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接待工作曾经的窘迫

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回忆

1975年，兴建中的广州白云宾馆

1975年春季广交会上，工作人员向来宾介绍大寨大队情形

1974年春季广交会在流花湖畔交易会新馆举行，图为开幕盛况
□关相生
１９５７年，广交会在广州创办，成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那密闭的大门上惟一的一只“猫眼”。
首届广交会到会客商只有１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２００多人，成交金额１７００多万美元。
２００6年百届秋季广交会，到会客商近20万人，成交金额３40亿美元。今年的春季广交会目前正在进行。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持多届广交会的接待服务工作
A吃饭要排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物资奇缺，每届广交会期间的物资供应（糖、烟、酒、肉、禽、蛋、日用品等）均由经贸部调拨。
那时，广州的宾馆少，且设备差，每当广交会，客房便变得供不应求，所以经常要将客人送到临近广州的佛山、番禺、从化温泉等地过夜。汽车不足，就从机关临时借调。
这种办法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随着来广州参加广交会的客商不断增加，接待服务工作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记得每届广交会开幕前，国务院都会作指示，除强调必须重视广交会的作用和认真做好接待服务工作外，还千方百计帮助广州解决住房、交通等困难。
周恩来总理多次对广交会的接待服务工作做指示。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６日，华国锋同志口头传达周总理指示：“要把广交会开好。一、抓好货源的落实，二、抓好接待工作，三、搞好安全。”
同年１２月２９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外交、外贸、商业、公安等部各派出一名副部长前来广州，帮助解决广交会接待工作的困境，落实宾客日用生活必需品的货源。
周总理的指示中说：“最好将省市委一般委员、省市革委会成员合为一组两人，都分到一个单位去服务，做出示范作用。省市党委、革委会的书记、主任、常委，如能分别到各单位临时检查，一两天去一次，就更有收效。”
１９７２年秋交会后半月，由于外宾踊跃来会，住房紧张、车辆不足、吃饭排队的现象突出。李先念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北京抽调８０辆国产小车，并由总后抽调８０多名司机乘专机前来广州支援。
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９日，周总理得知广交会仍然存在住房拥挤、交通紧张、吃饭排队等候的问题后，立即请杨德中同志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负责人，转达总理指示：“希望广东省委不要松劲，继续抓紧解决这些问题。”
１９７３年春交会闭幕酒会，东方宾馆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内外宾客和工作人员５１４人中毒，进医院治疗者２００余人，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
中央立即派出由卫生、公安、外贸、外交、防疫总署等部委组成的检查组到广州。历时半月，终于弄清楚这次食物中毒事件是由嗜盐菌引起的，主要是由于我们宾馆厨房的卫生设备太落后和管理水平太差造成的。
后来，周总理批示从外贸部拨出专款６０００多万元，先后修建了流花宾馆北楼、南楼，东方宾馆西楼和白云宾馆。
为改善车辆不足的状况，国务院除从国内拨出大车底盘１００辆改装旅行车和上海轿车５０辆外，外贸部还拨出外汇从国外进口了１００辆小车投入接待使用。
B客商要睡帆布床
由于外商不断增加，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４日春交会开幕，又发生住宿“爆棚”、客人无房安排的混乱情况。
４月１４日晚，我和接待办的同志除了动员广州各宾馆加床加铺外，还为到佛山、番禺、从化温泉的客人安排车辆。东方宾馆一个小礼堂和走廊全部加帆布床住满客人后，仍旧解决不了后到的数百客人的床位。
主管外贸的副省长黄静波、省长刘田夫、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陆续亲临东方宾馆，想方设法解决这些具体困难。直到深夜１２时，宾馆大堂仍坐满数百客商等待住房安排。
经过研究，决定采取先外后内的原则，火速将外贸部和各省市外贸部门同志所住的越秀宾馆腾出来，给外宾住宿。外贸部和各省市外贸部门的同志星夜搬到三元里财贸招待所。
当时这个招待所的设备非常差，部分人要住碌架床。
来自全国各省市外贸部门的人员，本来每日都要向本单位报告和请示的，但因全所只有一部自动电话，而这部电话还常常打不了，许多人与单位联系中断了。一些省市因不明真相，竟以为广州发生了政变！令人啼笑皆非。
客商对广州当时的接待条件非常不满，真可谓怨声载道。有的客人对在宾馆走廊加帆布床很生气，说：“我家的佣人也没有这样被对待过！”有的更生气地将广交会发的请柬当场撕毁，说：“你们没条件就不要请我们来呀！”
第二天，香港的数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
为接受这次事故的教训，广东省委、广州市委专门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检查报告。杨尚昆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关单位领导的会议，我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检查汇报。
在会上，尚昆同志没有责备我，反而承担了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我除了检查主观努力不够的原因外，内心深处是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C只有两家高档宾馆
当时，不仅接待广交会的一般外商的宾馆不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广州有能力接待高级贵宾的宾馆，也仅有珠岛宾馆和迎宾馆两家，且设备也陈旧。
那时常来广州的霍英东先生，一般都住在迎宾馆或珠岛宾馆。有一天，霍先生对我说：“关先生，想请你到香港看看那边宾馆的管理和建设，作为改进广州宾馆的参考。”我当然很高兴，但钱从哪里来？霍先生答应给我正式发邀请信，并带几个同志一块去港澳看看。我向省委报告了此事，得到了领导的批准。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２日早，广州第一架包机从广州直飞香港启德机场。由广州市副市长罗范群、省外办主任马甫同志领队。
我与省市有关部门的人员与新闻记者数十人一起参加这次考察。由于此前少有内地政府官员访港，这次我们一行到香港，成了大新闻，数十名记者在机场采访。
香港总督尤德接见了罗范群、马甫。我们一行在新华社同志陪同下在香港参观了一日，晚八时离港返广州。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香港，时间虽短，但我们的感受很多，冲击也很大，例如，看港人的穿着与我们一比较，我们就太寒酸了。香港到处车水马龙、灯光辉煌，而我们的飞机一返回广州，下面一片漆黑，反差太大了。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日，我应霍英东先生的邀请，同省交际处长巩致德、省建总工程师黄远强等人，从广州乘气垫船到香港。这次在港参观访问十余日，又到澳门访问两日。访问重点，是考察港澳两地旅店、饭店、别墅的管理和建设等。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同志，又专约请我与利民泽先生两次见面，为日后利先生在广州筹建花园酒店作了初步交谈。
当时的接待窘境，除了找不到住房，离开时外商还往往买不到飞机票。省委办公厅值班室经常接到电话，要求省委帮助解决买飞机票的问题。
那时民航局的飞机，又少又旧，事故接连发生。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广州民航局局长于延恩曾向广东省写购买三架波音７０７飞机的报告，经省长叶选平同志批示同意，之后报请民航总局、对外贸易部、国家计委审批，再报李鹏总理批准，问题才得到解决。
关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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