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警惕下一个舟曲-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在中国西部已经查明受泥石流危害或威胁的小城镇，有一百三十一个，与舟曲、北川等地一样，明知威胁，但无力治理与搬迁，有可能出现惨烈悲剧。人口膨胀的小城镇急需加强规划，建立防灾减灾机制。

　　北川、舟曲，青山秀水的美丽地名，让人记住的却是深重灾难。把最美的东西毁坏给人看，最惨烈的悲剧，莫过于此。

　　地处龙门山断裂带的县城北川，小地震频频发生，三面环山的险境，曾让当地政府担心遭遇大地震或滑坡带来的「包饺子」惨剧，半个世纪来曾三度动议迁城，终未成行。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的八级大地震，彻底摧毁了这座十万人的县城。

　　在泥石流堆积扇上聚集起的舟曲县城，处处是高山峡谷，县城被四个滑坡地段和四个泥石流沟分割包围，小型泥石流灾害在县城历史屡见不鲜，地质专家不断建议治理或搬迁，捉襟见肘的政府未及采纳，没顶之灾便真的到来。二零一零年八月八日凌晨的泥石流，吞没了舟曲至少三个村庄，毁坏了三分之二的县城。

　　北川死亡近两万人，舟曲死亡及失踪人数已经逼近两千。

　　在中国，占国土面积七成的广袤山区内，像北川、舟曲这样的小型城镇，或是如舟曲县月圆村这样建在了地质重度危险区的村庄，绝对不是特例。

　　高山深谷、地震带、泥石流……这是许多山区城镇习以为常的威胁。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浪潮，人口增长、城镇扩张、过度开发、乃至毁坏生态环境的情况在中国也几乎成了常态。治理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暴露在灾难隐患面前的小城镇，又往往经济落后，建筑脆弱，防灾机制几近空白。

　　根据一九九七年的统计数据，在中国西部已经查明受泥石流危害或者威胁的城镇有一百三十一个，其中甘肃有四十五个，四川三十四个，云南二十三个，西藏十三个。除此之外，近十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八百个左右），那么，还有多少城镇如北川、舟曲一样，选址在危卵之地，人口密度膨胀，又没充分的防灾应急机制？一旦灾难降临，生命只得任天宰割？

　　四川南坪是九寨沟县县城所在地，受关庙沟、水泉沟和拨拉沟泥石流的危害，两百多年前曾被泥石流灭县，县城搬迁至此，但仍处于泥石流危险区。一九八四年三条沟同时暴发大规模泥石流，死伤惨重。

　　甘肃天水市南北两侧有二十多条泥石流沟谷，主要市区、工业区和人口密集区都坐落在泥石流洪积扇上。泥石流沟道穿越市区、工厂，而且不少沟床比城市区海拔更高，形成「水比城高」的危险局面。历史上，曾发生过二十多次湮没城市的泥石流灾难。

　　……个案不胜枚举。西南科技大学教授陈廷方在一篇名为《山区城镇规划与泥石流灾害》的论文中，援引不完全统计称，四九年以后的五十多年里，中国县级及以上城镇因泥石流致死的人数近四千一百人。当然，不包括此次舟曲的遇难者。

　　如果不能从灾难里汲取足够的教训，系统规划小城镇防灾减灾机制，一个最不该问，又不得不问的问题是：谁会是下一个舟曲？

　　在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看来，舟曲泥石流灾难最令人痛惜的地方，就是事前缺少相应的评估和规划，几个遭遇了灭顶之灾的村庄，甚至就建在了泥石流通道上。

　　城镇建设规划混乱

　　「这样的重度危险地区，是完全不适宜建筑的」，他向亚洲周刊解释说：「舟曲并非完全选址错误，这是一个历史古城，但近年城镇扩展比较厉害，政府总是优先考虑经济发展，缺少充分的评估和规划，城镇扩展时必然会占用本身并不适合使用的用地。」「如果有规划，至少在这几条沟通过的县城的区域，两侧一定范围之内是不能建的，还要把安全区考虑到，这个是不能修房子的。其它有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采取一定的工程防护措施就可以居住，但前提是，必须做很好的评估，哪些可以避开，哪些可以治理。」

