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写史(我的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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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写史(我的读史札记)

王国华(吉林省《城市晚报》社)《 人民日报 》( 2010年08月10日   20 版)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发展壮大的湘军,成为清朝中后期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于是,有人发出修《湘军志》的呼声。找谁写呢?大家想到了王闿运。此人乃文坛奇才,曾国藩密友,湘潭举人,对湘军既了解又有感情。曾国荃以高薪把王闿运请来,提供所有文字资料,望其能用如椽大笔将湘军历史做一梳理。王闿运也不推辞,只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初稿,又过三年,最后定稿。

  不料曾国荃看完书稿,勃然大怒。该书对湘军诸人不乏贬抑,曾国荃更是首当其冲。如,围困天京时,朝廷命李鸿章前来助攻。曾国荃不愿李鸿章分享胜利果实,便命将士日夜挖掘地道,以期在李鸿章到来之前破城;捐资筹备军饷时,只劝穷人捐钱,却不敢向富贵之家张嘴。湖南藩司李榕倡言大户捐米,曾国荃家有田地百余顷,李榕问都不敢问,等等。

  曾国荃命人烧了根据王闿运书稿制作的模板,又令王定安重新写一本《湘军记》,校正《湘军志》中的一些说法。而王闿运却很看重这本书,事后自己刻印再版。

  对王闿运的所作所为,后世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不阿谀媚世。王闿运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明确表示想写一部步《史记》、《后汉书》后尘的《湘军志》,而实际上,这些并不足以保证王闿运写的历史一定可信。态度,是信史的一方面,而掌握材料的多少、分析材料的能力、表述材料的角度、难以完全切除的个人立场,等等,都会影响后人的理解。如果在司马迁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个人,有着和司马迁一样的良心,一样的扎实态度,写一本同样的《史记》,保不齐若干章节跟司马迁大相径庭。

  中国人讲“信史”,向来寄希望于个体作者的良心、见识、文笔等等,这对史家来说压力太大了。曾国荃的做法倒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想尽量立体、全面地反映一个史实,可以多找一些不同立场的人来描述同一事件,提供尽可能多的视角,后人对比理解,自然会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