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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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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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1949.10—1965）

                                 杨锡九

   读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网上推出的最新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发过一个读后感，是关于十年文革的；接着又看了该书1949.10——1965年的条目。这17年，是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大变革的17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17年。边读边思。随想随记，录以备考。

   上一篇文章开头，我就说，如果把标题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就大事记》就没有可说的了。“大事”同“成就”不能划等号。只要是成就都可收录。那是从写文章的角度要求的。就是说文章内容要与题目符合。这次，我进一步要提出，由专门研究历史的权威机构写出的历史著作，它与宣传部门为指导当前工作而写的政治宣传材料是不同的。“宣传”是为了鼓舞士气，利于战斗。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有一定的策略；而属于学术的一个分支——历史著作，任务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作为文化典籍，留存后世；以便后人了解历史的真实；历史还要彰善瘅恶，让后人以史为鉴，学会做事做人。这是历史著作的两大功能。

  二者之间，真实性是第一位的。直书、与善恶的基本要求是：不溢美，不隐恶；不媚上，不随俗；秉笔直书，忠于史实；勿论亲疏，不计尊卑，仗义执言，公正无私；忠民为国，不顾得失。因此，对由专门研究历史的权威机构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是要按历史著作的标准来要求的。

                         一、条目分配应当厚古薄今：

   从条目数量分配方面笔者做了两项统计：

一是按年代编排看条目分配

１９４９年·15

　　１９５０年·20

　　１９５１年   6

　　１９５２年   7

　　１９５３年  13

　　１９５４年   8

　　１９５５年  10

　　１９５６年  11

　　１９５７年  16

１９５８年 12

　　１９５９年  10

　　１９６０年  10

　　１９６１年   4

　　１９６２年   5

　　１９６３年   8

　　１９６４年   8

　　１９６５年   5

总计  168条

     二是按内容分类看条目分配：

  政权建设23条      政治运动12 条     马列毛著作6条        外交13

  军事20 条           群众团体5条     社会主义改造6 条       经济40      

  知识分子3条       文化、教育、科学、医药卫生20 条        体育4 条   社会、宗教、民族14条。   

  工资、劳保、奖金2 条       总计168条。

  笔者又统计了本60年的最后17年，即1993—2009.10月的数字，总计241条，比最初的17年多73条。按照史家的习惯，当代人的历史，要下一代人写。当代人写自己，有些事不经时间磨合，不容易结论。比如，文革期间写文革史，1958年写大跃进史，1955年写反胡风史，1957年写反右史，当时的结论，很难经得住历史考验。

  1958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共史稿》，据该书《前言》记载，是63名同学和10名年轻教师，“参阅了1500多篇文件”，“经过20昼夜苦战，便完成了。”《前言》完稿时间是1958年10月7日，人民出版社以大跃进的速度，当月就印出2万册上市，庆祝国庆节。

   但是，时过境迁，50年后的今天再看当年这本书，有些结论就错了。比如胡风、潘汉年、杨帆这两件后来证明是冤枉的案子，在这本书里都认为是肃反斗争的“伟大成绩”。该书写道：“人民日报连续公开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三批材料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展开了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发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该书149页）“前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就是在饶漱石、潘汉年等叛徒指示下庇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该书153页）。

  25年后的1980年，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复查，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建议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予以平反。后经中共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原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原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两人因在1954年党内揭发了饶漱石案件而受牵连，被指控“包庇反革命”、潘汉年又被钦点为“秘密投降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两人被关押九年，才于1963年审判，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16年。潘汉年1977年在服刑中去世。到1982年、1983年，才经中央审查先后予以彻底平反。1955年因潘汉年案受牵连被逮捕的800多人，到1985年，才基本善后完毕。（见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63页）

  但是，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大书特书为“伟大成绩”的这么大两件事，今天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给漏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潘汉年没有等到给他平反的那一天，是含冤而走的。他是为新中国的建立冒死做地下工作，为解放全中国立过大功的人！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的监狱中。当年突击写的那本历史书说他是“反革命”，抓出他是“肃反的伟大成绩”，写到书上，流传世间，家喻户晓；25年后给他彻底平了反，但55年后写这一段历史时，对他们的事却一字不提。胡风、扬帆、潘汉年地下有知，该作如何感想呢？当年那本书，在今天的价值，就是原原本本反映了当时的观点，诬陷了好人，为后世留下了恶劣影响。不明真相的人再看到它，还会把这三个人当成真正的反革命看。纠正过去是书上的谬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受害者恢复名誉，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的、责无旁贷的义务。为尊者讳，是为尊者帮了倒忙。

