当炮灰」的军旅生涯，如今也有了转折，英国当局发现这位小兵其实是殖民地治理所需的人才。他先是被调往阿拉伯半岛叶门的亚丁(Aden)，任职于东印度公司的政治部，随即又被邀请探勘北非索马利亚的内陆，此事背后有皇家地理学会的计画，他们希望借用理查．柏顿对阿拉伯世界的理解与语言能力，为他们探索英国亟欲染指的非洲。

但柏顿自己也有盘算，他对一切地图上的「空白之地」，都有亲身探险的雄心壮志，或者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鬼迷心窍」(the Devil drives)。他在阿拉伯旅行探险时，已经风闻阿拉伯古人曾在非洲发现有如内陆海洋一般苍茫广阔的「大湖」，他极想证明这件古老传说的正确性。

理查．柏顿在非洲的初次探险，是试图进入凶悍残酷、对欧洲人极不友善的哈勒尔城(Harar)；哈勒尔在今日衣索匹亚境内，是北非回教世界的商贸与文化中心。但索马利亚内陆当时仍是欧洲人的「未识之域」(terra incognita)，对非回教徒而言，哈勒尔更是个「禁城」(the forbidden city)，非回教徒擅闯禁城者，惩罚是「格杀勿论」。英国海军与皇家地理学会长久以来一直想物色适合人选，潜入探访，柏顿的回教知识与乔装本领正是他们极想利用的才能。

柏顿在一八五四年底再度打扮阿拉伯商人只身前往哈勒尔，成功进入古城，并在城中滞留十日，旋即返回亚丁，这是欧洲人首次抵达哈勒尔的记录。但当他备妥补给，二度组团前往哈勒尔城预备做更长的探险时，却遭遇灾难与危险。他和探险团员在扎营时，遭到两百名索马利战士的攻击，团员中的威廉．索罗扬(William Stroyan)被杀，另一位后来也享大名的探险队员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 1827-1864)则力竭被捕，理查．柏顿被土着的标枪射穿脸颊，他带着头颅上的标枪脱逃，并从此在脸上留下无法去除的明显伤疤，成为他后来肖像中最惹目的标记。柏顿将这段惊心动魄的旅程写成《初履东非》(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 1856)一书，他的独特遭遇、语惊四座的谈吐，和他带着疤痕的魔鬼面貌，立刻成为伦敦社交圈里的一景，柏顿此时已经是当代世人心目中的探险家代表了。

一八五七年柏顿再度获得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终于有机会探访他极欲证明的「大湖」传说，他与约翰．斯皮克(他后来也自哈勒尔脱逃)继续合作，两人从今日的坦尚尼亚所属的桑吉巴岛(Zanzibar)出发，经由阿拉伯人的古代骆驼商队路径，穿过东非内地，直达刚果境内。但这趟旅程艰辛险阻，多灾多难，两位探险家轮流生病，斯皮克有一段时间因感染而耳聋目盲，柏顿则有一段时间必须仰赖挑夫背负而行，柏顿写信给朋友，感叹「在河流的千哩之上，以一块挖空的木头出发，安返的希望近乎渺茫！」指的应该就是这段经验。

两位探险家毅力坚强，百死无悔，半年的丛林旅程，终于让他们目睹了坦干依喀湖(Lake Tanganyika)，阿拉伯人古老传说中的「大湖」，果然真有其事。但这场旅行却成了两人交恶的原因，也成了探险史上最受争议的一个公案……。

三

理查．柏顿与约翰．斯皮克可能是史上最不适合的「探险二人组」，原因是两个人的气质、性格都大相迳庭。柏顿一开始心目中的探险伙伴也不是只有他，他心中的另一位搭挡人选无法即时从军队请假成功，两个人只好凑合上路。柏顿第一次与斯皮克合作探索东非索马利亚时，他问起斯皮克参与探险的个人理由，斯皮克回答说：「对生命已感到厌倦，希望到非洲送死。」理查．柏顿虽然当面斥责他的想法是「儿戏」，却对这个回答印象深刻，所以当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邀请柏顿组探险队前往非洲求证「内陆大海」的古老传说时，他又想起这位「不畏死」的昔日队员。

两人一面合作同行，却都又记录了对方的「缺点」，柏顿在探险日记里说他的同伴：「有着巨大而异常的自尊心，却又小心藏匿，除非极亲近他的人根本不觉其存在……。」又说：「他习惯性隐藏他的想法和记忆，直到某个冲动让他爆发出来。他常常在多年后，才对某句无心话忿忿不平，事实上那本来只要一句解释就能释怀……。」柏顿最后下结论说：「因此，旅程途中我只有『旅伴』而无『伙伴』，对他我始终还是个陌生人。」

斯皮克则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则抱怨说：「(他)是那种永远不会错的人，也永远不肯承认犯错。所以我们一起聊天时，没有愉悦，只有无聊……。」又说：「不管谈及任何事，他总是对我所说嗤之以鼻，我只好事事求诸自己……。」

两人对彼此都不满意，两人的工作方式也截然不同。在桑吉巴岛及海岸地区筹划进入内陆的等待时间，理查．柏顿到处察访，留下将近一千页的笔记，他记录了地理、气候、动植物、当地政府与政治情势、部落种族等资料，甚至也旁及当地部落民的居住条件、暴力风俗、常见疾病等不为当时旅行家所重视的资料。而桑吉巴正是当时黑奴贩卖的大本营，柏顿也详细记录了人口买卖者对待奴隶的种种不人道的待遇。若还有空闲时间，他就用来勤练非洲内陆的各种语言。

