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 >>南方周末>>第1379期

台湾成立廉政署：战斗刚又打响——马英九风风火火表决心 政客们心事重重暗阻拦

作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寇爱哲 特约撰稿 陈婉容 发自台北 2010-07-22 00:54:11 来源:南方周末

二十多年数次“设立廉政署”提案均夭折。台湾政界大多数人都担心，“自己同意设立的机构反过来害自己”。

困境依然存在：设立了廉政署，机构效率堪忧；不设立，无专责机构肃贪；级别高，恐打击异己；级别低，难发挥作用。

“我有决心！我有非常大的决心要建立干净政府！”宣布成立廉政署时，马英九振臂高呼。不过一些“立委”说，“马英九有他的办法，我们有我们的。”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图）

台湾司法界二十多年前开始司法独立运动，近年更是铁面起诉前领导人，几乎贵为“华人司法之光”。然而7月14日，台湾司法界爆发了“大丑闻”。

台湾“高等法院”法官蔡光治、陈荣和、李春地，与检察官邱茂荣四人，涉嫌收受前“立法委员”何智辉贿款为其脱罪。甚至就在调查局前往拘提何智辉时，何提前一步得到风声跳窗逃脱，招致舆论一片哗然。

事实上，5月下旬台中市黑帮枪击案，就已经牵出当地警察与黑帮关系密切的警纪问题。清廉是马英九的金字招牌，也是国民党两年前重掌政权的关键因素。

为宣示肃贪决心，马英九7月15日责成台湾“法务部”研拟成立“廉政署”草案，20日宣布“廉政署”成立，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

马英九摇摆的决心

新设置的“廉政署”隶属于“法务部”，初期将从台湾各政治风纪单位选拔200名精英，授予其“司法警察权”，可以进行逮捕行动。

此前，台湾“廉政署”一直被寄望于仿照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香港廉政公署，直属最高领导人，以获得最大的反贪威慑。不过7月20日马英九说，因为司法体系不同，完全仿照香港新加坡的做法，“会打乱制度，产生很多问题”。

在是否设立廉政署的问题上，马英九曾经意志坚定。他1993年担任“法务部长”时，曾提出参考香港、新加坡做法，研究将”法务部”政风司升级为廉政局或政风局。不过在2008年“大选”期间，马英九对成立廉政署的态度转为“不必要”，也曾对媒体表示台湾没有必要设置像新加坡、香港那样的廉政机构，因为台湾有”法务部”调查局，实际上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马英九一直摇摆到最近几天，几起弊案导致的民众支持度下滑，令他不得不痛定思痛下定决心，挽回声名，更主要的是，年底的五个重要城市的选举迫在眉睫，马英九和国民党决不能落在被动。

马英九的宣布不代表“廉政署”就成了定案，新机构要成立，得经过“行政院”和“法务部”研拟后，送往“立法院”通过才行。“以‘立法院’现在的结构，这个案子应该会通过。”以反贪著称的“立法委员”邱毅比较有信心，他说，“马英九端出的廉政署这盘菜和民进党时期提出来的方案大同小异，所以民进党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但是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和功能，这才是重点。”

不过，“立委”当中的反对声音并不小。另一名国民党籍“立委”曹尔忠毫不隐讳地说：“我赞成肃贪，但坚决反对廉政署！”

台湾“监察委员”钱林慧君也表示，行政体系中已有“调查局”，在“法务部”下设“廉政署”，成员依旧是自家人，从人性上来说，“很难期待这些人有大义灭亲的情操”。

二十多年提案均无疾而终

类似“廉政公署”的方案，在台湾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此前相关提案多次提交台湾“立法院”，都是由民进党籍“立委”提出，而被国民党反对。

1987年，“立委”赵少康第一次提出“廉政署”提案，此后二十多年，历次提案都是在程序审核阶段就被挡下来。

国民党时期被认为最有声誉的“法务部长”马英九、民进党时期同样被誉为“陈青天”的“法务部长”陈定南，任内都力推此案，最后都无疾而终。

“陈定南一上台就要扫除黑金，提出《廉政署组织条例》，送到‘立法院’后，当时在野的国民党和亲民党都反对。”邱毅回忆说，“国民党和亲民党利用‘立法院’的多数席位，把这个提案挡了几十次。”

“如果成立廉政署，对‘立法委员’或者一般的官员都可以查，过去通过不清楚的政商关系获得的不当得利恐怕都会被查出来。”一直关注廉政署的设立、并多次参与相关讨论的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江岷钦说。

