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整理之四：政治文化（体制性虚荣、体制性拘谨、缪赏主义与真话运动）

旧文整理之四：政治文化（体制性虚荣、体制性拘谨、缪赏主义与真话运动）

放下虚荣 海阔天空

孙立平

在今年两会结束时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的一段答记者问，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当时的情景是，有记者问如何有效地遏制一些行政领域权钱交易和腐败现象？温家宝总理的回答讲到了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应该承认，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第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制度。第三，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今后，凡属审批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都要实行公开、公正和透明。第四，要实行教育和惩治并举的方针，让每个干部和领导者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一则香港的报道用《温家宝坦承中国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来报道温家宝总理的这段答问，并特别提及，北京政情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一反官方谈到腐败问题时用词审慎的惯例，用“越来越严重”，甚至用“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这样的重话，在中国政坛十分罕见。与此同时，人们还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答问中这样的几句话，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完成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这就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还指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温家宝总理的这几段话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几段话在一种特定的背景下展示了一种新式的政治风格。概括地说，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勇于正视现实和问题的勇气，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决问题的开阔思路。应当说，这样的政治风格，也是今年两会的一个亮点。新华社的报道注意到，副总理吴仪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全体会时就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向民众公开致歉，“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不满意，我没有做好工作，愧对百姓，应向大家道个歉！”教育部长周济在会上检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就环保指标未完成而向代表鞠躬自责，卫生部长高强也在内蒙古代表团驻地也表示，对于职业病防治问题，“这几年卫生部重视不够”。他还承认，当前药品的生产、流通、使用各个环节存在很多混乱现象，导致药价虚高，群众不满。
实事求是，正视现实，已经是重复无数遍的老话，但是要使这种精神成为一种惯常的政治风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情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虚荣文化。在这种虚荣文化中，首先将自己置于一种不会犯错误的绝对正确的位置上，而将承认负面的、失误、弊端看作是一件有辱尊严的事情。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虚荣并不仅仅是在个人的意义上存在，实际上有时它成为一种体制性的品格。而为了维护这种虚荣，不仅经常会做很多无用功，甚至会排斥对所面对的情境和问题形成的正确认识，严重时会丧失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类似的情况可以说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就在这次两会之前和之中，我们也曾经不时听到类似的声音。比如，一位官员在发表对所谓负面报道的看法时说，负面报道过多对人民群众情绪的影响都不是正面的，伤害很大。媒体更应该讲大局、讲政治，要对党和政府负责，对社会负责，应该更多地支持，更多地鼓劲。这位官员还发明一种理论，好孩子都是捧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赞扬你，慢慢地，你就有很好的自律性，就会做得更好。另一位官员在谈到腐败的原因时则强调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决不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
这种体制性的虚荣，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谓源远流长。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某些其他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比如失业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当一些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将其称之为“待业”，将失去工作的人称之为“下岗”，并将这些人员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富余劳动力”。但是，玩弄概念游戏否认失业问题的存在，并不会导致现实生活中失业现象的消失，相反，却妨碍了对于失业现象共同规律的认识。比如，由于不能正视失业现象的存在，有关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被人为地延误，结果是理应更早进行的工作没有尽早进行。在前一段有关改革的讨论和反思中，有人容不得对改革中存在的失误和造成的问题进行讨论，比如说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有人认为，谈论改革中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意味着对改革的否定。当然，这里我不是完全用一般意义上的虚荣心来解释这种现象，而是说，一种凡是好的东西就一定是白璧无瑕的思维方式成为上述现象的基础。应当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面对和解决，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虚荣不仅限制思维，更重要的是限制着我们的选择。过去我们在理论上强调正视问题的时候，理由往往是正视问题才能去解决问题。但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能否放下虚荣，真正去正视问题，不仅正视问题的表面现象，还要正视问题的实质，正视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会影响到我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受不受到这种虚荣的限制。以上面讨论的腐败问题为例，一种是如温家宝总理那样，将腐败频发的原因看作是与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样的体制弊端相联系的，就需要进行制度的变革，这无疑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另一种是将腐败看作是与我们的制度无关的，这样就很可能忽视与腐败现象相关的制度弊端，从而治标不治本。对于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承认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甚至承认这种差距的扩大与某些改革措施的失误有关，甚至承认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一种扩大贫富差距的动力，将会使我们去正视改革中的问题，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市场取向的新经济体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调节机制，从而使改革更健康地进行。相反，如果忌讳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会使改革本身受到损害。
放下虚荣，海阔天空。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当中，在这样的巨变中，社会在走向文明和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艰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冲破虚荣所造成的种种心灵深处的限制，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温家宝在记者会上所指出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们要善用人类几千年文明所积累的全部成果，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的进步和发展，而这，也就是真正的海阔天空。

