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黄瑾莹到宗庆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5 12:58:00
南方周末 2007-07-26 15:12:55
□商道旁观
□苏小和
■开版的话
这是一个创造财富、追逐财富、认识财富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枭雄当道、大盗横行的时代，我们开设这个新的版面，就是要记录、还原、解剖那些财富的创造者和毁灭者，他们可能是丁磊那样的阳光富豪，周正毅那样的江洋大盗，唐万新那样的一代枭雄，也可能是一个生机勃勃潜力无穷的草根白领，一个历尽艰辛成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农民工。这个版上的人物可能离你很远，也可能就在你身边，欢迎你为本版提供线索，和我们一起讲述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财富故事
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今日宗庆后之境况与80年前的黄瑾莹几乎如出一辙。在不同的时代，两个企业家演的是同一出戏
吴思有一篇不错的短文，名为《洋旗的价值》，说的是1927年，重庆聚福洋行与法国吉利洋行签订密约，称两家合资，法方在名义上拥有的1／3股份是“虚股”。中方借用法商之名，挂法国国旗，每年支付“挂旗费”三万两白银。如此假合资，给聚福洋行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总经理黄瑾莹在很多场合，都喜欢盘点这笔交易的成本和收益，认为“真是值得”。
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今日宗庆后的境况与当年的黄瑾莹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法国人，同样是洋旗，甚至同样是“假合资”，宗庆后正是靠着这一招，出了大名，发了大财。
仔细盘点，宗庆后当年的合资战略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最大的收获当属制度收益。宗庆后靠着达能巨大的战略投资，突破了当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产权结构上的瓶颈，直接形成了法国达能与作为自然人的宗庆后之间的合作模式。众所周知，10年前的中国，要以自然人的身份拥有国有企业产权，近乎天方夜谭，即使10年以后的MBO，也被诸多学者和大众骂得狗血淋头，但10年前的宗庆后做到了，他理直气壮地成了娃哈哈的自然人股东。
聪明的宗庆后当然明白此举背后的巨大利益，所以他才愿意在1996年2月与达能签署《娃哈哈商标转让协议》，但可惜国家商标局对该项转让申请依法不予核准。协议不能生效，达能着急，宗庆后显然也着急，双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经过仔细琢磨，又签署了一份名为《娃哈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文件。现在看来，宗庆后愿意在这份文件里把娃哈哈51％的使用权出让给达能公司，恐怕不是日后他自己所解释的“不知道51％的股权所带来的控股股东的重要性”，而是要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企业的股东位置上。达能公司显然也知道这份名为“许可”、实为“转让”的合同不可能得到国家商标局的核准备案，但入主娃哈哈的心情是如此迫切，因此也只好将计就计，顺着宗庆后的心态，出台了一份与转让协议条款相同的使用许可“阴合同”和拿到国家商标局打算通过备案的 “阳合同”。
按照吴思的说法，这种制度收益显然是一种“法酬”，是宗庆后借助法国人的权力提前享受到了公民的普适性经营权。
宗庆后的收益远远不止这些。10年下来，娃哈哈打着中外合资公司的幌子，得到过地方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多少保护性优惠政策，宗本人心知肚明。去过娃哈哈集团的人，都能记得政府挂在那里的保护牌子，政府需要招商引资，需要对已经进来的外资企业进行特殊照顾，乃是这些年中国企业建设历史中的重要风景之一，虽然有众多内地企业家呼吁给与本土企业真正的国民待遇，但政府还是将娃哈哈这样的合资企业一路心疼到了今天。
部门利益也对娃哈哈敬而远之，宗庆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感叹，这些年找他收钱的部门少多了。甚至各路地痞流氓也不敢对娃哈哈动手动脚，他们知道娃哈哈有洋人呵护，动了洋人的利益，那是要遭到政府的铁腕整肃的。