“台湾过去的政商关系其实相当复杂，除非有‘日落条款’，之前的不查，也许过去政商关系比较纠结复杂的人，才不会担心最后设立的机构反过来害自己。”

事实上，在台湾“法务部”下早有政风、调查两大系统负责肃贪。

1992年“法务部”设“政风司”，专司“政治风气清明与防制贪渎”之职。但政风机构没有司法调查权，工作最后都要交给检察官或调查局来处理。“政风司”副司长管高岳曾说：政风人员“没尊严”、“没资源”、“没调查权”。

而台湾“调查局”下的“廉政处”虽具有司法警察权，但主要负责“台湾安全”，肃贪只是它九项职责的其中之一，至多算是兼职。

所以，早在2001年陈定南推动建立“廉政署”时，由“调查局”工作人员组成的“调查员改革协会”就发表文章《成立廉政署之前，请先改革并善用调查局》，呼吁政府不妨“释放调查员战斗力”。“调查局”曾经有肃贪的显赫成绩。“当年调查局长吴东明上任之后，找到了非常能干的刘展华，带着一群不错的调查官，把法院、监察委员、立法委员、政府大官抓了一批。”前新党籍“立法委员”、法官出身的谢启大说。

“在目前台湾的政治氛围中，无论蓝绿，即使有心在廉政上提升，也只是在道德的思想层次。”江岷钦说，“一旦落实到实践层次，人人害怕磨刀霍霍落到自己头上。这些立法委员对对方没有信心，对自己也没有信心。所以只是因应整个社会的道德需求，大家附和一下。”

“廉政署”的困境

所以，当此次“廉政署”的方案看上去真的要成为事实时，反对的声音也不再以蓝绿区分，因为对廉政署的忌惮其实贯穿始终。

国民党团就对此态度相当保守，有国民党籍“立委”公开表示此举是“脚痛医头”。

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甚至对媒体说，这只代表马英九要借此掌控司法、检调，“他手上有血滴子和东厂！”

尽管如此，对于廉政署的级别这次的提案还是不尽如人意。“放在‘法务部’底下连下策都算不上，它的级别太低，没办法抓大老虎，只是把原来的政风人员拿过来换个招牌。”邱毅说。

有部分人士质疑，廉政署一直难产，原因之一是“调查局”担心肃贪大权被瓜分，因此极力反对。上周六就有调查局官员表示，肃贪成败关键在于加强原有办案人员职权，而非成立新单位造成资源浪费。

“各个机关的政风司对于自己系统里面的贪污都没有抓到，一点都没有这个能力，把它的名称提高为廉政署，你就具备这样的能力了吗？今天就算给廉政署这个级别，一下子怎么培育这些人来？”谢启大质疑说。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台湾设立“廉政署”所面临的困境是：设立了，机构职能重合，效率堪忧；不设立，无专责机构肃贪；级别高，恐打击异己；级别低，难发挥作用。

究竟谁会执掌肃贪大权，现在成为人们更关心的问题。“过去调查局用错了一个人，叫叶盛茂，他任内七年把调查局招牌搞垮。检察总长用错了陈聪明，特侦组的功能完全没有了。后来马英九提名黄世明，整个特侦组就脱胎换骨，所以用对人是很重要的。”邱毅说，“华人社会还是人治的社会，人的因素最重要，用对人就成功了一半。”

“台湾媒体已经太发达，都会监督。”江岷钦说，“行政体系贪污的几率也很低，因为它分工很细，彼此互相牵制。而政治的贪污，经过了几次政党轮替，双方都知道如果贪污的吃相太难看，政党轮替后就会被掀出来，陈水扁就是个具体的典型，他已经把‘总统’可能的贪污模式和方法统统过一遍了，让马英九无从复制，之后的人也无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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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党前主席谢启大：“贪污者就在那里，关键是谁去抓他们”

作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寇爱哲 发自北京 2010-07-22 00:59:45 来源:南方周末

“如果今天台湾的司法官争取到了独立，但却没有独立的能力，还是想在这个位置上升官牟利的话，那么其实是另外一场更大灾难的开始。”

谢启大是台湾司法独立运动最早的主力参与者之一，也亲身经历了近年来台湾司法界的乱象，尤其是最近爆发的一系列司法官贪腐案，促使她接受本报采访，坦率地谈了台湾司法制度的根本问题所在。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最近的司法官集体受贿弊案？