走出体制性拘谨

孙立平

在《有感于美国皇帝和海螺共和国》及《有感于两次罢工》两篇短文中，我要讨论的其实是这样一种现象，即一种可以称之为体制性拘谨的现象。
体制在中文中的另一种称谓叫制度，在英文中是institution。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教授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对于这样一种外在于人的制度，人们往往将其看作是一种完全客观的东西，但其实不尽然。
英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曾写过一本书，叫作《制度是如何思维的》。这个书名就是在有意告诉我们，制度是会思维的。
她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虚拟的例子：假如有5位探险者被困在一个被堵死的山洞中，虽然外面的救援工作在进行，但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将山洞打通，他们才能获救。而这时5位探险者的食物已经用尽，无法维持到救援成功的时刻。现在，惟一的办法是牺牲其中一名成员，让其他4人食其肉以维持生命。那么这5个人将会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道格拉斯给出的答案是，这5个人的决定，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制度，即取决于其观念制度以及这一观念制度下人们的行为规范。后来，周雪光教授也写过一篇同题的文章，来讨论“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
制度是会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命题使得我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学者们最终还往往是将制度的思维归结为人的思维，即制度的思维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于是人和制度，又被简单地混在了一起。在这里我特别想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点，制度的思维与制度中人的思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制度的思维与人的思维有时是很不相同的。制度的思维往往是通过一种特有的制度逻辑体现出来的，反过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觉察到的制度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制度思维的结果。这样一来，制度是如何进行思维的，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记得还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或8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北大读书，一次不经意间在一本地方性的文学杂志中读到一篇小说，由于年代的久远，小说的题目，杂志的名称，乃至作者，都已经忘记了（后来再也没有看到有人提及这部非常有意义的小说），但故事的情节在近30年后还记得很清楚。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位即将复员的战士，为了能在复员后找到一个好点的工作，想在复员前解决自己的入党问题（当时是否党员与能够找到的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于是，他在人们的建议之下，就开始不断给指导员送礼，为此花了不少的钱。但直到他离开部队的前一天，入党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晚上，他冲到指导员的办公室，与指导员大吵起来。突然间，他看到办公室有一支枪，他抄起枪就对准了指导员的脑袋。在附近的连长听到了吵架的声音，推门进来一看，战士已经将枪对准了指导员的脑袋，怎么办？如果强行夺枪，很可能走火伤了指导员。情急之中，他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中使用精神威慑法的情节，于是一边向战士走过去，一边大声说，“你开枪呀”！“你开枪呀”！战士愣住了（怎么这时候有人还叫我开枪呢？），连长缓缓走过去，将枪口按下，避免了一次恶性事件的发生。
事件的处理过程开始了。那个战士被处分是必然的。接着受到处分的是连长，处理的理由是“为什么战士的枪口已经对准指导员的时候，你还说‘你开枪呀’”。连长的自我辩护当然是，“我使用的是精神威慑法”。但体制无法承认精神威慑法，因为在体制只能承认的政治逻辑中，是无法将精神威慑法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体制能够承认的只能是“在枪口已经对准指导员头部的时候，你说的是‘你开枪呀’”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这个时候，参与研究处理决定的人，作为单独的个人，也许会理解这当中的精神威慑法，能够理解那位连长的真实用意，但作为一种体制，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承认这一点。
当然，上面说的体制，也许应当加上一个限制词，就是“当时的”体制。因为那时是改革开放刚刚在启动，中国社会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社会的氛围还带有改革前社会的浓重色彩。而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的角度看，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体制性拘谨的社会，这种拘谨的极端形态就是其人所共知的僵硬性。在那个时候，一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问题的人，或是因为紧张喊错了一句口号，或是不小心打破了领袖塑像，而在政治上被作为反革命严办的故事，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在类似的事件中，处理他的人或周围的其他人不知道他是无意的吗？绝不是的，但人们无法为他进行辩护。因为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体制无法承认“无意”、“不小心”等构成这个事件的极为重要的要素，体制只能根据简单的表面性现象进行思维、判断和处理。