即使是媒体，也不能对娃哈哈说三道四，似乎批评娃哈哈，就是与民族产业为敌。《北京青年报》曾经报道过娃哈哈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结果遭到宗庆后的强力反击，把事情闹到了中央。最后，《北京青年报》因为差点搞垮了一家优秀的民族企业而遭到点名批评，报社领导被撤职。宗庆后与媒体交战，以全面胜利而告终。
如此大好局面，如果不是法国达能公司的收购动议，想必还会继续好下去。可是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资本总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虽然法国人已经赚到了大钱，但出招收购，乃是必然的手法，或早或迟，这一天必然来临。
当年，聚福洋行和它的总经理黄瑾莹也遇到过今日宗庆后的麻烦。在签约几年以后，法国吉利洋行果然摆出一副依法办事的做派，非要拿“虚股”当真。黄瑾莹面对自己当年写下的白纸黑字，自知赖账已不可能，只得同意法国人，给了他们一大笔银两。
区别就出现在这里。今日之宗庆后显然不愿意重蹈当年黄瑾莹的旧路，即使自己亲手签下的合同摆在这里，他也豁出去了。按照宗庆后的说法，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八国联军时代，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所以他理直气壮地认为那是一份必须终止的合同，是一份见不得人的阴阳合同，是一份不平等条约。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大旗被高高祭起，洋旗则暂时搁置一边，更重要的契约精神也被搁置在一边。
一个多么简单的商业纠纷！从1927年一直到现在，8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处在这样的纠纷里。这个时候，无论谴责达能公司贪婪、唯利是图，还是谴责宗庆后不懂感恩、过河拆桥、背信弃义，都显得苍白无力。
也许一家公司的兴衰、一个商业人物的沉浮，只是历史中某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当历史以一种整体性的态势向我们展示某种固步自封，甚至是某种倒退的时候，却无法不让人感到心头酸楚。80年过去了，我们的企业还需要打着洋旗，处心积虑地生存，我们的企业家仍然极力重视道德，轻视契约，用一种模糊的民族主义情绪遮蔽掉具体的商业技术问题。在仍然存在的历史旧范式里，我们几乎无法看到一种理性的商业文明史在一个新的向度上展开。
□商道旁观
□苏小和
■开版的话
这是一个创造财富、追逐财富、认识财富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枭雄当道、大盗横行的时代，我们开设这个新的版面，就是要记录、还原、解剖那些财富的创造者和毁灭者，他们可能是丁磊那样的阳光富豪，周正毅那样的江洋大盗，唐万新那样的一代枭雄，也可能是一个生机勃勃潜力无穷的草根白领，一个历尽艰辛成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农民工。这个版上的人物可能离你很远，也可能就在你身边，欢迎你为本版提供线索，和我们一起讲述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财富故事
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今日宗庆后之境况与80年前的黄瑾莹几乎如出一辙。在不同的时代，两个企业家演的是同一出戏
吴思有一篇不错的短文，名为《洋旗的价值》，说的是1927年，重庆聚福洋行与法国吉利洋行签订密约，称两家合资，法方在名义上拥有的1／3股份是“虚股”。中方借用法商之名，挂法国国旗，每年支付“挂旗费”三万两白银。如此假合资，给聚福洋行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总经理黄瑾莹在很多场合，都喜欢盘点这笔交易的成本和收益，认为“真是值得”。
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今日宗庆后的境况与当年的黄瑾莹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法国人，同样是洋旗，甚至同样是“假合资”，宗庆后正是靠着这一招，出了大名，发了大财。
仔细盘点，宗庆后当年的合资战略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最大的收获当属制度收益。宗庆后靠着达能巨大的战略投资，突破了当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产权结构上的瓶颈，直接形成了法国达能与作为自然人的宗庆后之间的合作模式。众所周知，10年前的中国，要以自然人的身份拥有国有企业产权，近乎天方夜谭，即使10年以后的MBO，也被诸多学者和大众骂得狗血淋头，但10年前的宗庆后做到了，他理直气壮地成了娃哈哈的自然人股东。
