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01.三礼赞 一 娼女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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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方 镇书纸的文具。一般为木制，也有用玉石、象牙、水晶等为材料的。宋周密《武林旧事.车驾幸学》：“内官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内官进牙界方。”宋杜绾《云林石谱.菜叶石》：“汉州郡菜叶石，出深水......土人先浇沙水，以铁刃解之成片，为响版或界方压尺。”《水浒传》第五一回：“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织成》：“生起拜辞，王者赠黄金十斤，又水晶方一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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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美制紫檀界方 《珊瑚网·法书题跋》云：余有紫檀界方一对，首镌行书云：“兀坐草玄，风后为奸，尔往镇之，世掌我编。敬仲铭，绍美制。”界图雕镂花鸟极精工，信出名手。上饰汉玉昭文带，一粟米文，一卧蚕文，血蚀殊古而莹润，面刻“草玄阁佳器”。故杨铁崖珍玩焉。 ——《骨董续记》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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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十咏·界方
年代：宋 作者：刘子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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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防纵逸，界墨作遮兰。
妙用谁能识，心端笔自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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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婆惜为什么没走红（水浒摸鱼）
巫马期
2005年07月25日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做媒的王婆向宋江介绍阎家遭遇时说：“三口儿因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郓城县。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明万历容与堂本《水浒传》在这里加了一条批语：“山东人到底有道学气。”未免把王婆的话太当真。其实郓城县人何尝不喜风流宴乐，这只需看白秀英在勾栏里的风光场面就知道了。色艺双绝的白秀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说唱话本“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时，“合棚价众人喝彩不绝”。从阎婆惜落难到白秀英走红，不过两年多时间，移风易俗恐怕没这么快。而且就是阎婆惜之时，当地人也并非不喜风流，证据就是她的情人小张三张文远，此人“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弹丝，无有不会”。可见王婆的话只是临时找的借口。
阎婆惜未能走红，原因主要在自身。首先，父母并不打算让她卖艺，带她“投奔一个官人”落空，不得已才嫁给宋江；她本人也只想嫁个中意郎君，所以要挟宋江时提出三个条件，头一条就是“任从我改嫁张三”。其次，白秀英是东京行院出身，能够“说唱诸般品调”，正如白玉乔所说，她是凭歌舞吹弹服侍普天下看官。且看她的表演：上戏台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才开始说唱话本，“是一段风流蕴籍的格范”，歌喉宛转、舞态蹁跹，“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技艺精湛，这才赚得人山人海价看。而阎婆惜呢，虽然长得好模样，但唱曲是跟父亲学的，而阎公本身就不专业，不过“平昔是个好唱的人”。依阎婆惜的水平，只能和金翠莲、宋玉莲一样绰酒座儿卖唱，“不呼自来，筵前歌唱”，这自然是心高气傲的阎婆惜所不肯为的。
另外，宋江杀惜之时，知县是时文彬，小说称他为官清正，做事廉明，对娱乐场所大概不会特别感兴趣。而白秀英时代就不同，她与新任知县旧时在东京来往，所以才“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知县带头追捧，白秀英走红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种优势，无论宋江还是小张三，都不能带给阎婆惜。
《京华时报》(2005年07月25日A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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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傍水房树间
行也安然，住也安然
一条耕牛半顷田
收也凭天，荒也凭天
雨过天晴驾小船
鱼在一边，酒在一边
夜晚妻子话灯前
今也谈谈，古也谈谈
日上三竿犹在眠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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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体诗与京剧定场诗分属两个体系 尹丕杰
京剧的定场诗虽然也叫诗，但它并不是旧体诗。旧体诗以《诗韵》为准绳，《诗韵》非止一种，如《佩文诗韵》、《平水韵》等，作诗者必须遵循其规定的格律。而京剧的定场诗则不然，它与唱词一样，自有其与诗韵相似而不相同的格律，它的韵脚以“十三辙”为准绳，远较诗韵宽泛。比如“东”和“冬”都列入“中东辙”，而诗韵里这两个字则分属两个韵脚，不能在同一首诗里使用。定场诗和唱词在句式上只分上下句，上句一般用仄声字(首句可用平声字)，下句必须用平声字。全诗必须使用一个“辙口”，不能串辙。《坐宫》里杨四郎的定场诗在格式上是很规范的。至于文采如何，则是另一码事了。
用诗韵的格律来评骘京剧定场诗，可谓南辕北辙，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这种现象自民国时期就有。
田汉先生既是大戏剧家，也是大诗人，因此他的京剧作品偶有以诗韵顶替十三辙的现象，比如《白蛇传.合钵》中白素贞唱词：“亲儿的脸、吻儿的腮”使用的是“怀来辙”，但忽然冒出“装满一小柜”、“把鞋袜…做了一堆”、“就是这一回”几句。这几句的尾字按《佩文诗韵》是“十灰”，与怀来辙相通；(例如：“回”读为“怀”)。但按京剧十三辙则是“灰堆辙”；演员唱的是京剧，只好串着辙唱，听起十分杆格，只因是超级大作家的作品，无人敢置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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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新论14
作者: ssahhe 发表时间 2006-11-06 22:28:34 人气：125
12，施耐庵与戏曲
从《水浒》可以证明，施耐庵对戏曲相当熟悉和喜爱。第五十一回，先写“勾栏”演出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李小二告诉雷横，“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如今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或是戏舞，或是吹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然后通过雷横的眼，写勾栏外面的宣传性设施，“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进得里面，是坐在“青龙头上第一位”，雷横是县里的都头，因此可以坐较好的座位，也许还是别人让他坐的，因为此时台上的戏已经开场，正做着“笑乐院本”。院本做好，白父出场，介绍他的女儿白秀英出场。“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一下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介绍底下要说唱的话本，已经写在“招牌”上，“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接着就“开话”，说了又唱，唱了又说，必定还“撒豆般点动”手中的“锣棒”、不时“拍一下界方”。底下发生了白秀英父女与雷横的冲突，勾栏里的演出也就中止了。
以上可见勾栏里演出内容丰富，有“说唱诸般品调”，有“做笑乐院本”，有说唱“话本”；艺术形式多样，“戏舞”、“吹弹”、“歌唱”，而所谓“做着笑乐院本”，大约就是由演员装扮角色演出喜剧。勾栏里有吹弹之声、歌唱之声、拍打界方之声、撒点般的打鼓声（“撒豆般点动”显然是打鼓，而不是敲锣），还有观众欢笑声，真是很热闹。
施耐庵不仅这样熟悉地描写了勾栏即剧场情况，并且通过描写白秀英父女与知县的关系，反映了当时江湖艺人的复杂处境和由此带来的性格二重性，更可见他对演员有着较具体深入的了解。
施耐庵在《水浒》第八十二回更以长长的骈文描写了舞台上的情况，其中五百字是说戏曲的，为《中国戏曲通史》引用来探讨当时的戏曲角色等问题。他依次写到了角色类型及其出场的次序，“头一个装外的”，戴着“黑漆幞头”，穿着“描花罗襕”，“第二个戏色的”，对其腰里“系”的、头上“裹”的、脚上穿的、身上穿的都作了描写，“第三个末色的”，也是对穿着有一番描写，这个“末色”上场最先开口，念了“几段杂文”，“提掇甚分明”，“第四个净色的”，“语言动众，颜色繁过，依院本填腔调曲，按格范打诨发科”，“第五个贴净的”，是个丑，“忙中九伯，眼目张狂，队额角涂一道明戗，劈面门抹两色蛤粉”，穿着上也很引人发笑。“这五人引领着六十四回队舞优人，百二十名散做乐工，搬演杂剧，装孤打撺”。于是，演出开始了，一派乐器声中，“吊百戏众口喧哗，纵谐语齐声喝采。装扮的是，太平年万国来朝，雍熙世八仙庆寿，搬演的是，玄宗梦游广寒殿，狄青夜夺昆仑关”，也演出“神仙道侣、孝子顺孙”，演出效果是“可坚心志，足养性情”。戏演过了，就是歌舞。
可见，施耐庵对戏曲不但熟悉，并且知识相当专业。
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戏《幽闺记》作者施惠，即《水浒》作者施耐庵，今对照《幽闺记》与《水浒》，又对照《幽闺记》所本的关汉卿杂剧《拜月亭》，觉得从内容与语言等方面，施惠与施耐庵可以疑为一人。述之如下：
1，全剧开头《西江月》一首，与《水浒》开篇一首“词曰”，风格一样，意思一样，有的词语也一样。
《幽闺记》开篇词：轻薄人情似纸，迁移世事如棋。今来古往不胜悲，何用虚名虚利？遇景且须行乐，当场谩共卸杯。莫叫花落子规啼，懊恨春光去矣。
《水浒》开篇词：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2，《幽闺记》从关汉卿《拜月亭》来，但现存《拜月亭》中关于“金”、“宋”，已无有提及，仅含糊其词说“锦秀华夷，忽从西北天兵起”，或许施惠当时所见就是如此，而《幽闺记》中，一开头就明确以“番兵”口吻写到“势压中华，仁将夷化”，“中华臣宋”这些话。全剧营造的背景是“番兵”进攻“金国”，是中国北方的事情，其实一目了然是以北宋南宋人民经受的苦难为现实基础。作者显示出对宋代故事的特别关注，以至在第十二出《山寨巡逻》中竟然让小强盗说道：“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语出《大宋宣和遗事》，这更分明显示出了作者对宋代故事的关注。其第九回《绿林寄迹》描写占山为王的人们，“除非黄榜见招安，余下官兵收不得”，第二十四出《会赦更新》，写山大王遣散众喽罗，自己上京应试武状元为国家效力。不难看出，这些很与将来的《水浒》一书有关。
3，《幽闺记》第四出，写朝廷的“早朝时分”，不免令人想起《水浒》第一回开头写的“五更三点”早朝。描写的内容有许多一致，所用的语言有许多亦类。
《幽闺记》：“怎见得早朝，但见银河耿耿，玉露瀼瀼。似有似无，一天香雾；半明半灭，几点残星。铜壶水冷，数声莲漏出花迟；宝鸭香消，三唱金鸡明曙早。人过御沟桥，灯影里衣冠济楚；马嘶宫巷柳，月明中环珮铿锵。钟声响大殿门开，五音合内宫奏乐。……文官有稷契伊傅之才，武将有起翦颇牧之勇。正是，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等等。
《水浒》：“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影里，玉簪朱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秀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举，凤羽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4，《幽闺记》第六出为《图形追捕》，令人想起《水浒》中不止一回写到的这种情节，这是落难英雄必有的险恶经历，英雄将由此而被“逼上梁山”，《幽闺记》剧中金国的落难英雄“蒋世昌”也由此而在虎头山上做了寨主。施耐庵常写到这样的被追捕的人生情境，至少他是一个十分容易同情的人，对人的心灵痛苦有巨大的体会能力。
5，《幽闺记》第七出《文武同盟》写逃难英雄“蒋世昌”受到土地神的掩护，这令人想起《水浒》写宋江受到九天玄女娘娘的掩护。须知，“蒋世昌”在《幽闺记》中的地位，正相当于宋江在《水浒》中的地位，这就简直是为以后的《水浒》提供了模式。此外，《幽闺记》特地提到“蒋世昌”原是“忠孝军”的统领，这令人想到《水浒》宋江倡举的“忠义”大旗。又，第九出《绿林寄迹》竟是以一首“招安诗”作结束的，“暂居山寨作生涯，喜得将军肯上来。巍岭峻峰通隐豹，野花芳草待时开”，这与《水浒》英雄排座次后，宋江吟出盼望招安的诗来，可算一类。
6，第二十二出《招商谐偶》写到一个“广阳镇招商店”，在《拜月记》中，是提到“招商舍”的，但没有“广阳镇”三字，施耐庵祖籍兴化，兴化城古称有山阳镇、昭阳镇、楚阳镇等名，则与“广阳镇”三字有点联系了，事非偶然，是施耐庵寄其思乡之情乎？
7，《拜月亭》第三折写道“你姐夫姓蒋，名世隆，字彦通”，与今人所考施耐庵即元末泰州白驹“施彦端”有一字之同，年代较远的关汉卿当然不知以后有这个大文学家施彦端，这是笔下巧合而已。《幽闺记》中的蒋世隆却无“字彦通”的说法，如其作者不是施耐庵，则仅是为简洁而删去，如其作者恰是施耐庵，则是有意做一个回避了，至少以免朋友的取笑。
8，第九出《绿林寄迹》中写到小喽罗挖到一个石匣子，内藏除非头领不能戴用的头盔宝剑，而《水浒》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写的是，从地下挖出了决定英雄座次的天赐之物石碣，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如《幽闺记》作者不是《水浒》作者，则二人思维一致之处未免太多了些，如果二人本是一人，则他的这些思维定势是格外耐人寻味的。
9，第三十一出，“学生姓卞，双名登科”，今考元末盐城伍佑卞元亨是施耐庵姑表兄弟，从张士诚起义，年轻时曾在家乡蹴虎至死，对施耐庵写武松打虎当有所启发，这“元亨”二字，与“登科”二字，其意有相通之处，卞登科者，卞元亨也，疑是施耐庵的文字游戏以调侃家乡的这位表弟。
10，《幽闺记》中所显示的作者的本土语言是泰州、兴化方言，并且恰与《水浒》里这种方言的大量集中与娴熟运用一致，它应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说明着作《幽闺记》的施惠即是作《水浒》的施耐庵。谨举例如下：
第六出，“哄我说打了十三，你每欺我老爷不识数”之“哄我”与“不识数”,“鹅酒得些噇”的“噇”字, 绝是泰州、兴化方言，《水浒》中多用。
第七出，“一只鹅，一只鸡，一刀肉”，这“一刀肉”尤是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九出，“我们都没事”，“我倒有事”，“山花当饭，溪水当茶”的“当饭、当茶”，“说几句大话唬人”，“倒了虎头山的架子”，“双拳不敌四手”，“奉承他几句吧”，皆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十出，“不当稳便”，是泰州、兴化人语，且《水浒》中多用。“伏侍”亦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二十二出，“有甚么好下饭”，“借宿”，“一个大马子”，“一个尿鳖子”，“端到东端到西”，“一个筋头就过去了”，“洗脚水”，“畚灰刮锅”，“不知你妹子随着那个呢”，“你自身顾不得，那管得别人”，“越看越波俏”，皆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二十五出，“是那个？请你看病的”，“我若一日不医死它几个，叫外婆姐姐在家里喝风”，“你不晓得”，“我晓得我晓得”，“手脚如冰吓死人”，“煎药煮粥”，皆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二十六出，“怎生街头上睡”，“家私老小”，第二十七出，“前街后巷”，第三十二出，“你怎么认得他”，第三十五出，“一身没靠，举目无亲”，是泰州、兴化人语。
11，此外，还有些语言，如第十七出的“恁的”，第二十二出的“浑家”，第三十一出的“端的”，这些在杂剧《拜月亭》中也有。而《拜月亭》中还出现“婆娘”一语，以及“厮”字，如“厮认”，“厮抛撇”，“厮爱的夫妇”，“厮收厮拾”，《水浒》中也常用，如“这厮”，《幽闺记》中也用了一个“厮见”，说明着施耐庵在写作中对元代通用语言的的吸收，而“婆娘”一词虽人人熟知是兴化一带对妇女的称呼，同时却与元代北方语言有关。
12，对于“东与西”，《幽闺记》与《水浒》共有一种常用的习惯，第二十二出“端到东端到西”，第二十五出“有家难向，他东我西”，第二十六出“你东我西”，第三十四出“你东咱西”。《水浒》有“你在东时我在西”之语，又施耐庵轶曲《秋江送别-沉醉东风》有“你向西来我向东”之句。
对于“太平”，《幽闺记》与《水浒》亦有共同点，第二十三出有“重逢太平，重乐太平”，“太平本是将军定，还许将军见太平”句，第二十四出有“再生重见太平”，“再生重睹太平时”句，第二十五出亦有“重逢太平，重乐太平”句。《水浒》引首诗有“人乐太平无事日”句，引首中两次年到“天下太平”，金圣叹批本《水浒》卷终诗有“太平天子当中坐”句，可见“太平”二字乃是当时一大问题，《水浒》与《幽闺记》写的都是极不太平，但无论朝廷无论山林追求的却是太平。
曲学大师吴梅所说，“《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这句话最有力的“所本”，应当就是《幽闺记》所写生活内容思想内容与文笔用语本身。
此外，罗贯中也是一个与戏曲有关的人，因为《录鬼簿续编》是明明白白记载着他的，“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矣，竟不知所终”，罗贯中所作杂剧有《风云会》今仍存。人们推测元代灭亡时，罗贯中近五十岁。若施耐庵果为其师，则当在六十至七十岁左右，他们都是大半生在元代生活的人，宜乎用元代语言创作，而不能写有“容本”中那些“性描写”。
13，文化小识
A，如今实际中“村”与“庄”的情况，在《水浒》里早已是一种现实，作者写得一丝不苟、非常严格。
第二回，题为“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叙述中却是“一所大庄院”、“史家庄”、“庄主史太公”、“庄客”等语。第四回，“于路说些闲话，投七宝村来。不多时，早到庄前下马”。第五回，题为“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叙述中却是“和尚，日晚来我庄上做甚的”，“只见庄里走出一个老人来”，“桃花庄”等语。第九回，“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柴大官人庄在何处”，“转弯来到庄前”，“那簇人飞奔庄上来”，“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第十一回，柴进说，“这里是小弟的东庄”。第十四回，“我们且押这厮去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了”，“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吴用拽上书斋门……到晁家庄上”。第十五回，“取路投东溪村来……早望见晁家庄”，“且请到庄里说话”，“六人俱从庄外入来”。第十六回，“安乐村，有一个闲汉，叫做白日鼠白胜”。第二十二回，“他父亲宋太公并兄弟宋清，现在宋家村住”，“知县……差三两个做公的，去宋家庄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公人领了公文，来到宋家村宋太公庄上”，“你等可带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户庄上，搜捉犯人宋江”。
可见，“村”是行政单位，“庄”是私人庄院，构成“村”的主体，地主称太公，农民称庄客，“庄”有门，有围墙。如第九回，史进“喝叫庄客：‘不要开门！’掇条梯子，上墙打一看时，只见……”。又如第十八回，“背后众士兵发着喊，一齐把庄门打开，都扑入里面”，“这雷横亦有心要救晁盖，以此争先要来打后门”。
这种地主庄院，在历史上也有过它的美妙时期，《水浒》赞美史家庄时写道：
前通官道，后靠溪岗。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在兴化及其四周，解放前比较大的地主家，仍是有庄院以至有武装的，而在多数上，一个村子，虽称“庄”，却并无有形的庄院和围墙庄门之类。《水浒》上却较严格，既是“庄”，则必有庄院，否则就不称“庄”。《水浒》上最大最有名的庄子，当数祝家庄，“这里方圆三十里，却唤做祝家庄”，这就把旁边的李家庄、扈家庄都包括了。祝家庄“有三层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约高二丈。前后两座庄门，两条吊桥”。
“乡村”连称，是指“乡”与“村”两级行政单位，如第十五回，“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有“村”无“庄”的情况可能是有的，比如，第十五回的“梁山泊边石碣村”里，就没有提到“庄”。水面为主的“石碣村”是一些分散无联系的三两渔家的行政总称而已，但也有个中心地，那就是“石碣村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出镇上赌去了”，“两只船厮并着，投石碣村镇上来”。这个“石碣村镇”，显然并非是比“乡”还大一级的“镇”，它比起一般有“庄”的“村”，也许还要小些和不成规模。第三十一回，“知府押了文书，委官下该管地面，各乡、各保、各都、各村，尽要排家搜捉”，“有做公人出城来各乡村缉捕”，这是正规叙述行政单位的，没有提到“镇”这一级。第三十三回，“这清风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风镇”，“那镇上人答道，这清风寨衙门，在镇市中间”。清风寨有两个官员，一是文知寨刘高，一是武知寨花荣，官不以“镇”名，反以“寨”名，可见行政上无“镇”。
“镇”作为一地的中心，有时是颇具规模的：“宋江去清风镇街上，观看市井喧哗，村落宫观寺院……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市镇上诸般百艺都有……市镇上今晚点放花灯”。显然，“清风镇”肯定比“石碣村镇”要大多了。“市镇”连用，更说明“镇”只是热闹的中心，人流量大，如第三十二回写道，“但遇村坊道店，市镇乡城，果然都有榜文张挂”，“行到市镇梢头，三岔路口”。
至于《水浒》里“到庄上去”，“进庄里去”，“出庄外去了”，“镇上”这些话，在现在“里下河地区”仍是亲切而自然地用着的。所谓“里下河地区”，即兴化及其四周的地方，拥有高邮、宝应的全部，江都、姜堰以至盐城地区的部分，总的是位于泰州以北的一大片水乡泽国平原。
当然，单凭以上情况并不能断定施耐庵仅仅是照着兴化一带“村”与“庄”的区分与联系来写的，但兴化一带十分符合这样的情况，则是事实。
B，今白驹施耐庵纪念馆碑石刻写着“施耐庵，海陵白驹人”，因当时白驹属泰州盐司，泰州辖海陵，而海陵亦泰州之古称。一河之隔的兴化施家桥有施耐庵墓及其纪念馆，称施耐庵兴化人。前文已述，二者实不矛盾。
元末张士诚起义后，首先攻陷的，是泰州，杀参知政事，接着转而攻陷兴化。攻下泰州，意义比攻下兴化要大，因为泰州是本州治所，兴化当时不过是属于高邮州的一个县治。张氏攻下泰州，也当是施氏目睹或耳闻。当时，泰州对于施氏，对于所有兴化人白驹人，是离他们最近最古老最显赫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水浒》第六十二回至第六十六回，关于北京大名府的描写，其规模上不过是一个州，很令人疑心作者是不是照着泰州来写的。
第六十三回，“梁中书唤本州新任王太守当厅发落”，原来北京大名府的行政管理仍是“州”，这就为对北京作“州”的描写设下了前提。
第六十二回，“蔡福转过州桥来”。第六十六回，“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州桥河内上下点灯”。这“州桥”，泰州是有的，前不久泰州鼓楼路拓宽，才完全拆除，而桥下的“州桥河”，至今还有残留。“州桥”，“州桥口”，“州桥河”，都是百姓日常说到的，泰州还有关于“州桥”的民间传说。关于元宵花灯社火，泰州亦盛，书中所写北京元宵花灯，不出这个范围。
第六十二回，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过去，泰州的州衙前有一戒石亭，上刻四句，“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与此相符。当然，这也应是各州皆然的。
第六十六回，“城内有座楼，唤做翠云楼”。泰州古代名楼不少，有名的望海楼建于宋代。
第六十六回，“城中各处宫观寺院”。泰州古代宫观寺院极多，不下百余处。
第六十六回，“东岳庙神座下安身”。泰州有东山寺。
第六十六回，对北京的描写，尽为“大街小巷”等语，符合泰州情况。
第六十六回，“这城隍庙，只在州衙侧边”。泰州城隍庙今仍在，正是在州衙东边一箭之地。
第六十六回，“梁中书衙，只在东门里大街住”。元末泰州有一条最有名最繁华的大街，即“东门大街”，从东门直贯西门，被明将徐达常遇春攻进泰州时焚毁。
第六十六回，“张顺，从水门里入城”。泰州古代是一水城，城内又有几条市河、玉带河等，所以南北水关十分重要，从中可以潜入城内。
第六十六回“楼上鼓打二更”，泰州亦有鼓楼，州桥即在鼓楼街上。
第六十六回“梁中书径奔南门……吊桥边火把齐明……李逵从城濠里飞杀过来”。泰州“南门吊桥口”仍在口语上，城濠至今仍在。
第六十六回“从司狱司后墙爬将入去……从牢屋上跳将下来”。原泰州狱三面高墙，高墙内是牢房，与此相符。
总之，《水浒》写北京不过是写州城，而所写符合泰州的规模。至于当时是不是每座州城模规皆如此，是不一定的，因为泰州是“州建南唐”，作为南唐的东南屏障，其城墙城河皆“几侔京师”即南京，事实上如今见去，城河之宽，大可跟南京城河相比，可见当时城市规模亦当与众不同些。
（《水浒》所谓“北京大名府”，是宋朝三个陪都之一，地在今河北大名；另二陪都为西京，今河南洛阳；南京，今河南商丘）。
http://wind.yinsha.com/letters/show.phtml?aid=200611041204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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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讀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一日《覺悟》上所引德國人考茨基（Kautzky）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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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
十多年前，李泽厚曾指出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不同，“中国没有俄国那种‘合法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等马、恩、列的好些基本理论著作长期以来并无中译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中所介绍、解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可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李泽厚提出，应当研究他们在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如何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如何成为可能的。
[1]
对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是如何运用的，笔者曾作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指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重点在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又主要理解为经济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通过对中国近代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阶级”与“封建”的梳理，一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概念。
[2]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讨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受到那些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影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主要有那些。
[3]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学说，翻译、介绍对其传播来说显得相当的重要，它一方面为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译述，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呈现出发展性和复杂性。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具体翻译过程，尤其是马、恩、列、斯著作地中国被翻译和介绍的过程，许多著作已作过详尽的梳理和叙述
[4]
，但是对于这些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和研究著作中，具体那些观点和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些著作吸收了些什么，似乏进一步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通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思想资源的考察，对此问题作一粗浅的考察。
一、《我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唯物史观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在《万国公报》上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名字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片断介绍便不断。
[5]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亦随之而起，出现了象《新青年》、《星期评论》、《建设》等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同时较有影响的报纸，如《晨报》、《时事新报》等也大量刊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中间，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逐渐被翻译过来，而更多的则是有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介绍。
[6]
在马克思、恩格斯众多著作中，影响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理解的莫过于最为人熟知的《我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两篇著作几乎是二十年代每一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要加以引用或提及的。早在1920年前，《我党宣言》的节译与摘译就有三种译文，但影响最大的是陈望道的全译本。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我党宣言》全译本出版，同年9月即出第二版。此后各地的翻印不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是平民书社，仅1926年1月到5月间便翻印了十次。
[7]
那么国人从《我党宣言》中到底撷取了些什么？青年毛泽东的自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毛泽东曾一再地提到这本《我党宣言》对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并明确地指出，“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我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些书上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8]
毛泽东的这一回忆是正确的，正是在那本由李季翻译并于192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史》中对《我党宣言》作了如下的理解，“所有各种社会的历史，从古到今，已经是一种阶级争斗史，这句话就是这种宣言的锁钥，但是现代有一种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争斗已经由繁变简，成为两种阶级对峙的形势；人类社会渐渐分为两个互相敌视的大营寨，两个互相冲突的大阶级凡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宣言的大部分是这两种阶级的一种注释和讨论，所有他们所以发生出来的历史上的情形，所有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的关系，都说明出来了”。
[9]
尽管克卡朴承认，“要想这种宣言简单剖解出来，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这种宣言书最透彻的意思是，经济界的生产和由这种生产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时代之社会组织，是构成这种时代之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础，于是（自古代土地公有制消灭以来）人类全部历史就是一种阶级争斗的历史——在社会发展之相异的时期中，被掠夺阶级和掠夺阶级互相斗争，受治阶级和治人阶级的互相争斗；但是这种争斗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危险的时期，被掠夺和受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将社会全体从掠夺、压迫和阶级争斗从一劳永逸地救出来，他们便再不能够脱离掠夺和压迫阶级（有产阶级）的羁绊。”
[10]