但斯皮克却是个没有任何学术兴趣的人，他从未学会旅行当地的语言，他对测量、观察、记录等工作也一概没兴趣，他唯一想做的事是打猎。和柏顿在一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除了大象，没东西可供猎杀」。

以他们彼此讨厌对方的程度，这趟艰辛旅程的气氛不会太佳。但尽管如此，在一开始超过七个月的丛林穿越过程时，他们两人轮流生病(丛林各种陌生的病毒老实不客气地折磨着他们)，另外一人总是尽心尽力照顾生病的人。一路上比较严重的受难者是斯皮克，他感染热病暂时目盲，又被小虫侵入耳中也失去听力；等到他们终于看见传说中的内陆大湖「坦干依喀湖」，斯皮克病情好转，柏顿却腿伤恶化，无法行走了。

当他们抵达坦干依喀湖，一位传记作者生动地说他们是「跛子带着瞎子」(the lame man leading the blind)，完成了探险任务，但柏顿已经身体衰弱，又丧失大部分的仪器，无力进行大湖的周边测量，即使他们在当地听闻宝贵的传说，大湖北侧有河川相连，而且再往北还有更大的湖泊存在，他们连前往确认的体力都没有了，更无从确认这湖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尼罗河的源头」。

柏顿是被抬在担架上走返回程，途中逐步恢复体力的斯皮克要求只身继续往北，探究是否还有另一个大湖存在。他们在卡泽(Kazeh) 分道，也就是今天坦尚尼亚境内的塔波拉(Tabora)，斯皮克带领若干土着前往寻找「北湖」，但合该斯皮克走运，这条往北之路大多平坦肥沃，并不难行，仅仅十六天之后，他就撞见另一个「渺无边界」的大湖岸边，那湖「彷彿延伸到世界的尽头」(probably extended to the end of the world.)斯皮克赞叹之余，当下把新发现的大湖命名为「维多利亚湖」(Nyanza Victoria, Nyanza是土语大湖的意思)。

斯皮克并没有对维多利亚湖进行测量，也没有进一步证实它与尼罗河的关系，仅从它的高度高于坦干依喀湖，他就相信这应该就是「尼罗河源头」。斯皮克匆匆赶回向柏顿报告，一如以往的两人关系，柏顿对他没有详加记录与验证的结论「嗤之以鼻」，也不愿意一同前往加以证实。柏顿的拒绝，一方面可能是补给物资已经青黄不接，另一方面也是雨季即将到来。但也可能是柏顿意识到这位小老弟并非他原来想像的「少不更事」，走运的斯皮克将会是「抢走」他一切探险成绩和锋头的「竞争者」。

两人的争执持续到回国，持续到两人出版的着作，那是「一场探险两本帐」，两人说的是不一样的故事版本。柏顿的着作是如今己成探险经典的《赤道非洲湖区探险记》(Lake Regions of Equatorial Africa, 1860)，或称《中非湖区探险记》(The Lake Regions of Central Africa)；斯皮克的着作则是更加耸人听闻的《尼罗河源头发现记》(The 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1863)，斯皮克出书较晚，因为回国之后，他就得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委托(这一次不是理查．柏顿了)，再做一次维多利亚湖与尼罗河源头的确认之旅，这一次他成功地从湖区进入，从白尼罗河出来，他毫无根据的猜测，竟然是真的了。

我常常想像这两个人的不同遭遇，从某种角度看，理查．柏顿更像是个具备「旅行家条件」的人，如果我要倣效福尔摩斯的拍档华生医生检查「他的界限」(his limits)，你就会发现我们得到的「理查．柏顿的知识清单」完全是一个天造地设的「旅行机器」，譬如说他到底会多少种语言？没有一位传记作者说得清楚，有的说他会「二十九种」 ，有的说是「三十一种」，但指的都还是主要语言，并不包括他学会使用的各种「土语」与「方言」，或旁涉的音系或腔系。他又是「自修的」学者，几乎同时是人类学者、民族学者、社会学者、翻译家(着名的《一千零一夜》就是他翻译的)、诗人、动植物学家、业余医生、性风俗学者，当然也是多产而影响深远的旅行作家。这些能力加起来，使他成为最适合成就「探险伟业」的旅行家。

但命运弄人的是，尽管他的旅行经历和成绩、旅行的行动与文学，都已经是承先启后、永垂不朽，他却擦肩错过了可能的最大探险成就：发现尼罗河的源头。有一位传记作者提出说，如果当年理查．柏顿与约翰．斯皮克离开桑吉巴岛，就直接由海岸的蒙巴萨(Mombasa)向东行，而不是先往南到巴加摩犹(Bagamoyo)再往东进内陆(那是听从一位驻桑吉巴的英国前辈的建议)，他们将先遇见维多利亚湖，而不是坦干依喀湖，历史可能会全盘改写，两个人的关系也许不会恶化到如此，也不会出现两部旅行探险文学经典，里头充满对另一方的不满与攻击。

柏顿可能终其一生都觉得斯皮克走狗运，感慨「遂使竖子成名」，这件事其实也对斯皮克并不公平。斯皮克多次参加困难的旅行，命运多舛，多灾多难，但他的乐观自信、无畏勇气与坚持执着，一再使他化险为夷，最后幸运完成大业，他和柏顿的冲突，更像是不同性格的致命相遇，而非他不具备旅行家的条件。「旅行家的条件」也许不像是柏顿所掌握的各种「工具」，旅行家真正的条件也许是「心」不是「脑」，性格决定命运，在旅行史上看来好像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