谢启大：台湾法官集体受贿，被检察总长黄世明带领特侦组去搜查、收押，有人认为这是台湾司法界最黑暗的一天，但我不这么看，这应是台湾司法界出现曙光的一天。

为什么这么说？司法界这个环境，是容易让掌握大权的司法官腐化的。虽然“宪法”上保证司法官独立，但是台湾司法官以前不太独立。20年前，台湾的一些司法官开始争取法官的独立。当时的代表人物高新武检察官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今天帮助台湾的司法官争取到了独立，但是司法官却没有独立的能力，还是想在这个位置上升官牟利、去讨好上级的话，那么其实是另外一场更大灾难的开始。”而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南方周末：台湾的司法独立一直给人印象深刻，审判陈水扁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现在的状况，是否因为台湾司法制度中，依然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

谢启大：台湾的司法制度里，以前有担当的法官很难在这个制度里生存。经过20年来司法内部人的觉醒和努力，已经陆续产生一批不错的检察官、法官敢出来对抗权威，对抗贪腐，可是人数仍然远远不够。绝大多数的好的司法官习惯了独善其身，不以法官办案的态度去侦办贪渎的同僚。再加上司法体系里掌握有很大的权力，使得很多司法官把持不住。

对于好法官，只要不想升官，行政不能影响你，但对于某些没有原则的法官，他们还会揣摩上意。当然，当权者不会像以前一样赤裸裸地干涉司法，但是还是会用很多工具制度引诱你。例如最大的引诱就是升迁，从一审到二审、三审，假使你配合，就会升得比较快。而司法行政系统一般也比较喜欢找那些“听话”的司法官。

现在我们却看见很多所谓自称改革者，却和权力核心结合。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合一了，于是他们往往进入了权力核心，年年考级最优，如此怎么能达到司法改革的目的？

现在好的法官虽然比20年前稍多，但是基本上并没有完全涵盖住绝大多数的法官，它只涵盖了二三成不到。那种很坚定，坚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仅只有一成左右，所以远远不够的。

南方周末：以往观察者会觉得，台湾的贪腐问题主要是集中在高层政治人物当中。但是现在看到，中层基层官僚、司法官当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谢启大：现在司法的监督机制没有跟上。而要怎么去监督呢？“司法院”虽然有刑事厅，民事厅，可以事后监督法官的审判，可是事后的抓弊端并不容易，因为法官搞鬼，只有法官自己看得懂。

内部监督的机制没有了，“监察院”本来可以从外部监督法官。但是他们自捆手脚，不去对法官的案件做事后监督。其实找几个好的检察官法官来做“监察委员”的话，法官的贪渎是可以抓得出来的。但是马英九聘请的几个“监察委员”，要么操守非常差，要么属于好好先生，要么干脆不具备监督司法的能力，所以监察监督系统就不起作用了。

再者，法院里也没有专设的法官法庭。以前曾经起诉过几个贪腐的法官，纵使一审判有罪，二审的时候几次被“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因为一定会遇见自己人。所以不少司法官敢为所欲为。我自己当法官连实习时间一共12年，看过太多会收钱的法官检察官，而至今大概就两三个被抓到了，绝大多数人都没出事，还是安然于位置上。

南方周末：台湾的“调查局”本身应是肃贪的重要力量。为什么它效果不彰？

谢启大：曾经肃贪口碑不错的调查局长吴东明曾起用调查官员刘展华及一批干员，事后吴离职，刘被冰冻起来，因为李登辉要变调查局成为他的东厂。从那次以后他就用了一个无能的调查局长。接着，陈水扁时代用了一个叫叶盛茂的调查局长，结果帮陈水扁隐藏贪腐证据被抓起来了。现在即将上任的调查局长，也到了很快要退休的年龄，怎么有魄力去做事。

这些调查局长，要么就是无能，要么就是贪腐的共犯。经过他们领导了二十多年之后，调查局里面真正有能力有操守的人，要么就勒令退休，要么就被冷冻起来，绝对不会重用。他们用这个机制来维护当权者，来排除异己，甚至湮灭证据，所以调查局不会发挥功效。

所以必须把冰冻的机器复活，把有能力有操守的人重新起用，让调查局这么多年培养的人办案子。我还是看重人，制度固然重要，它可以保障好人，但它也可以让好人在这里不能做事。即使一个非常差的制度，如果那个人真有心做事，他也可以在困境中冲出一条路来。

