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前的五位总书记五位总书记

毛泽东之前的五位总书记 总书记，中共早期历史上是最高领导职务。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的公认的领袖前，有过五位

   旗手陈独秀 (1879—1942) 1896年秀才。1899年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反清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被捕，出狱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7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科学长，引导新思想潮流的领头人之一。1918年12月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师生视为旗手和总司令。1920年初潜往上海，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一大，没有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一大到五大，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原因。1927年7月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1929年11月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党籍。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在上海被逮捕，判刑囚于南京。1937年出狱想去延安，毛泽东欢迎。中共中央提出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王明、康生阻挠，未能回党。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先后住武汉、重庆，最后住四川江津，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写《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5月病逝

 书生领袖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常州官宦家。1916年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 1917年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20岁起就患严重的肺病。1921年1月25日到莫斯科。《晨报》记者身份访问各地，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让中国读者见到人类的曙光，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2月入党。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前不久，瞿秋白为六大常委之一。南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瞿秋白起积极作用。中共中央8月7日紧急会议，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不顾革命形势的低潮局面，策划指挥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要求各地红军和工人进行起义和罢工，使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损失。此后，他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创革命新时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勋。王明小瞿秋白五岁；博古小瞿秋白八岁。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是两代人。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他们算是乳臭未干，无强有力的支持，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米夫的背后，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为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6月六大在莫斯科开完，瞿秋白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米夫成了顶头上司，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瞿秋白不佩服这个中国问题洋专家，令米夫时有不快。瞿秋白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米夫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         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瞿秋白仍坚持发言。党内党外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的文章。 1930年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受到王明等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1年9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通缉令，悬赏两万元缉拿瞿秋白、周恩来，悬赏一万元缉拿王明、罗登贤、沈泽民、洛甫、博古。11月瞿秋白缺席的情况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部长）。他远在上海，由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代理部长。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后，成立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它的第一任书记，就是扬言要把瞿秋白“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的李竹声。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曾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宣言、决议、决定、指示、通知。1933年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文件中，绝大部分是中央上海局发出的”。 9月22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以中共中央名义，突然发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对于接连发表狄康文章的《斗争》编者，也提出了批评。10月底，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批判瞿秋白。 12月中央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同党校校务长冯雪峰（冯因准备参加六届五中全会，而比瞿秋白早一个来月从上海到了瑞金）商定并得到博古同意请瞿秋白来中央苏区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冯雪峰发电报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1934年1月7日离开上海， 22日瑞金第二次全苏大会，瞿秋白未及与会情况下，继续选任上述两个职务。2月5日抵瑞到任。兼艺术局负责人、创办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任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笔。在中央苏区的教育、艺术、新闻出版、群众文化等方面有大量卓有成效的建树，经常应邀到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政治理论课程，在《红色中华》及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时评和政论。创办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1934年10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十分敏感的问题。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早不是高级干部，他的去留问题，博古非常关心的。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留下，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时任经济委员会副部长吴亮平（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讨论转移会上，毛泽东宣读部级干部随军转移名单，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我向毛泽东说:“秋白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毛泽东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但他的话不顶事。我向张闻天提出。闻天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瞿秋白挚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黎平（吴亮平），长征前夕请秋白到他家吃饭。其时秋白已经知道自己被留下。秋白情绪激动，喝酒特别多。说:“你们走了，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 “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同志们可以相信，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但为党为革命之心，始终不渝。”

因为患病而给了“左”倾领导者以留下的借口，被王明等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已两年的瞿秋白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瞿秋白走，却遭到拒绝。瞿秋白放下整理好的行装，举起一年前在上海分别时杨之华送给他的酒杯，同李富春、蔡畅夫妇等默默话别。中央红军出发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马交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第二天，当陈毅派马要他去追长征队伍时，他说：“我服从组织的命令。”11月苏区长汀、瑞金、于都、会昌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为掩护红军主力秘密、顺利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编辑、出版、发行，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如既往地出版发行。瞿秋白临危受命，强支病体，坚持报纸的照常出版。没有稿件，他发动身边同志都来写，自己也常在昏暗的油灯下撰稿、编稿。他还兼任校对等。他依然尽力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刊登了许多具有很好的宣传作用的诗歌、散文、曲艺、漫画作品，不少作品他精心修改。《红色中华》照常出版，为蒙蔽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做出卓越贡献。瞿秋白还带领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文艺战士，组成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在各自划定区域进行巡回演出和帮助群众生产及开展文化活动。鼓舞苏区的民心士气。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放胆靠近中央苏区核心地区。

1935年2月14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上海。24日被重赏通缉了11年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保安团捕获。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自称只是医生，并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希望设法保释，5月叛徒出卖而暴露。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希濂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国民党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劝降无效，蒋介石决定杀害瞿秋白是为迎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瞿秋白被囚，各方纷纷营救。蒋介石惮于民意，不敢遽然加害。日本获悉，认为瞿秋白是主张抗日的共产党领袖，声望高，不杀害，为一大隐患。日本要挟蒋介石杀害瞿秋白，扬言“蒋久囚瞿某不杀，殆将为他日联共地步”。蒋介石获悉，极为恐惧。御用文人戴季陶对瞿秋白揭露他破坏民族战线的罪恶阴谋一直怀恨在心，大肆叫嚷“瞿秋白死有余罪，系狱过久，徒招友邦烦言”。 6月2日蒋介石密电令蒋鼎文: “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他们的条件：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军统的威迫利诱，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18日晨，长汀罗汉岭下。瞿秋白绿草坪盘腿坐下，微笑说“此地甚好”，唱着自己1923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从容就义。36岁。抗战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毛泽东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

