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影响中国的谣言

[导读]一部“小道消息”的历史，不仅仅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史，更是一部百年来中国的集体心理变迁史。

1891年，一则谣言传遍了长江流域——西方洋教士在中国挖眼以炼取白银。在中西对峙，相互猜忌的心理环境下，这条看似荒诞不经的谣言立刻点燃了千百万民众的怒火，他们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采取集体行动。扬州、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教堂被砸烂、烧毁，教堂内的物品遭到哄抢，有些西方传教士还因此毙命。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此素手无策，他将此统统归结为愚民们不辨是非，盲目轻信所致。但他无法解释，这种“挖眼炼银”的说法不但为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所相信、传播，在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士大夫阶层也同样大有市场。

张之洞并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社会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正在针对大众心理和集体行为展开研究，他后来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到，无论是谁，也不管他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智力有多么不同，一旦他进入到一个有着集体心理的群体中，就容易被集体心理的行为特征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到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勒庞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考察，得出关于群体心理的诸多结论的，但是这些特征无疑具有了跨时代和跨民族的意义。

1911年，满汉猜忌以及对满清立宪失望的集体心理，让一条“搜捕剪辫汉人”的谣言引爆了辛亥革命的枪声。1928年，基于对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陌生和恐惧，又能让中山陵合龙需要“摄取儿童灵魂”的谣言在南京城中大行其道。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给不同的集体心理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而这种集体心理环境又很容易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社会秩序开始紊乱，各项事态的发展变化迅速。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重大事变，普遍处于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状态。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将做出种种猜测，于是到处议论纷纷，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开始四处扩散。

谣言袭来，往往引发大的社会风波。在一场大谣言的背后，不是简单的荒诞无知在作祟，更是一种集体心理的表达。而对待这种集体心理表达，则成为摆在当政者面前的双刃剑，处理得当，则成为社会重建的契机，而稍有不慎，又常常会引起社会崩塌，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1950年，新政府对“末世谣言”的处理以及1976年“四人帮”对“总理遗言案”的追究，可以看作处理集体心理的两种典型案例。

一部“小道消息”的历史，不仅仅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史，更是一部百年来中国的集体心理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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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谣言制造的“圣战”

本刊记者┃何书彬

当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一场针对传教士的谣言宣传战也在酝酿之中。孔夫子信徒与耶稣之间展开的“圣战”，深刻地影响到这个国家的走向。

1891年的夏天，英国伦敦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在汉口、长沙、宜昌等地的城墙和城门上看到了很多反教揭帖，其中一些甚至非常具体地针对他的传教活动。比如有一段文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的“门生”如何利用妖术奸淫妇女：“（教民）口中有青烟出，灯光忽大，群女子衣服皆自褪……”

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明显地感到，他们已经被无所不在的谣言所包围，在这些谣言里，他们干尽了迷奸妇女、给井水投毒、拐卖儿童、刨挖坟茔、私藏军火等坏事。

其中最让一般民众感到恐慌的，莫过于传教士“挖眼剖心”的说法，说是传教士会施展妖术挖取中国人的眼睛，用以制药或炼银。

传教士把他们搜集到的反教宣传品寄回本国，几乎所有人看了都“切齿愤恨”，西方各国在华公使也为这些宣传品的四处流布而忧心忡忡，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它们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

与此同时，田贝的担心正在长江流域一步步地变成现实，1891年成了西方在华教会梦魇般的一年，被谣言鼓动的民众冲击了扬州、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教堂，把它们砸烂、烧毁，并抢走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这些教案总称为长江教案，构成了“义和团事件”以前最为严重的反教事件。

■ “鬼叫该死”

在英国驻汉口领事嘉托玛的协助下，杨格非开始寻找这些谣言的来源。不久后，他就发现长沙是个制造谣言的“大本营”。

杨格非先是获得了两本名为《鬼叫该死》的印刷品，在这个极富攻击性的反教檄文中，基督教被直呼为“鬼叫”，“鬼叫都有妖术，切得妇人们崽肠子奶尖子、孕妇胞胎、小孩子肾子，他拿去卖与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熬炼铜铅，每百斤铜铅熬出八斤银。凡从叫（教）的死了，鬼叫不准亲人近前，要由他殡殓，他把眼睛刻了去，也是卖去配药……”

在历数“鬼叫”的种种罪恶行径后，作者破口大骂，鼓动人们去冲击教堂：“你们看鬼叫连王八婊子不如，该死一万年不足。既这样该死，为何中国人偏要从他入叫哩？”

《鬼叫该死》来自长沙，作者周汉是一名湖南宁乡的士绅，曾担任左宗棠的幕僚，积功升至陕西候补道。从1884年起，周汉寓居长沙，同时开始撰刻各种反教宣传品，总数达到三四十种。

不仅如此，周汉也督促亲友一起来鼓动反教，比如“自教其诸子皆习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在周汉倡议下撰刻的反教宣传品，总数更是达数百种之多。

除了语言通俗的《鬼叫该死》，为了更直接地鼓动起目不识丁的一般民众对洋教的仇恨，周汉还撰刻了图文并茂的《谨遵圣谕辟邪全图》，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传教士“挖眼剖心”的种种场面。

这些反教檄文从长沙散布出来后，再经过各地的层层复刻，总的散发量便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中《鬼叫该死》一书，仅在湖南就散发了80万册，在整个长江流域的散布数量更是难以计数，最远的居然散播到了新疆。

早在4年前，田贝就注意到了一本名为《辟邪纪实》的反教作品，当时这本书已经散播到了北京一带，它的作者崔■也是一名湖南人，与周汉是宁乡同乡。

出现于1861年的《辟邪纪实》看上去是一本专为读书阶层而写的反教作品，但是作为早期的反教檄文，此书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它汇集了关于传教士的种种流言，并且还用“供词”的形式把这些谣言写得生动可信，比如：“小的是山东历城人，父母早故，并无兄弟，二十一岁在广州跟官，从黄老坤学得天主教。他教小的画符在手上，到街市随意向小娃儿头上一拍，小娃儿便迷着了，只见前面一线有光，三面都是黑暗，即随了我走。引到僻静地方，剜了眼睛、心肝、肾子，卖与洋人做药……”

几乎和《辟邪纪实》同时，在长沙还出现了一份《湖南合省公檄》，该檄文一一列举了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 鼓动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拔剑同仇”，“反教拒夷”。

以上两本书后来成为众多反教檄文和匿名揭帖的题材库和蓝本，伴随着它们的广为流传，中国民众的恐慌和在华外国人的不安情绪都在一天天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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