南方周末：马英九在做“法务部长”的时候也推动过建立廉政机构，陈定南任“法务部长”时也推动过，但都建立不起来。

谢启大：我一直问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廉政署，兵在哪里？依照目前台湾的设计，把政府机构里搁置多年毫无作用的政风司拿出来用，那实在不必了。今天要真的推廉政，“调查局”绝对有能力去抓贪污者，甚至大家都看着贪污者就在那里，可是如果“总统”逢年过节去拜访台湾最大的贪污者，把明知是掏空台湾的财团纳入到这个党那个党的最高权力机构，那谁还敢去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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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潜伏”了，有的“冬眠”了——官员财产申报制试点地方探索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周楚 发自北京 湖南浏阳、湘乡、湘潭、长沙 2010-07-22 00:46:05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近日，官员财产公示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本报记者走访湖南浏阳、湘乡等试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地方，探寻这一源自西方法治社会的反腐利器，在中国地方现实政治土壤中的生存状态和制度变异。

浏阳和湘乡纪委官员，都曾担心媒体的过分苛责，可能将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外界的批评，可能成为反对改革的借口，而反对者主要来自“内部和它的上层”。

与被公示的干部一样，浏阳、湘乡、慈溪等地探索干部财产申报的试验，同样是置自身于众目睽睽之下，上下、内外的压力不言自明。 （CFP/图）

没说停，也没说继续

“阿勒泰廉政网”上的公示栏信息，依旧停留在2009年2月。

“谁说我们试点结束了？”7月19日，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询问，湘潭市纪委一位领导反问。

2009年11月，湖南湘潭市下属的县级市湘乡，一举公布市委、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以及公检法主要领导等69名正、副县级干部的住房情况，被认为是目前最彻底的财产公示。而湘潭市纪委正是这一改革的操刀者。

湖南湘乡69名官员的住房情况在公示一个月后撤了下来，至今半年过去，尚没有后续的动作。

自2009年2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全国首先公开当地官员的财产之后，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和湘乡等地纷纷加入探索行列。南方周末记者调查采访发现，有的试点仍在继续，但选择躲避舆论关注，有的试点则陷入“冬眠”状态。“我们没说不做了，也没说要继续。”在湘潭市纪委，一位湘潭市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湘潭市纪委一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住房公示的做法后来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推广。本报记者向包括湘潭市纪委主要领导在内的多位官员正面求证，结果都是不置可否。

“我们还没来得及写总结。”湘乡市纪委常委方永红说，她表示不便发表意见，因为处级干部管理权限在湘潭市，试点由湘潭市纪委主导。

此前，新华网和《三湘都市报》的报道说，湘潭属于中纪委的试点，它将官员住房信息公开的试点任务，交给了其下属的县级市湘乡。经手此事的湘潭市纪委党风室主任崔旺表示，相关材料已经上报上级纪委，但目前不宜公开。

湘潭市纪委婉拒了本报记者进一步采访的要求。“我们是按上级纪委的要求进行探索性工作，一切听从上级组织的安排。”湘潭市纪委书记彭雁峰给记者发来短信解释说。

在遥远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推行官员财产公示一年多后，“阿勒泰廉政网”上的公示栏信息，依旧停留在2009年2月。不过记者也发现，惟有该地的公示信息，一直没有从网站上撤除。

当初主持这一改革的阿勒泰纪委书记吴伟平，在去年8月因积劳成疾去世。

对于吴伟平去世之后，阿勒泰这一改革的未来如何，包括三位纪委副书记在内的阿勒泰官员，都拒绝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采访。

“第二步”，小步走

“我们网站上有一只鱼（动态窗口）到处飞，那还不够明显吗？”

与新疆阿勒泰、湖南湘乡“试了一步”相比，浙江慈溪和湖南浏阳，都已进行了第二轮的官员财产公示。不过，它们的动作都小心翼翼。

浏阳刚刚在7月5日至8日，进行了新一轮拟提拔干部的任前财产公示。他们吸收了一个多月前下发的中央“16号文件”（即《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精神，在申报内容上进行规范，“它有的我们都有，它没有的我们也有。”

不过，7月13日，南方周末记者到浏阳联系采访时，有官员并不知晓几天前新一轮干部任前财产公示的消息。“那不都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他问道。