也许人们会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错，但我们今天难道已经完全从这种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了吗？恐怕没有。以前文讲到的海螺共和国为例。海螺共和国以搞笑式的宣布独立的做法来申诉自己的要求，在不同的制度思维中，无疑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和对待。在那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并没有被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性事件来对待，因为其实说到底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维权事件，并没有人真正想从美国脱离出去，更没有人想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使用了宣布建国独立这样的噱头。对于这种噱头，体制是按照搞笑来对待的，当然，其实质性的要求（即取消关卡）是不能当作搞笑来慢待的。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结果将会如何？很可能的是，我们的体制无法理解这其中的搞笑成份，并进而将其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来加以对待。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误判，并在行动的层面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前一段在几个地方都听到这样一种抱怨，即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召开的时候，甚至是一些地方的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一些煤矿被要求停产，以免发生事故。其实仔细想想，你开你的会，他挖他的煤，两者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不开会要出的事故也会出。即使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对会议就会有影响吗？如果不是极为罕见的重大事故，什么影响也不会有。将挖煤、事故、会议联系起来的，实际就是上述体制性拘谨所致。因为在这种拘谨的思维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中，仿佛重要的会议都应当在社会中没有任何负面事情发生的祥和气氛中召开。但实际上，一个会议能做出的决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能起的作用，与那些偶然的事情甚或事故并没有什么关系。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我曾经用几篇文章来讨论当今社会矛盾的定位和恰当评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问题，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过分估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恰当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结果是使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向前推进的倾向。这样的一种倾向是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体制性拘谨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体制性拘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过分的敏感。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在这样的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很容易将不同的意见甚至多元世界中的许多有特点的事物（或这是有点另类的事物）都看作是敌对的因素；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因为惧怕一些重要的变革，不惜费力去编织种种系统的理由。结果不仅是自己进行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而且导致在处理诸如新时期社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僵硬和无效，更重要的是一些为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所必需的制度建设难以有效推进。
去年，我在一篇题为《放下虚荣，海阔天空》的短文中写道，放下虚荣，海阔天空。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当中，在这样的巨变中，社会在走向文明和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艰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冲破虚荣所造成的种种心灵深处的限制，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其实，那篇短文就是在从一个侧面来讨论体制性拘谨的问题。因为过分的虚荣，与思想资源的偏狭，对于自己的不自信以及思维的僵硬等，都是造成思维拘谨的重要原因。最终的结果是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所以该文最后强调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们要善用人类几千年文明所积累的全部成果，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的进步和发展，而这，也就是真正的海阔天空”。
记得几年前在评论中国足球的时候，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足球最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而中国足球之所以长期没有长进，恐怕最缺乏的也就是这个。近来，一些地方大员和学者呼吁再一次解放思想。但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的涵义是什么？我想，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也许是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弄巧成拙的谬赏主义