《我党宣言》在中国的广为传播，也使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深入人心，“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为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或唯物史观时的习用语。
《我党宣言》一书，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陈独秀就认为上述克卡朴所引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我党宣言》所作的序言，是把唯物史观说和阶级斗争说打成一片了。在陈的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中，陈指出，《我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其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要义有二，即“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史”和“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进而，陈独秀根据《我党宣言》的论述，指出“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握了政权才真正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这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明白易解的事”。
[11]
应该指出的是，《我党宣言》不仅是我国马克思著作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而且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运用的思想资源。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中国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显得相当的自然与深入。“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主与佣工、总而言之，就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从古到今，没有不放大镜反对的地位，继续着明争暗斗，每次斗争底结局，不是社会全体革命的新建设告成，便是交战两阶级并倒”，
[12]
这成为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者文中的习见语，亦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引用。同时，正是《我党宣言》的早期译本，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进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略举二例，如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理解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把资产者和有产者等同起来，也就是以作财产的多少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陈望道所译《我党宣言》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有产者及无产者”，陈望道专门作了一个注解，说“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资本家，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
[13]
而事实上，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雇用工人阶级”
[14]
。其二，在此基础上，把所有制关系理解为财产关系，如在第二章“无产者和我党”中，陈望道有如下译文，“过去各时代社会的自觉，他那表现虽有种种的形式，却不外一个共通的形式（即概念）这是不足为怪的。那形式（即概念）在阶级对抗没有完全消灭的时期内，不能全然消灭，也不足为怪。我党的革命，是祖宗传下来的财产关系上最急激的破坏”，
[15]
而在目前通行的译本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16]
如果说《我党宣言》成了阶级斗争学说的经典，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成为所谓唯物史观公式的来源。在《序言》中，马克思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革命的理论，后来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把它称之为“唯物史观公式”，这一大段文章也几乎成为唯物史观的最终内容，也就说，早期在中国对于唯物史观的阐发都是从这一大段话中理解的。192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介绍唯物史观的小册子就认为，在所有关于唯物史观的原文中，“经济学批评那一段最为重要，最完全”，“我们可以把他叫做唯物史观纲领……唯物史观全部意义都包括在这寥寥数百字之中。”
[17]
但早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强调经济因素，其理解的决定论与机械论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样，由《我党宣言》中阐述的阶级斗争学说为代表的意志论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之间如何调和，便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常要处理的问题。他们往往是一面承认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一面强调人的意志的作用，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似乎是意志论占了上风。
[18]
二、来自欧美的影响：塞利格曼、郭泰、考茨基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来自相关的译文，一位专门研究近代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学者曾作过如下的结论，“从中日文化交流看，译文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范围，译文的影响和贡献甚至超过翻译的单行本。例如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译文就担当了这样的作用。”
[19]
来自日本的影响一直为研究者所注意，而对来自欧洲影响则相对较为忽视，其实塞利格曼、郭泰与考茨基的著作在当时都有相当的影响。
[20]
正是这些著作，深深影响了早期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塞利格曼与《经济史观》
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虽不甚著名，但在二十世纪初年有相当大的影响，其英文本十年间连出三版，而此期间外文译本，除中文外，还有日、俄、法、西班牙文的译本。其中日译本，由河上肇翻译，以《新史观》为名在1905年出版，这也是日本出版的第一部有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书。
[21]
1920年出版的《经济史观》同样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书，陈石孚在译者缀语中特意指出，“关于经济史观的学说，我国向无专书。年来各杂志报章间有论及之者，然复以得碎不全为憾，爰译是书，以为研究哲学、历史、经济诸学者一助焉”。
[22]
确实，这本书在二十年代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但为宣传唯物史观者利用，亦为反对唯物史观者利用。
塞利格曼在这本书中，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了经济的解释，即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为经济史观。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从十八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指出其哲学的先导，同时论述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以及这个学说的内容和马克思以后学者的发展；下卷则是进一步讨论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论问题，提出历史中自由与必然的问题，经济史观与历史多元论等等。用塞利格曼的话来说，这本书是“解说这个学说的产生和发达，研究近来思想家对这个学说的应用，考察这个学说的议论，并且评较这个学说对于现代科学真正的重要价值”。
[23]
塞利格曼在书中首先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说称作唯物史观或历史的唯物论，不如叫做经济史观。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是研究社会发达的原因，人类思想和社会生活进步及变迁的原因，认为经济生活是一切生活的基本条件。若用历史的唯物论，或唯物史观，也即“如果把唯物论看作物质的原因来解释所有的变迁，那么生物史观也是唯物史观了，再则认为社会生活里的变迁都是由于气候的影响和动植物的性质的学说也是唯物的了”。塞强调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经济的，“就他本义而言，经济史观并不说，普遍人生现象或者特别的社会生活的现象要用经济的因素来说明的”。
[24]
这一点，亦是陶孟和在译序中所强调的，经济史观不可与唯物史观混为一谈，唯物史观是超过马克思的主张。
在《经济史观》中，塞利格曼认为经济史观并不是宿命论的学说，而是注意到人的意志的作用，指出每一个人虽有意志力可以决定去做或不做一切事情，但是他必定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人虽然在道德方面和智识方面有绝对自由权去选择他的行为，然而他的选择范围大部分是要受社会里各种情形、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
[25]
也就是说，经济史观注意到历史上伦理和精神的努力，塞利格曼指出，社会个人道德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同样，道德的内容也是随着文化的高低或者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改变，而一切个人道德都是社会道德的产物或反映。在塞利格曼看来，“正确的经济史观一点也不否认或缩减历史上伦理的和精神的势力的重要。经济史观只注重伦理势力在某某特别时候能够得着成功的范围”，“经济史观只想表明在已往的事情里，人类的道德进步尝与其社会的和经济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只是在社会的伦理观念才能够使文化有持久的进步，而这些伦理观念却是建于物质兴盛的坚固基础之上，并且由于物质兴盛的坚固基础才可以实现。”
[26]
但塞利格曼否认经济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性与阶级斗争，都推导不出社会主义。
[27]
此书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塞利格曼按时间顺序罗列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经济史观的说明：1844年的《德法年鉴》，1845年的《神圣家族》，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48年的《我党宣言》，1849年的《工资、劳动、资本》，1850年的《法国1848至1850年间的阶级竞争》，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二月十八日》，1859年的《经济学批判序》，1863年的《资本论》第一卷附注及第二卷第二编。塞节译了其中的片断，这些无疑都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述唯物史观的原始资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是塞利格曼经济史观学说的大要，他对于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影响，陶孟和在译序中约略地提到了一些，“最近，我国有胡汉民从经济方面研究思想上的反映，戴季陶先生从经济上考察中国的乱源，都是就着经济的要素发见他的影响。胡氏的文章虽然对古代经济没有渊博的研究——这个研究须有多数学者累年累月的精力才可以有成绩——戴氏的文章虽然似乎将经济的要素归纳到一个极简单的事项——外国制造器的输入之外，如人口统计、劳动生产力、生活程度，皆须有较为精密之调查，为相关的研究——却都是价值的讨论，可以开中国历史的经济观的先河。”
[28]
陈石孚在译者缀语中更是声明，“胡汉民先生在《建设》杂志上著《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此书间有采用胡先生译语之处，特此声明，以示来源。”其实象李大钊等亦受到塞利格曼的影响，李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塞利格曼，如他在一篇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文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更是赞同塞利格曼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经济的历史观。
[29]
2、郭泰与《唯物史观解说》
[30]
如果说《经济史观》一书并没有对于唯物史观理论本身提供多大的说明，仅仅指出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经济史观，那么1921年中华书局出版李达所译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担当了具体论述唯物史观理论的任务。李达在译者附言中称，“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我想凡是要研究、批评社会主义的人，至少非对这本书读两遍不可。”
[31]
《唯物史观解说》与《经济史观》最大的不同是，后者否认经济史观和社会主义的联系，而郭泰恰好相反。
在书中，郭泰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宇宙观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社会主义不单靠政治运动，即掌握国家政权来把生产机关的私有，即自然力、器械及土地变为公有制度，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不单有政治战争及经济战争的意思，实在还有最深的意思，就是对于绅士阀即富力阶级行哲学上的斗争”。劳动阶级要想征服绅士阀，要想由自己阶级掌握权力，非先把自己在国家和教会里牢记心中的传统旧思想扫除不可，这就“需要一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观察世界的方法，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是和资本家所要劳动者相信的精神支配物质相反，是精神不能决定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决定精神。”“劳动者要想征服绅士阀，无论如何非采用这种哲学不可”。若没有这种知识论，郭泰指出，劳动者成了精神的奴隶，进行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不能有圆满的目的，也妨碍物质上的斗争；如果劳动者理解了唯物史观，“这种人对于自己阶级造出新社会的事很能够用个人的势力多方助长这事的成功”。
[32]
进而郭泰指出，不能用唯物史观与哲学的唯物论不同就说唯物史观不能达到总括宇宙观，事实上，唯物史观自身虽不是新的宇宙观，但是它与进化论，一切自然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狄慈根的认识论相同，是达到这种新宇宙观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唯物史观引导我们达到一种宇宙的概念，这种概念尤其不是纯粹器械的，不是基督教的，乃是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的新宇宙观。”
[33]
由此，郭泰提出以技术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学说。在郭泰看来，这一学说的内容有三点：一是劳动技术即生产力作成社会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决定生产过程中互相对立的人与人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同时又是财产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不单是个人间的联系，又是阶级间的联系，即所谓“新的技术进步不单是造出新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也造出了新的阶级关系，由此而新技术的进步造出了很大的阶级悬隔，造出很大的阶级争斗。”二是技术继续发达，生产力、生产方法以及生产与财产及其阶级关系亦随之变化。所以人的自觉，即对于法律、政治、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思想观念，也和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共同变化。三是新技术在进步的某阶段上与旧生产及财产关系的矛盾冲突，结局，新技术得胜，以旧形式不利的保守阶级和以新生产力为利的进步阶级之间的经济斗争造成法律上的、政治上的、宗教上的、哲学上及艺术上的种种形式，这种形式表现在两者的自觉之中。
[34]
郭泰的这些论述，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有相当的影响，在其《马克思主义还原》中即全盘的接受了郭泰的理论。
[35]
3、考茨基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考茨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传播有相当大的影响。1920年由恽代英翻译，新青年社出版的《阶级争斗》一书，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促使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本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书之一。而考茨基那本通俗介绍《资本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到1922年就有四个版本，而其所著《伦理学与唯物史观》到1922年亦出版有三个人的译文，由此可见其在二十年代早期中国马克思者心日中的地位。
[36]
恽代英所译的《阶级争斗》一书，其实是考茨基出版于1892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在这本书中，考茨基根据1891年在爱尔福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理论部分作进一步的解释、阐述，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产生和发展，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及它的贫困化和它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工会运动、社会民主党及其活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考茨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揭示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指出对整个社会来说，“生产工具的私有，从他原来的性质变到反面去了，不仅小生产者吃他的亏，社会全部亦吃他的亏。他从进步的动力变成了社会坠落与破产的原因”
[37]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成为必然的事情。进而考茨基指出，在社会革命中必须考察人的作用，虽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是不中避免的，可并不是因此认为，“一些被剥夺的阶级，将不费力的找着，有些好仙人把这个革命带来了……（被剥削夺阶级）非永远沉沦下去，便只有推倒私产制度”。
[38]
但是在社会革命的手段上，也即阶级斗争的形式上，考茨基认为并不一定非得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同时，考茨基看来，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为达到其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而这在现代国家是通过议会斗争而不是暴力革命来实现的。在考茨基看来，现代大国也就是那些由议会治理的国家，“当劳动家以自觉的阶级起而从事国会活动，国会便变成了一种性质。他再不是资本家手里的工具了”。
[39]
考茨基的这种议会斗争论调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同时也受到李达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而《阶级争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主要影响恐也在于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这一点上。
1883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一本通俗地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就是这本书，在1919年至1922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有陈溥贤、李达、戴季陶的三个译本。在这本书中，考茨基指出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必须把它看作一个科学体系，在这上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研究的基础，而经济范畴则是解决社会任务的手段。考茨基这本书也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了解《资本论》的重要途径。戴季陶就认为其译述考氏著作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准备，“先著手译就考氏叙述的书了解一个大要，然后再读马氏的著作，所以，翻译的工作作为细心诵读的手段。”
[40]
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热潮，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传播中对于经济因素的重视，也就是把唯物史观的经济史观化的例证。
《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一书亦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重视，在1919至1922年间亦有三种译文行世，分别见于《闽星》、《觉悟》及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单行本。在这本书中，考茨基研究了伦理学史，考察了康德的伦理学，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考察了道德起源的问题。考茨基认为，道德理想是对于现状不满而产生的希望和愿望的总和，是特别的阶级斗争关系的特殊武器，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动力，是作为团结进步阶级的力量和激励他们反对现状的手段。总之，道德理想是社会中生存斗争的一种武器。其次，考茨基在道德起源问题上提出的社会本能说，认为道德无非是动物的本能，实际是在道德起源问题上持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把社会的认识同动物的本能混为一谈。不过，这种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观察道德起源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李大钊、李达的一些文章中有所表露。考茨基这本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个影响是其阐明道德伦理具有阶级性的观点，这可以从一个译者给编者的信中略见一斑。这是1922年9月董亦湘给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的信，其中说到自己翻译考茨基这本书的动机，“就是觉得这是一部最好没有的劳动阶级所可得以奋斗哲学。历来说什么伦理学、伦理史、思想变迁史、进化史、社会进化……等等，表面上好象闹得不可开交，其实完全道不着吃紧处……看此书确能将人类真际的意义详细说出。对于思想变迁之故，也确能道人之不能道不敢道。比如从来哲学史、伦理学多不敢把达尔文、马克思二人的学说实诸篇幅……而其最有识见最有胆力之处，即能见到达尔文、马克思于学术史上为最伟大最重要的人物，我以为此书确为劳动者奋斗的最好哲学，当时觉得非译不可”。
[41]
三、日本的影响：河上肇与福本和夫
中国最初的社会理论是由日本传过来的，这已成为研究二十世纪初年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者的共识。
[42]
事实上，正是通过日本这一媒介，中国人才形成自己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术语，诸如政治、阶级、解放、进步、经济、权利、历史、伦理、社会、生产、民主、革命，以及政府、支配力、制约、进化、经济学、经济恐慌、主义、封建主义、人生观、改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奴隶社会、社会主义、必然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手段、世界观、时代、资产阶级、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正是这些术语构成了中国人早期对西方世界了解的思维模式和思想结构，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转道日本的，或日本化的马克思主义。
[43]
谭汝谦在其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的序言中，把1937年以前三百年间，中国译日本书分为萌芽期、过渡期、发展期，最后一期正是日本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大量涌入中国的时期，谭汝谦这对一段时期的译述的如下的论述，“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译书，大都偏重学术专著和理论性作品，与前期的普通入门译介形成对比，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译书特别多，日本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差不多全被翻译，……这批译书对于了解和传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及唯物思想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有些译者反对引进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推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例如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的译者马凌甫，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问题在于生产和奖励资本，而推行社会主义不啻钦鸠自毙……此外，尚有《社会主义批判》、《共产主义批判》等译本出版，亦对马克思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大肆攻击。”
[44]
在众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当时日本马克思学说研究的最高权威、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
[45]
当时中国思想界对河上肇几乎到了有文必译的程度。据研究者统计，从1919年起至1922年止，中国思想界翻译的河上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竟有三十多种。
[46]
而河上肇的著作在三十年代前译成中文的竟亦有二十余种，这恐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也是仅见的。
[47]
河上肇对于马克思主义，其实主要是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无疑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来源和思想资源，若说得稍微夸张一点，中国二十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都是河上肇理论的翻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解释基本上是顺着河上肇的思路来解释。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河上肇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于恩格斯和考茨基著作的阅读与研究，亦很可能是通过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渠道，考茨基成为第一批中国人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不管如何，当时无论是同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抑或反对唯物史观的中国人，实际都是根据河上肇所阐发的唯物史观而进行的，如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李达、李汉俊、高一涵、范寿康等等。
那么，河上肇是如何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又介绍了那些河上肇的观点？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期重点在唯物史观，并把它归结为经济史观，其中间环节正是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
[48]
吸引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正是经过河上肇阐释的具有机械论倾向的经济史观。在河上肇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实际上经济史观，“何以有唯物史观的名称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变迁，注重在社会是物质条件的变化。何以我又想称他为经济史观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经济条件的变化。总而言之，观察社会的变迁，以物质的条件，更适切说起来，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特征”。
[49]
因此，作为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和历史观纲领的唯物史观，是立在经济一元论的基础上的，
[50]
而作为这一元论基础的生产、生产力，仅仅指生产资料的产生和由此所必需的工具的产出，而不包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中所讲的第三种生产，“人类的生产力，即种类的繁殖”。在河上肇看来，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从表面上看，“所谓左右历史的根本定律，虽然仍旧概括在‘生产’一语里面——在表面上还在维持着一元论的体裁，其实所谓生产的意义，比所谓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广漠得多了。所以马克斯的史观的特征——就是他的一元论的性质，算是完全破坏了”。
在坚持生产、经济的一元论的基础上，河上肇提出在二十年代广为流传的唯物史观公式，并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翻译成日文，分作五段进行解释，这在为二十年代中国广为转译的。
[51]
河上肇认为，唯物史观的公式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人类之精神文化之经济的说明，二是社会组织之经济的说明，或者称为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生活物质的说，而后一部分又是“马克斯唯物史观更重要的公式”。
[52]
河上肇进一步对唯物史观公式的两大部分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指出社会组织进化论可以有六个层次：第一，就是把一切社会现象都看作进化论的思想，把这个思想适用到社会组织上面去，就是一切社会组织都是进化的，没有永世不变的；第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互相适应的关系，由此引出第三、第四层的说明，即社会现象之动的观察，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变动了，那么社会组织也必要随之变动的。而在一定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上，这种变动可以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社会组织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正相调和，是社会组织有益于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第二期，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某一程度以上，反而变成妨碍其发展的束缚的东西，这就是社会组织有害于生产力发展的时代。第五，适应新社会组织的物质生产力（或物质条件），孕育于旧的社会组织中，也就是说新社会的成立条件，是在旧社会的母胎中孕育成功的东西。第六，一切从来的社会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且在这种阶级的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变革常常是由阶级斗争这个方法来实现，河上肇称之为马克思的阶级社会观或阶级斗争说。