　　范晓同时也承认，在中国许多与舟曲面对类似问题的小城镇，建设时的评估和规划，建设后的跟进调查，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

　　陈廷方在《山区城镇规划与泥石流灾害》一文中，也点出中国山区城镇规划的几大积弊：首先，许多山区城镇根本不存在规划，行洪区和泥石流危险区都没有标注，「许多建筑物挤占河道，甚至直接建在泥石流通道上，缩小了行洪断面，严重影响了城市防洪和泥石流减灾」；其次，泥石流减灾工程设防标准低，往往按照「二十年一遇」设计、「五十年一遇」校核，只有个别采用「五十年一遇」设计、「一百年一遇」校核，而极端气象增多，城镇人口扩张，这一标准已经明显偏低。另外，泥石流减灾工程设计不合理也是多见的隐患。

　　陈廷方指出，对泥石流灾害而言，划分危险区，避免在重度危险区内修建筑物，避开泥石流主要通道，将重度危险区内居民及时迁出，这都是为避免惨剧，老城镇改造时应该尽量做到的。

　　舟曲不是没想过搬迁。五一二地震后，在对舟曲地质情况多番考察后，来自北京的调查队和兰州大学的专家都曾经建议舟曲搬迁。

　　对舟曲政府来说，这显得困难重重：藏民占居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多居住在山上，有林地资源，以种植果树为生，让他们搬离故土，生活会非常艰难；而数千万上亿元的搬迁成本、安置费用，小小舟曲县财政根本无力承担，二零零八年舟曲县全年的财政收入是两千多万元；再者说，测绘面积仅四平方公里的舟曲县，还能往哪里搬呢？零八年，舟曲曾提出折衷方案：建「城东新区」，逐步将县城中心东移。

　　两年以前，在大地震中丧生近两万人的北川，也不是没想过搬迁。根据《南方周末》的《北川县城迁址考》：北川曾三度计划将老县城迁址，因主事者调走、政治运动、或新址无法达成共识，屡屡流产。

　　在灾难未发生前，仅凭「灾难风险」要搬迁一座县城，无论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居民的角度，涉及各方权利的巨大工程，经济和社会成本都十分巨大。

　　陇南搬迁引发骚乱

　　舟曲泥石流后，专家几度警告，如果堰塞湖不能及时疏通，如果再降暴雨，洪水及泥石流便可能一直涌进附近的陇南市武都区。

　　武都区是陇南市的行政中心，两年前的大地震后，经地质专家调研，认为该地不适宜人口密集聚集，陇南曾酝酿过一次行政中心搬迁，从带状河谷地貌、存在泥石流及堰塞湖风险的武都，搬去位于「成徽盆地」、地势平整的成县。

　　但零八年十一月这一次陇南行政中心的搬迁计划，引起部分陇南人激烈抗议，并引发了烧毁两栋市委办公楼、砸坏二十辆公务车辆、数千人参与并与警察发生冲突的严重群体性事件。起因是，二零零六年，陇南曾计划把行政中心搬去另一个镇东江，完成了新行政大楼的征地拆迁；这计划临时作废，引起东江镇耕地被占、房子被拆的拆迁户极大不满，加之信息不公开，谣言四起，最终引发社会骚乱。

　　在范晓看来，建在高危地带的城镇的确面临迁址的难题，但真正需要整体搬迁的情况少之又少，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防灾减灾机制」，「搬迁不应该以政府利益为依托，不必要一定整体城镇搬迁，可以将危险区居民分散搬迁到周围的安全区，而更重要的是，在相对安全的地段，一定要建立起防灾的机制。」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地震后作出的一份《城镇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指出，中国山区城镇普遍缺少「系统、规范的减灾模式」，而建立这一模式的具体指针包括：地质灾害发生前的前兆预警、政府职能部门的应急响应、居民的应急疏散。

　　舟曲的悲剧已然发生，无论是由于缺少减灾系统，暴雨没有及时预警，雨后没有及时响应及疏散；还是县城扩张时的选址不当；又或者后来的人为过度开发，人们对最终发生的灭村悲剧无能为力，但至少应该有所教训。

　　但愿，再没有下一个舟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