孙立平

90年代初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忘记了，内容大体是从敲门声说到服务意识。大意是：在80年代的时候，由于电话还很不普及，亲友之间的登门拜访，还很少事先电话预约时间，而是直接登堂入室。所以在那个时候，经常有你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敲门声。从敲门的声音来判断来客，是许多人都具备的常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是急促而有力的敲门声响起，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不见外的好朋友来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预约的服务人员来了，比如给你修马桶的，给你修下水道的等。
为什么不见外的好朋友是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因为这种敲门声本身就是不见外的表现，在催促你赶快开门，或者还有责备你开门太慢的含义。当然这都是在玩笑的意义上。值得研究的是陌生的服务人员为什么也与不见外朋友的敲门方式类似？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那时的服务人员，基本都是本单位的，提供的都是免费服务。也就是说，他是白白为你提供服务的。你不“麻烦”他的时候，他的收入一分不少；他在为你提供服务的时候，等于是你“麻烦”了他，是你欠着他的。这与现在商家提供的售后服务或其他的收费服务是明显不同的。
在当时，还有一件需要提及的事情，就是无论是商店还是饭馆，几乎在所有服务行业，所谓服务态度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服务员爱搭不理，你叫几声，该聊天还是聊天，你买东西简直比向他要东西还难。那时的商店或饭馆里，经常贴有“为人民服务”的大字标语，但服务员的脸色与标语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而现在，商店或饭馆中“为人民服务”的大字标语不见了，服务员的态度却大大改善了，有时甚至已经到了热情过分的程度。一位叫作卡特琳娜的瑞典女记者，在《金发碧眼看中国》一书中的看法就是，“服务员太殷勤，老师太过分”。
其实，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何理解双方的关系。在80年代或之前，我们把原本商业上的交换关系理解为带有道德伦理含义的服务关系。于是就经常出现这样尴尬的一幕：受到粗暴对待的顾客指责服务人员说，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这种态度？服务人员则理直气壮地回敬道：我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你一个人代表人民吗？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这样的对话和揶揄，往往就演变为服务员与顾客之间的激烈指责和争吵。对这样的场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都会有许多记忆。而今天服务业中服务态度的改善，恰恰是在于在人们的意识中对这种关系定位的改变：服务提供者和顾客的关系，并不是带有道德伦理色彩的行为，而是商业中的一种对等的交换。无论是售楼小姐还是饭馆服务员的满面微笑，体现的都不是一种高尚，而是一种职业的动作。
这让我想起最近刚刚看到的一个新词，叫作“谬赏主义”。这个词是一个网友在回应我关于“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问题时提出来的。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了一下，结果是这个词以前确实没有人使用过，是这位网友的独创。什么是谬赏主义呢？这来源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的一句话，“不能谬赏，不要滥罚”。谬赏这种现象被加上“主义”，我猜想可能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为了强调这个现象在我们社会中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广泛存在的。第二，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广泛存在，也许是因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它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运作社会生活的逻辑，体现了一种隐含在这种逻辑中的价值假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这个现象就不能等闲视之。
这位网友是这样来分析谬赏主义的。他说，在我们身边经常能看到将干好本职工作叫“奉献”，碌碌无为叫“敬业”，公务员叫“公仆”。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是“奉献”，什么是“敬业”，什么是“公仆”呢？奉献是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的无私付出，敬业要有成绩，公仆要无偿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如果按照真正的标准来看，我们的这些大部分还不能算做“奉献”、“敬业”和“公仆”。警察抓歹徒，其实是本职工作。如果干好本来应该干的工作叫“奉献”，那么没干好本职工作迄不成“干好工作”了吗？那么不干工作迄不成了“干工作”了！这些“美妙”的名词在中国的泛滥，颠倒黑白，混淆了国人的是非观。结果就是我们一直把一般的当成了非常好的加以崇拜，把不算好的的当成了好的来学……，然后把最差的当成了一般的来保护了。结果就是国人道德底线的彻底下滑和崩溃。
