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到暮年 毛泽东对美国本质认识的转变

2010-04-01    深圳新闻网

　　阅读提示：毛泽东的美国观绝不仅仅限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把握这样一个简单的层面。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现实任务不断发展变化，由于美国在20世纪中美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扮演角色反复变动，特别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立场，变换过不同角度，认清了不同侧面，把握了不同特点，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如果从1907年前后读到《盛世危言》算起，到1976年去世为止，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将近70年的发展历程。70年来，毛泽东美国观的形成和发展充满了曲折和变化，从初识"美利坚合众国"，到最后定位于"超级大国"这样一个判断，中间经历了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所谓"超级大国"，不仅指是军事上实力强大，而且是指经济上的发达国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原子弹多，也比较富"，并且企图称霸世界。它包含了毛泽东早年关于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和"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这样两个方面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突出了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特征。

　　当然，毛泽东的美国观绝不仅仅限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把握这样一个简单的层面。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现实任务不断发展变化，由于美国在20世纪中美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扮演角色反复变动，特别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立场，变换过不同角度，认清了不同侧面，把握了不同特点，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不仅从总体上表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特征，而且在其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上，都经历了若干个小的反复和循环，构成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轨迹。

　　具体说来，在青年时期，从最初接受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身上的"美国精神"和杜威实用主义等"美国思潮"的影响，到巴黎和会后认清威尔逊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从在改良运动中推行美国的门罗主义和新村模式，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他对美国认识的第一次大的思想转变。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到抗战时期着眼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把美国看作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和中国的"友邦"，这是第二次大的变化。在抗战时期，从呼吁中美两国"联合对敌"，到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再到在抗日、民主、团结的旗帜下"放手与美军合作"，制止国民党反共高潮，促进中国民主改革，这是第三次大的变化。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中立美国"，到开展"中间地带"的革命；从直斥"美蒋反动派"，到提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争取"和平、民主"的曙光，到"丢到幻想，准备斗争"；从对美国的"不承认"，到对苏联的"一边倒"，这是第四次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从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到推动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谈判桌上的较量"；从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到两次炮击金门；从"超英赶美"，到"东风压倒西风"；从"两个阵营"的全面对抗，到第二个"中间地带"的提出；从中苏大论战，到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从"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到"反帝反修"双拳出击；从"帝国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到支援亚非拉，支持"世界革命"，这是第五次大的变化。到了晚年，从"联美抗苏"，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从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到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第六次大的变化。而在上述每一次大的认识变化后面，还有若干历史条件、思想观念和对美策略的具体变化和发展，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可以说，正是上述这样一些充满曲折和变化的思想认识，构成了毛泽东美国观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这些认识，如果按照发展阶段来划分，可以分别称之为青年时期的美国观，建党、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美国观，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观，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观，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国观，以及晚年毛泽东的美国观等；如果按照其代表层面和对象来划分，可以分别称之为毛泽东个人的美国观，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和新中国人民的美国观等；如果按照其时代特征和指导意义来划分，可以称之为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和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等；如果按照它的斗争对象和目标来划分，又可以称之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反对修正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和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等。

　　毛泽东在对美国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如"中间地带"的理论，"两个阵营"的理论，"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提出了许多重要判断，如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新中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制定了一系列联合与应对美国的战略策略，如"联美制日"、"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防范"远东慕尼黑"阴谋、"放手与美军合作"、"中立美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向苏联"一边倒"、"超英赶美"、"反帝反修"、"联美抗苏"、"一条线，一大片"，等等。所有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和战略策略，都是毛泽东美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的是对美国的本质认识，有的是根据这些认识形成的指导思想，有的是根据这些指导思想形成的战略策略，有的则是在这些战略策略指导下应对美国的具体方法和措施。它们来自于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回到中国共产党人对美斗争的实践中去接受检验。