  又如，除“四害”中的麻雀，后来有专家证明它是益鸟，但当时被判定为“四害”之一，给予了毁灭性打击。据1958年那本历史书358页记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在1958年更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绩。例如安徽省在除“四害”高潮时期，平均每天有1万余人投入除‘四害’战斗，最多时候达到2500万人。从1957年11月至1958年5月，全国共消灭老鼠和麻雀3亿4千多只，消灭苍蝇、蚊子达1千余万斤。……已有692个县市基本上消灭了‘四害’。”一个省每天1万人逮老鼠、捉麻雀，29个省市都出动，每天就是近30万人。事后证明，老鼠没有灭绝，蚊子依然存在。麻雀在城市里似乎罕见了，还有多少，难以考证。

  当然，麻雀的冤案是自然平反。不再把它当做“害鸟”清除就是了，它是不会申诉喊冤的。但是，当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写的这么大一个全民行动的大事件，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也漏掉了。

   我绕这么大圈子，无非想说明，从条目数量的分配看，我倒认为，历史上的事多写几条，当前事件的条目数量应当简略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主张“厚古薄今”。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要从前人走过的路中寻求，这样才有利于后人的路走得更顺畅；眼下办理的各种事情，都在流动状态。其发展后果，不经时间检验，既不能轻言成败，也不必急于盖棺定论。当代人做的事，自己说如何如何，都不算数，50年、100年后做的结论，才是永久的。这也就是历史作为学术的一个分支，与为了完成当前任务而进行的政治宣传的分野岭。这也就是历史能够彰善惩恶的作用所在。他告诫每一个当政者，要小心从政，多为民众办好事。后人会铭记办过好事的人，让他们流芳千古；也不会放过一个作恶的人，让他遗臭万年。

             二、从宏观上看《大事记》条目，成就没有讲够，失误更为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期28年，总计干了两件大事：

 （一）建立新政权，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扫尾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最初三年，一是建立新政权，二是完成民主革未尽事业，如解放沿海岛屿、华南和大西南；剿匪反霸、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土地改革，实行民主改革，整顿社会秩序等。大事记中写到的，我不讲了。这里说的是书中漏掉的：

   1、解放沿海岛屿、华南和大西南的战果，没有记录。据1981年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记载：“1949下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歼敌237万人，……”《大事记》中漏记了不少战争大事，特别是一些战绩统计数字。

   2、1949年解放初期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基础性统计数字，这是新中国的起点，不能漏记；

   3、稳定社会秩序，平抑物价，救济和解决失业人员的困难，安定民生，为贫民办了不少好事；

   4、由政府拨出助学金，救济亲贫困学生，使其免于失学；

   5、工矿企业实行民主改革，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废除旧工厂中搜身等歧视、侮辱工人的制度，提高工人、工会在工厂及社会上的地位。

   6、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成就的基本统计数字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这些成就，书中都没有记录。

（二）新中国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思想、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1、思想改造与知识分子问题：

   （A）大量印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改造人的思想。《大事记》有关马恩列斯毛著作的出版共6条。与当年的事实出入较大：马列著作的出版中，《大事记》漏了的有《列宁全集》从1955年开始出版、前后出版了35卷。《列宁选集》四卷本1963年出版；《斯大林全集》13卷、和他的最后一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在当时是大事，毛泽东还专为此事发电报给斯大林说：“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227页），再如苏联《政治经学学教科书》的出版，当时是从毛泽东到所有在职干部的必读经典，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影响深远，这一历史事实不应没有。

  （B）从60年代初，《毛主席语录》开始的印刷起，它的版本、数量在全世界出版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不应当一字不提。

   据有关专家统计，从1951年到1965年的15年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累计印数约1000万部；65种单行本共印了6．6亿余册；1964年出版的甲、乙两种《毛泽东著作选读》，到1965年底，总印数已达。7500万部。

1966年至1970年，《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版本和印数毛泽东著作以汉文、盲文、8种少数民族文字、36种外文共46种文字出版了42．06亿册。其中《毛泽东选集》(1-4卷)普及本6．9亿册，合订本5400万册，《毛主席语录》10．53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及各种汇编本、单篇本24．09亿册。（资料见网文：方厚枢的《文革期间毛泽东著作办公室始末》、《毛泽东著作出版记事》）