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即谬赏主义实际上是通过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将不太应该的模糊为应该的，而一步步地逼退了社会生活的底线，使得这种底限不断后退，最后终至溃败。在《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中，我曾经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的底线经常被突破。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在面临威胁。问题是在于，正如提出谬赏主义这个概念的网友所进一步追问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们生活底线的失守？可以说，这里讨论的谬赏主义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应当说，谬赏主义的逻辑是与运作社会生活的运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搞运动是我们运作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在那个年代，无论做什么事情，包括政治活动、生产活动甚至植树造林、环境卫生等社会活动，都要通过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的方式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树立标杆，树立典型，然后无数的人学着去做，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比如在那个时代，劳模就往往是这样的一种榜样。可以说，在当时，典型、“表扬”和学习等是整个社会生活能够有效运作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谬赏主义就由此而生。应当说，本来谬赏主义的逻辑是用心良好的。它的假设是，即使是将本来应该的事情加以拔高，使其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也会为整个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榜样，人们就会学习模仿，就会在社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
但这种谬赏主义很容易弄巧成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抽空了那些“应当”的事情中行动者的责任与义务。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当“应该”的行为受到褒扬，履行应当的责任和义务被誉为高尚，当普通的职务性行为被加以表扬，实际上也就将众多人普通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底线抽掉了。因为当“应该”的行为成为表扬的对象时，有人就会说，我不想受表扬，我可以不这样。于是“应该”的底线便向后撤退。
最近几年中，在劳模评选中常有成功的或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及工作努力的农民工被评选为劳模，这曾引起一定的非议。有人会说，那些社会责任感强、积极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不应该受到社会的褒奖吗？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纳入评选劳模的范围，不是可以体现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吗？从道理上说这是不错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应该得到肯定，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应该得到提高。问题是在于，达到这些目标的有效方式不是将其评为劳模，不是对其进行表扬，而是应该用常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具有讽刺性的是，在捐赠行为很普遍的国家中，很少听到对这种行为进行表扬和宣传的，更不会请他们到处作报告。制度化的减税是最基本的褒扬方式。而在我们这个经常对这种行为进行表扬的社会中，据权威人士去年底透露，当时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道理很简单，表扬的结果是将社会捐赠这种在一些国家相当普遍的行为，定义为是“难能可贵”的。
尤其应当看到的是，在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多世纪的今天，我们社会生活的程序化和规则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社会动员的方式逐步让位于科层化、程序化的方式。在这种科层化和程序化的方式中，激励机制开始由树立标兵而转变为常规化、制度化的激励，而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开始成为对行为最基本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底线。当然，如果进一步说，现代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是与对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

