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响“金融命门”争夺战

    7月25日，201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论坛在上海浦东举行。来自国内外的百余位学者、金融专家就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议题进行了研讨。

    新华社记者 张明摄

    欧洲债券危机让世界经济草木皆兵之际，威廉·恩道尔却饶有兴趣的盯着闹剧背后牵线的手——评级机构。

    这位旅居欧洲多年的美国金融专家，仿佛在看一场精彩的木偶剧，台前台后演员的配合可谓赏心悦目。在他眼里，一些著名投资银行的角色是“卧底”，早在2002年希腊要加入欧元的关键时刻，就“帮”这个国家设计了复杂的欺诈性衍生品，隐瞒其债务真相，蒙过欧盟官员和欧洲央行。

    到今年，美国赤字扩大、美国国债销售需要外部刺激的时刻，穆迪、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出手了。它们把希腊下调为“垃圾债券”级，欧元区立刻危机四伏。资本及时的从欧洲流出，转向了美元。

    在金融全球化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得被“评级”，每一个银行、大型公司都必须去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拿一个信用评级。作家弗里德曼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不过人们没有忘记，把全球经济拖入深渊的华尔街金融泡沫之所以崩溃，正是源于这些评级机构在证券化欺诈中把三A评级标签贴在有毒资产构成的债券上。它们是次贷危机的帮凶。

    中国看到了其中的猫儿腻。6月底，一批顶尖专家学者构成的“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向国家相关研究部门提交了《构建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议》的报告。结论是：美国评级机构严重威胁中国金融主权安全；美国评级模式及由其控制的国际评级体系潜藏着巨大风险。

    恩道尔说，过去10年美元建立了庞大的“债券金字塔”，本质上是又一个“庞氏骗局”。而三大评级机构是美元帝国机器的一个内置机构，它是个核心零部件。他给中国的建议很简单，长期看只有摆脱美元。

    中国的姿态却很谨慎。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说，金融危机把主导国际评级体系的美国评级机构拉下了神坛，可并没有改变美国机构继续作为全球评级信息唯一提供者的地位，“……全球经济仍面临因评级导致信用危机的威胁”。

    “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建议，中国需在5年内快速建立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从而实现“对内不受任何利益组织所控制，对外不为任何国际势力所左右。”

    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全面失守

    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掌控了全球95％的市场份额，它们垄断的触角也伸向了中国。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介绍，2006年以来，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评级机构利用我国在信用评级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收购中资评级公司，控制了中国2／3以上的评级市场，使我国正在丧失对本国信用评级市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中国的信用评级行业本身起步较晚，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有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远东、上海新世纪、大公国际等。美国穆迪2006年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还约定7年后持股51％；同年，美国控制香港新华财经收购上海远东62％股权；2007年，美国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美国穆迪曾出高价购买大公国际控股权，但遭拒绝。据称，美国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洽谈收购事宜。

    市场垄断只是表象。吴红认为，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评级机构已深入至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领域，在我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包括政府、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军工背景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的评级，进而掌握我国国家发展规划、各种重大商业机密和军事科技状况，这使得中国经济和技术信息、甚至一些国防技术信息对外暴露无遗。

    “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的调查认为，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全面失守”，主要由于我国在信用评级体系初创时期，缺乏相关经验和前瞻意识，从而产生了盲目崇拜美国评级模式的心理。这表现在评级机构之间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谋求生存和发展，无法保障评级机构在发生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时，以公共利益为重。中国的评级机构的定位与美国一样，是依靠市场调节的竞争主体，而且评级准入门槛低，评级机构众多，在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竞争机制使信用级别买卖公开化。向受评对象收费的评级收费模式，把评级机构与受评对象利益结合起来，很容易导致评级道德风险。

    同时，国家缺乏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系统规划，法规缺失，监管无力。我国在信用信息管理方面法律建设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有几个部门规章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作出简单规范，但层级太低，权威性差，明显落后于实践。监管多头负责，政出多门，浪费资源，还造成了监管的重叠与监管真空，实际的结果是，没有一个监管机构有权力和能力从全局的角度规划中国信用评级业的架构，统筹协调整个信用信息服务业的发展。

    信用评级是金融行业标准制定者，是整个行业的战略制高点。在欧元陷入债券危机时，唯一一家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就在自己的网站上转载了金融业内人士发出的“警报”：一旦中美经济出现矛盾或摩擦，不排除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有可能也会下调或做空中国企业和政府的信用评级，这将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

    该文章提出，对中国来说如不想避免“重蹈”希腊等欧盟国家的“覆辙”，就不能将自己的企业特别是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拱手相让”于外人。

    三大评级机构因何能呼风唤雨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看来，由“三大”评级机构参与的“金融战争”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主权信用评级也是一夜间被标准普尔下调评级，泰铢汇率应声下跌，随后东南亚金融危机进入深化阶段。这同今天的希腊主权债务引发的欧元危机，几乎是同一种模式。

    信用评级机构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或影响力？为什么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在全球呼风唤雨？为什么其他国家对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生杀予夺”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向松祚认为，这必须从当代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运行机制之中去寻找。

    他认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划分为五大市场，它们构成一个相互交错、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的全球价格决定体系。由低到高排列为：第一层是商品和服务市场；第二层是战略资源市场，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市场，也包括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第三层是股权资本市场；第四层是全球信用市场，包括债券和其衍生品市场；第五层，是最高层的货币发行体系和汇率市场。

