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指使刺殺宋教仁有證據嗎

從應桂馨家中查獲的電函，一直被視為袁世凱﹑趙秉鈞是幕後指使人的最有力證據。但仔細審視這些證據，不難發現，光憑這些電報信函本身，並不能作出如此嚴重的結論。
根據來往對象，可將這些函電分為三類（據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給北京政府的報告）：

（一）趙秉鈞與應桂馨之間的通信
僅四件，即：
1913年1月14日，趙秉鈞致應桂馨函：“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外附密碼一本，上注“國務院，應密，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樣。
1月26日，應致趙秉鈞電：“應密”，“徑電”，“國會盲爭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詳。”
2月1日（蘆按：所見程、應文版本作“一月一日”，根據其他來源校改），應致趙電：“應密，東電”，“憲法起草以文字鼓吹，主張兩綱，一除總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國會。此外何海鳴﹑戴天仇等，已另籌對待。”
2月2日，應致程經世（國務院庶務秘書）轉趙電：“應密，冬電”，“孫﹑黃﹑黎﹑宋，運動極烈，民黨忽主宋任總理，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警廳供鈔，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
這四件均與兇殺案無關，只有最後一條性質最嚴重，但也和案件無直接關係。

（二）洪述祖與應桂馨之間的通訊
2月1日，洪述祖致應函：“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價值。”
2月2日，洪致應函：“緊要文章已略露”，“必有激烈舉動，弟（指應）須於題前逕密電老趙，索一數目。”
2月4日，洪致應函：“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後色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等語。兄又略提款事，渠說將宋騙案及照出之提票式寄來，以為徵信。弟以後用川密與兄（蘆按：此處疑缺字，所謂“川密”﹑“應密”是兩本密碼本，洪要應以後使用注有“川”字的那本密碼本跟他聯繫）”。
2月8日，洪致應函：“宋輩有無覓處，中央對此，似頗注意。”（原注：“輩”字又似“案”字。）
2月11日，洪致應函：“宋件到手，即來索款”。
2月22日，洪致應函：“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後勿通電國務院，因智老（原注：趙秉鈞字智庵）已將應密電本交來，恐程君（程經世）不機密，純令歸兄一手經理。請款總要在物件到後，為數不可過三十萬。”
3月10日，應致洪電：“川密，蒸電”，“八厘公債，在上海指定銀行，交足六六二折，買三百五十萬，請轉呈，當日複。”
3月13日，應致洪函：“《民立》（蘆按：報名，係國民黨所辦）記鈍初在寧之說詞，讀之即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事關大計，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惟中間手續，無米為炊，固非易易。”
3月13日，洪致應電：“川密”，“蒸電已交財政總長核辦，償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過。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3月14日，應致洪電：“應密，寒電”，“梁山匪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轉呈候示。”
3月15日，洪致應電：“應密，銑電”，“寒電到，債票特別准何日繳現領票，另電潤我若干，今日覆。”。
3月16日，洪致應電：“川密”，“寒電應即照辦。”
3月19日，洪致應電：“事速照行。”
3月20日，半夜兩點鐘，即宋被害之日，應致洪電：“川密，號電。”“二十四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
3月21日，應致洪電：“川密，個電”，“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堪慰，望轉呈。”
3月23日，洪致應函，“號個兩電均悉，不再另覆，鄙人於四月七號到滬。”

（三）趙秉鈞與洪述祖之間的通信
據程德全、應德閎的報告披露，從應桂馨家中查到趙秉鈞致洪述祖函件數封。但報告僅披露了其中一份中的“應君領紙，不甚接頭，仍請一手經理，與總統說定方行”一語，且日期不明。
以上通信，如果全部屬實，則最多只能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趙只給應發過一封信，是給他寄密碼本的，並告訴他以後有電直接發給國務院，從未給應發過進行犯罪活動的指示。當然，也不能因此排除他通過洪指揮的嫌疑。
這裏順便解釋一下，“密碼電本”在現代人看來，似乎是間諜的專利，其實那時是普遍作法，因為政府沒有專線，所有電報都由商辦的郵電局處理，為了保密，只能普遍使用密碼本。不但政界普遍這麼做，民間商務也如此辦理。
第二﹑如果洪所言是實，則趙和袁都捲入了對付國民黨人陰謀活動中。至少應擬議拋出“孫黃宋劣史”以及宋的刑事檔案之事，趙是知道的，而袁更感興趣並予以批准。
第三﹑殺宋是應主動於3月13日向洪建議的，此時他應該還沒有收到洪於同日發給他的“毀宋酬勳位”的電報。即使收到，他也沒有如現代人那樣，將“毀宋”理解為“殺宋”、“除宋”，否則就不會於當日和次日還反復向洪強調殺宋的必要性，試圖說服洪“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梁山匪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甚至一面聲稱“轉呈候示”，一面卻又迫不及待﹑自作主張地“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
第四﹑從通訊中並不能得出袁﹑趙參與並贊成殺宋密謀的結論，洪的函電從未提示這一點。因此，不能排除殺宋是洪自作主張，特別是他已經說過趙“純令歸兄一手經理”——讓他全權處理與應的聯繫。趙在寫給洪的信中說“應君領紙，不甚接頭，仍請一手經理，與總統說定方行”（趙要洪全權負責與應的密謀，但採取行動前必須獲得袁世凱的批准）也支持這一理解。
第五﹑洪之“毀宋酬勳”一語，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就是袁批准殺宋的過硬證據，但其實經不起推敲。授勳乃國之殊榮盛典，當佈告天下，舉行典禮，萬衆屬目，非比尋常。應不過是個巡長，即使做得天衣無縫，請問總統以何理由授他勳位？豈不是自動招來嫌疑？酬應還有其他方法，贈以厚款就是最常見﹑最方便也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袁何以用此大轟大嗡的笨招？
我已經在《“毀宋酬勳”考》中指出，其實那“毀宋”的“毀”字在文言中是“譭謗”之意，指的是毀了宋的名聲，並非“殺宋”。殺宋的建議是應而不是洪反復提出的，洪在接到應的建議前許願“毀宋酬勳”，其實是以此催要應某答應提供卻遲遲不寄去的宋的刑事犯罪證據，好在袁面前交差。
綜上所述，以上函電本身，根本就不能作為袁趙合謀殺宋的證據，只能作為應﹑洪涉嫌殺宋的證據。（《國共偽造的歷史》由明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