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森的十六载报业生涯

　　从建国后邢台第一份报纸做起：

　　建国后，邢台地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邢台地委机关报《先进报》， 1956年6月3日试刊，7月1日正式出版。董树森1956年5月调到先进报，经历了该报从孕育到放飞的全过程，对其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 

　　1958年6月，国务院决定：邢台地区与邯郸地区合并为邯郸专区。这一年7月1日，邢台地委机关报《先进报》与邯郸地委机关报《农民报》合并为《滏阳日报》，他随之调往邯郸，在《滏阳日报》任编辑。1960年5月，邯郸专区又与邯郸市合并，《滏阳日报》与邯郸市委主办的《邯郸市报》合并为《邯郸日报》，他在邯郸日报继续做编辑。1961年4月，邯郸专区再拆分为邢台、邯郸两个地区。4月下旬周总理亲自为即将创刊的《邢台日报》题写报头——此报头沿用至今。这一年5月，他携家人返回阔别3载的邢台，在邢台日报继续做编辑工作，直到“文革”。

　　自1956年5月调入邢台先进报到1972年3月离开邢台日报，在邢台报业工作的16年间，他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运动，又无一例外的以“运动员”身份，成为运动的“靶子”——而后一次运动，最终迫使他告别了曾立志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事业。 

　　董树森在天津开始了自己的学业。1945年因时局混乱，董家离开天津，回到了祖籍河北保定。回乡后，董家将所剩无多的钱财变换成土地。而在后来历次运动中，资本家出身的帽子始终如影随形，伴随着他。

　　1958年2月，他在一份交代材料中，谈及自己犯“右倾”错误的历史根源时，写道：早在上中学时，我就为了个人的前途，怕当兵没出息，拒绝报考军事干部学校。后来，为了多念书，怕当团员开会，还想脱离团组织。……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还沾染了严重的胡风思想，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我身上也严重地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严重。在谈到阶级根源时，他写道：我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5、6岁时常跟随父母进出状元府，从小过惯了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长大后，还时常幻想着“花钱如流水”，“使奴唤婢”……我是在“想当人间第一人”，想为父母争口气，想光宗耀祖等思想支配下参加工作的。在谈到思想根源时，他写道：由于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党思想作怪，所以长期以来，抱着一种“学习技术就有名利”，“我为人民服务，凭能力吃饭”的思想……通过这次运动，我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五七之难：因“以身试法”成了“过街老鼠”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因“以身试法”成了“过街老鼠”。1958年5月被定为“右派”，开除团籍，由行政22级降到24级。在档案中，他被定为右派主要依据是这样填写的：

　　2.攻击粮食政策、合作化制度及工农联盟。1956.10-1957年，连写四篇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稿件，同时在鸣放会上说“农民生活低，工人生活高”，攻击工农联盟。 1957年10月董写了一张大字报，恶毒攻击粮食政策。 

　　3.提倡民主办报和按稿付酬，宣扬资产阶级记者是“无冕之王”，反对地委审大样，诬蔑本报灾情不监、疫情不监、揭发不监，诬蔑河北日报换汤不换药。 

　　在他1958年2月所写的《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一文中，对一些相关的具体内容有着详细的解说。 

　　1957年春，编委会曾做出关于对外投稿的审稿制度决议，他认为这个决议是“清规戒律”，是“本位主义”，限制了对外投稿的积极性，虽经领导多次劝阻，仍连续对外投稿，并给河北电台发了两个电稿，为避人耳目使用化名。后虽经领导在会上不点名批评，但当年6月又给河北日报投了一个夏征稿。

　　一次鸣放会上，大家对伙食有些意见，他便写了“为肚子鸣不平”的大字报(署名则鸣)：打了吃饭钟，饭厅闹哄哄。今天吃什么，还是老章程。饼子似铅蛋，大米论碗盛。豆角洋白菜，白水加油葱。偶尔吃好菜，晚来又不中。要吃顺心饭，那算不可能。意见天天有，只当耳旁风。经常吃不饱，谁人来心疼。身上没有劲，病号天天增。工作效率低，眼黑头又蒙。建议秘书科，赶快来行动。伙食管理好，大家都高兴。改成周三刊，才能有保证。