[53]
对于唯物史观的第二部分，精神底物质的说明，河上肇是这样阐述的，“社会底经济组织也不得不随着而变动。这一思想是马克斯的社会组织进化论底中心思想，还有社会组织一旦变动，流行在那个社会的宗教、艺术、哲学等也不得不随着而变动，这个思想和前面那个思想很有关系，我现在假定名为‘精神的生活底物质的说明’”，也就是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
[54]
以上便是河上肇所阐释的唯物史观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内容。此外，河上肇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介绍到中国来较有影响的还有，一，关于阶级的认识，在河上肇看来，一切阶级的发展都有两个时期，就是对于别一阶级可说已成为一个阶级，而阶级自身还不能成为一个阶级的状态，为第一期；第二个阶段即是阶级的自觉，阶级意识的产生，对于自己阶级来说已成为一个阶级的状态。
[55]
二是提出社会主义改造中，心、物并重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李大钊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影响尤为明显。
[56]
施存统在一篇文章的译后记中是这样介绍的，“河上肇的意见，以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只看见心没有看见物；科学社会主义者，只看见物没有看见心，他以为都有谬误，应该心物并重，不能过重一面，也不能丢了一面，简单地说，他主张于经济改造之外，还要做道德的改进，不要把经济改造当作唯一的目的，他以为科学社会主义及唯物史观都不是和宗教互相矛盾的，他以为蔑视宗教、轻视道德这一点，是现代社会主义主张最可怕的弊害。他劝我们不要想不基于事实的空想，也不要只管做一个叩头于事实面闪没有理想的人。他一面相信唯物史观，一面又相信基督教，大概就是说这个心物调和的表现罢。”
[57]
三是介绍马克思学说中的过渡期来解释唯物史观和俄罗斯革命的关系，实际上河上肇所处理的是唯物史观中决定论和意志论的矛盾。河上肇一面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一面又强调人的意志的作用，对于俄罗斯革命的研究尤其强调了人的作用。河上肇认为，俄罗斯革命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决不相矛盾的，俄罗斯革命一面因物质条件的束缚不能一举而产生出新的社会组织，一面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意义在于列宁所谓“必定实现向社会主义推移的意志”，已由这次革命在国家的政治形态上具体化了，所以社会主义的实现虽在几十年之后，而其实现的保证却已经实现了。
[58]
这种理论的辩护，为其时中国的社会主义论战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施存统在这一篇文章的译者附语中便声明是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
河上肇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为经济史观，主要是通过把社会等同于经济，把物质等同于经济来实现的。在河上肇看来，马克思是常把“社会”或“社会的”一语用作和“经济”或“经济的”一词同义，“由此观之，马克斯是把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这就是他称为构成社会之经济构造的）作为是与市民社会相当的，又说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从经济学上去求他。就是无论叫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或者叫做市民社会，或者叫做经济的构造；在马克斯差不多是同一意义”。
[59]
如果说河上肇把社会和经济等同还是从马克思的著作找依据，那么，把物质与经济的等同起来，似乎更多是主观的假定，如他在解释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可称为唯物史观，亦可称为经济史观时说，“何以有唯物史观的名称？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物质的条件的变化。何以我又想称他为经济史观呢？因为他说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总而言之，观察社会的变迁，以物质的条件，再适切说起来，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特征。”
[60]
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唯物史观时，正是不假思索的接受物质等同经济这一点。河上肇为了达到他所称的经济一元论的第二步便是把生产力解释的技术化、工具化和生产手段化，这样便可把生产力作为一种经济的事情，“依我看来，种种经济事情之中，马克思视为根本重要的东西就是社会生产力”
[61]
，在另一篇文章中，河上肇指出，“生产力发展底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手段的发展，所以在影响到那个社会底关系之点，差不多可以把生产手段和生产力发展一同看待。”
[62]
尽管河上肇声称，“马克思的史观中所谓生产力是指物质的生产力，是单纯技术上的概念，而不属于经济的社会范畴内”
[63]
，可为了达成其所说的经济史观，必须把生产力放在经济范畴之内才能做到，这一矛盾，河上肇似乎并没有觉察到。但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早期对于生产力解释的经济化是一种从实质上或本体论上来说的，与后来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角度来解说生产力是有极大的不同。
河上肇早期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从经济来解释，否认唯物史观和哲学家的关系，声称唯物史观可以脱离哲学而成为一种纯粹经济学说，这是河上肇在写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极大影响的《唯物史观研究》时的立场。
[64]
当1925年日本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评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方面使得河上肇从1925年起注意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从早期第二国际为主导的解释转到列宁主义上来了。这一理论转变也很快影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的主要著作被施存统译作《社会进化论》于1930年出版。
施存统在译序中指出，福本和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1925—27年之间几乎支配日本的思想界，而这本书正是重新考虑社会构成及其变革过程的努力。
[65]
福本和夫在书中声称必定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这个新方法便是唯物辩证法。因此唯物史观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而进入到认识论领域，也就成了辩证的唯物论，成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引入到政治斗争的理论领域。在另一个地方，福本和夫把唯物辩证法推导出历史唯物论表达得更为清楚，“唯物史观——历史底所谓唯物辩证法的把握，是构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及其运动底核心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在那根底上，是唯物论。但不是自然科学的乃至直观的唯物论，而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战斗的唯物论。因此，它对于资产者的历史观，以至对于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称为革命的飞跃”。
[66]
由此，福本和夫批评河上肇对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误解，“有一派马克思研究者把马克思于1895年《经济学批判》底序文里简单写下的记述，当作唯物史观底公式，把其它一切，都当作这个公式底应用、适用或断片（例如河上肇氏）”，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经济学批判》里所表现的简单记述，解释为预先被决定，被证明，乃至被充实的东西（这种错误底发生，由于他们不能彻底理解唯物史观被决定、被证明乃至被充实所要通过的诸过程）底简单公式——即公式，以及否认那隐现于马克思及昂格斯底各种著述中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是由马克思自己底方法组织起来的”。
[67]
因此，在论述唯物史观时常驻以这个公式为出发点，“从这一个基本错误里，产生了另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始终跳不出这个公式底文义解释。”由此，“他们在所谓隐现的唯物史观的思想之中，实行选别工作，把接近所谓公式的，当作公式底应用或适用而连络起来，把其余一切，称为断片而拾集罗列起来。”福本还特意加注指出，“这里所非难的公式化底错误，是指河上氏底解释，决不是指导说今日称记述为唯物史观公式那件事情本身。”
[68]
另一个错误，“就是指导唯物史观解作经济史观（例如塞利格曼）”。在福本和夫看来，“作这样解释时，经济学批判过程底意义，便分裂了。一方面，不认识所谓前段的批评过程在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所受的决定化、实证化乃至深刻化、修正化、内容充实化；别方面，使内容上的一部分即经济的说明独立化，但它已被夺去那基本的部分，所以不过是一个破碎的形骸而已。因此在这里，唯物史观底构成过程，生成的部分，被掩蔽了，只有结果部分，分裂在显现着。”
[69]
福本和夫提出要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来解说唯物史观，这说明唯物史观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即转入列宁主义阶段。
对于福本和夫的批评，河上肇一面指出，福本“不过现弄唯物辩证法、列宁主义一类名词，戴着鬼面，吓唬小孩子罢了。”
[70]
另一方面，河上肇接受了福本对于唯物史观解释的方向，并以此对以往自己相关的研究作了批判，开始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离开那哲学的基础，要正确理解他，是不可能的。”
[71]
在晚年的自传中，河上谈到这一变化，“因塞利格曼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的史观的我，后来在长时期中，通过经济学这个狭窄的管子，来观察这个史观，而且指手划脚地写了许多文章，那些东西真所谓是管中窥豹而已。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基础上树立了他的唯物史观，把这独特的史观作为指南，而研究经济现象，而我呢，相反地最初就局限于经济学的领域里，只在这个领域转来转去。”
[72]
代表河上肇思想转变的是他那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这本书1930年由李达翻译出版。河上把书分为上下两篇，而上篇由唯物论、辩证法、史的唯物论（唯物史观）三章组成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基础，在下篇才开始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论述的顺序，一切都是踏着由抽象的东西到具体的东西那种阶级，那是在第一章述说了唯物论一般，其次在第二章，为了要说辩证法的唯物论是什么东西，主要把辩证法的特征论述了；再次在第三章又论述了关于适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论。”
[73]
河上肇的这种思想转变之在，以至于施存统在福本和夫那收的译者序言中，“郑重的指出，本书所批评的河上肇氏近来思想已大有进步，他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已经实行自己清算了。这是我应该当代著者声明的。”
[74
四、苏联理论著作的翻译与传入
河上肇在二十年代中期的思想转变，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表明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已进入到列宁主义阶段。在中国这方面最主要的代表是瞿秋白，然而，在瞿秋白向国人介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前，列宁、斯大林及一些苏联理论家的著作已被译成中文。最早被译为中文的列宁著作似是1919年1月发表于《解放与改造》上由金侣琴译的《鲍尔素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到1925年前，列宁著作译成中文的有二十四篇，其中包括《国家与革命》。这无疑为研究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而斯大林最初被译成中文的著作出版于二十年代中期的《列宁主义之基础》。
[75]
真正对于苏联的理论著作大量翻译的是1927年以后，发表于《新思潮》的一篇文章作者观察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的出版界，可以说是是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关于文艺方面的出版物虽不能说是已经衰歇，但总没有象关于社会科学那样来得蓬蓬勃勃的。这一年单只社会科学丛书的刊行或计划，据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了现代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的新社会科学丛书，北新的近代科会科学名著译丛，黎明的社会科学大纲，南华的苏俄研究小丛书。”
[76]
其实这些冠以社会科学为名的丛书大多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自从1923年瞿秋白以《社会科学概论》来谈马克思主义以后，到三、四十年代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几乎等同的使用。
[77]
再看其所列的书目，大多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蒲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萨可夫斯基的《社会进化之铁则》《社会形式发展史》，狄慈根的《辩证法的逻辑》《新唯物论的认识论》等等。总之，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这一年的社会科学出版物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是新兴的社会科学抬头。这是新兴阶级的抬头的必然的反映。新光社会科学在这一点里可以说已经确确实实地树立了它的存在权了。第二，是关于经济学的书籍特占多数。第三，是关于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类书籍的流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读书界已经有更进一步去研究社会科学的需要之表示。第四，是关于苏联的研究书籍和关于帝国主义的书籍占了不少数目，第五，是关于历史方面——如经济史、革命史及经济学史、社会思想史等等，也占了相当的数目。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中国的幼稚思想界已经有渐渐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之倾向了。
郭湛波那本介绍中国近五十年来思想发展的著作，更是把1927年以后划为这五十年来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段落，其主要特征是“以马克思体系的辩证唯物论为主要思想”，也就是说到了1927年，唯物辩证法已经风靡全国，“中国自1927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因之俄国思想介绍盛极一时，如朴列哈诺夫著有《史的一元论》、《唯物论史》、《马克思底根本问题》、《艺术与社会生活》，尹里奇·列宁，苏俄的创造者，著作甚多……布哈林，苏俄我党最高理论指导者，著作劳动人民多……朴氏的《史的一元论》的吴念慈译本（南强）、《唯物论史》有王若水译本（泰东）、《战斗唯物论》有杜畏之译本（神州）、《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有王凡西译本（沪滨），布氏的《史的唯物论》有刘伯英计本（现代），此外还有德波林《近代哲学史》林一新译本（黎明）、《伊里奇的辩证法》任白戈译本（辛垦）等”。从这些概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主要输入地由欧洲、日本转向为苏俄，其内容则由偏重于唯物辩证法而非唯物史观。
从苏联输入的理论方面，布哈林的影响最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布哈林在唯物辩证法的定型和框架化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列宁在认识论领域中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布哈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从认识论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一理论努力最为明显的是他那本写成于1921年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巨大，全世界有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这也使布哈林成为蜚声世界的共产主义理论家。
布哈林在书中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社会的精神现象形状是附隶于，并且不得不附隶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形状上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上面”，布哈林称此为“社会学中唯物论的观点”
[78]
并以此强调对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实际上布哈林把辩证唯物论理论作为前提应用到社会历史之中，也即其理论努力，也就是后来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小册子中最后固定下来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布哈林的观点，瞿秋白通过《现代社会学》加以中国化与通俗化。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是其在上海大学的讲义，1924年曾作为《社会科学讲义》的一部分由上海书店印行。这本书译自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全书基本上是直译布哈林书，只不过对布书作了一些删节，或换上一些中国的例证而已，很少有自己的理论发挥。瞿书主要节译自布哈林书论述社会科学的规律性、唯物辩证法、必然与自由、社会这四章，而这四章恰好构成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即从唯物辩证法出发，论述了人的行动、社会运动的内部与外部法则，强调唯心与唯物问题是社会科学中的先决问题。引进到中国来的正是这一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阶段的开始。
除了译介外，留俄学生亦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以1922年和1925年设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为主体。在这两校的学生中，国民党和我党的学员均有，回国后在两党内都担任重要职务，且从数众多。在两校的课程设置中，东大的历史课以俄国史家卜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为教材，哲学以尤金的《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教本；孙逸仙大学则在“历史课中设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是讲授社会演变各阶段的过程；哲学称唯物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孙大特别重视历史课，其理由以马克思主义者观之，传统历史学是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产物，不能表现人类社会真正发展的历史，故孙大历史课程的原则是教授学生以历史唯物论来取代传统历史学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历史理论训练武装学生世界革命的思想”。
[79]
说得更详细一点，“中大的课程，第一年先重社会形式发展史（也就是社会进化史或经济发展史）与经济地理，以这一纵一横，自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与落后地区殖民地带，到开发国家，说明人类生活，一切以经济为基础，其他法律、政治以及历史的演进，皆是此基础上的建筑物，名曰经济史观，唯物史观，均可解释下去。”
[80]
通过这些留学生，把列宁主义在二十年代中期带入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大学校长拉狄克所著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出版于1929年，中文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
[81]
这书最初是拉狄克1926年到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作的演讲。在中文版的再版译者序中，译者称，“这本书是世界历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的眼光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长处在于理论地分析中国底过去历史和近代历史，并特别注意变革——过去的变革，近代的变革”。拉狄克在书中认为，整个中国过去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发展有两种：属于地主阶级的地主国家，及属于农民阶级的农民国家，中国国家的发展完全在这两种范围内的。中国自秦代始商业资本就高度发达，而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产生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及反抗外国资本运动和民民族革命。但当资本主义促进现代中国生产力时，他继续破坏中国旧的经济制度，使农民破产。因此，农民问题就是造成中国革命形势的主要问题，同时又是包括占中国人过半的农民生存条件的问题，中国革命首先是农民的战争。这些观点，在稍后的社会史论战中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
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44—145页，东方出版社，1987。李泽厚用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有实用理性来解释这一问题。姜义华则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方面解释过这一问题，参看姜义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嬗变轨迹的新探寻》，第52—53页，以及姜义华：《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香港三联书店，1992。
[2]
参看拙作：《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传播中的唯物史观述略》，《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恩格斯》，《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近代中国的封建与封建主义》，分别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学术论坛》1999—2002年卷。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从现象的整列进入深层的探讨，以及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研究对马克思的传播与接受，只能俟诸来日。
[3]
关于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文章不拟涉及。这方面的研究可参看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Coalifornia,1991)与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Cambridge,1990)两书的论述。
[4]
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文献调查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5]
参看[美]马丁·伯纳尔著，丘权政等译：《1907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参看张静庐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年表，1906——1949》，《列宁著作中译年表，1920——1949》，《斯大林著作中译年表，1924——1949》，见《中国出版社史料补编》，第442—475页，中华书局，1957。据张静庐提供的资料统计，1906至1919年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包译同一著作的重译）只有四种，1920至1927年间12种，1928至1930年共22篇。
[7]
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17—18页。
[8]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我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见《毛泽东同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79。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人民出版社，1982。
[9]
克卡朴著，李季译：《社会主义史》上卷，第193—194页，新青年社1920年10版。
[10]
克卡朴著，李季译：《社会主义史》上卷，第193页。
[11]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1922年4月），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356，3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2]
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我党宣言》（上海图书馆藏），第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我党宣言》，第1页。
[14]
《我党宣言》，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考证，陈望道所译的《我党宣言》所用的底本是由戴季陶提供的，最有可能是日文《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所译的《我党宣言》，然在一些术语采用当时流行的译法，没有用幸德秋水等的旧译语，同时陈望道翻译《我党宣言》时并没有参照过英译本的迹象，陈译本也没有恩格斯1888年的序言。具体考证，参看石川祯浩著，赵英译：《关于陈望道译〈我党宣言〉》，《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我党宣言》，第36—37页。
[16]
《我党宣言》，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2—293页。
[17]
中国青年社编：《唯物史观》（1925），第17—18页。
[18]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唯物史观公式的影响，见下文关于河上肇部分的论述。
[19]
谭汝谦：《近代中日翻译事业的几个问题》，见氏著《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第170页。
[20]
恩格斯、拉法格等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参看上揭拙作：《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恩格斯》，此处不赘。
[21]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上卷）第111页，商务印书馆，1963。
[22]
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经济史观》，第7—8页，商务印书馆，1920。
[23]
《经济史观》，第4页。
[24]
《经济史观》，第3—4，59页。
[25]
《经济史观》，下卷，第5—6页。
[26]
《经济史观》，第36页，第40—41页，第42—43页。
[27]
《经济史观》，上卷第19页，下卷第17—19页。
[28]
《经济史观》，第7页。
[29]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3），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99。
[30]
《唯物史观解说》有1920年陈溥贤的译本，未见，所见的是1921年李达的译本。陈溥贤，据石川祯浩考证，其笔名为“渊泉”，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相当的影响，参看氏著：《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与茅原华山、陈溥贤》，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集》，576—590，人民1999。
[31]
《唯物史观解说》，译者附言。
[32]
《唯物史观解说》，第1—2页，第133—134页。
[33]
《唯物史观解说》，第6—7页。
[34]
《唯物史观解说》，第23页，第14—15页。
[35]
李达：《马克思主义还原》，第30—31页，见《李达文集》第一卷。原载《新青年》第8卷5期（1921年1月）。
[36]
1919——1930年间，中国所译考茨基著作如下：
中文篇名
作者
译著
出处
伦理学与唯物的历史历史观
柯祖基
伯明
《闽星》第1卷4期至2卷6期（1919年1月——1920年1月）
马氏资本论释义
柯祖基
渊泉
《觉悟》，1919年6月2日——11月11日
《晨报副镌》，1919年6月2日——11月11日
马氏资本论解说
柯祖基
戴季陶
《建设》第1卷4—6期，第2卷2—3期，5期，第3卷1期（1919年11月——1920年12月）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考茨基
陈溥贤重译
商务印书馆1920年初版，1922年四版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考茨基
李达
1921年
阶级争斗
柯祖基
恽代英
新青年社，1921年1月
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
考茨基
徐六几等
商务印书馆，1922年
社会革命
考茨基
空空少年
《青年周刊》第2、第6号，1922年3月，4月
伦理学与唯物史观
考茨基
董亦湘
《觉悟》，1922年9月7日—29日
改良与革命
柯祖基
李春蕃
《觉悟》，1923年4月1日
社会革命论
考茨基
陆渊
《觉悟》，1925年2月2日
伦理学与唯物史观
考茨基
董亦湘
新文化书社，1926年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考茨基
戴季陶重译，胡汉民补译
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初版，1030年三版
社会主义伦理学
考茨基
叶星
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
农业的社会化
考茨基
邓毅
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
考茨基
汪馥夏重译
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
资本论概要
考茨基
洪涛重译
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
新社会之哲学基础
考茨基
彭嘉生
上海南强书局1930
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考茨基
刘隆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
社会革命论
考茨基
萨孟武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
农业问题论
考茨基
章子建
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
资料来源：1）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
2）中央编译局编：《五四时期期期刊介绍》第1—3集
[37]
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75页，1921年1月初版。此书即考茨基的《受尔福特纲领解说》的节译本，恽主要删去一些具体解说德国社会现象的事例。《受尔福特纲领解说》，可参看陈冬野的中译本，三联书店，1963。
[38]
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78—79页。
[39]
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170—171页。
[40]
考茨基著，戴季陶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建设》第1卷1期（1919年11月）。
[41]
董亦湘：《伦理学与唯物史观底价值》，《觉悟》，1922年9月19日。
[42]
参看[美]马丁·伯纳尔著，丘权政等译：《1907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syork,1971.