聪明的宗庆后当然明白此举背后的巨大利益，所以他才愿意在1996年2月与达能签署《娃哈哈商标转让协议》，但可惜国家商标局对该项转让申请依法不予核准。协议不能生效，达能着急，宗庆后显然也着急，双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经过仔细琢磨，又签署了一份名为《娃哈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文件。现在看来，宗庆后愿意在这份文件里把娃哈哈51％的使用权出让给达能公司，恐怕不是日后他自己所解释的“不知道51％的股权所带来的控股股东的重要性”，而是要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企业的股东位置上。达能公司显然也知道这份名为“许可”、实为“转让”的合同不可能得到国家商标局的核准备案，但入主娃哈哈的心情是如此迫切，因此也只好将计就计，顺着宗庆后的心态，出台了一份与转让协议条款相同的使用许可“阴合同”和拿到国家商标局打算通过备案的 “阳合同”。
按照吴思的说法，这种制度收益显然是一种“法酬”，是宗庆后借助法国人的权力提前享受到了公民的普适性经营权。
宗庆后的收益远远不止这些。10年下来，娃哈哈打着中外合资公司的幌子，得到过地方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多少保护性优惠政策，宗本人心知肚明。去过娃哈哈集团的人，都能记得政府挂在那里的保护牌子，政府需要招商引资，需要对已经进来的外资企业进行特殊照顾，乃是这些年中国企业建设历史中的重要风景之一，虽然有众多内地企业家呼吁给与本土企业真正的国民待遇，但政府还是将娃哈哈这样的合资企业一路心疼到了今天。
部门利益也对娃哈哈敬而远之，宗庆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感叹，这些年找他收钱的部门少多了。甚至各路地痞流氓也不敢对娃哈哈动手动脚，他们知道娃哈哈有洋人呵护，动了洋人的利益，那是要遭到政府的铁腕整肃的。
即使是媒体，也不能对娃哈哈说三道四，似乎批评娃哈哈，就是与民族产业为敌。《北京青年报》曾经报道过娃哈哈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结果遭到宗庆后的强力反击，把事情闹到了中央。最后，《北京青年报》因为差点搞垮了一家优秀的民族企业而遭到点名批评，报社领导被撤职。宗庆后与媒体交战，以全面胜利而告终。
如此大好局面，如果不是法国达能公司的收购动议，想必还会继续好下去。可是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资本总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虽然法国人已经赚到了大钱，但出招收购，乃是必然的手法，或早或迟，这一天必然来临。
当年，聚福洋行和它的总经理黄瑾莹也遇到过今日宗庆后的麻烦。在签约几年以后，法国吉利洋行果然摆出一副依法办事的做派，非要拿“虚股”当真。黄瑾莹面对自己当年写下的白纸黑字，自知赖账已不可能，只得同意法国人，给了他们一大笔银两。
区别就出现在这里。今日之宗庆后显然不愿意重蹈当年黄瑾莹的旧路，即使自己亲手签下的合同摆在这里，他也豁出去了。按照宗庆后的说法，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八国联军时代，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所以他理直气壮地认为那是一份必须终止的合同，是一份见不得人的阴阳合同，是一份不平等条约。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大旗被高高祭起，洋旗则暂时搁置一边，更重要的契约精神也被搁置在一边。
一个多么简单的商业纠纷！从1927年一直到现在，8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处在这样的纠纷里。这个时候，无论谴责达能公司贪婪、唯利是图，还是谴责宗庆后不懂感恩、过河拆桥、背信弃义，都显得苍白无力。
也许一家公司的兴衰、一个商业人物的沉浮，只是历史中某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当历史以一种整体性的态势向我们展示某种固步自封，甚至是某种倒退的时候，却无法不让人感到心头酸楚。80年过去了，我们的企业还需要打着洋旗，处心积虑地生存，我们的企业家仍然极力重视道德，轻视契约，用一种模糊的民族主义情绪遮蔽掉具体的商业技术问题。在仍然存在的历史旧范式里，我们几乎无法看到一种理性的商业文明史在一个新的向度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