但浏阳市纪委表示，他们已经提前发出了预告。“我们网站上有一只鱼（动态窗口）到处飞，那还不够明显吗？”浏阳市纪委常委潘礼寿对本报记者介绍说，浏阳人已形成见到人事公告后去看财产信息的习惯。

7月2日，《浏阳日报》刊登了这批干部的任前公示公告，记者看到，公告列举了年龄、学历、现职和新职等信息，但未公布干部财产公示的时间和具体的方式。

慈溪的新一轮公示，在2009年12月和今年1月完成。最大的变化是，公示对象由“副局（科）级以上的市管干部”扩大为“全市市管干部”，主要是增加退居二线的干部。公示内容亦有扩大，比如增加登记子女、配偶名字房产信息。

不过，四中全会之后被要求列入领导干部个人重要事项报告中的“投资”，未出现在公示表中。慈溪市纪委给南方都市报的解释是，“在中央对报告的样式出台细则之前，我们只坚持原来的做法。”

浏阳和慈溪在去年第一轮公示中一些争议较大的做法，在第二轮公示中也基本不变：在慈溪，公示地点依然在各个单位内，不登报，不上网，张贴3天；而在浏阳，被公示对象仍为新提拔干部，同样只在网络上公示短短的3天。

事实上，对于公示时间问题，众网友在去年已有所批评。去年9月在“浏阳论坛”，版主“店小二”告知网友可前往“浏阳党风廉政网”查看公示信息，那时已是公示最后一天（2009年9月24日）的上午8时48分。后来错过时间的网友打开该网站相关公示栏，只能见到一朵寓意“廉洁”的莲花。

浏阳市纪委常委潘礼寿却不认为3天时间太短。“这是一个科学的制度设计。”他说。浏阳去年公示的三天里，第一天点击率上万次，第二天剩下五千多次，而第三天只有几百人。他认为，“真正关心的，前面两天就去看了。”

本报记者获得许可，观看浏阳市纪委的网站后台，发现公示信息有留言功能，但均未填写。难道没有网友回复？工作人员解释说，只有管理员才能看得到留言，而只有领导才有管理权限。潘礼寿表示，留言严格保密，是为了保护举报人。

在当地最热门的“浏阳论坛”，仍可以找到去年4月以来的14条相关帖子，而有关新一轮公示的话题数则为0。而本报记者在“湘乡论坛”尚能搜到1条相关的帖子。

浏阳只公示新提拔干部，曾被人认为是力度不够。潘礼寿说，事实上，今年3月，全市所有干部财产档案已全部整理入档，“表格跟公示的一样，时机成熟可以公布。”他现在正酝酿，将调动岗位的干部也纳入公示范围。

纪委被围观者“吓”得不轻

那些前来“取经”的地方，至今都没有推行财产申报制。

各地试水财产公示的过程中，纪委官员们显然都被蜂拥而至的媒体“吓得”不轻。面对激动的围观者，他们有意回避“官员财产公示”的字眼，难言之隐溢于言表。

慈溪自始至终都拒绝戴上媒体所给的“试点”帽子——在媒体报道中，它和新疆阿勒泰被称作“一东一西两块惹人注目的‘试验田’”。当时推行此制的原慈溪市纪委书记周忠贤，几乎每次都要跟媒体澄清：“我们做的是‘廉情公示’，不是‘财产公示’。”

“廉情公示”，本意是对国家建立预防腐败体系战略的呼应，想建立“廉情预警信息机制”。它还包括廉洁自律、廉洁执政情况等，这些情况纪委更加看重，但是，“媒体大多只对财产公示感兴趣”。

在慈溪当地官员看来，慈溪廉情公示只是每年年底例行的“述职述廉”工作的延伸——“纸上写写”变成了“贴到墙上”，并非改革或试点。

而浏阳也曾经为这一改革的称呼感到烦恼。去年3月，浏阳推出“十廉”制度，同样是对建立预防腐败体系的呼应，包含公开诺廉、个人述廉、群众评廉等内容。没想到只有列最末一项的“申报示廉”，在媒体的报道中被单独放大，结果造成全国轰动。

潘礼寿坦言，自己最担心媒体断章取义。比如，他此前曾解释说处级干部管理权限在长沙，但还是有媒体拟出“湖南实施官员财产公示仅限科级干部”的标题。

他甚至还曾与一位外地记者辩论了几句。那位记者追问：为何只对本地公开，外地人完全看不到公示的预告？而潘礼寿则认为，只有本地人真正关心，也真正了解并能监督这些官员的财产情况。