[43]
参看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44]
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64—65页，香港中文大学，1980。1919——1922年间，河上肇、堺利彦、高？素之、山川菊荣、山川均以及其他日本社会主义者著作中译的详细统计表，参看石川祯浩：《マルクス主义の传播と中国我党の结成》，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第443—452页，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1992）。
[45]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下卷，第15—16页，商务印书馆，1965。
[46]
1919——1922年河上肇单篇文章中译表：
篇名
著译者
译者
刊物
卷号年月
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
河上著
渊泉
晨报
1919/4/1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河上著
渊泉
晨报
新青年
时事新报
1919/5/5—8
6：5（1919/5）
1919/5/19—27
劳动与资本
河上译
食力
晨报
时事新报
1919/5/9—6/1
1919/725—31
社会主义之进化
河上著
摩汉
时事新报
1919/6/1—15
经济原论
河上著
摩汉
南京董义书社
1919
共同生活与寄生生活
河上著
髯客
东方杂志
晨报
民国日报
10：12（1914/6）
1919/7/6—7
1919/7/10—13
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
河上著
罗琢章
藉碧
时事新报
1919/8/5—12/24
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考察
河上著
安体诚
时事新报
1919/12/6—8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河上著
东里
时事新报
1919/12/9
思索之必要与研究之态度
河上著
时事新报
1919/12/25
社会主义者所见的大战真因
河上著
李天培
时事新报
1920/1/8—12
救贫丛谈
河上著
杨天木
学艺
2：1—8（1920/4—11）
马克思之经济论
河上著
罗琢章
法政学报
2：4—8（1920/4—9）
妇女劳动问题底一瞥
河上著
陈望道
星期评论
48（1920/5）
脑筋问题
河上著
于树德
时事新报
1920/6/12
马克思底唯物史观
河上著
陈望道
民国日报
1920/6/17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
河上著
邝摩汉
时事新报
1920/6/27—29
资本家思想底一例
河上著
黄五七
时事新报
1920/7/7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
河上著
李天培
学术研究会总会
1920/9
1922/2
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
河上著
苏中
建设
2：6（1920/8）
社会主义进化谈
河上著
黄五七
时事新报
1920/9/2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
河上译
徐苏中
建设
3：1（1920/12）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河上著
范寿康
东方杂志
V18/1（1921/1）
社会主义底进化
河上著
施存统
民国日报
1921/2/27
见于我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
河上著
存统
民国日报
1921/5/13
马克斯主义与劳动全收权
河上著
CT
民国日报
1921/6/19
河上底左倾
光亮
民国日报
1921/9/25
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
河上著
光亮
民国日报
新青年
1921/12/18—19
9：6（1922/7）
俄国近时的经济地位
河上译
东方杂志
18：22（1921/11）
俄罗期革命与唯物史观
河上著
CT
民国日报
新青年
1922/1/19
9：6（1922/7）
社会主义的未来国
河上著
熊得山
今日
1：2（1922/3）
马克思底理想及其实现底过程
河上著
施存统
东方杂志
19：6（1922/3）
唯物史观中所见“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意义
河上著
何拙龄
学艺
4：3（1922/9）
经济学批评中之唯物史观
河上著
学艺
4：1（1922/6）
唯物史观公式之一句
河上著
学艺
4：2（1922/7）
资源来源：1）杨奎松等著《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5—157页
2）《五四时期的河上肇》，《中国研究》（日），1980年第3期
3）石川祯浩：《マルクス主义の传播と中国我党の结成》
[47]
1920——1930年河上肇著作中译表：
贫乏论
止止
泰东书局，1920
经济史观
河上译，陈石孚转译
商务印书馆，1920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
1920
启智书局，1920
救贫丛谈
杨天木译
商务印书馆，1920
社会经济丛刊
施存统译
泰东书局，1922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1925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
李天培译
上海学术研究会，1927年四版
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发展
林植夫译
商务印书馆，1926
新社会科学讲话第二：贫乏物语
雷敢译
北平朴社，1926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潘藏光
启智书局，1928
进化论与阶级问题
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
经济学大纲
陈启修
上海东群书店，1929年再版
人中问题批评
丁振
上海南强书局，1929
社会变革的必然性
沈雨琦
上海创造社，1929
劳资对立的必然性
1929
资本论入门
192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李达
上海昆仑书店，1930
新经济学之任务
钱铁如
上海昆仑书店，1930
唯物史观研究
郑镇里
上海文华书局，1930
唯物史观基础
巴克
明日书店，1930年再版
唯物论纲要
周棋生
上海东华书店，1930
伊里奇底辩证法
河上肇译，任白戈重译
上海辛垦书店，1930年再版
资料来源：1）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
2）《河上肇与中国》（日），岩波书店（1982）
3）石川祯浩：《マルクス主义の传播と中国我党の结成》
[48]
《河上肇自传》下卷，第11页，第115—116页。
[49]
河上肇著，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青年》第6卷5号（1919年5月）。
[50]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唯物史观中所谓“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意义》，《学艺》第4卷3
期（1922年9月）；又收入中华学艺社编辑：《唯物史观研究》第43—71页，商务印书馆，1926。
[51]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经济学批评序中之唯物史观公式》，《学艺》第4卷1期（1922年7月）；又见河上肇著，范寿康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东方杂志》第18卷1期（1921年1月）。
[52]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唯物史观中所谓“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意义》。
[53]
河上肇著，施存统译：《见于我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社会经济丛刊》（一），第5—7页，上海泰东图书公司，1922年；另亦见《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5月13日。
[54]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55]
河上肇著，施存统译：《见于我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
[56]
如《阶级竞争与互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57]
河上肇著，施存统译：《社会主义底进化》，《社会经济丛刊》（一），第18—19页。
[58]
河上肇著，CT译：《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新青年》第9卷6期（1921）。
[59]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唯物史观公式之一句》，《学艺》第4卷2期（1922年8月）。
[60]
河上肇著，CT译：《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新青年》第9卷6期（1921）。
[61]
河上肇著，CT译：《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新青年》第9卷6期（1921）。
[62]
河上肇著，施存统译：《见于我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社会经济丛刊》（一），第17—18页。
[63]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唯物史观中所谓“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意义》，《学艺》第4卷3
期（1922年9月）。
[64]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下卷，第93—95页。
[65]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1—2页，大江书铺，1930。
[66]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148页，第223页。
[67]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234—235页。
[68]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235—236页。
[69]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236页。
[70]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下卷，第111页。
[71]
河上肇著，李达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自序”，上海昆仑书店，1930。
[72]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下卷，第111页。
[73]
河上肇著，李达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自序”。
[74]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3页。
[75]
张静庐编：《列宁著作中译年表》、《斯大林著作年表》，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76]
《一九二七年中国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第2，3期。见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77]
如1937年张仲实译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为《社会科学概论》。
[78]
布哈林著，许楚生译，《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第87—88页，北新书局，1930。
[79]
参看王纪云：《中国留俄学生之研究，1890——1942》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
[80]
留俄同学会编：《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淖历》，中国文化基金会，1989。
[81]
拉狄克著，克仁译：《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海新宇宙书店，1929年；拉德克著，克仁译：《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上海辛垦书店，1933年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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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南陈北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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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子是“文友”。
住在三益里17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9岁的李汉俊，12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
《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原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他每期必读，现在也是陈家常客。《星期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沈玄庐，曾担任过清朝云南知县、知州、省巡警总办，因帮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无法在国内立足，而流亡日本，他在日本钻研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916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不久便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又为《新青年》撰稿，是陈独秀的好友。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读过一些社会主义著作。
不论是陈独秀、张东荪、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年8月，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10条纲领。然而，《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
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即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回到杭州，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
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他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弄来的。
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
《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已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即李汉俊的家里。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渔阳里2号，编辑《新青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
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
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李大钊在用骡车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时，两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提出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由陈独秀负责。从此，他们两人各自留心，物色人物，创建共产党。
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
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3项任务：
（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人，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岁，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1A3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
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布）中央报告，成立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杨明斋在中国长大，既会中文，又会俄语，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被选入代表团。
5位代表团成员都带着《生活报》记者证，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请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开始在陈独秀的家里，后来便在戴季陶的家里。通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决定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代表团成员先是住在大东旅社，为了便于联系，便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又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首先吓跑了张东荪。张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要他参加共产党，便是介入了政治活动，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研究系是“不过问政治”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
张东荪退出后，便有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俞秀松和施存统都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即陈望道的门生，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在五四运动后创办了《浙江新潮》，主编是俞秀松。这个刊物刚出版两期便被警察查封。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被查禁后。于1919年底来到北京大学，见到陈独秀，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1920年3月27日，他离京回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施存统也来到上海。
在讨论起草党纲时，决走由戴季陶起草。戴很快动手写好纲领草案，交给陈独秀，由陈独秀拿给大家讨论。这时戴季陶宣布退出，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别党。”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干部，孙中山需要戴季陶协助他工作，反对戴季陶参加组织共产党。戴季陶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这所房子，搬了进来，这里便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不久，座谈会又增加了一员，即从日本归来的李达。
李达，号鹤鸣，是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儿子，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他在留日学生中，是留学生救国团领袖人物之一，曾在1918年5月率100多人回国抵达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向政府示威请愿。
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李达回到日本之后，便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他译出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计有：《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他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李达回国后同陈独秀见过一次面，陈独秀便邀请他搬到他那里去，帮助他编辑《新青年》。
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由于在起草党章草案时有些问题需要讨论决定，陈独秀便写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申府说：“这种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
但是有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之后，不久便离开上海：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去日本继续留学；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求学，李季稍后又去了欧洲，刘伯垂到了武汉，林伯渠、袁振英、沈玄庐到了广州。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陈独秀、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聚会。维经斯基作为苏共（布）远东局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定21岁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俞秀松、杨明斋、袁振英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他们吸收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柯庆施、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人为团员。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党组织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9月1日，《新青年》便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李大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译文，如列宁小传及其若干著作的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著作。如李汉俊译的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柯卡普：
《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等。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是李达。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了《短言》，作为发刊词。《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暑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举办了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干部。社址设在渔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王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思想十分进步；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李汉俊，英文教员是袁振英。有时陈独秀也去讲课。
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陈独秀在发起成立共产党上海小组前后，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
10月10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伙友》（周刊），主编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南方上海，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十分红火；而李大钊在北方的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这便是“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最初，北京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
7月中旬，张国焘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托去南洋募捐，路过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陈独秀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9月间，张申府因迎接罗素而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张申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决定立即发展党员。这时，女学生刘清扬同张国焘去南洋募捐刚回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她找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但刘清扬说，她要出国留学，不想立即参加。于是便吸收了张国焘入党。这样，便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
10月，张申府离开北京，前往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党组织由3人变成了2人。李大钊便做黄凌霜的工作，黄是北大学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6人加入了北京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小组，扩大为10人小组。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罗章龙来自湖南，刘仁静来自湖北，他们又是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研究会的成员。
6名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不久便发生分歧，11月间退出北京小组，他们主编的《劳动者》周刊由罗章龙等人接办。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之后，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北京党组织，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除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外，其他人都是北大学生。
11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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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评论家门肯（Henry L.Mencken），曾经就美国报界的概况说过一段很有风趣的话。我们在这儿不妨也引用一下。门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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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Quotes No.33 - - [Qu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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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ef value of money lies in the fact that one lives in a world in which it is overestimated.