每当我们唱起《国际歌》，读到《可爱的中国》《带镣行》，总会想起那些永远年轻的名字：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1929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爱女独伊

1920年瞿秋白赴莫斯科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途中11月7日应邀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开会时，全体起立，高唱俄文《国际歌》。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到苏联采访中，工人集会上，国际大会上，听到《国际歌》，学会俄文《国际歌》。此前，《国际歌》有中文译文。歌词晦涩不上口，大众不容易接受。1920年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郑振铎，和好友耿济之以《第三国际党颂歌》之名，从俄文翻译了《国际歌》，发表在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译文与后来流行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有诸多相似，没有附曲而无法传唱。1923年回国，任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着手翻译《国际歌》。住在北京他的堂兄家里，守着风琴，翻译《国际歌》。对照法文原文，一字一句地推敲。时而沉思斟酌，时而自弹自唱。6月15日将从法文译过来的《国际歌》歌词和简谱发表在《新青年》复刊号。6月三大在广州召开。20日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前悼念。瞿秋白指挥，大家高唱会议期间学会的《国际歌》。中共三大在《国际歌》的歌声中胜利闭幕。

1924年5月5日上海大学举行马克思诞辰106周年纪念会。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发表演说，与任弼时一起高歌《国际歌》。台下会唱的学生们也放声歌唱。《国际歌》至此在社会上广为传唱。瞿秋白可以说是在中国大力传播《国际歌》的第一人。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的一段批注中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赞扬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现在的《国际歌》译词，与瞿秋白当年的译文有较大不同，这中间还有诗人萧三的功劳。萧三在青少年时代受到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他们是同窗好友，相处十年。1920年5月，萧三作为新民学会会员前往法国。萧三第一次听到、唱到“原汁原味”的《国际歌》。

1922年冬，萧三来到莫斯科。第二年暑假，他与陈独秀次子陈乔年一起，根据法文歌词，参照俄文译词，译配《国际歌》词曲。萧三后来回忆：“记得那时我们译一句词，配一句谱，积累而成三段正歌与副歌的整个译词，由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的同志练习唱会了。”随着“东大”会演唱《国际歌》的先后回国，这个译词也就被带回中国并传唱开来。萧三到延安后，完成了全部歌词的修订。“延安版”的《国际歌》一直唱到上世纪60年代初。1962年，中国音协和中央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仔细的推敲，产生《国际歌》新的中译本，一直唱到今天。但其中“国际”一词，萧三曾略加修改，把副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改为“共产主义世界”。

         《斗争》事件指1933年夏秋之际，瞿秋白在中共江苏省委编的刊物《斗争》，用“狄康”或“康”的笔名，发表《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有组织的饥饿政策”》、《国民党的“仁爱”》 20篇时评杂文。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会昌、于都、长汀等几个基本县。中共中央据此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周密布置。是以上述基本县为核心区开展游击战争，通过游击战争恢复昔日格局，配合出击的红军主力打回老家，重整赤色河山；以游击战争拖住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的战略突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保存了一套架子，并因此留下一批干部。在中央一级，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留守及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指挥机关。留下一批红军和地方武装，作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中共中央规定给留下的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周边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野战军反攻，重建苏区。中共中央留下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梁柏台、何叔衡、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分别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毛泽东事后评价:“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甚至到1937年，江西、福建和贵州有一些地区还在红军所留下的这些部队手中。”朱德1937年春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

撤离中央苏区的红军只打算转移到湘鄂西去，与贺龙、萧克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相机反攻，杀回老家。在这种前路既不遥远，又与“南天王”陈济棠谈判达成了借道协议的乐观形势判断下，八万多红军采取搬家方式进行转移。这是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不足。对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的那些高级干部的处境，和将要遇到的困难与危险估计不足。徐特立说:“当时我们以为红军出来不久必仍回苏区，我和秋白同志在此永别是我意料不到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回忆:“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

 工人总书记向忠发 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14岁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汉阳造币厂学徒。在汉冶萍公司的轮船上做事，参加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入党。成功领导汉口罢工斗争，成立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北伐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五大，入选中央。1927年10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庆祝活动。各地暴动刚失败，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知名度，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好印象。1928年6月17日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六届一中全会，委员们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任会议主席。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总书记。回国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自已的施政纲领。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仍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11月中旬王明等留苏学生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向被迫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点头称是，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马上叛变，出卖组织。蒋介石急电暂保留向的性命，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23日晚将他枪决，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博古”秦邦宪 新华社社长博古   1907年6月出生杭州。性格沉静，喜读古文，故别名博古。1925年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入党。第二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4月至10月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责。1933年1月随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积极支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1933年10月蒋介石100万军队，第五次围剿。博古为首的党中央不顾客观形势，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战术，挫折后，采取分兵把守，节节抵御的消极抵抗政策，导致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巨大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博古为首的中央没有下达明确的行动指令，采取逃跑的搬家政策，导致撤离迟缓。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后，8万人剩下3万。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张闻天代替秦邦宪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秦邦宪与周恩来赴西安，促使和平解决。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1946年秦邦宪等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17人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开明君主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浦东。其名为长辈所取《诗经?小雅?鹤》中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1920年起，三次出国留学。1924年回国，1925年入党，到专门为国共培育政治骨干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年回国。共产国际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中央领导岗位，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张闻天不可避免地犯左倾错误。长征危急关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掘弃左的路线。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为党的总书记。抗战胜利后，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50年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