    这些应当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不应当漏记。

  （C）“文革“及其以前17年，毛泽东的思想言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项工作都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中起着统帅作用，因此写28年的历史，不能忽略毛泽东新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大事记》中已有的条目，这里就不说了。现在说的是漏记的：

    （1）1951年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及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讲话。他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文集》第六卷184页）；

    （2）1954年关于《红楼梦》问题和批判唯心主义的指示；

    （3）1955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

   （4）1956年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写的序言；

    （5）1956年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写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能的历史经验》。

   （6）1963年—1964年对与苏共论战的一系列文章的批改；（

     7）60年代初，关于教育、卫生、文艺的一系列批示，等等。这些都指导了一个时代的几亿人口行动。《大事记》中不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通过《毛泽东选集》等著作和一系列文章、批语、社论、讲话的发表，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批判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批判电影《武训传》、在知识分子想改造中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胡风的文艺思想、批马寅的人口论，……；在批“反面教材”的同时，又树立了很多正面典型、罗盛教、董存瑞、罗盛教、刘胡兰、保尔·柯察金、雷锋、王杰、焦裕禄、大庆、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等。

  以上这些问题，在《大事记》的条目中应当有充分的表述，多数没有提及。

     （D）知识分子问题，《大事记》仅记录了周恩来作的两次关于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讲话，但是惟独没有记录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论述，比如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以及“反右”、1958年到文革前夕的许多讲话。周恩来的那两个个讲话，一度使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第一次是1956年初，掀起了年轻人“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但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就被斥为“白专道路”，不少人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第二次，是60代初，曾经引发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高潮，连中央统战部都要建议为右派进行甄别，但不到半年，八届十中全会一开，就被全部扣上了“翻案风”的帽子，从上到下挨了整，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17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大事记》却忽略或遗漏了，单记不起主导作用的周恩来两次讲话不全面，也不准确。知识分子问题，是建国以来，特别是前28年，最大的历史教训。要想记取，首先不能忘记。忘记，就有可能重蹈覆辙，那将是国家的大不幸。

      2、政治战线上的大革命——政治运动

   《大事记》漏记了1955年从抓“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发的的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据记载，“经过全党全民一年左右的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仅1955年请查出并经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即达8万1千多名。……在运动中为130万人搞清了各种政治问题，丢掉包袱，更安心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第一版154页）

   对于政治运动的记载，如镇反、取缔会道门、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社教等，有的只点出了有这么回事，没有具体事实和数字。而有些数字，目前特别需要权威部门给予澄清。比如，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目前只有一个官方数字，就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宣布的55万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411页），看来这是一个概数。

    因为在2001年，同样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在有关“反右”的一段叙述中，这个数字没有了（该书126页），而到三中全会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中，才有一句：“到1980年6月，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该书179页）目前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版本，把人们弄糊涂了。比如，据《沉冤昭雪》一书记载，到1980年右派改正工作结束，在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分子达552871（有的书是552877）人。有零有整。（该书33页）与权威机构写的54万人，就有差距。甚至超过了前面引用的1957年划为右派的“55万人”的数字。

   到底当年打了多少右派？从“严重扩大化”这个提法看。改正了54万，说明当年定为右派分子的数字，应该最少要大大超出54万的一倍（50%）以上。否则，比如倒四六、倒三七、倒二八，错划的多，划对的少，那就不是“严重扩大”的问题了。因为毛泽东讲过，看问题，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一个指头错了，九个指头对了。说明成绩是主流；九个指头错了，仅有一个指头对，说明错误是主流。这是基本的唯物辩证法。所以一些数字，应当由权威机构出面公布准确数字，排除各种流言，以正视听。否则，权威机构对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版本视而不见，也不纠正，就有失职之嫌了。其实查查当年档案，一公布不就成了吗？按中央规定，30年以前的档案就可以解密，不应当再保密了。

    还有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大事记》只写了一条：“７月２日—８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原定议题是总结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但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上自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下到普通群众的800多万人受批判，300多万人受处分的特大冤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1001页）却被作者们用不到40个字轻轻交代了。这样写，如何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如何面对那些冤魂、冤案？