　　毛泽东的美国观中，有许多是基本定型、贯彻始终、长期起指导作用的东西，如关于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自早年树立这种认识后，他就从来没有动摇和改变过；有的是随着历史发展而逐步深化和发展的，如从"中间地带"的理论，到"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再到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有的则是随着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失去其思想价值和指导作用的，如"两个阵营"的理论，从战后到50年代一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加剧，中苏分裂成为现实，社会主义阵营随之解体，这一理论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指导意义。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系列具体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措施，如"一边倒"、"一条线"、"一大片"等，也是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作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的变化，逐渐失去了它们的现实针对性。与此相反，毛泽东在认识美国的过程中，所接受的一些美国精神、观念和思想作风的影响，如务实的态度和崇尚科学、民主、斗争的精神等，这些东西由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此毛泽东吸收之后，一辈子都在讲，一辈子都在用，一辈子都不忘。

　　70年来，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一直是在美苏对抗的大格局下逐步展开的。因此，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苏联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早年，他通过接受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实现了对"美国精神"原有认识的消解，最终走上了"俄国革命"的斗争道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并接受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而这一时期的革命对象中，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封建军阀；抗战时期，美苏成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同盟国，对中国的抗战起到了直接的支持和帮助作用，对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也起到了制约与反制约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美苏国共四方博弈，毛泽东在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开展中国革命，创建了新中国；5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极对抗，亚洲成为对抗的焦点之一，新中国也成为其中的一支主力军。总之，在中苏分裂之前，中国人民的对美斗争接受苏联的指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到苏联的制约，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同样也受到苏联的影响。

　　60年代中苏分裂后，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同样有着苏联因素的影响。这不仅因为美苏缓和使毛泽东下决心同时开展"反帝反修"的斗争，而且因为与苏联的论争使他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现代战争根源的认识。进入70年代以后，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毛泽东不仅制定了"联美抗苏"的策略，而且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看作第一世界，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斗争的对象。由此可见，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美苏两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真正认识美国，就离不开对苏联因素的考察；同样，要接受或者抵御苏联的影响，又不能不去进一步接触和了解美国，借鉴认识美国的思想成果。毛泽东的美国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展开的，如果忽略了其中的苏联因素，就无法认识它反复变化的内在原因，也难以把握它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

　　70年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还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早年，他对美国认识的特点是注重接受新思潮和新观念的影响，学以致用，初步表现出注意把握时代精神的世界眼光；从建党到大革命再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注重从理论上揭露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从实践中揭露美国与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现实，阐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性质和纲领，找到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道路，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威力；抗战时期，从着眼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来认识和看待美国，注意把对美认识转变为实际斗争的政策方针，打好"美国牌"，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表现出务实性和策略化的特征，体现了统一战线国际战略和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有机统一；解放战争时期，注意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真实面目，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50年代，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和维护周边国际环境，与美国进行了正面斗争和直接对抗，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以战争求和平的战略策略；60年代，既反帝又反修，打倒一切反动派，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信念；到晚年，更加注意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来处理中美关系，对美认识实现了革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强化了其美国观的务实性特征。

　　无庸讳言，毛泽东在对美认识和交往的过程中，也产生过某种偏激的情绪，作出过一些主观的判断，形成少数片面的认识。这不仅与对美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片面性、多变性有关，而且与他维护国家、民族、阶级和政党利益的迫切性与现实性有关，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观点、结论的抽象化、绝对化理解有关。此外，还与他的个人好恶、脾气性格有关。毛泽东作为革命家、战略家、思想家，其个性中既有"虎气"，又有"猴气"，是原则性与灵活性、斗争性与策略性的统一。而在与美国的交往和斗争中，其"虎气"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虎气"，主要表现为他敢于向美国这样的强者挑战的斗争精神，富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喜欢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破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世界旧秩序、旧传统，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可能为某种革命热情和斗志所鼓舞而忽视敌我力量的对比，从而造成对美认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他的美国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性。客观分析和认真看待这种局限性，对正确处理走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摘自：唐洲雁著《毛泽东的美国观》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