---H.L. Mencken*
瑾译：
金钱的主要价值源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对它的高估。
——亨利·路易斯·门肯
*Henry Louis Mencken
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亨利•路易斯•门肯，美国编辑，文艺评论家。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就学于克纳普学院和巴尔的摩工艺学院，1899年毕业后，任巴尔的摩《先驱晨报》采访记者，1903年为编辑。1906年转到巴尔的摩《太阳晚报》。1908年受聘于《时尚》杂志社工作，1914-1924年任该社编辑。1924-1933年任《美国信使》杂志编辑。著有《为妇女辩护》、《美国语言》、《偏见》（六集），《论是非》、《愉快的日子》（自传，三卷）、《在新闻界的岁月，1899-1906》、《异教徒的时代，1890-1936》等。 ——from qiji.cn
第二十五章亨利•门肯 Henry L. Mencken (1880-1956)
门肯(H.L. Mencken)(1880-1956)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致力于振奋鼓舞他的同胞，但是通常都是使用武力。
－《偏见》(Prejudices)：系列一
单身汉比已婚者更了解女人，如果他们不了解，他们也将步入婚姻。
－门肯(Mencken)的《佳作选集》(Chrestomathy) 621
名人即被许多他庆幸他不认识的人所认识。
－门肯(Mencken)的《佳作选集》(Chrestomathy) 617
良心－即为祖传的懦弱怕事。
－摘录自1921年12月的《聪明组》(Smart Set)杂志
需付出最惨痛代价的蠢事即为全心全意地相信不真实的虚幻。这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门肯(Mencken)的《佳作选集》(Chrestomathy) 616
20年代期间美国知识生活的中心人物即为门肯(Henry L. Mencken)(1880-1956)。他的辉煌巨著《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在1919(1936年出版第四版并在1945年及1948年追加出版)年首度问世，虽然门肯(Mencken)总坚称他不是学者，他认为他只是学者获取数据的消息来源，然而不可否认地，《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是语言学术界的杰出作品。这本书对照美式英文与英式英文，解释许多富有趣味的美国俚语表达方式之起源，检视美国特殊的地理名称及个人名字，并追溯外来语言对美国方言所造成的影响。
门肯(Mencken)在20年代与森克莱尔•路易斯(Sinclair Lewis)一样以挖苦讽刺的形象崭露头角。他以讥讽刻薄的写作方式嘲弄那些沾沾自喜的中产阶级商人、思想狭隘的美国文化生活以及严厉肃穆的美国清教徒。他针对所有这些主题大肆抨击，然而他与路易斯(Lewis)不同的是，他以讽刺漫画代替谩骂，且看不出有任何指桑骂槐或细微的差别，他的责难可以说非常直截了当。门肯(Mencken)主编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他想藉由杂志内容达到的预期目的就如同他曾表示的「欲激起兽性。」他希望能煽动他的反对者，且他经常获得成效。他是美国人最令人憎恶却也是最令人敬佩的学者之一。他在他自己的著作中甚至比他的杂志中更常表示，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美国没有民主的拥护者，美国人民只是一堆害怕爱哭、怯懦胆小、卑鄙可耻的乌合之众(农奴)。且他的「乌合之众」与桑德伯格(Sandburg)发明的名词完全无关。他之所以抨击教会、商业以及政府只是为了反对崇拜圣像者。
他的作品广受美国人阅读并非因为他的抨击责难，而是他的著作富有活力及艺术风格。他的文风愉快喧闹，且由于他的语言基础如此稳固，以致于他的挖苦嘲讽甚至都令人感到愉快。他直言不讳且一针见血，但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充满智慧。
门肯(Mencken)是老式的自由主义者，所以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拥有自由，但是政府的权力却应该受到限制。他也认为20年代对自由构成最大威胁的非国家宗教狂热者莫属。他反对他们试图控制文学及戏剧，他不认为他们有权力可以限制他或其它人阅读的书或观看的戏剧。此外，对于他们企图规范行为举止方面，特别是应该喝些什么，他更是抗拒到底。禁酒主义者禁止美国人喝酒长达30年，且这些禁酒主义者大多数是宗教学派的基本成员，门肯(Mencken)在禁酒令废除以前都持续地挺身反对法令。
他极力反对的主要力量即为演说家兼基要主义者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我们可以从民主党三次提名布莱恩(Bryan)参选美国总统的重要程度上看出他的影响力。20年代的他虽然已是白发老者却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是宗教及思想上的保守主义代表。
田纳西州在1925年通过了一个法令，禁止学校教导达尔文的进化论(Darwinian theory)。有位名为史古柏(Scopes)的年轻教师因为公然反抗法令而遭到逮捕及起诉。史古柏(Scopes)在田纳西州的德通市进行审判，审判地点有点类似马戏表演场，但是整个气氛还是非常庄严肃穆。这里展开的是一场门肯(Mencken)派与布莱恩(Bryan)派的抗衡势力。门肯(Mencken)在他的报纸上报导审讯情况并以他最杰出的文章作为结尾。在审讯结束之时，也就是史古柏(Scopes)被判有罪的同时，布莱恩(Bryan)突然骤逝。门肯(Mencken)在一次辉煌出色且辛辣嘲讽的新闻报导里写下布莱恩(Bryan)的墓志铭,，并随即将此墓志铭转变为一篇散文。这里将呈现其再版内容，包含他说了些什么及如何表达之。门肯(Mencken)在此除了批判往生的布莱恩(Bryan)以外，还有他支持拥护的理论教派。由于门肯(Mencken)为了发挥惊奇效果或漫画讽刺效果，经常在颠覆正常的句子里运用古怪或出人意外的字词而让人难以了解。虽然他的风格有时晦涩深奥，然而他应该是20年代最杰出且最生气蓬勃的散文家。
美国文学精华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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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方 镇书纸的文具。一般为木制，也有用玉石、象牙、水晶等为材料的。宋周密《武林旧事.车驾幸学》：“内官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内官进牙界方。”宋杜绾《云林石谱.菜叶石》：“汉州郡菜叶石，出深水......土人先浇沙水，以铁刃解之成片，为响版或界方压尺。”《水浒传》第五一回：“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织成》：“生起拜辞，王者赠黄金十斤，又水晶方一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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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美制紫檀界方 《珊瑚网·法书题跋》云：余有紫檀界方一对，首镌行书云：“兀坐草玄，风后为奸，尔往镇之，世掌我编。敬仲铭，绍美制。”界图雕镂花鸟极精工，信出名手。上饰汉玉昭文带，一粟米文，一卧蚕文，血蚀殊古而莹润，面刻“草玄阁佳器”。故杨铁崖珍玩焉。 ——《骨董续记》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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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十咏·界方
年代：宋 作者：刘子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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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防纵逸，界墨作遮兰。
妙用谁能识，心端笔自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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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婆惜为什么没走红（水浒摸鱼）
巫马期
2005年07月25日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做媒的王婆向宋江介绍阎家遭遇时说：“三口儿因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郓城县。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明万历容与堂本《水浒传》在这里加了一条批语：“山东人到底有道学气。”未免把王婆的话太当真。其实郓城县人何尝不喜风流宴乐，这只需看白秀英在勾栏里的风光场面就知道了。色艺双绝的白秀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说唱话本“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时，“合棚价众人喝彩不绝”。从阎婆惜落难到白秀英走红，不过两年多时间，移风易俗恐怕没这么快。而且就是阎婆惜之时，当地人也并非不喜风流，证据就是她的情人小张三张文远，此人“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弹丝，无有不会”。可见王婆的话只是临时找的借口。
阎婆惜未能走红，原因主要在自身。首先，父母并不打算让她卖艺，带她“投奔一个官人”落空，不得已才嫁给宋江；她本人也只想嫁个中意郎君，所以要挟宋江时提出三个条件，头一条就是“任从我改嫁张三”。其次，白秀英是东京行院出身，能够“说唱诸般品调”，正如白玉乔所说，她是凭歌舞吹弹服侍普天下看官。且看她的表演：上戏台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才开始说唱话本，“是一段风流蕴籍的格范”，歌喉宛转、舞态蹁跹，“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技艺精湛，这才赚得人山人海价看。而阎婆惜呢，虽然长得好模样，但唱曲是跟父亲学的，而阎公本身就不专业，不过“平昔是个好唱的人”。依阎婆惜的水平，只能和金翠莲、宋玉莲一样绰酒座儿卖唱，“不呼自来，筵前歌唱”，这自然是心高气傲的阎婆惜所不肯为的。
另外，宋江杀惜之时，知县是时文彬，小说称他为官清正，做事廉明，对娱乐场所大概不会特别感兴趣。而白秀英时代就不同，她与新任知县旧时在东京来往，所以才“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知县带头追捧，白秀英走红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种优势，无论宋江还是小张三，都不能带给阎婆惜。
《京华时报》(2005年07月25日A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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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傍水房树间
行也安然，住也安然
一条耕牛半顷田
收也凭天，荒也凭天
雨过天晴驾小船
鱼在一边，酒在一边
夜晚妻子话灯前
今也谈谈，古也谈谈
日上三竿犹在眠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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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体诗与京剧定场诗分属两个体系 尹丕杰
京剧的定场诗虽然也叫诗，但它并不是旧体诗。旧体诗以《诗韵》为准绳，《诗韵》非止一种，如《佩文诗韵》、《平水韵》等，作诗者必须遵循其规定的格律。而京剧的定场诗则不然，它与唱词一样，自有其与诗韵相似而不相同的格律，它的韵脚以“十三辙”为准绳，远较诗韵宽泛。比如“东”和“冬”都列入“中东辙”，而诗韵里这两个字则分属两个韵脚，不能在同一首诗里使用。定场诗和唱词在句式上只分上下句，上句一般用仄声字(首句可用平声字)，下句必须用平声字。全诗必须使用一个“辙口”，不能串辙。《坐宫》里杨四郎的定场诗在格式上是很规范的。至于文采如何，则是另一码事了。
用诗韵的格律来评骘京剧定场诗，可谓南辕北辙，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这种现象自民国时期就有。
田汉先生既是大戏剧家，也是大诗人，因此他的京剧作品偶有以诗韵顶替十三辙的现象，比如《白蛇传.合钵》中白素贞唱词：“亲儿的脸、吻儿的腮”使用的是“怀来辙”，但忽然冒出“装满一小柜”、“把鞋袜…做了一堆”、“就是这一回”几句。这几句的尾字按《佩文诗韵》是“十灰”，与怀来辙相通；(例如：“回”读为“怀”)。但按京剧十三辙则是“灰堆辙”；演员唱的是京剧，只好串着辙唱，听起十分杆格，只因是超级大作家的作品，无人敢置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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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新论14
作者: ssahhe 发表时间 2006-11-06 22:28:34 人气：125
12，施耐庵与戏曲
从《水浒》可以证明，施耐庵对戏曲相当熟悉和喜爱。第五十一回，先写“勾栏”演出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李小二告诉雷横，“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如今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或是戏舞，或是吹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然后通过雷横的眼，写勾栏外面的宣传性设施，“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进得里面，是坐在“青龙头上第一位”，雷横是县里的都头，因此可以坐较好的座位，也许还是别人让他坐的，因为此时台上的戏已经开场，正做着“笑乐院本”。院本做好，白父出场，介绍他的女儿白秀英出场。“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一下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介绍底下要说唱的话本，已经写在“招牌”上，“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接着就“开话”，说了又唱，唱了又说，必定还“撒豆般点动”手中的“锣棒”、不时“拍一下界方”。底下发生了白秀英父女与雷横的冲突，勾栏里的演出也就中止了。
以上可见勾栏里演出内容丰富，有“说唱诸般品调”，有“做笑乐院本”，有说唱“话本”；艺术形式多样，“戏舞”、“吹弹”、“歌唱”，而所谓“做着笑乐院本”，大约就是由演员装扮角色演出喜剧。勾栏里有吹弹之声、歌唱之声、拍打界方之声、撒点般的打鼓声（“撒豆般点动”显然是打鼓，而不是敲锣），还有观众欢笑声，真是很热闹。
施耐庵不仅这样熟悉地描写了勾栏即剧场情况，并且通过描写白秀英父女与知县的关系，反映了当时江湖艺人的复杂处境和由此带来的性格二重性，更可见他对演员有着较具体深入的了解。
施耐庵在《水浒》第八十二回更以长长的骈文描写了舞台上的情况，其中五百字是说戏曲的，为《中国戏曲通史》引用来探讨当时的戏曲角色等问题。他依次写到了角色类型及其出场的次序，“头一个装外的”，戴着“黑漆幞头”，穿着“描花罗襕”，“第二个戏色的”，对其腰里“系”的、头上“裹”的、脚上穿的、身上穿的都作了描写，“第三个末色的”，也是对穿着有一番描写，这个“末色”上场最先开口，念了“几段杂文”，“提掇甚分明”，“第四个净色的”，“语言动众，颜色繁过，依院本填腔调曲，按格范打诨发科”，“第五个贴净的”，是个丑，“忙中九伯，眼目张狂，队额角涂一道明戗，劈面门抹两色蛤粉”，穿着上也很引人发笑。“这五人引领着六十四回队舞优人，百二十名散做乐工，搬演杂剧，装孤打撺”。于是，演出开始了，一派乐器声中，“吊百戏众口喧哗，纵谐语齐声喝采。装扮的是，太平年万国来朝，雍熙世八仙庆寿，搬演的是，玄宗梦游广寒殿，狄青夜夺昆仑关”，也演出“神仙道侣、孝子顺孙”，演出效果是“可坚心志，足养性情”。戏演过了，就是歌舞。
可见，施耐庵对戏曲不但熟悉，并且知识相当专业。
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戏《幽闺记》作者施惠，即《水浒》作者施耐庵，今对照《幽闺记》与《水浒》，又对照《幽闺记》所本的关汉卿杂剧《拜月亭》，觉得从内容与语言等方面，施惠与施耐庵可以疑为一人。述之如下：
1，全剧开头《西江月》一首，与《水浒》开篇一首“词曰”，风格一样，意思一样，有的词语也一样。
《幽闺记》开篇词：轻薄人情似纸，迁移世事如棋。今来古往不胜悲，何用虚名虚利？遇景且须行乐，当场谩共卸杯。莫叫花落子规啼，懊恨春光去矣。
《水浒》开篇词：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2，《幽闺记》从关汉卿《拜月亭》来，但现存《拜月亭》中关于“金”、“宋”，已无有提及，仅含糊其词说“锦秀华夷，忽从西北天兵起”，或许施惠当时所见就是如此，而《幽闺记》中，一开头就明确以“番兵”口吻写到“势压中华，仁将夷化”，“中华臣宋”这些话。全剧营造的背景是“番兵”进攻“金国”，是中国北方的事情，其实一目了然是以北宋南宋人民经受的苦难为现实基础。作者显示出对宋代故事的特别关注，以至在第十二出《山寨巡逻》中竟然让小强盗说道：“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语出《大宋宣和遗事》，这更分明显示出了作者对宋代故事的关注。其第九回《绿林寄迹》描写占山为王的人们，“除非黄榜见招安，余下官兵收不得”，第二十四出《会赦更新》，写山大王遣散众喽罗，自己上京应试武状元为国家效力。不难看出，这些很与将来的《水浒》一书有关。
3，《幽闺记》第四出，写朝廷的“早朝时分”，不免令人想起《水浒》第一回开头写的“五更三点”早朝。描写的内容有许多一致，所用的语言有许多亦类。
《幽闺记》：“怎见得早朝，但见银河耿耿，玉露瀼瀼。似有似无，一天香雾；半明半灭，几点残星。铜壶水冷，数声莲漏出花迟；宝鸭香消，三唱金鸡明曙早。人过御沟桥，灯影里衣冠济楚；马嘶宫巷柳，月明中环珮铿锵。钟声响大殿门开，五音合内宫奏乐。……文官有稷契伊傅之才，武将有起翦颇牧之勇。正是，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等等。
《水浒》：“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影里，玉簪朱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秀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举，凤羽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4，《幽闺记》第六出为《图形追捕》，令人想起《水浒》中不止一回写到的这种情节，这是落难英雄必有的险恶经历，英雄将由此而被“逼上梁山”，《幽闺记》剧中金国的落难英雄“蒋世昌”也由此而在虎头山上做了寨主。施耐庵常写到这样的被追捕的人生情境，至少他是一个十分容易同情的人，对人的心灵痛苦有巨大的体会能力。
5，《幽闺记》第七出《文武同盟》写逃难英雄“蒋世昌”受到土地神的掩护，这令人想起《水浒》写宋江受到九天玄女娘娘的掩护。须知，“蒋世昌”在《幽闺记》中的地位，正相当于宋江在《水浒》中的地位，这就简直是为以后的《水浒》提供了模式。此外，《幽闺记》特地提到“蒋世昌”原是“忠孝军”的统领，这令人想到《水浒》宋江倡举的“忠义”大旗。又，第九出《绿林寄迹》竟是以一首“招安诗”作结束的，“暂居山寨作生涯，喜得将军肯上来。巍岭峻峰通隐豹，野花芳草待时开”，这与《水浒》英雄排座次后，宋江吟出盼望招安的诗来，可算一类。
6，第二十二出《招商谐偶》写到一个“广阳镇招商店”，在《拜月记》中，是提到“招商舍”的，但没有“广阳镇”三字，施耐庵祖籍兴化，兴化城古称有山阳镇、昭阳镇、楚阳镇等名，则与“广阳镇”三字有点联系了，事非偶然，是施耐庵寄其思乡之情乎？
7，《拜月亭》第三折写道“你姐夫姓蒋，名世隆，字彦通”，与今人所考施耐庵即元末泰州白驹“施彦端”有一字之同，年代较远的关汉卿当然不知以后有这个大文学家施彦端，这是笔下巧合而已。《幽闺记》中的蒋世隆却无“字彦通”的说法，如其作者不是施耐庵，则仅是为简洁而删去，如其作者恰是施耐庵，则是有意做一个回避了，至少以免朋友的取笑。
8，第九出《绿林寄迹》中写到小喽罗挖到一个石匣子，内藏除非头领不能戴用的头盔宝剑，而《水浒》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写的是，从地下挖出了决定英雄座次的天赐之物石碣，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如《幽闺记》作者不是《水浒》作者，则二人思维一致之处未免太多了些，如果二人本是一人，则他的这些思维定势是格外耐人寻味的。
9，第三十一出，“学生姓卞，双名登科”，今考元末盐城伍佑卞元亨是施耐庵姑表兄弟，从张士诚起义，年轻时曾在家乡蹴虎至死，对施耐庵写武松打虎当有所启发，这“元亨”二字，与“登科”二字，其意有相通之处，卞登科者，卞元亨也，疑是施耐庵的文字游戏以调侃家乡的这位表弟。
10，《幽闺记》中所显示的作者的本土语言是泰州、兴化方言，并且恰与《水浒》里这种方言的大量集中与娴熟运用一致，它应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说明着作《幽闺记》的施惠即是作《水浒》的施耐庵。谨举例如下：
第六出，“哄我说打了十三，你每欺我老爷不识数”之“哄我”与“不识数”,“鹅酒得些噇”的“噇”字, 绝是泰州、兴化方言，《水浒》中多用。
第七出，“一只鹅，一只鸡，一刀肉”，这“一刀肉”尤是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九出，“我们都没事”，“我倒有事”，“山花当饭，溪水当茶”的“当饭、当茶”，“说几句大话唬人”，“倒了虎头山的架子”，“双拳不敌四手”，“奉承他几句吧”，皆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十出，“不当稳便”，是泰州、兴化人语，且《水浒》中多用。“伏侍”亦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二十二出，“有甚么好下饭”，“借宿”，“一个大马子”，“一个尿鳖子”，“端到东端到西”，“一个筋头就过去了”，“洗脚水”，“畚灰刮锅”，“不知你妹子随着那个呢”，“你自身顾不得，那管得别人”，“越看越波俏”，皆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二十五出，“是那个？请你看病的”，“我若一日不医死它几个，叫外婆姐姐在家里喝风”，“你不晓得”，“我晓得我晓得”，“手脚如冰吓死人”，“煎药煮粥”，皆泰州、兴化人口语。
第二十六出，“怎生街头上睡”，“家私老小”，第二十七出，“前街后巷”，第三十二出，“你怎么认得他”，第三十五出，“一身没靠，举目无亲”，是泰州、兴化人语。
11，此外，还有些语言，如第十七出的“恁的”，第二十二出的“浑家”，第三十一出的“端的”，这些在杂剧《拜月亭》中也有。而《拜月亭》中还出现“婆娘”一语，以及“厮”字，如“厮认”，“厮抛撇”，“厮爱的夫妇”，“厮收厮拾”，《水浒》中也常用，如“这厮”，《幽闺记》中也用了一个“厮见”，说明着施耐庵在写作中对元代通用语言的的吸收，而“婆娘”一词虽人人熟知是兴化一带对妇女的称呼，同时却与元代北方语言有关。
12，对于“东与西”，《幽闺记》与《水浒》共有一种常用的习惯，第二十二出“端到东端到西”，第二十五出“有家难向，他东我西”，第二十六出“你东我西”，第三十四出“你东咱西”。《水浒》有“你在东时我在西”之语，又施耐庵轶曲《秋江送别-沉醉东风》有“你向西来我向东”之句。
对于“太平”，《幽闺记》与《水浒》亦有共同点，第二十三出有“重逢太平，重乐太平”，“太平本是将军定，还许将军见太平”句，第二十四出有“再生重见太平”，“再生重睹太平时”句，第二十五出亦有“重逢太平，重乐太平”句。《水浒》引首诗有“人乐太平无事日”句，引首中两次年到“天下太平”，金圣叹批本《水浒》卷终诗有“太平天子当中坐”句，可见“太平”二字乃是当时一大问题，《水浒》与《幽闺记》写的都是极不太平，但无论朝廷无论山林追求的却是太平。
曲学大师吴梅所说，“《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这句话最有力的“所本”，应当就是《幽闺记》所写生活内容思想内容与文笔用语本身。
此外，罗贯中也是一个与戏曲有关的人，因为《录鬼簿续编》是明明白白记载着他的，“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矣，竟不知所终”，罗贯中所作杂剧有《风云会》今仍存。人们推测元代灭亡时，罗贯中近五十岁。若施耐庵果为其师，则当在六十至七十岁左右，他们都是大半生在元代生活的人，宜乎用元代语言创作，而不能写有“容本”中那些“性描写”。
13，文化小识
A，如今实际中“村”与“庄”的情况，在《水浒》里早已是一种现实，作者写得一丝不苟、非常严格。
第二回，题为“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叙述中却是“一所大庄院”、“史家庄”、“庄主史太公”、“庄客”等语。第四回，“于路说些闲话，投七宝村来。不多时，早到庄前下马”。第五回，题为“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叙述中却是“和尚，日晚来我庄上做甚的”，“只见庄里走出一个老人来”，“桃花庄”等语。第九回，“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柴大官人庄在何处”，“转弯来到庄前”，“那簇人飞奔庄上来”，“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第十一回，柴进说，“这里是小弟的东庄”。第十四回，“我们且押这厮去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了”，“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吴用拽上书斋门……到晁家庄上”。第十五回，“取路投东溪村来……早望见晁家庄”，“且请到庄里说话”，“六人俱从庄外入来”。第十六回，“安乐村，有一个闲汉，叫做白日鼠白胜”。第二十二回，“他父亲宋太公并兄弟宋清，现在宋家村住”，“知县……差三两个做公的，去宋家庄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公人领了公文，来到宋家村宋太公庄上”，“你等可带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户庄上，搜捉犯人宋江”。
可见，“村”是行政单位，“庄”是私人庄院，构成“村”的主体，地主称太公，农民称庄客，“庄”有门，有围墙。如第九回，史进“喝叫庄客：‘不要开门！’掇条梯子，上墙打一看时，只见……”。又如第十八回，“背后众士兵发着喊，一齐把庄门打开，都扑入里面”，“这雷横亦有心要救晁盖，以此争先要来打后门”。
这种地主庄院，在历史上也有过它的美妙时期，《水浒》赞美史家庄时写道：
前通官道，后靠溪岗。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在兴化及其四周，解放前比较大的地主家，仍是有庄院以至有武装的，而在多数上，一个村子，虽称“庄”，却并无有形的庄院和围墙庄门之类。《水浒》上却较严格，既是“庄”，则必有庄院，否则就不称“庄”。《水浒》上最大最有名的庄子，当数祝家庄，“这里方圆三十里，却唤做祝家庄”，这就把旁边的李家庄、扈家庄都包括了。祝家庄“有三层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约高二丈。前后两座庄门，两条吊桥”。
“乡村”连称，是指“乡”与“村”两级行政单位，如第十五回，“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有“村”无“庄”的情况可能是有的，比如，第十五回的“梁山泊边石碣村”里，就没有提到“庄”。水面为主的“石碣村”是一些分散无联系的三两渔家的行政总称而已，但也有个中心地，那就是“石碣村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出镇上赌去了”，“两只船厮并着，投石碣村镇上来”。这个“石碣村镇”，显然并非是比“乡”还大一级的“镇”，它比起一般有“庄”的“村”，也许还要小些和不成规模。第三十一回，“知府押了文书，委官下该管地面，各乡、各保、各都、各村，尽要排家搜捉”，“有做公人出城来各乡村缉捕”，这是正规叙述行政单位的，没有提到“镇”这一级。第三十三回，“这清风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风镇”，“那镇上人答道，这清风寨衙门，在镇市中间”。清风寨有两个官员，一是文知寨刘高，一是武知寨花荣，官不以“镇”名，反以“寨”名，可见行政上无“镇”。
“镇”作为一地的中心，有时是颇具规模的：“宋江去清风镇街上，观看市井喧哗，村落宫观寺院……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市镇上诸般百艺都有……市镇上今晚点放花灯”。显然，“清风镇”肯定比“石碣村镇”要大多了。“市镇”连用，更说明“镇”只是热闹的中心，人流量大，如第三十二回写道，“但遇村坊道店，市镇乡城，果然都有榜文张挂”，“行到市镇梢头，三岔路口”。
至于《水浒》里“到庄上去”，“进庄里去”，“出庄外去了”，“镇上”这些话，在现在“里下河地区”仍是亲切而自然地用着的。所谓“里下河地区”，即兴化及其四周的地方，拥有高邮、宝应的全部，江都、姜堰以至盐城地区的部分，总的是位于泰州以北的一大片水乡泽国平原。
当然，单凭以上情况并不能断定施耐庵仅仅是照着兴化一带“村”与“庄”的区分与联系来写的，但兴化一带十分符合这样的情况，则是事实。
B，今白驹施耐庵纪念馆碑石刻写着“施耐庵，海陵白驹人”，因当时白驹属泰州盐司，泰州辖海陵，而海陵亦泰州之古称。一河之隔的兴化施家桥有施耐庵墓及其纪念馆，称施耐庵兴化人。前文已述，二者实不矛盾。
元末张士诚起义后，首先攻陷的，是泰州，杀参知政事，接着转而攻陷兴化。攻下泰州，意义比攻下兴化要大，因为泰州是本州治所，兴化当时不过是属于高邮州的一个县治。张氏攻下泰州，也当是施氏目睹或耳闻。当时，泰州对于施氏，对于所有兴化人白驹人，是离他们最近最古老最显赫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水浒》第六十二回至第六十六回，关于北京大名府的描写，其规模上不过是一个州，很令人疑心作者是不是照着泰州来写的。
第六十三回，“梁中书唤本州新任王太守当厅发落”，原来北京大名府的行政管理仍是“州”，这就为对北京作“州”的描写设下了前提。
第六十二回，“蔡福转过州桥来”。第六十六回，“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州桥河内上下点灯”。这“州桥”，泰州是有的，前不久泰州鼓楼路拓宽，才完全拆除，而桥下的“州桥河”，至今还有残留。“州桥”，“州桥口”，“州桥河”，都是百姓日常说到的，泰州还有关于“州桥”的民间传说。关于元宵花灯社火，泰州亦盛，书中所写北京元宵花灯，不出这个范围。
第六十二回，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过去，泰州的州衙前有一戒石亭，上刻四句，“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与此相符。当然，这也应是各州皆然的。
第六十六回，“城内有座楼，唤做翠云楼”。泰州古代名楼不少，有名的望海楼建于宋代。
第六十六回，“城中各处宫观寺院”。泰州古代宫观寺院极多，不下百余处。
第六十六回，“东岳庙神座下安身”。泰州有东山寺。
第六十六回，对北京的描写，尽为“大街小巷”等语，符合泰州情况。
第六十六回，“这城隍庙，只在州衙侧边”。泰州城隍庙今仍在，正是在州衙东边一箭之地。
第六十六回，“梁中书衙，只在东门里大街住”。元末泰州有一条最有名最繁华的大街，即“东门大街”，从东门直贯西门，被明将徐达常遇春攻进泰州时焚毁。
第六十六回，“张顺，从水门里入城”。泰州古代是一水城，城内又有几条市河、玉带河等，所以南北水关十分重要，从中可以潜入城内。
第六十六回“楼上鼓打二更”，泰州亦有鼓楼，州桥即在鼓楼街上。
第六十六回“梁中书径奔南门……吊桥边火把齐明……李逵从城濠里飞杀过来”。泰州“南门吊桥口”仍在口语上，城濠至今仍在。
第六十六回“从司狱司后墙爬将入去……从牢屋上跳将下来”。原泰州狱三面高墙，高墙内是牢房，与此相符。
总之，《水浒》写北京不过是写州城，而所写符合泰州的规模。至于当时是不是每座州城模规皆如此，是不一定的，因为泰州是“州建南唐”，作为南唐的东南屏障，其城墙城河皆“几侔京师”即南京，事实上如今见去，城河之宽，大可跟南京城河相比，可见当时城市规模亦当与众不同些。
（《水浒》所谓“北京大名府”，是宋朝三个陪都之一，地在今河北大名；另二陪都为西京，今河南洛阳；南京，今河南商丘）。
http://wind.yinsha.com/letters/show.phtml?aid=200611041204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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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讀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一日《覺悟》上所引德國人考茨基（Kautzky）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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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
十多年前，李泽厚曾指出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不同，“中国没有俄国那种‘合法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等马、恩、列的好些基本理论著作长期以来并无中译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中所介绍、解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可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李泽厚提出，应当研究他们在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如何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如何成为可能的。
[1]
对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是如何运用的，笔者曾作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指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重点在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又主要理解为经济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通过对中国近代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阶级”与“封建”的梳理，一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概念。
[2]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讨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受到那些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影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主要有那些。
[3]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学说，翻译、介绍对其传播来说显得相当的重要，它一方面为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译述，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呈现出发展性和复杂性。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具体翻译过程，尤其是马、恩、列、斯著作地中国被翻译和介绍的过程，许多著作已作过详尽的梳理和叙述
[4]
，但是对于这些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和研究著作中，具体那些观点和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些著作吸收了些什么，似乏进一步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通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思想资源的考察，对此问题作一粗浅的考察。
一、《我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唯物史观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在《万国公报》上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名字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片断介绍便不断。
[5]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亦随之而起，出现了象《新青年》、《星期评论》、《建设》等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同时较有影响的报纸，如《晨报》、《时事新报》等也大量刊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中间，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逐渐被翻译过来，而更多的则是有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介绍。
