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香港脱险记

1942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滞留其间的陈济棠随时有被捕之虞

陈济棠戎装照

陈济棠、莫秀英夫妇与家人在广州梅花村合影

正在准备进攻香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钟卓安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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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屡被拒于门外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着着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致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压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虎口———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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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鸦片准备“成仁取义”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在作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也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旧友二人来访，相劝隐匿香港，必要时可出而维持香港大局。来意明确，企图借陈济棠的名声为日本维持对港统治，以与南京伪政权相呼应。陈济棠对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言毕，便向他们出示所藏鸦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夺的决心，使他们扫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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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两名日宪兵搜身
陈济棠因目标已经暴露，被迫再次转移于一卖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暂避。身居港岛的陈济棠，急着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陈济棠终于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总较渡九龙被日人枪杀为佳。”
急于离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往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即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七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挥手而去。
再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林二人同样出乎所料。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即为搜捕他们所要捕获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深感能走脱真是大幸！
陈济棠所乘小船，在海上遇到日轮搜查和躲过盗匪追查之后，于下午两点抵达港属大屿岛西岸的大澳。在那里，有一连日军驻守，使陈济棠未能真正摆脱虎口，但大澳毕竟不同于日军重兵把守的港岛，气氛已经缓和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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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船妇女险引大祸
在大澳，陈济棠住入邓瑞人的香港盐公司办事处，对外身份为新聘“厨役”。由于海面不靖，陈济棠必须按照盐公司的运盐时间和路线安排行止，在那里静候一个星期，然后再以三船同行，以求安全。
由大澳至中山的一切安排，由林绍荣负责，凡有涉嫌违禁物品船上一概不运，所有可能不利于陈济棠安全转移的人员一概不准上船，要求十分仔细和严格。
但恰好有盐公司办事处的人员求情说，顺德籍香港某教授夫妇及其刚刚出生12天的婴儿要求前往内地，陈济棠见此情状，出于恻隐之心，让他们随船而行，林绍荣无奈，勉强同意。
17日下午3时，按计划三条船同时张帆起航，开往中山方向。
在海上，日军上船检查，检查后，将其余两条船放行，扣住陈济棠所搭乘的小船，因为船上有女眷，日军一定要将此“姑娘”淫宿至次日，才准放行。
此事令陈济棠忐忑不安，又招林绍荣频频责难，不知如何是好。后因反复说明此乃刚刚产子妇女，留之无益，好不容易才打消日军邪念，准予开船，但已推迟了一个小时。
经8个小时航行后，于半夜抵中山县民众埠。这是一个日伪控制的地区，必须寻找稳妥之人领路，方能走出此地。
为此，陈济棠在这里又逗留了四天，并得悉在大澳同行的其他先开二船，途遇劫贼，无一幸免。
21日，陈济棠乘小船离开中山民众埠，经顺德大良和新会猪头山等地，抵达国民政府统治区塘下，至此，陈济棠终于脱离了虎口。
香港盐公司驻塘下办事处为林绍荣举行宴席洗尘，陈济棠隐瞒身份一起出席。席上有人说，听说陈济棠已进入广州播音；又有说，听说陈济棠已入南京播音。陈济棠不动声色地说，据我所知的确凿消息，陈济棠已到了重庆。席上的人听后，都面有喜色。很显然，“南天王”陈济棠究竟是抗日，还是与汉奸同流合污，广东人是极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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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了势利经理500元
陈济棠在塘下并未久留，即经鹤山、高明抵达肇庆，然后乘轮船赴梧州。
在船中，经理原本允诺租赁卧室给他，但因陈济棠尚未暴露身份，且衣衫褴褛，一派难民相，经理势利，以衣帽取人，最后食言，还出言不逊。
此时，陈济棠恰闻同船有陈公侠军长在（陈公侠曾是陈济棠手下的旅长），故意传言说“陈济棠请他”!这是陈济棠逃难后的第一次暴露身份，但也正是“陈济棠”这三个字，把该经理吓得面色骤然大变，急忙让人为陈开房。
陈济棠为惩戒他，特以中央委员名义宣称他犯有“虐待难民之罪”，罚他500元或监禁一个月，让他自己选择。
经理表示愿以罚款了结，陈济棠即将此罚款捐肇庆医院以作善款。船至德庆时，陈济棠会晤了同船的陈公侠，请他将其脱险经过转托邓龙光总司令（三十五集团军）拍发电报给蒋介石，并向余汉谋、李汉魂通报。抵达梧州时，陈济棠因长途跋涉，惊险辛劳，胃病复发，后转到莫秀英家乡茂名休养。
过了10天，陈济棠接河源来电，知家人已从香港脱险至河源。再经一月，几经遭劫的莫秀英携子女一行，一路辛苦，终于由老隆经韶关、桂林、柳州抵达茂名老家储良坡。
见到妻儿的陈济棠，在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说是“涕泪沾襟，欢情若狂，所谓悲喜交集！”
钟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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