在这些地方纪委的眼中，媒体的评论和网络的批评，更让他们感到如履薄冰。

地方官员力图使改革的步骤适应地方的政治生态，而公众的期望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双方之间的距离难以弥合。而地方对舆论批评的承受能力，也可能被媒体高估。

本报记者采访的浏阳和湘乡纪委官员，都曾担心媒体的过分苛责，可能将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外界的批评，可能成为反对改革的借口，而反对者主要来自“内部和它的上层”。

去年年底湘乡所推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尽管只涉及住房一项，但因触碰到当地最高领导在内的县处级以上官员群体，当时令舆论颇为兴奋。不过，当地对此事的态度很快转向低调。半年之后，本报记者7月中旬的采访请求，被湘乡市纪委推给了湘潭市纪委，湘潭市纪委推给了湖南省纪委。

湖南媒体人士透露，最初湘潭和湘乡两级纪委都接受了一些采访，但舆论将焦点放在号称房子最小的市委书记和房子最多、最大的某乡镇干部身上，并发出质疑。很快财产申报在当地官场成了敏感词。而当地媒体后来准备的深度报道，最终也没能刊发。

一种观点认为，公开的意义大于一切。潘礼寿掐指计算到浏阳探访的许多地方官员和北京来的学者。在他印象中，那些前来“取经”的地方，至今都没有推行财产申报制。

“还不是真正意义的财产申报制度”
   
阿勒泰“令贪官胆寒的纪委书记走了”，职位至今无人接替
   
但一个有意思的现实是，媒体、专家和网友们热烈报道、评论的官员财产公示，在这些“试水”地方，大多没有引起值得记录的轰动效应。
   
7月份刚刚被公示财产的几位浏阳官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公示对自己影响不大。在他们印象中，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身边亲友向他们提及此事。
   
湘乡市纪委常委方永红告诉记者，“我们很爽快地接下试点任务”。她说，纪委推行这一举措没有压力，整个过程非常平静。而浏阳市纪委同样表示，没有一个干部对此反弹。
   
平静的另一个表现，是到目前为止，从阿勒泰到慈溪，从浏阳到湘乡，几个地方的纪委都表示，至今没有人因财产申报问题被问责。有的地方甚至自称，从未接到任何举报。
   
从阿勒泰到浏阳、湘乡和慈溪，对于干部不如实申报、公示财产，相关处罚措施都是党纪处分，比如曝光，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和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等处理。
   
浏阳纪委常委潘礼寿担心两件事，一是法律关于隐私权的界定问题，二是万一官员都不如实申报怎么办？第一次公示后，他觉得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不能打包票说都真实，但大的不差。”他相信自己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但也坦言，无法保证所有信息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官员全都如实填写。
   
实际上，纪委有时也根据疑问前去调查。潘礼寿说，他曾经带人半夜到房产局查资料，结果显示房产确不属怀疑对象所有。
   
浏阳市纪委认为，公示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们发现，针对官员个人财产的信访少了，一些经商办企的官员也在退出，个别申报材料还成为办案的线索。
   
“现在各地出现的这些试点或者探索，还不是真正意义的财产申报制度。形象地说，100公里现在最多也就跑了10公里。”反腐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说，一个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包括“申报对象——申报——公开——监督——问责”5个环节，目前地方的探索，刚刚迈出“公开”的步伐。
   
事实上，这几个地方能够迈出“公开”的一步，更多取决于地方主政者的个人化的探索，并未有尚方宝剑在手。近日中央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对领导干部个人事项，仅规定为向本单位或上级组织人事部门申报。
   
在阿勒泰，采访过吴伟平的记者相信，阿勒泰能破冰官员财产申报，与吴的政治理想有密切关系。在2006年调入阿勒泰之前，吴伟平是新疆自治区纪委纪检监察室四室主任，“曾协助中纪委办理过多起案件”。吴敢于面对比较尖锐的问题。对“退钱赎罪”、礼金“零申报”等质疑，他都对答如流。
   
吴伟平去世后，一位网友在去年12月发表帖子纪念他：“令贪官胆寒的纪委书记走了”，惜乎应者寥寥。他去世至今已快一年了，阿勒泰纪检委书记的职位仍无人接替。在阿勒泰廉政网上，领导班子成员分工一栏里，纪检委书记的头像和姓名，仍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