[6]
在马克思、恩格斯众多著作中，影响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理解的莫过于最为人熟知的《我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两篇著作几乎是二十年代每一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要加以引用或提及的。早在1920年前，《我党宣言》的节译与摘译就有三种译文，但影响最大的是陈望道的全译本。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我党宣言》全译本出版，同年9月即出第二版。此后各地的翻印不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是平民书社，仅1926年1月到5月间便翻印了十次。
[7]
那么国人从《我党宣言》中到底撷取了些什么？青年毛泽东的自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毛泽东曾一再地提到这本《我党宣言》对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并明确地指出，“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我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些书上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8]
毛泽东的这一回忆是正确的，正是在那本由李季翻译并于192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史》中对《我党宣言》作了如下的理解，“所有各种社会的历史，从古到今，已经是一种阶级争斗史，这句话就是这种宣言的锁钥，但是现代有一种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争斗已经由繁变简，成为两种阶级对峙的形势；人类社会渐渐分为两个互相敌视的大营寨，两个互相冲突的大阶级凡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宣言的大部分是这两种阶级的一种注释和讨论，所有他们所以发生出来的历史上的情形，所有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的关系，都说明出来了”。
[9]
尽管克卡朴承认，“要想这种宣言简单剖解出来，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这种宣言书最透彻的意思是，经济界的生产和由这种生产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时代之社会组织，是构成这种时代之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础，于是（自古代土地公有制消灭以来）人类全部历史就是一种阶级争斗的历史——在社会发展之相异的时期中，被掠夺阶级和掠夺阶级互相斗争，受治阶级和治人阶级的互相争斗；但是这种争斗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危险的时期，被掠夺和受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将社会全体从掠夺、压迫和阶级争斗从一劳永逸地救出来，他们便再不能够脱离掠夺和压迫阶级（有产阶级）的羁绊。”
[10]
《我党宣言》在中国的广为传播，也使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深入人心，“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为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或唯物史观时的习用语。
《我党宣言》一书，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陈独秀就认为上述克卡朴所引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我党宣言》所作的序言，是把唯物史观说和阶级斗争说打成一片了。在陈的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中，陈指出，《我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其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要义有二，即“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史”和“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进而，陈独秀根据《我党宣言》的论述，指出“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握了政权才真正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这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明白易解的事”。
[11]
应该指出的是，《我党宣言》不仅是我国马克思著作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而且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运用的思想资源。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中国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显得相当的自然与深入。“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主与佣工、总而言之，就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从古到今，没有不放大镜反对的地位，继续着明争暗斗，每次斗争底结局，不是社会全体革命的新建设告成，便是交战两阶级并倒”，
[12]
这成为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者文中的习见语，亦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引用。同时，正是《我党宣言》的早期译本，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进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略举二例，如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理解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把资产者和有产者等同起来，也就是以作财产的多少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陈望道所译《我党宣言》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有产者及无产者”，陈望道专门作了一个注解，说“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资本家，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
[13]
而事实上，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雇用工人阶级”
[14]
。其二，在此基础上，把所有制关系理解为财产关系，如在第二章“无产者和我党”中，陈望道有如下译文，“过去各时代社会的自觉，他那表现虽有种种的形式，却不外一个共通的形式（即概念）这是不足为怪的。那形式（即概念）在阶级对抗没有完全消灭的时期内，不能全然消灭，也不足为怪。我党的革命，是祖宗传下来的财产关系上最急激的破坏”，
[15]
而在目前通行的译本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16]
如果说《我党宣言》成了阶级斗争学说的经典，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成为所谓唯物史观公式的来源。在《序言》中，马克思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革命的理论，后来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把它称之为“唯物史观公式”，这一大段文章也几乎成为唯物史观的最终内容，也就说，早期在中国对于唯物史观的阐发都是从这一大段话中理解的。192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介绍唯物史观的小册子就认为，在所有关于唯物史观的原文中，“经济学批评那一段最为重要，最完全”，“我们可以把他叫做唯物史观纲领……唯物史观全部意义都包括在这寥寥数百字之中。”
[17]
但早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强调经济因素，其理解的决定论与机械论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样，由《我党宣言》中阐述的阶级斗争学说为代表的意志论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之间如何调和，便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常要处理的问题。他们往往是一面承认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一面强调人的意志的作用，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似乎是意志论占了上风。
[18]
二、来自欧美的影响：塞利格曼、郭泰、考茨基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来自相关的译文，一位专门研究近代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学者曾作过如下的结论，“从中日文化交流看，译文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范围，译文的影响和贡献甚至超过翻译的单行本。例如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译文就担当了这样的作用。”
[19]
来自日本的影响一直为研究者所注意，而对来自欧洲影响则相对较为忽视，其实塞利格曼、郭泰与考茨基的著作在当时都有相当的影响。
[20]
正是这些著作，深深影响了早期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塞利格曼与《经济史观》
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虽不甚著名，但在二十世纪初年有相当大的影响，其英文本十年间连出三版，而此期间外文译本，除中文外，还有日、俄、法、西班牙文的译本。其中日译本，由河上肇翻译，以《新史观》为名在1905年出版，这也是日本出版的第一部有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书。
[21]
1920年出版的《经济史观》同样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书，陈石孚在译者缀语中特意指出，“关于经济史观的学说，我国向无专书。年来各杂志报章间有论及之者，然复以得碎不全为憾，爰译是书，以为研究哲学、历史、经济诸学者一助焉”。
[22]
确实，这本书在二十年代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但为宣传唯物史观者利用，亦为反对唯物史观者利用。
塞利格曼在这本书中，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了经济的解释，即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为经济史观。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从十八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指出其哲学的先导，同时论述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以及这个学说的内容和马克思以后学者的发展；下卷则是进一步讨论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论问题，提出历史中自由与必然的问题，经济史观与历史多元论等等。用塞利格曼的话来说，这本书是“解说这个学说的产生和发达，研究近来思想家对这个学说的应用，考察这个学说的议论，并且评较这个学说对于现代科学真正的重要价值”。
[23]
塞利格曼在书中首先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说称作唯物史观或历史的唯物论，不如叫做经济史观。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是研究社会发达的原因，人类思想和社会生活进步及变迁的原因，认为经济生活是一切生活的基本条件。若用历史的唯物论，或唯物史观，也即“如果把唯物论看作物质的原因来解释所有的变迁，那么生物史观也是唯物史观了，再则认为社会生活里的变迁都是由于气候的影响和动植物的性质的学说也是唯物的了”。塞强调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经济的，“就他本义而言，经济史观并不说，普遍人生现象或者特别的社会生活的现象要用经济的因素来说明的”。
[24]
这一点，亦是陶孟和在译序中所强调的，经济史观不可与唯物史观混为一谈，唯物史观是超过马克思的主张。
在《经济史观》中，塞利格曼认为经济史观并不是宿命论的学说，而是注意到人的意志的作用，指出每一个人虽有意志力可以决定去做或不做一切事情，但是他必定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人虽然在道德方面和智识方面有绝对自由权去选择他的行为，然而他的选择范围大部分是要受社会里各种情形、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
[25]
也就是说，经济史观注意到历史上伦理和精神的努力，塞利格曼指出，社会个人道德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同样，道德的内容也是随着文化的高低或者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改变，而一切个人道德都是社会道德的产物或反映。在塞利格曼看来，“正确的经济史观一点也不否认或缩减历史上伦理的和精神的势力的重要。经济史观只注重伦理势力在某某特别时候能够得着成功的范围”，“经济史观只想表明在已往的事情里，人类的道德进步尝与其社会的和经济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只是在社会的伦理观念才能够使文化有持久的进步，而这些伦理观念却是建于物质兴盛的坚固基础之上，并且由于物质兴盛的坚固基础才可以实现。”
[26]
但塞利格曼否认经济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性与阶级斗争，都推导不出社会主义。
[27]
此书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塞利格曼按时间顺序罗列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经济史观的说明：1844年的《德法年鉴》，1845年的《神圣家族》，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48年的《我党宣言》，1849年的《工资、劳动、资本》，1850年的《法国1848至1850年间的阶级竞争》，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二月十八日》，1859年的《经济学批判序》，1863年的《资本论》第一卷附注及第二卷第二编。塞节译了其中的片断，这些无疑都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述唯物史观的原始资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是塞利格曼经济史观学说的大要，他对于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影响，陶孟和在译序中约略地提到了一些，“最近，我国有胡汉民从经济方面研究思想上的反映，戴季陶先生从经济上考察中国的乱源，都是就着经济的要素发见他的影响。胡氏的文章虽然对古代经济没有渊博的研究——这个研究须有多数学者累年累月的精力才可以有成绩——戴氏的文章虽然似乎将经济的要素归纳到一个极简单的事项——外国制造器的输入之外，如人口统计、劳动生产力、生活程度，皆须有较为精密之调查，为相关的研究——却都是价值的讨论，可以开中国历史的经济观的先河。”
[28]
陈石孚在译者缀语中更是声明，“胡汉民先生在《建设》杂志上著《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此书间有采用胡先生译语之处，特此声明，以示来源。”其实象李大钊等亦受到塞利格曼的影响，李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塞利格曼，如他在一篇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文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更是赞同塞利格曼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经济的历史观。
[29]
2、郭泰与《唯物史观解说》
[30]
如果说《经济史观》一书并没有对于唯物史观理论本身提供多大的说明，仅仅指出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经济史观，那么1921年中华书局出版李达所译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担当了具体论述唯物史观理论的任务。李达在译者附言中称，“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我想凡是要研究、批评社会主义的人，至少非对这本书读两遍不可。”
[31]
《唯物史观解说》与《经济史观》最大的不同是，后者否认经济史观和社会主义的联系，而郭泰恰好相反。
在书中，郭泰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宇宙观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社会主义不单靠政治运动，即掌握国家政权来把生产机关的私有，即自然力、器械及土地变为公有制度，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不单有政治战争及经济战争的意思，实在还有最深的意思，就是对于绅士阀即富力阶级行哲学上的斗争”。劳动阶级要想征服绅士阀，要想由自己阶级掌握权力，非先把自己在国家和教会里牢记心中的传统旧思想扫除不可，这就“需要一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观察世界的方法，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是和资本家所要劳动者相信的精神支配物质相反，是精神不能决定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决定精神。”“劳动者要想征服绅士阀，无论如何非采用这种哲学不可”。若没有这种知识论，郭泰指出，劳动者成了精神的奴隶，进行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不能有圆满的目的，也妨碍物质上的斗争；如果劳动者理解了唯物史观，“这种人对于自己阶级造出新社会的事很能够用个人的势力多方助长这事的成功”。
[32]
进而郭泰指出，不能用唯物史观与哲学的唯物论不同就说唯物史观不能达到总括宇宙观，事实上，唯物史观自身虽不是新的宇宙观，但是它与进化论，一切自然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狄慈根的认识论相同，是达到这种新宇宙观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唯物史观引导我们达到一种宇宙的概念，这种概念尤其不是纯粹器械的，不是基督教的，乃是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的新宇宙观。”
[33]
由此，郭泰提出以技术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学说。在郭泰看来，这一学说的内容有三点：一是劳动技术即生产力作成社会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决定生产过程中互相对立的人与人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同时又是财产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不单是个人间的联系，又是阶级间的联系，即所谓“新的技术进步不单是造出新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也造出了新的阶级关系，由此而新技术的进步造出了很大的阶级悬隔，造出很大的阶级争斗。”二是技术继续发达，生产力、生产方法以及生产与财产及其阶级关系亦随之变化。所以人的自觉，即对于法律、政治、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思想观念，也和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共同变化。三是新技术在进步的某阶段上与旧生产及财产关系的矛盾冲突，结局，新技术得胜，以旧形式不利的保守阶级和以新生产力为利的进步阶级之间的经济斗争造成法律上的、政治上的、宗教上的、哲学上及艺术上的种种形式，这种形式表现在两者的自觉之中。
[34]
郭泰的这些论述，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有相当的影响，在其《马克思主义还原》中即全盘的接受了郭泰的理论。
[35]
3、考茨基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考茨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传播有相当大的影响。1920年由恽代英翻译，新青年社出版的《阶级争斗》一书，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促使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本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书之一。而考茨基那本通俗介绍《资本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到1922年就有四个版本，而其所著《伦理学与唯物史观》到1922年亦出版有三个人的译文，由此可见其在二十年代早期中国马克思者心日中的地位。
[36]
恽代英所译的《阶级争斗》一书，其实是考茨基出版于1892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在这本书中，考茨基根据1891年在爱尔福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理论部分作进一步的解释、阐述，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产生和发展，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及它的贫困化和它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工会运动、社会民主党及其活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考茨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揭示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指出对整个社会来说，“生产工具的私有，从他原来的性质变到反面去了，不仅小生产者吃他的亏，社会全部亦吃他的亏。他从进步的动力变成了社会坠落与破产的原因”
[37]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成为必然的事情。进而考茨基指出，在社会革命中必须考察人的作用，虽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是不中避免的，可并不是因此认为，“一些被剥夺的阶级，将不费力的找着，有些好仙人把这个革命带来了……（被剥削夺阶级）非永远沉沦下去，便只有推倒私产制度”。
[38]
但是在社会革命的手段上，也即阶级斗争的形式上，考茨基认为并不一定非得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同时，考茨基看来，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为达到其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而这在现代国家是通过议会斗争而不是暴力革命来实现的。在考茨基看来，现代大国也就是那些由议会治理的国家，“当劳动家以自觉的阶级起而从事国会活动，国会便变成了一种性质。他再不是资本家手里的工具了”。
[39]
考茨基的这种议会斗争论调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同时也受到李达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而《阶级争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主要影响恐也在于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这一点上。
1883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一本通俗地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就是这本书，在1919年至1922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有陈溥贤、李达、戴季陶的三个译本。在这本书中，考茨基指出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必须把它看作一个科学体系，在这上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研究的基础，而经济范畴则是解决社会任务的手段。考茨基这本书也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了解《资本论》的重要途径。戴季陶就认为其译述考氏著作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准备，“先著手译就考氏叙述的书了解一个大要，然后再读马氏的著作，所以，翻译的工作作为细心诵读的手段。”
[40]
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热潮，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传播中对于经济因素的重视，也就是把唯物史观的经济史观化的例证。
《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一书亦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重视，在1919至1922年间亦有三种译文行世，分别见于《闽星》、《觉悟》及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单行本。在这本书中，考茨基研究了伦理学史，考察了康德的伦理学，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考察了道德起源的问题。考茨基认为，道德理想是对于现状不满而产生的希望和愿望的总和，是特别的阶级斗争关系的特殊武器，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动力，是作为团结进步阶级的力量和激励他们反对现状的手段。总之，道德理想是社会中生存斗争的一种武器。其次，考茨基在道德起源问题上提出的社会本能说，认为道德无非是动物的本能，实际是在道德起源问题上持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把社会的认识同动物的本能混为一谈。不过，这种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观察道德起源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李大钊、李达的一些文章中有所表露。考茨基这本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个影响是其阐明道德伦理具有阶级性的观点，这可以从一个译者给编者的信中略见一斑。这是1922年9月董亦湘给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的信，其中说到自己翻译考茨基这本书的动机，“就是觉得这是一部最好没有的劳动阶级所可得以奋斗哲学。历来说什么伦理学、伦理史、思想变迁史、进化史、社会进化……等等，表面上好象闹得不可开交，其实完全道不着吃紧处……看此书确能将人类真际的意义详细说出。对于思想变迁之故，也确能道人之不能道不敢道。比如从来哲学史、伦理学多不敢把达尔文、马克思二人的学说实诸篇幅……而其最有识见最有胆力之处，即能见到达尔文、马克思于学术史上为最伟大最重要的人物，我以为此书确为劳动者奋斗的最好哲学，当时觉得非译不可”。
[41]
三、日本的影响：河上肇与福本和夫
中国最初的社会理论是由日本传过来的，这已成为研究二十世纪初年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者的共识。
[42]
事实上，正是通过日本这一媒介，中国人才形成自己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术语，诸如政治、阶级、解放、进步、经济、权利、历史、伦理、社会、生产、民主、革命，以及政府、支配力、制约、进化、经济学、经济恐慌、主义、封建主义、人生观、改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奴隶社会、社会主义、必然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手段、世界观、时代、资产阶级、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正是这些术语构成了中国人早期对西方世界了解的思维模式和思想结构，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转道日本的，或日本化的马克思主义。
[43]
谭汝谦在其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的序言中，把1937年以前三百年间，中国译日本书分为萌芽期、过渡期、发展期，最后一期正是日本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大量涌入中国的时期，谭汝谦这对一段时期的译述的如下的论述，“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译书，大都偏重学术专著和理论性作品，与前期的普通入门译介形成对比，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译书特别多，日本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差不多全被翻译，……这批译书对于了解和传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及唯物思想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有些译者反对引进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推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例如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的译者马凌甫，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问题在于生产和奖励资本，而推行社会主义不啻钦鸠自毙……此外，尚有《社会主义批判》、《共产主义批判》等译本出版，亦对马克思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大肆攻击。”
[44]
在众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当时日本马克思学说研究的最高权威、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
[45]
当时中国思想界对河上肇几乎到了有文必译的程度。据研究者统计，从1919年起至1922年止，中国思想界翻译的河上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竟有三十多种。
[46]
而河上肇的著作在三十年代前译成中文的竟亦有二十余种，这恐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也是仅见的。
[47]
河上肇对于马克思主义，其实主要是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无疑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来源和思想资源，若说得稍微夸张一点，中国二十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都是河上肇理论的翻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解释基本上是顺着河上肇的思路来解释。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河上肇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于恩格斯和考茨基著作的阅读与研究，亦很可能是通过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渠道，考茨基成为第一批中国人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不管如何，当时无论是同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抑或反对唯物史观的中国人，实际都是根据河上肇所阐发的唯物史观而进行的，如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李达、李汉俊、高一涵、范寿康等等。
那么，河上肇是如何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又介绍了那些河上肇的观点？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期重点在唯物史观，并把它归结为经济史观，其中间环节正是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
[48]
吸引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正是经过河上肇阐释的具有机械论倾向的经济史观。在河上肇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实际上经济史观，“何以有唯物史观的名称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变迁，注重在社会是物质条件的变化。何以我又想称他为经济史观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经济条件的变化。总而言之，观察社会的变迁，以物质的条件，更适切说起来，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特征”。
[49]
因此，作为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和历史观纲领的唯物史观，是立在经济一元论的基础上的，
[50]
而作为这一元论基础的生产、生产力，仅仅指生产资料的产生和由此所必需的工具的产出，而不包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中所讲的第三种生产，“人类的生产力，即种类的繁殖”。在河上肇看来，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从表面上看，“所谓左右历史的根本定律，虽然仍旧概括在‘生产’一语里面——在表面上还在维持着一元论的体裁，其实所谓生产的意义，比所谓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广漠得多了。所以马克斯的史观的特征——就是他的一元论的性质，算是完全破坏了”。
在坚持生产、经济的一元论的基础上，河上肇提出在二十年代广为流传的唯物史观公式，并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翻译成日文，分作五段进行解释，这在为二十年代中国广为转译的。
[51]