       3、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总计写了六条

（1）、　1953年1月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制发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1951年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会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试点，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５日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

（3）、1955年12月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从此，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到１９５６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９６．３％。

（4）、1953年6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

（5）　1956年１月１５日　北京各界２０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在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6）、1960年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

   这些条目，在时间上有断线，内容上也不全面。一是手工业改造只是附带写了三个字；二是对资改造丢了重要条目；三是农业改造，从1955年到1960年之间，空了5年，丢掉了不少重要的关键性的文件：

（1）1951年6月全国第一次手工业会议举行，确定了今后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1954年12月第四次手工业会议，研究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2）1955年12月21日召开全国第五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规定两年内基本实现手工业合作化

（3）1954年9月，政务院223次会议，通过《公私合营工业暂行条例》

（4）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决议》，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偿地改变其所有制，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给与必要的工作安排，从个别企业的公司合营，逐步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

（5） 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判了合作化问题上的保守思想。

（6）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七届六中会做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6年6月国务院3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决议；

 (7)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在农村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知指示》。指示要求“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8号）

（8）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运动发展很快。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26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1200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各民族农户的99%以上。”

    大事记这种体裁，表面上看去是按年月日排列的一些互不关联的条目。其实一部高质量的的大事记，各个零散条目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是可以随便抽出或添加的。把这些条目从分散的各个年月日中抽出来，分类排队，归结到一起，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历史脉络与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在三大改造方面所选录的条目，归并起来按时间一排列，就可看到《大事记》的选录既不完整，也不系统，更不能准确反映历史实际。以上漏记的八个条目，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不应当漏记。

       4、关于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人民参加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进而出现了三年困难。几千万人付出了代价。《大事记》对这五年的记述，用了41个条目。而其中与上述大变革有关联的，只用了 9 条。全文抄录如下：

1958年 （1）　５月５日—２３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举行，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

(2)　8月17日－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3)  １１月２日—１０日　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中央工作会议。此后到１９５９年７月，相继召开一系列会议，初步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

1959年 (4)　   7月2日－8月16日　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原定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但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1960年 (5)  　1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 
　　1961年 (6)  　1月14日－18日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先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7)  3月6日　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其他部分省区也实行了类似办法。 
　　(8)  ３月１５日—２３日　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随后，工业、商业、手工业、科学、教育、文艺领域也开展调整，并相继制定了工作条例。

　1962年　 (9)  １月１１日—２月７日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大事记》1958——1862年这五年的41个条目中,写首都十大建筑、水库、铁路、电视台等伟大建设成绩的7条；工业建设成绩4条，体育成绩3条，社会与民族问题3条，政权建设、干部参加劳动、军事、外交、文化、阶级斗争等15条.涉及到大跃进运动的有6条半（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的，后期才批判彭德怀，因此算半条）。真正写“左”的错误只有两条。而且是空的，没有事实。

    至于第二条、第五条提到的 “共产”风。”一语，有点突然，何谓“共产风”？为什么要“纠正”？不明真相的人，看了确实不知所云。

      《大事记》的条目，虽然都独立成条，但条与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列关系、接续关系、总分关系……等一系列写文章的章法还得讲究，不是随便把一些条目按时间排列起来、凑在一起就成。有表原因的条目，就应当有表结果的条目。有结果条，就应当有原因条。共产风的来龙去脉、彭德怀被批判的原因和处理结果，都应当有适当的条目交代清楚。

   再如第九条所谓的“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又是从哪里来的？困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不写清楚？

关于毛泽东错误地“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已如前述，不过还要补一点，在上述九条中，有两个重要文件漏掉了：

    （1）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2）《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这两个文件指导了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但是专家们下笔，确实做到了惜墨如金，给省略了。就连所谓“反党集团”其他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用“等人”二字，给代替了。但是，他们才是真正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为了党和人民利益敢于犯颜直谏的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对于党的高级干部尚且如此，那些在困难年代被饿死的普通百姓就更不足挂齿了？难道这就叫“宜粗不宜细”吗？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看，关于大跃进这一段历史，就写得很不认真。