来场“真话运动”

孙立平

运动，是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当时运作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方式。政治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植树造林运动等等，都是我们无数次经历过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不断科层化、程序化，运动也开始逐步淡出我们的社会生活。
但我想，在运动彻底退出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前，我们不妨最后搞一次运动，这就是“真话运动”。
为什么讲真话还要冠之以“运动”的称号？是因为不若此真话就难以在社会中普及。反过来说，假话这种恶疾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语言和文字本来是传达信息和进行沟通的，但在我们的白纸黑字上，在我们铿锵有力的言词中，却充满着言不及义的废话和只包含虚假甚至有害信息的假话。甚至，假话与假话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自恰和独立运作的系统。在一些领域中，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如果有人说了真话，轻则被认为是反常、不懂事，重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近来我一再论证的一个观点是，制度的运作是以基础秩序为基础的，而制度的失败有时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否认制度本身的因素），而是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真话与假话问题，就是基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客观地说，假话的盛行，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种严重的病症。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假话，不仅仅是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领域，从而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假话，比如虚假不实的统计数据，文件公文中大量与实际状况不符或严重背离的文字，媒体上虚假信息等。在这种情况下，假话成为公共生活基本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假话与对于有效信息的控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灰色环境。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曾经讲到一件事情：“前不久，到基层去调研，半途中遇到一住户，问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对当地的做法给予了表扬。但后来，接到有关人员电话，反映那位住户讲的情况是基层领导打了招呼的。我大为不解：那个询问点不是基层安排的，是半路上随机遇上的啊。电话里说，那也是经过安排的，你走的线路他们事先都走了一遍，一一打了招呼。放下电话后，我一夜未睡好觉，感到担忧，甚至是害怕！”其实，不仅是省委书记，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止一次遭遇蒙骗。从这样的事情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假话已经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组织行为，不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系统现象。
假话盛行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作为制度运作基础的信息质量大为下降，甚至严重劣化。因为制度的运行，是要以全面而准确的信息为基础的，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如此。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统计数据的水分和虚假，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最近几年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绝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整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在去年全国政协经济界别的联组讨论会上，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曾经讲了这样一段话，“很多委员问我，为什么去年很多省市的GDP都达到两位数，而国家的却只有9.5％？”“有些省市地区，仍然过于看重GDP，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成为各省市GDP大于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在这样的系统信息的基础上，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可以说，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弊端，与假话的盛行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举凡社会中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几乎都是假话在行动上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假话使得我们丧失了面对和解决社会中种种问题的能力。有歌谣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假话对假话中，问题被粉饰为太平；在假话对假话中，无数的政策措施走了过场；在假话对假话中，制度的有效运作失去了基础。有时我们不妨天真地去想，即使我们的体制存在弊端，但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说假话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许多事情可能要好办得多。
其实，倡导真话，也许是一件既复杂又简单的事情。我不止在一次演讲中向听众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符合人的天性？也许是问题提的有点突兀，真正能回答出这个问题的并不多。我的看法是，讲真话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因为讲真话简单省力，而且能更有效地达到沟通的目的。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谎话，都要绕一个弯，要有一个更费力气的“编造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说假话比说真话还节省力气。这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种情况是社会中存在许多现成的假话模本，人们对假话过去熟悉和熟练，以至于说起假话来根本不用动脑，免去了编造的过程。二是说真话面临某种风险，如果人们在说真话的时候，总是要考虑是不是会有某种风险，就只能贪图省事，不假思索地说假话了。这就如同计算机一样，安装的是什么系统，就会有相应的操作手法。所谓假话间的自恰，也只有在相应的系统上才有可能。
假话能够成为一种风气和文化，也许是源于一种固执，或者说是源于一种“美好的理由”。在我们的社会中，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总是凌驾于真假的两分法之上。也就是说，你即使说的是假话，但只要内容是“正确的”，就会受到鼓励和赞扬。我们从小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和训练。人们认为，只要大家都说正确的谎话，社会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进步。正因为如此，才有人们对假话的容忍，才有体制对假话的默许，才有对假话的事实上的褒赏。顺带说一句，在这样的社会中进行民意调查需要格外小心。因为人们在填写这些问卷的时候，想的可能不仅是“我的想法是什么”，而是“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的”。前一段受到广泛质疑的“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里人”的调查，其中可能就有这个因素在其中作祟。
对假话的默许与褒赏，与对真话的残暴和打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最近有人在谈到我们社会中对真话的惩罚时，用了这样一个词，“定点清除”。应当说，这是非常贴切的。古代的文字狱，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文革中的这种定点清除，就更是举不胜举。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对真话的惩罚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的话，在开始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今天，对真话的打击开始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的遭遇。作为税务局的公务员，李文娟因为举报少征税款等违法违规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被两度辞退，并被劳动教养一年，至今依然没有工作，其老母亲差点被吓死，儿子遭遇了童年人不能承受之痛，性格变得特别孤僻，李文娟本人一度想到自杀。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已经亲口承认，如果再让她选择，她不会再举报了。但一些人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选择真话也就是选择苦难。
于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惧怕因为讲真话而招惹是非。据有关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平均不超过10%。由于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情就难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也爱莫能助。有专家指出，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证？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调查，在回答“如果你不会或不确定是否会出庭作证，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选择“担心受到打击报复”的比例达到79%，选择“不想卷入官司”的为30%，选择“不愿得罪另一方当事人”的占19%，分别占第一、第二和第五位。
由此可见，开展真话运动，关键的问题是形成保护真话的制度环境，要形成可以讲真话的制度空间。我们社会中经常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作“敢于讲真话”。讲真话还要敢于，说明我们讲真话的困难。所以，问题的实质是要有保护真话，制止假话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入手。克林顿遭遇的莱温斯基一案，到最后的时候，人们所关心的已经不是两人之间的性关系，而是克林顿在作证的时候说没说假话，作没作假证。因为前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后者是公共领域的事情，政治家的诚实是关涉公共事务的大事情。我们历次运动提倡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要“从我做起”。但说真话这次，应当从公共生活做起，从政府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