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现代中国的诞生

原标题：《笔谈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载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3 期

编者按:2006年4月21日至4月24日,由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想推动研究者从一个不算很新,却少为人们重视的视角,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审视。这个视角就是“现代化”。而关于历史研究中的“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者的异同比较 ,最近较为引人关注。究其原因 ,除了史学方法方面不断深入的探讨之外 ,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受到重视 ,也似是原因之一。以往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无论是宏观或是微观,大致不脱民族民主革命的视角 ,是因这段历史确实与之密切相关。而今天的现实发生了变化 ,以抗日战争为开端的中国复兴 ,不仅走向了正轨 ,而且有了不断加速的迹象。因此 ,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以为现实服务 ,不仅是重要的 ,也是必要的。本次笔谈,虽然只是在上述主旨下的一种粗浅尝试,但见仁见智,或者多少能给读者一些启发。本组笔谈是从会议发言中挑选而经言者整理过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谈内容广泛,故不做归类,仅以收稿时间排序。

笔谈人 :袁成毅、范展、金普森、苏智良、王希亮、马振犊、李仲明、左玉河、马勇、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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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成毅 (杭州师范学院教授)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经过30多年的苦心经营 ,虽然清政府也建立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却被腰斩于甲午战争 ，此后 ,由于巨额的战争赔偿 ,清政府基本上没有财力来从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设。民国建立后 ,又出现了长时间的军阀割据 ,政权更替频繁,再加上列强对军阀各派的直接或间接的操纵,扩大地盘或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各派军阀的首要追求,因此,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十几年里,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经济(主要是民营经济) 也出现过一个时期的发展,但这只不过是列强忙于战争放松对华侵略以及政府无力控制经济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结果,根本不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更谈不上是北洋政府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安排。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在政治上,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后,建立了“以党治国”的国家管理模式,这较之北洋政府时期以来浓厚的封建军阀统治,毕竟也算是一个进步。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经济现代化的成就表现在多个方面。在经济制度上,确立了国家宏观控制经济的一系列制度与安排。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实施了国内的税制改革和币制改革,正是由于推行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重要改革,中国经济在战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36 年成为民国史上各项经济指标最好的一年。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 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 6 % ,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可惜这个成就随着日本1937 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中断了。

日本侵华战争首先是摧残了中国的现代化积累。第一,中国的现代化从空间布局上来讲大体上呈现出从沿海港口到腹地呈递减的格局,而抗日战争重大战役的发生正好与此吻合,即主要战事发生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地区,这就使中国现代化积累遭受的损失更大。第二,中国的战争损失中,有的在战后初期由国民政府通过接收得到补偿,但数量有限。以往在谈及国民党战后官僚资本膨胀的时候,过分强调其从日伪接收财产的数量,但这根本不能跟中国因战争所受到的损失相提并论。第三,抗日战争的损失与后来的三年内战损失是不成比例的,三年内战虽然范围涉及较大,但毕竟时间短,根本无法与抗日战争中的损失相比,新中国建立后的重建工作,主要还是对抗日战争中所遭受损失的重建,并非只是对三年内战时期所遭损失的重建。第四,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不得不与大国结盟,这无疑有助于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但结果同样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战后的《中美商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就是美苏等国向中国索取的对日作战的一种变相补偿。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也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在战争状态下,现代化的走向便不可能按照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运行,由于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多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被纳入了日本占领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在那些尚未沦陷的地区,不管是有限的现代工业经济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都被迫以应对战争的特殊需要为第一要务,整个经济建设完全纳入了服务于抗日的特殊要求,根本谈不上以改善人民生计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被完全打乱了。抗日战争不仅极大的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且这场战争也使得国民党名正言顺地真正走向了集权,从而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在全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中国的政治体制形态步入了“以党治国”的时代。国民党无论是对党内的各派系还是对地方实力派总的来说还是以妥协为主,这时的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内还根本无法达到独裁的地步,国民党也不得不允许地方实力派的存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形式上好像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民主,但实际上,却比以前更为固执,因为出于对日战争本身的需要,集权成为完成抗击日本的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及时地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帜,真正具有了“合法性”基础。1938 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其决定实施的国民参政会制度以往我们多认为是国民党在朝着民主方向发展的一个好的开端,其实也正是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国民党越来越趋向集权,这种战时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有助于调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完成抗日大业,但另一方面,集权体制一旦确立,必然加大在野政治力量争取政治民主的成本和困难,要一个拥有集权的政党让别的党派分享其政治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里是难以想像的。

因此,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客观上促成了国民党的集权,增加了中国推行民主的困难。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虽然也有过建设民主社会的机会和可能,特别是1945 年至1946 年间,随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各在野党派一度也非常乐观,连中共也打算走和平民主新道路,但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战前的国民党,它以战时所建立起来的政治集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轻易地压制了各派的民主诉求,以至于在中日战争结束后很快就发动了新的内战。从以上几个方面观之,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经济上,它极大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存量,打乱并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政治上,战争的特殊条件使国民党集权变成了现实,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在此后继续争取民主斗争的成本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