       5、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和三年困难的真实情况是如何的呢？

  1958年的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把从958年称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写到钢铁工业的大跃进时，作者说：“从1958年1-6月全国各地新建土洋小高炉10万1千多座，到 8月底又增24万座。而到9月1日又突增至35万座。其中98%是‘土’高炉。……截至9月15日全国投入生产的土高炉有11万6前多座，小转炉490多座。9月15日河南5万多座土高炉，创造了日产生铁186.940吨的新纪录。河南丰产‘卫星’放出后，山西、河北、山东……决心赶上去……人民群众的‘土’高炉发挥了威力，千万座小高炉的铁水汇集成了巨大的钢铁洪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钢铁产量，人们歌颂小土高炉是‘别看此炉土和小，人人称他先锋号，一天出铁七百斤，一年下来象山高。”（该书337页）

   到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的，只有800万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419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条目看，5月八大二次会议发动大跃进，8月，“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初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看来也就是几个月，也不太严重。实际情况呢？看看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是如何写的：

   1959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在大会或小会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彭、张历史上的是非，“新账老账一起算”。林彪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给批判定下了最高调子。……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该书434页）

    “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该书435页）

   “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直接结果是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紧张状况，视而不见，硬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中心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大跃进的新高潮。’”“坚持以钢为钢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1958年到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22.8%。再次是……财政收支不平衡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436—437页）

“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倒1951年的水平。……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437页）

      6、经济发展与技术革命

   经济发展、技术革命，总计40条。《大事记》中记录了一些零碎成就。属于综合统计只有两条：“一五”计划完成、1965年的统计。如果能把1949年的基础统计、1952年经济恢复结束时的统计也写入，就完整了。可惜没有。

   具体的工程项目完工，如钢厂、煤矿、油田的建成投产、首都十大建筑的完成等等，就占了20条目。属于执政党中央和政府下达的指示、法令就占了13条，只发了命令、措施，效果如何，各地执行的成就有哪些，没有记录。比如，以滚珠轴承化为中心的工具改革，生产技术、操作技能的革新等等，还是有不少典型的，在工具改革方面，最初推广双轮双铧犁，运输工具的轴承化，后来又引进拖拉机、康拜因等，在技术操作方面如郝建秀工作法、吴吉昌植棉法……等许多著名劳动模范的发明创造，在当时对生产的提高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大事记》中根本没有反映。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是我国跨入原子能应用的时代。这样的大事，不应当漏记。

   在经济领域，宏观指导上经济恢复时期、一五计划时期，在国务院由周恩来、陈云等主持下，成就很大。最大失误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1958年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指挥生产，企图用打淮海战役的方法，全民动员，以钢为纲，以为把1070多万吨钢生产出来，就可赶上英国。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从总结历史教训角度看，应当记入史册，让后人引以为戒。可惜《大事记》在这方面记得很少。

            7、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1962年8月。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会议期间，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申诉书。毛泽东认为是翻案活动，不能平反。康生认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他同意把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被说成是“反党集团”，并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小组，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审查。会后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江青指责昆剧《李慧娘》（因剧中有鬼魂出现）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1963年，她组织人写文章在报纸上尖锐批判《李慧娘》，毛泽东写了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文化部和文艺界立即开展了整风运动。在哲学、经济学、小说、戏剧、美术、教育、卫生……各个领域，都选了一些有独立见解、与毛泽东观点不同权威、专家做典型，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合二而一”、“经济主义”、“历史主义”、“新人口论”、“中间人物论”……等的批判。统称之为“文化革命”。以致从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入手，引发出政治上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对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忽略了。

         三、其他问题。

   以上仅从社会主义革命大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军事、外交、社会、政权建设等方面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看了十七年大事记，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口。1953年第一次划乡、普选时，全国人口普查，到1953年6月30日24时止，全国人口总数为6亿零193万八千零35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一字不提。

   军事上推行林彪的“突出政治”，错误批判罗荣桓、罗瑞卿的军事路线，外交上错误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这些都对整个国家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大事记》都忽略了。

  在记事方法上，也有一些值得推敲之处。比如，《大事记》有不少一句话条目：

  1950年　　２月２４日　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1958年  １月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布施行。

…………

这些法令、条例公布后，在全国社会生活中发生过重大变革，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城乡二元户口，至今还在起作用。但是只列了一个标题。既没有写出事，也没有什么“记”。什么叫大事？大事记的条目应当如何表述，专家们应当比别人懂得多。用这样的方法记事，就不能叫大事记，充其量只能叫大事目录。

以上看法，仅供参考。            2009.12.24.14.2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