　　1956年10月22日，他写了《黑家馆的饺子为什么不香了？》、《你还记得芝麻酱烧饼吗？》两个稿件，其论点是说统购统销以前，饺子香，皮薄味美，芝麻酱烧饼也可以买得到；统购统销后，饺子不香了，芝麻酱烧饼也被“统”掉了。1957年1月15日，他到南宫采访时，把高级社比做“强扭的瓜”，写了《强扭的瓜不甜》一文。1957年6月他到临城县黎明农业社采访，写了《黎明社走马观花记》一文。在文章中，他认为“农业大丰收没本钱”，“农业技术双车顶牛”，“有些社员生产不积极”，否定了农业社的优越性。 

　　24年后，中共邢台日报社委员会《关于董树森同志右派问题的复审意见》给出的结论是：这些话不属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工农联盟发表的错误言论。所说“工人能吃大米白面，农民就一点也吃不上”，替农民说话，也不是错误……上述一张大字报和四篇稿件均无错误，特别是四篇稿件，符合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应予彻底改正。而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撤销开除团籍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行政22级；工资不补发，从七八年十月开始计发。

　　1968年9月工宣队进驻邢台日报社后，专政组发动群众对他进行了为期四个多月的大字报围攻。 

　　到了69年1月9日逮捕黄德纯大会当晚，他便被关进报社一间长宽一丈左右、阴暗潮湿的小屋内，门窗用木板钉死，电灯日夜长明，连大小便、吃饭也不许出屋。每晚，不是军代表、专案小组找他谈话，就是组织群众对他进行批斗。批斗时，他低头弯腰被围在中间，不许抬头。四面骂声不绝，拳脚相加。有一次揪斗时被人扭打致伤，造成右臂残疾。 

　　他曾要求和专政组负责人面谈，并反复申明自己确实没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耍花招没好处，唯一出路就是坦白交代。再给军代表和工宣队写申诉信，回复如出一辙。军代表还加了句：“看你年纪还轻，想挽救你一下，不然也像黄德纯一样处理你。”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承认参加了“社会党”。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追问：同党还有谁？入党举行仪式没有？为了避免牵连更多人，他只好假说自己和田学武(当时已被揭发出来)单线联系。没举行仪式。不想两天后，却有人主动站出来说，64年8月1日晚上，在报社南边小河边，他和田学武等人一起为董举行了入“中国社会党”仪式：面向东南三鞠躬，举右手宣誓……董拒不承认，随即招致无休止的暴打辱骂，不得已认了。接着，便有人拿来纸笔，让他把“入党仪式”写成大字报。写完后，大字报被人拿走，留下一人监督他。过了一会，他听前院喊叫，像是田在读他写的大字报，便想隔门缝看看是怎么回事，却被监督的人厉声喝住：“回去！躺床上不要乱动！”此后的一次全体会上，军代表还让他当面证过田。再后来，又有人揭发他写过“告全国同胞书”，威逼之下只好听之任之，编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才算过关。

董树森和邢台日报的最后合影

　　上面的这张黑白照片，拍摄于1972年初，地点是邢台日报社院内，这是董树森和邢台日报的最后“合影”。照片上的他清瘦，忧郁，一脸无奈，目光中透着茫然，全然没有了当年在滏阳日报工作时的踌躇满志。尤其是透过他脚上那双沾满泥土的旧布鞋，当时处境之窘迫可见一斑。那应该是他上干校下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而拍摄此照片后不久，他便背着“中国社会党”的罪名，离开了邢台日报社，一去不返。 

　　1979年3月6日《邢台日报》刊登了关于为“中国社会党”假案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邢台日报社在文革中搞的所谓“中国社会党”纯属假案，经地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批准，予以彻底平反。对因“社会党”罪名强加于干部群众身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销毁假案材料，彻底消除影响。

　　如今，斯人已逝，往事已矣。是非功过已无关紧要，但留给人们的思索是宝贵的……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如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言，那是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易搅动…… 

　　而作为孑孑小民的他，在反右运动时，刚刚二十二岁，他同样也有自己成长与成熟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幼稚、软弱和自相矛盾之处。即使到了“文革”，他也仅仅三十多岁，怎样洞明世事？如何练达人情？他或许不会，或许不屑于学会，因而时运的坎坷，生活的艰难，过早地埋没了他横溢的才华，进而影响并改变了他此后乃至一生的命运……当然，若比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命运而言，他的不幸似乎又微不足道……

　　董树森部分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