河上肇认为，唯物史观的公式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人类之精神文化之经济的说明，二是社会组织之经济的说明，或者称为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生活物质的说，而后一部分又是“马克斯唯物史观更重要的公式”。
[52]
河上肇进一步对唯物史观公式的两大部分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指出社会组织进化论可以有六个层次：第一，就是把一切社会现象都看作进化论的思想，把这个思想适用到社会组织上面去，就是一切社会组织都是进化的，没有永世不变的；第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互相适应的关系，由此引出第三、第四层的说明，即社会现象之动的观察，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变动了，那么社会组织也必要随之变动的。而在一定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上，这种变动可以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社会组织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正相调和，是社会组织有益于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第二期，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某一程度以上，反而变成妨碍其发展的束缚的东西，这就是社会组织有害于生产力发展的时代。第五，适应新社会组织的物质生产力（或物质条件），孕育于旧的社会组织中，也就是说新社会的成立条件，是在旧社会的母胎中孕育成功的东西。第六，一切从来的社会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且在这种阶级的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变革常常是由阶级斗争这个方法来实现，河上肇称之为马克思的阶级社会观或阶级斗争说。
[53]
对于唯物史观的第二部分，精神底物质的说明，河上肇是这样阐述的，“社会底经济组织也不得不随着而变动。这一思想是马克斯的社会组织进化论底中心思想，还有社会组织一旦变动，流行在那个社会的宗教、艺术、哲学等也不得不随着而变动，这个思想和前面那个思想很有关系，我现在假定名为‘精神的生活底物质的说明’”，也就是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
[54]
以上便是河上肇所阐释的唯物史观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内容。此外，河上肇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介绍到中国来较有影响的还有，一，关于阶级的认识，在河上肇看来，一切阶级的发展都有两个时期，就是对于别一阶级可说已成为一个阶级，而阶级自身还不能成为一个阶级的状态，为第一期；第二个阶段即是阶级的自觉，阶级意识的产生，对于自己阶级来说已成为一个阶级的状态。
[55]
二是提出社会主义改造中，心、物并重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李大钊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影响尤为明显。
[56]
施存统在一篇文章的译后记中是这样介绍的，“河上肇的意见，以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只看见心没有看见物；科学社会主义者，只看见物没有看见心，他以为都有谬误，应该心物并重，不能过重一面，也不能丢了一面，简单地说，他主张于经济改造之外，还要做道德的改进，不要把经济改造当作唯一的目的，他以为科学社会主义及唯物史观都不是和宗教互相矛盾的，他以为蔑视宗教、轻视道德这一点，是现代社会主义主张最可怕的弊害。他劝我们不要想不基于事实的空想，也不要只管做一个叩头于事实面闪没有理想的人。他一面相信唯物史观，一面又相信基督教，大概就是说这个心物调和的表现罢。”
[57]
三是介绍马克思学说中的过渡期来解释唯物史观和俄罗斯革命的关系，实际上河上肇所处理的是唯物史观中决定论和意志论的矛盾。河上肇一面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一面又强调人的意志的作用，对于俄罗斯革命的研究尤其强调了人的作用。河上肇认为，俄罗斯革命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决不相矛盾的，俄罗斯革命一面因物质条件的束缚不能一举而产生出新的社会组织，一面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意义在于列宁所谓“必定实现向社会主义推移的意志”，已由这次革命在国家的政治形态上具体化了，所以社会主义的实现虽在几十年之后，而其实现的保证却已经实现了。
[58]
这种理论的辩护，为其时中国的社会主义论战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施存统在这一篇文章的译者附语中便声明是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
河上肇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为经济史观，主要是通过把社会等同于经济，把物质等同于经济来实现的。在河上肇看来，马克思是常把“社会”或“社会的”一语用作和“经济”或“经济的”一词同义，“由此观之，马克斯是把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这就是他称为构成社会之经济构造的）作为是与市民社会相当的，又说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从经济学上去求他。就是无论叫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或者叫做市民社会，或者叫做经济的构造；在马克斯差不多是同一意义”。
[59]
如果说河上肇把社会和经济等同还是从马克思的著作找依据，那么，把物质与经济的等同起来，似乎更多是主观的假定，如他在解释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可称为唯物史观，亦可称为经济史观时说，“何以有唯物史观的名称？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物质的条件的变化。何以我又想称他为经济史观呢？因为他说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总而言之，观察社会的变迁，以物质的条件，再适切说起来，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特征。”
[60]
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唯物史观时，正是不假思索的接受物质等同经济这一点。河上肇为了达到他所称的经济一元论的第二步便是把生产力解释的技术化、工具化和生产手段化，这样便可把生产力作为一种经济的事情，“依我看来，种种经济事情之中，马克思视为根本重要的东西就是社会生产力”
[61]
，在另一篇文章中，河上肇指出，“生产力发展底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手段的发展，所以在影响到那个社会底关系之点，差不多可以把生产手段和生产力发展一同看待。”
[62]
尽管河上肇声称，“马克思的史观中所谓生产力是指物质的生产力，是单纯技术上的概念，而不属于经济的社会范畴内”
[63]
，可为了达成其所说的经济史观，必须把生产力放在经济范畴之内才能做到，这一矛盾，河上肇似乎并没有觉察到。但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早期对于生产力解释的经济化是一种从实质上或本体论上来说的，与后来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角度来解说生产力是有极大的不同。
河上肇早期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从经济来解释，否认唯物史观和哲学家的关系，声称唯物史观可以脱离哲学而成为一种纯粹经济学说，这是河上肇在写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极大影响的《唯物史观研究》时的立场。
[64]
当1925年日本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评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方面使得河上肇从1925年起注意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从早期第二国际为主导的解释转到列宁主义上来了。这一理论转变也很快影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的主要著作被施存统译作《社会进化论》于1930年出版。
施存统在译序中指出，福本和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1925—27年之间几乎支配日本的思想界，而这本书正是重新考虑社会构成及其变革过程的努力。
[65]
福本和夫在书中声称必定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这个新方法便是唯物辩证法。因此唯物史观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而进入到认识论领域，也就成了辩证的唯物论，成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引入到政治斗争的理论领域。在另一个地方，福本和夫把唯物辩证法推导出历史唯物论表达得更为清楚，“唯物史观——历史底所谓唯物辩证法的把握，是构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及其运动底核心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在那根底上，是唯物论。但不是自然科学的乃至直观的唯物论，而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战斗的唯物论。因此，它对于资产者的历史观，以至对于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称为革命的飞跃”。
[66]
由此，福本和夫批评河上肇对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误解，“有一派马克思研究者把马克思于1895年《经济学批判》底序文里简单写下的记述，当作唯物史观底公式，把其它一切，都当作这个公式底应用、适用或断片（例如河上肇氏）”，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经济学批判》里所表现的简单记述，解释为预先被决定，被证明，乃至被充实的东西（这种错误底发生，由于他们不能彻底理解唯物史观被决定、被证明乃至被充实所要通过的诸过程）底简单公式——即公式，以及否认那隐现于马克思及昂格斯底各种著述中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是由马克思自己底方法组织起来的”。
[67]
因此，在论述唯物史观时常驻以这个公式为出发点，“从这一个基本错误里，产生了另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始终跳不出这个公式底文义解释。”由此，“他们在所谓隐现的唯物史观的思想之中，实行选别工作，把接近所谓公式的，当作公式底应用或适用而连络起来，把其余一切，称为断片而拾集罗列起来。”福本还特意加注指出，“这里所非难的公式化底错误，是指河上氏底解释，决不是指导说今日称记述为唯物史观公式那件事情本身。”
[68]
另一个错误，“就是指导唯物史观解作经济史观（例如塞利格曼）”。在福本和夫看来，“作这样解释时，经济学批判过程底意义，便分裂了。一方面，不认识所谓前段的批评过程在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所受的决定化、实证化乃至深刻化、修正化、内容充实化；别方面，使内容上的一部分即经济的说明独立化，但它已被夺去那基本的部分，所以不过是一个破碎的形骸而已。因此在这里，唯物史观底构成过程，生成的部分，被掩蔽了，只有结果部分，分裂在显现着。”
[69]
福本和夫提出要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来解说唯物史观，这说明唯物史观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即转入列宁主义阶段。
对于福本和夫的批评，河上肇一面指出，福本“不过现弄唯物辩证法、列宁主义一类名词，戴着鬼面，吓唬小孩子罢了。”
[70]
另一方面，河上肇接受了福本对于唯物史观解释的方向，并以此对以往自己相关的研究作了批判，开始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离开那哲学的基础，要正确理解他，是不可能的。”
[71]
在晚年的自传中，河上谈到这一变化，“因塞利格曼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的史观的我，后来在长时期中，通过经济学这个狭窄的管子，来观察这个史观，而且指手划脚地写了许多文章，那些东西真所谓是管中窥豹而已。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基础上树立了他的唯物史观，把这独特的史观作为指南，而研究经济现象，而我呢，相反地最初就局限于经济学的领域里，只在这个领域转来转去。”
[72]
代表河上肇思想转变的是他那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这本书1930年由李达翻译出版。河上把书分为上下两篇，而上篇由唯物论、辩证法、史的唯物论（唯物史观）三章组成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基础，在下篇才开始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论述的顺序，一切都是踏着由抽象的东西到具体的东西那种阶级，那是在第一章述说了唯物论一般，其次在第二章，为了要说辩证法的唯物论是什么东西，主要把辩证法的特征论述了；再次在第三章又论述了关于适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论。”
[73]
河上肇的这种思想转变之在，以至于施存统在福本和夫那收的译者序言中，“郑重的指出，本书所批评的河上肇氏近来思想已大有进步，他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已经实行自己清算了。这是我应该当代著者声明的。”
[74
四、苏联理论著作的翻译与传入
河上肇在二十年代中期的思想转变，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表明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已进入到列宁主义阶段。在中国这方面最主要的代表是瞿秋白，然而，在瞿秋白向国人介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前，列宁、斯大林及一些苏联理论家的著作已被译成中文。最早被译为中文的列宁著作似是1919年1月发表于《解放与改造》上由金侣琴译的《鲍尔素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到1925年前，列宁著作译成中文的有二十四篇，其中包括《国家与革命》。这无疑为研究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而斯大林最初被译成中文的著作出版于二十年代中期的《列宁主义之基础》。
[75]
真正对于苏联的理论著作大量翻译的是1927年以后，发表于《新思潮》的一篇文章作者观察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的出版界，可以说是是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关于文艺方面的出版物虽不能说是已经衰歇，但总没有象关于社会科学那样来得蓬蓬勃勃的。这一年单只社会科学丛书的刊行或计划，据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了现代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的新社会科学丛书，北新的近代科会科学名著译丛，黎明的社会科学大纲，南华的苏俄研究小丛书。”
[76]
其实这些冠以社会科学为名的丛书大多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自从1923年瞿秋白以《社会科学概论》来谈马克思主义以后，到三、四十年代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几乎等同的使用。
[77]
再看其所列的书目，大多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蒲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萨可夫斯基的《社会进化之铁则》《社会形式发展史》，狄慈根的《辩证法的逻辑》《新唯物论的认识论》等等。总之，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这一年的社会科学出版物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是新兴的社会科学抬头。这是新兴阶级的抬头的必然的反映。新光社会科学在这一点里可以说已经确确实实地树立了它的存在权了。第二，是关于经济学的书籍特占多数。第三，是关于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类书籍的流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读书界已经有更进一步去研究社会科学的需要之表示。第四，是关于苏联的研究书籍和关于帝国主义的书籍占了不少数目，第五，是关于历史方面——如经济史、革命史及经济学史、社会思想史等等，也占了相当的数目。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中国的幼稚思想界已经有渐渐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之倾向了。
郭湛波那本介绍中国近五十年来思想发展的著作，更是把1927年以后划为这五十年来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段落，其主要特征是“以马克思体系的辩证唯物论为主要思想”，也就是说到了1927年，唯物辩证法已经风靡全国，“中国自1927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因之俄国思想介绍盛极一时，如朴列哈诺夫著有《史的一元论》、《唯物论史》、《马克思底根本问题》、《艺术与社会生活》，尹里奇·列宁，苏俄的创造者，著作甚多……布哈林，苏俄我党最高理论指导者，著作劳动人民多……朴氏的《史的一元论》的吴念慈译本（南强）、《唯物论史》有王若水译本（泰东）、《战斗唯物论》有杜畏之译本（神州）、《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有王凡西译本（沪滨），布氏的《史的唯物论》有刘伯英计本（现代），此外还有德波林《近代哲学史》林一新译本（黎明）、《伊里奇的辩证法》任白戈译本（辛垦）等”。从这些概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主要输入地由欧洲、日本转向为苏俄，其内容则由偏重于唯物辩证法而非唯物史观。
从苏联输入的理论方面，布哈林的影响最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布哈林在唯物辩证法的定型和框架化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列宁在认识论领域中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布哈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从认识论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一理论努力最为明显的是他那本写成于1921年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巨大，全世界有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这也使布哈林成为蜚声世界的共产主义理论家。
布哈林在书中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社会的精神现象形状是附隶于，并且不得不附隶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形状上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上面”，布哈林称此为“社会学中唯物论的观点”
[78]
并以此强调对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实际上布哈林把辩证唯物论理论作为前提应用到社会历史之中，也即其理论努力，也就是后来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小册子中最后固定下来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布哈林的观点，瞿秋白通过《现代社会学》加以中国化与通俗化。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是其在上海大学的讲义，1924年曾作为《社会科学讲义》的一部分由上海书店印行。这本书译自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全书基本上是直译布哈林书，只不过对布书作了一些删节，或换上一些中国的例证而已，很少有自己的理论发挥。瞿书主要节译自布哈林书论述社会科学的规律性、唯物辩证法、必然与自由、社会这四章，而这四章恰好构成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即从唯物辩证法出发，论述了人的行动、社会运动的内部与外部法则，强调唯心与唯物问题是社会科学中的先决问题。引进到中国来的正是这一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阶段的开始。
除了译介外，留俄学生亦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以1922年和1925年设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为主体。在这两校的学生中，国民党和我党的学员均有，回国后在两党内都担任重要职务，且从数众多。在两校的课程设置中，东大的历史课以俄国史家卜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为教材，哲学以尤金的《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教本；孙逸仙大学则在“历史课中设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是讲授社会演变各阶段的过程；哲学称唯物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孙大特别重视历史课，其理由以马克思主义者观之，传统历史学是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产物，不能表现人类社会真正发展的历史，故孙大历史课程的原则是教授学生以历史唯物论来取代传统历史学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历史理论训练武装学生世界革命的思想”。
[79]
说得更详细一点，“中大的课程，第一年先重社会形式发展史（也就是社会进化史或经济发展史）与经济地理，以这一纵一横，自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与落后地区殖民地带，到开发国家，说明人类生活，一切以经济为基础，其他法律、政治以及历史的演进，皆是此基础上的建筑物，名曰经济史观，唯物史观，均可解释下去。”
[80]
通过这些留学生，把列宁主义在二十年代中期带入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大学校长拉狄克所著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出版于1929年，中文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
[81]
这书最初是拉狄克1926年到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作的演讲。在中文版的再版译者序中，译者称，“这本书是世界历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的眼光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长处在于理论地分析中国底过去历史和近代历史，并特别注意变革——过去的变革，近代的变革”。拉狄克在书中认为，整个中国过去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发展有两种：属于地主阶级的地主国家，及属于农民阶级的农民国家，中国国家的发展完全在这两种范围内的。中国自秦代始商业资本就高度发达，而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产生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及反抗外国资本运动和民民族革命。但当资本主义促进现代中国生产力时，他继续破坏中国旧的经济制度，使农民破产。因此，农民问题就是造成中国革命形势的主要问题，同时又是包括占中国人过半的农民生存条件的问题，中国革命首先是农民的战争。这些观点，在稍后的社会史论战中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
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44—145页，东方出版社，1987。李泽厚用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有实用理性来解释这一问题。姜义华则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方面解释过这一问题，参看姜义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嬗变轨迹的新探寻》，第52—53页，以及姜义华：《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香港三联书店，1992。
[2]
参看拙作：《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传播中的唯物史观述略》，《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恩格斯》，《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近代中国的封建与封建主义》，分别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学术论坛》1999—2002年卷。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从现象的整列进入深层的探讨，以及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研究对马克思的传播与接受，只能俟诸来日。
[3]
关于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文章不拟涉及。这方面的研究可参看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Coalifornia,1991)与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Cambridge,1990)两书的论述。
[4]
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文献调查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5]
参看[美]马丁·伯纳尔著，丘权政等译：《1907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参看张静庐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年表，1906——1949》，《列宁著作中译年表，1920——1949》，《斯大林著作中译年表，1924——1949》，见《中国出版社史料补编》，第442—475页，中华书局，1957。据张静庐提供的资料统计，1906至1919年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包译同一著作的重译）只有四种，1920至1927年间12种，1928至1930年共22篇。
[7]
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17—18页。
[8]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我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见《毛泽东同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79。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人民出版社，1982。
[9]
克卡朴著，李季译：《社会主义史》上卷，第193—194页，新青年社1920年10版。
[10]
克卡朴著，李季译：《社会主义史》上卷，第193页。
[11]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1922年4月），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356，3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2]
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我党宣言》（上海图书馆藏），第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我党宣言》，第1页。
[14]
《我党宣言》，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考证，陈望道所译的《我党宣言》所用的底本是由戴季陶提供的，最有可能是日文《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所译的《我党宣言》，然在一些术语采用当时流行的译法，没有用幸德秋水等的旧译语，同时陈望道翻译《我党宣言》时并没有参照过英译本的迹象，陈译本也没有恩格斯1888年的序言。具体考证，参看石川祯浩著，赵英译：《关于陈望道译〈我党宣言〉》，《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我党宣言》，第36—37页。
[16]
《我党宣言》，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2—293页。
[17]
中国青年社编：《唯物史观》（1925），第17—18页。
[18]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唯物史观公式的影响，见下文关于河上肇部分的论述。
[19]
谭汝谦：《近代中日翻译事业的几个问题》，见氏著《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第170页。
[20]
恩格斯、拉法格等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参看上揭拙作：《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恩格斯》，此处不赘。
[21]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上卷）第111页，商务印书馆，1963。
[22]
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经济史观》，第7—8页，商务印书馆，1920。
[23]
《经济史观》，第4页。
[24]
《经济史观》，第3—4，59页。
[25]
《经济史观》，下卷，第5—6页。
[26]
《经济史观》，第36页，第40—41页，第42—43页。
[27]
《经济史观》，上卷第19页，下卷第17—19页。
[28]
《经济史观》，第7页。
[29]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3），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99。
[30]
《唯物史观解说》有1920年陈溥贤的译本，未见，所见的是1921年李达的译本。陈溥贤，据石川祯浩考证，其笔名为“渊泉”，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相当的影响，参看氏著：《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与茅原华山、陈溥贤》，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集》，576—590，人民1999。
[31]
《唯物史观解说》，译者附言。
[32]
《唯物史观解说》，第1—2页，第133—134页。
[33]
《唯物史观解说》，第6—7页。
[34]
《唯物史观解说》，第23页，第14—15页。
[35]
李达：《马克思主义还原》，第30—31页，见《李达文集》第一卷。原载《新青年》第8卷5期（1921年1月）。
[36]
1919——1930年间，中国所译考茨基著作如下：
中文篇名
作者
译著
出处
伦理学与唯物的历史历史观
柯祖基
伯明
《闽星》第1卷4期至2卷6期（1919年1月——1920年1月）
马氏资本论释义
柯祖基
渊泉
《觉悟》，1919年6月2日——11月11日
《晨报副镌》，1919年6月2日——11月11日
马氏资本论解说
柯祖基
戴季陶
《建设》第1卷4—6期，第2卷2—3期，5期，第3卷1期（1919年11月——1920年12月）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考茨基
陈溥贤重译
商务印书馆1920年初版，1922年四版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考茨基
李达
1921年
阶级争斗
柯祖基
恽代英
新青年社，1921年1月
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
考茨基
徐六几等
商务印书馆，1922年
社会革命
考茨基
空空少年
《青年周刊》第2、第6号，1922年3月，4月
伦理学与唯物史观
考茨基
董亦湘
《觉悟》，1922年9月7日—29日
改良与革命
柯祖基
李春蕃
《觉悟》，1923年4月1日
社会革命论
考茨基
陆渊
《觉悟》，1925年2月2日
伦理学与唯物史观
考茨基
董亦湘
新文化书社，1926年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考茨基
戴季陶重译，胡汉民补译
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初版，1030年三版
社会主义伦理学
考茨基
叶星
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
农业的社会化
考茨基
邓毅
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
考茨基
汪馥夏重译
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
资本论概要
考茨基
洪涛重译
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
新社会之哲学基础
考茨基
彭嘉生
上海南强书局1930
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考茨基
刘隆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
社会革命论
考茨基
萨孟武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
农业问题论
考茨基
章子建
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
资料来源：1）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
2）中央编译局编：《五四时期期期刊介绍》第1—3集
[37]
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75页，1921年1月初版。此书即考茨基的《受尔福特纲领解说》的节译本，恽主要删去一些具体解说德国社会现象的事例。《受尔福特纲领解说》，可参看陈冬野的中译本，三联书店，1963。
[38]
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78—79页。
[39]
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第170—171页。
[40]
考茨基著，戴季陶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建设》第1卷1期（1919年11月）。
[41]
董亦湘：《伦理学与唯物史观底价值》，《觉悟》，1922年9月19日。
[42]
参看[美]马丁·伯纳尔著，丘权政等译：《1907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syork,1971.
