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靠破译密码 情报不明毛泽东兵败土城

四渡赤水是1935年1月至5月间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指挥各自部队在黔、川、滇交界地带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殊死较量。较量以毛泽东指挥红军成功地突出重围而告终，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在赤水河两岸围歼红军的意图化为泡影。

这段战史一直被历史学界作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加以研究。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了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靠的是什么？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当年红军已经掌握了作为国民党军队最高机密的通讯密码。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回忆:“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40页，1984年6月）“使中央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的胜利，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蒙光励:《廖家两代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由于掌握了对手的密码，红军轻易破译了上自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对其战略部署和部队动向全都一目了然，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这就使得红军虽然人少装备差也照样能在战场上声东击西纵横驰骋，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肉眼侦察非但像雾里看花，更要命的是往往中了红军设下的圈套，侦察结果帮了倒忙。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

不知何故，对四渡赤水的研究几乎都忽略了红军情报工作所起的重大作用，与之相关的史料也很罕见。不难想象，在当时复杂多变的险恶环境里，人数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如果没有出色的情报工作支持，再高明的指挥也无法避免盲人瞎马的困境。以土城之战为例，1935年1月下旬的土城之战是四渡赤水的序幕。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并非毛泽东指挥不当，而是情报失误所致。

“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战斗发动之前，“毛泽东首先了解了敌情。周恩来说:'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的川军2个旅对红一军团前锋部队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另一部川军2个旅尾追红军，其先头已达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立即问刘伯承:'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刘伯承回答:'据侦察报告，约为4个团。''川军既然只有2个旅4个团，那么，我们集中三五两个军团打它。'”（陈伯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1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并决定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三、五军团进攻。1月27日20时，中革军委发出《关于28日行动的部署》的电令。28日5时战斗打响。激战几小时后，“这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杨尚昆回忆录》，1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由于战斗激烈，敌军“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镇东面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吕黎平:《战土城首渡赤水》，载《党史资料征集情况》第6期）“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毛泽东传》，346页）

事后，毛泽东起码有两次提到了土城之战的情报失误。一次是在2月9日的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的三条经验教训中第一条就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18页）另一次是在战前动员会上:“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这一次，我们再不吃那种亏了。吃一堑长一智嘛！现在采取声西击东的战术，再渡赤水，消灭王家烈，打回遵义去，誓为死难烈士报仇。'”（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117、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由此可见，情报失误是土城失利的主要原因。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5年2月6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7日，龙云在《作战方略》电令中部署以川军主力固守古蔺、叙永、古宋、长宁等县及长江沿岸，防堵红军北渡。以川军三个旅向安边、屏山一带布防，两个旅向滩头、普耳渡、盐津地区布防，分别依托金沙江、横江防堵红军西渡。又以黔军一部固守土城、赤水地区，防堵红军东进。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分析了面临的形势，认为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军阀王家烈部，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传》，348页）红军对龙云的绝密计划不可能未卜先知，但这针锋相对的措施却清楚地表明红军已经完全掌握了龙云刚下达的《作战方略》情报。“2月11日，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回师东进，从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将十倍于红军的敌人抛在长江北岸和乌江西岸，争取了作战的主动权。”（谭智勇:《四渡赤水》，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很清楚，毛泽东二渡赤水决策的正确，正是基于对敌情掌握的正确。

二渡赤水后不久，红军取得了桐遵之战的大胜。据杨尚昆回忆，2月25日，三军团奉命向桐梓进军途中，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三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四个团。“我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敌。”（《杨尚昆回忆录》，125页）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消灭敌军两个师8个团，俘虏约3000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