[43]
参看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44]
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64—65页，香港中文大学，1980。1919——1922年间，河上肇、堺利彦、高？素之、山川菊荣、山川均以及其他日本社会主义者著作中译的详细统计表，参看石川祯浩：《マルクス主义の传播と中国我党の结成》，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第443—452页，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1992）。
[45]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下卷，第15—16页，商务印书馆，1965。
[46]
1919——1922年河上肇单篇文章中译表：
篇名
著译者
译者
刊物
卷号年月
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
河上著
渊泉
晨报
1919/4/1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河上著
渊泉
晨报
新青年
时事新报
1919/5/5—8
6：5（1919/5）
1919/5/19—27
劳动与资本
河上译
食力
晨报
时事新报
1919/5/9—6/1
1919/725—31
社会主义之进化
河上著
摩汉
时事新报
1919/6/1—15
经济原论
河上著
摩汉
南京董义书社
1919
共同生活与寄生生活
河上著
髯客
东方杂志
晨报
民国日报
10：12（1914/6）
1919/7/6—7
1919/7/10—13
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
河上著
罗琢章
藉碧
时事新报
1919/8/5—12/24
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考察
河上著
安体诚
时事新报
1919/12/6—8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河上著
东里
时事新报
1919/12/9
思索之必要与研究之态度
河上著
时事新报
1919/12/25
社会主义者所见的大战真因
河上著
李天培
时事新报
1920/1/8—12
救贫丛谈
河上著
杨天木
学艺
2：1—8（1920/4—11）
马克思之经济论
河上著
罗琢章
法政学报
2：4—8（1920/4—9）
妇女劳动问题底一瞥
河上著
陈望道
星期评论
48（1920/5）
脑筋问题
河上著
于树德
时事新报
1920/6/12
马克思底唯物史观
河上著
陈望道
民国日报
1920/6/17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
河上著
邝摩汉
时事新报
1920/6/27—29
资本家思想底一例
河上著
黄五七
时事新报
1920/7/7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
河上著
李天培
学术研究会总会
1920/9
1922/2
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
河上著
苏中
建设
2：6（1920/8）
社会主义进化谈
河上著
黄五七
时事新报
1920/9/2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
河上译
徐苏中
建设
3：1（1920/12）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河上著
范寿康
东方杂志
V18/1（1921/1）
社会主义底进化
河上著
施存统
民国日报
1921/2/27
见于我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
河上著
存统
民国日报
1921/5/13
马克斯主义与劳动全收权
河上著
CT
民国日报
1921/6/19
河上底左倾
光亮
民国日报
1921/9/25
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
河上著
光亮
民国日报
新青年
1921/12/18—19
9：6（1922/7）
俄国近时的经济地位
河上译
东方杂志
18：22（1921/11）
俄罗期革命与唯物史观
河上著
CT
民国日报
新青年
1922/1/19
9：6（1922/7）
社会主义的未来国
河上著
熊得山
今日
1：2（1922/3）
马克思底理想及其实现底过程
河上著
施存统
东方杂志
19：6（1922/3）
唯物史观中所见“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意义
河上著
何拙龄
学艺
4：3（1922/9）
经济学批评中之唯物史观
河上著
学艺
4：1（1922/6）
唯物史观公式之一句
河上著
学艺
4：2（1922/7）
资源来源：1）杨奎松等著《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5—157页
2）《五四时期的河上肇》，《中国研究》（日），1980年第3期
3）石川祯浩：《マルクス主义の传播と中国我党の结成》
[47]
1920——1930年河上肇著作中译表：
贫乏论
止止
泰东书局，1920
经济史观
河上译，陈石孚转译
商务印书馆，1920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
1920
启智书局，1920
救贫丛谈
杨天木译
商务印书馆，1920
社会经济丛刊
施存统译
泰东书局，1922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1925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
李天培译
上海学术研究会，1927年四版
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发展
林植夫译
商务印书馆，1926
新社会科学讲话第二：贫乏物语
雷敢译
北平朴社，1926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潘藏光
启智书局，1928
进化论与阶级问题
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
经济学大纲
陈启修
上海东群书店，1929年再版
人中问题批评
丁振
上海南强书局，1929
社会变革的必然性
沈雨琦
上海创造社，1929
劳资对立的必然性
1929
资本论入门
192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李达
上海昆仑书店，1930
新经济学之任务
钱铁如
上海昆仑书店，1930
唯物史观研究
郑镇里
上海文华书局，1930
唯物史观基础
巴克
明日书店，1930年再版
唯物论纲要
周棋生
上海东华书店，1930
伊里奇底辩证法
河上肇译，任白戈重译
上海辛垦书店，1930年再版
资料来源：1）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
2）《河上肇与中国》（日），岩波书店（1982）
3）石川祯浩：《マルクス主义の传播と中国我党の结成》
[48]
《河上肇自传》下卷，第11页，第115—116页。
[49]
河上肇著，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青年》第6卷5号（1919年5月）。
[50]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唯物史观中所谓“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意义》，《学艺》第4卷3
期（1922年9月）；又收入中华学艺社编辑：《唯物史观研究》第43—71页，商务印书馆，1926。
[51]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经济学批评序中之唯物史观公式》，《学艺》第4卷1期（1922年7月）；又见河上肇著，范寿康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东方杂志》第18卷1期（1921年1月）。
[52]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唯物史观中所谓“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意义》。
[53]
河上肇著，施存统译：《见于我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社会经济丛刊》（一），第5—7页，上海泰东图书公司，1922年；另亦见《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5月13日。
[54]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55]
河上肇著，施存统译：《见于我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
[56]
如《阶级竞争与互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57]
河上肇著，施存统译：《社会主义底进化》，《社会经济丛刊》（一），第18—19页。
[58]
河上肇著，CT译：《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新青年》第9卷6期（1921）。
[59]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唯物史观公式之一句》，《学艺》第4卷2期（1922年8月）。
[60]
河上肇著，CT译：《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新青年》第9卷6期（1921）。
[61]
河上肇著，CT译：《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新青年》第9卷6期（1921）。
[62]
河上肇著，施存统译：《见于我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社会经济丛刊》（一），第17—18页。
[63]
河上肇著，何崧龄译：《唯物史观中所谓“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意义》，《学艺》第4卷3
期（1922年9月）。
[64]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下卷，第93—95页。
[65]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1—2页，大江书铺，1930。
[66]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148页，第223页。
[67]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234—235页。
[68]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235—236页。
[69]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236页。
[70]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下卷，第111页。
[71]
河上肇著，李达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自序”，上海昆仑书店，1930。
[72]
河上肇著，储元熹译：《河上肇自传》下卷，第111页。
[73]
河上肇著，李达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自序”。
[74]
福本和夫著，施存统译：《社会进化论》，第3页。
[75]
张静庐编：《列宁著作中译年表》、《斯大林著作年表》，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76]
《一九二七年中国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第2，3期。见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77]
如1937年张仲实译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为《社会科学概论》。
[78]
布哈林著，许楚生译，《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第87—88页，北新书局，1930。
[79]
参看王纪云：《中国留俄学生之研究，1890——1942》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
[80]
留俄同学会编：《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淖历》，中国文化基金会，1989。
[81]
拉狄克著，克仁译：《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海新宇宙书店，1929年；拉德克著，克仁译：《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上海辛垦书店，1933年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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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南陈北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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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子是“文友”。
住在三益里17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9岁的李汉俊，12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
《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原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他每期必读，现在也是陈家常客。《星期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沈玄庐，曾担任过清朝云南知县、知州、省巡警总办，因帮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无法在国内立足，而流亡日本，他在日本钻研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916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不久便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又为《新青年》撰稿，是陈独秀的好友。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读过一些社会主义著作。
不论是陈独秀、张东荪、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年8月，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10条纲领。然而，《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
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即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回到杭州，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
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他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弄来的。
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
《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已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即李汉俊的家里。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渔阳里2号，编辑《新青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
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
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李大钊在用骡车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时，两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提出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由陈独秀负责。从此，他们两人各自留心，物色人物，创建共产党。
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
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3项任务：
（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人，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岁，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1A3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
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布）中央报告，成立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杨明斋在中国长大，既会中文，又会俄语，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被选入代表团。
5位代表团成员都带着《生活报》记者证，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请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开始在陈独秀的家里，后来便在戴季陶的家里。通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决定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代表团成员先是住在大东旅社，为了便于联系，便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又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首先吓跑了张东荪。张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要他参加共产党，便是介入了政治活动，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研究系是“不过问政治”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
张东荪退出后，便有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俞秀松和施存统都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即陈望道的门生，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在五四运动后创办了《浙江新潮》，主编是俞秀松。这个刊物刚出版两期便被警察查封。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被查禁后。于1919年底来到北京大学，见到陈独秀，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1920年3月27日，他离京回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施存统也来到上海。
在讨论起草党纲时，决走由戴季陶起草。戴很快动手写好纲领草案，交给陈独秀，由陈独秀拿给大家讨论。这时戴季陶宣布退出，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别党。”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干部，孙中山需要戴季陶协助他工作，反对戴季陶参加组织共产党。戴季陶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这所房子，搬了进来，这里便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不久，座谈会又增加了一员，即从日本归来的李达。
李达，号鹤鸣，是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儿子，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他在留日学生中，是留学生救国团领袖人物之一，曾在1918年5月率100多人回国抵达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向政府示威请愿。
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李达回到日本之后，便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他译出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计有：《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他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李达回国后同陈独秀见过一次面，陈独秀便邀请他搬到他那里去，帮助他编辑《新青年》。
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由于在起草党章草案时有些问题需要讨论决定，陈独秀便写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申府说：“这种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
但是有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之后，不久便离开上海：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去日本继续留学；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求学，李季稍后又去了欧洲，刘伯垂到了武汉，林伯渠、袁振英、沈玄庐到了广州。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陈独秀、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聚会。维经斯基作为苏共（布）远东局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定21岁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俞秀松、杨明斋、袁振英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他们吸收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柯庆施、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人为团员。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党组织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9月1日，《新青年》便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李大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译文，如列宁小传及其若干著作的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著作。如李汉俊译的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柯卡普：
《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等。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是李达。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了《短言》，作为发刊词。《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暑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举办了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干部。社址设在渔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王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思想十分进步；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李汉俊，英文教员是袁振英。有时陈独秀也去讲课。
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陈独秀在发起成立共产党上海小组前后，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
10月10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伙友》（周刊），主编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南方上海，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十分红火；而李大钊在北方的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这便是“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最初，北京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
7月中旬，张国焘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托去南洋募捐，路过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陈独秀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9月间，张申府因迎接罗素而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张申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决定立即发展党员。这时，女学生刘清扬同张国焘去南洋募捐刚回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她找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但刘清扬说，她要出国留学，不想立即参加。于是便吸收了张国焘入党。这样，便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
10月，张申府离开北京，前往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党组织由3人变成了2人。李大钊便做黄凌霜的工作，黄是北大学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6人加入了北京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小组，扩大为10人小组。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罗章龙来自湖南，刘仁静来自湖北，他们又是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研究会的成员。
6名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不久便发生分歧，11月间退出北京小组，他们主编的《劳动者》周刊由罗章龙等人接办。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之后，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北京党组织，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除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外，其他人都是北大学生。
11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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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评论家门肯（Henry L.Mencken），曾经就美国报界的概况说过一段很有风趣的话。我们在这儿不妨也引用一下。门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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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Quotes No.33 - - [Qu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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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ef value of money lies in the fact that one lives in a world in which it is overestimated.
---H.L. Mencken*
瑾译：
金钱的主要价值源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对它的高估。
——亨利·路易斯·门肯
*Henry Louis Mencken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亨利•路易斯•门肯，美国编辑，文艺评论家。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就学于克纳普学院和巴尔的摩工艺学院，1899年毕业后，任巴尔的摩《先驱晨报》采访记者，1903年为编辑。1906年转到巴尔的摩《太阳晚报》。1908年受聘于《时尚》杂志社工作，1914-1924年任该社编辑。1924-1933年任《美国信使》杂志编辑。著有《为妇女辩护》、《美国语言》、《偏见》（六集），《论是非》、《愉快的日子》（自传，三卷）、《在新闻界的岁月，1899-1906》、《异教徒的时代，1890-1936》等。 ——from qiji.cn
第二十五章亨利•门肯 Henry L. Mencken (1880-1956)
门肯(H.L. Mencken)(1880-1956)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致力于振奋鼓舞他的同胞，但是通常都是使用武力。
－《偏见》(Prejudices)：系列一
单身汉比已婚者更了解女人，如果他们不了解，他们也将步入婚姻。
－门肯(Mencken)的《佳作选集》(Chrestomathy) 621
名人即被许多他庆幸他不认识的人所认识。
－门肯(Mencken)的《佳作选集》(Chrestomathy) 617
良心－即为祖传的懦弱怕事。
－摘录自1921年12月的《聪明组》(Smart Set)杂志
需付出最惨痛代价的蠢事即为全心全意地相信不真实的虚幻。这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门肯(Mencken)的《佳作选集》(Chrestomathy) 616
20年代期间美国知识生活的中心人物即为门肯(Henry L. Mencken)(1880-1956)。他的辉煌巨著《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在1919(1936年出版第四版并在1945年及1948年追加出版)年首度问世，虽然门肯(Mencken)总坚称他不是学者，他认为他只是学者获取数据的消息来源，然而不可否认地，《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是语言学术界的杰出作品。这本书对照美式英文与英式英文，解释许多富有趣味的美国俚语表达方式之起源，检视美国特殊的地理名称及个人名字，并追溯外来语言对美国方言所造成的影响。
门肯(Mencken)在20年代与森克莱尔•路易斯(Sinclair Lewis)一样以挖苦讽刺的形象崭露头角。他以讥讽刻薄的写作方式嘲弄那些沾沾自喜的中产阶级商人、思想狭隘的美国文化生活以及严厉肃穆的美国清教徒。他针对所有这些主题大肆抨击，然而他与路易斯(Lewis)不同的是，他以讽刺漫画代替谩骂，且看不出有任何指桑骂槐或细微的差别，他的责难可以说非常直截了当。门肯(Mencken)主编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他想藉由杂志内容达到的预期目的就如同他曾表示的「欲激起兽性。」他希望能煽动他的反对者，且他经常获得成效。他是美国人最令人憎恶却也是最令人敬佩的学者之一。他在他自己的著作中甚至比他的杂志中更常表示，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美国没有民主的拥护者，美国人民只是一堆害怕爱哭、怯懦胆小、卑鄙可耻的乌合之众(农奴)。且他的「乌合之众」与桑德伯格(Sandburg)发明的名词完全无关。他之所以抨击教会、商业以及政府只是为了反对崇拜圣像者。
他的作品广受美国人阅读并非因为他的抨击责难，而是他的著作富有活力及艺术风格。他的文风愉快喧闹，且由于他的语言基础如此稳固，以致于他的挖苦嘲讽甚至都令人感到愉快。他直言不讳且一针见血，但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充满智慧。
门肯(Mencken)是老式的自由主义者，所以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拥有自由，但是政府的权力却应该受到限制。他也认为20年代对自由构成最大威胁的非国家宗教狂热者莫属。他反对他们试图控制文学及戏剧，他不认为他们有权力可以限制他或其它人阅读的书或观看的戏剧。此外，对于他们企图规范行为举止方面，特别是应该喝些什么，他更是抗拒到底。禁酒主义者禁止美国人喝酒长达30年，且这些禁酒主义者大多数是宗教学派的基本成员，门肯(Mencken)在禁酒令废除以前都持续地挺身反对法令。
他极力反对的主要力量即为演说家兼基要主义者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我们可以从民主党三次提名布莱恩(Bryan)参选美国总统的重要程度上看出他的影响力。20年代的他虽然已是白发老者却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是宗教及思想上的保守主义代表。
田纳西州在1925年通过了一个法令，禁止学校教导达尔文的进化论(Darwinian theory)。有位名为史古柏(Scopes)的年轻教师因为公然反抗法令而遭到逮捕及起诉。史古柏(Scopes)在田纳西州的德通市进行审判，审判地点有点类似马戏表演场，但是整个气氛还是非常庄严肃穆。这里展开的是一场门肯(Mencken)派与布莱恩(Bryan)派的抗衡势力。门肯(Mencken)在他的报纸上报导审讯情况并以他最杰出的文章作为结尾。在审讯结束之时，也就是史古柏(Scopes)被判有罪的同时，布莱恩(Bryan)突然骤逝。门肯(Mencken)在一次辉煌出色且辛辣嘲讽的新闻报导里写下布莱恩(Bryan)的墓志铭,，并随即将此墓志铭转变为一篇散文。这里将呈现其再版内容，包含他说了些什么及如何表达之。门肯(Mencken)在此除了批判往生的布莱恩(Bryan)以外，还有他支持拥护的理论教派。由于门肯(Mencken)为了发挥惊奇效果或漫画讽刺效果，经常在颠覆正常的句子里运用古怪或出人意外的字词而让人难以了解。虽然他的风格有时晦涩深奥，然而他应该是20年代最杰出且最生气蓬勃的散文家。
美国文学精华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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