    这中间，美国国债市场及其信用级别是全球货币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命门和枢纽。同样，每个国家的主权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则是该国金融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命门和枢纽。他说：“谁能够决定一国主权债券的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的价格水平，谁就站到了整个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权力之巅。”

    这种“神圣权力”显然被滥用了。“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发现掌握话语权和金融资产定价权的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绝对不是金融市场被动的旁观者。相反，过去10多年它们是次级贷款的垃圾债券最积极的推动者和利润最丰厚的大赢家。

    据调查，每一份叫做RMBS或者CDO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初次评级和持续审核费用在3万~5万美元／次左右。穆迪在这方面的收入从2002年的6100万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亿美元。标准普尔年收入从 2002年的5.1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亿美元，其中一半来自为这种金融创新产品评级。

    美国评级机构给次级债券的评级是，约75％为AAA最高评级，10％为AA级，另外8％为A级，只有7％被评为BBB级或更低。而到2007年第一季，该类债券的违约率就达15.7％。有人评论，这有如给予垂死的病人开出了一张健康良好的体检证明。

    据说穆迪总部大门口的青铜浮雕上有一句铭文，“信用：人与人间的信心所系。”但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发现信用是如何被玷污的。向松祚说，三大评级机构制造和推销有毒资产，不过是“将垃圾和狗屎变成黄金”的现代金融魔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称，金融危机再次清晰地展示了，“美国制造”神话的破灭，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其实是伪善。

    江涌发现，多年来，三大机构对亚洲国家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美元，国外净资产占GD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高评级的发达经济体，才拥有堪与中国一比的国际投资状况。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级别）。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

    迫于中国的压力，2004年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2008年8月，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整个发达国家经济风雨飘摇，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汪洋中为数不多的安全岛。如此，标准普尔才把中国的信用评级由A调至A＋。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远都被评为“顶级”债券、长期拥有AAA评级的美国，却请求拥有A＋评级的中国实施营救。

    江涌称，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倒挂”，直接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依照三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AAA等级。负债累累的美国长期坐拥AAA等级，每年可以节省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支付，这本应是中国等债权国的合理、合法收益。

    不论金融危机之前还是之后，这种“隐蔽的战争”从未停止。江涌认为，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业之后，面临三大机构全面掌控、垄断的危险。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调研认为，以评级机构为核心的美国信用体系最终酿成金融大灾，给世界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其模式根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意识形态”。美国政府把评级机构主体定位归于新闻媒体类，允许其自由发布评级信息，鼓励评级机构充分竞争，却忽视了信用评级的首要职责即社会公共责任，因而导致监管严重缺失。

    实际上，这些评级机构以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做后盾，并不完全是从正确揭示信用风险的角度评价他国的国家、地区和企业信用风险，它们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通过金融手段攫取他国利益、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投资人利益的工具。但最终发源于美国、具有百年历史的信用评级机构，竟成为国家信用体系的掘墓人。

    江涌认为，三大评级机构“权力”并非天赋的。作为美国金融机构的“最后借贷人”的美联储，直接要求与其往来的金融机构的抵押品，一定要获得三大机构给出的评级。这无形中将一个民间中介服务机构的私权转化成了公权。长期以来，美国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沿用或默认美国做法，如此更使三大机构的权力无限扩张。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滋生腐败。金融危机爆发，显然是评级机构“私权替代公权”的恶果。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表示，“评级寡头”的国际评级竞争是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而评级竞争规律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结果，只会按照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在“美国模式”主导下的评级标准，给予世界最大债务经济体和净债务国最高信用等级，掩盖其真实偿债风险，使它们超过自身实际偿还能力，过度占有国际信用资源，从根本上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

    数据显示，2008年年底，世界外债总量为59.5万亿美元，其中人均GDP高的发达国家为55.9万亿，占94％。外债总量排名前15位的均为发达国家，净外债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有10个是发达国家。人均GD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三国，赫然位列世界净债务国。人均GDP排名分别是第54和105名的委内瑞拉和中国，已进入世界前10位净债权国行列。但是，三大机构给澳、美、加三国的AAA信用级别长期保持不变，而给委、中分别是B＋和A＋。

    江涌说：“如此的评级结果，可谓颠倒黑白。”

    一场争夺信用评级金融制高点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全球范围展开。今年4月30日，欧盟宣布要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打破美国在国际评级领域的垄断地位。在日本，美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占有率没有超过20％，日本规定企业评级必须有一家本土评级机构出具评级报告。韩国虽因美国压力最终不得不开放国内评级市场，但通过立法对国外评级公司的进入设置了许多技术性障碍——必须有三年以上在当地的评级历史、拥有完备的当地企业数据库、拥有必要的雇员等，否则不予认可评级资质。在俄罗斯，一家最早和最大的评级机构被穆迪控股，监管机构一直不认可其评级资质。

    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在信用评级体系构建方面的确还缺乏战略思考和部署。

    中国信用评级要自主创新

    针对今年以来美国给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最近撰文称，中国虽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却因为没有国际评级话语权而缺乏保护作为债权国利益的能力；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发展，却因为没有国际评级话语权而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无法保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

    他呼吁，在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应当把评级体系建设列入国家战略，支持中国自主评级机构“走出去”，掌握国际评级市场话语权。

    “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在其撰写的建议中称，中国构建评级体系原则之一，就是解放思想，破除对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迷信，把社会信用风险管理纳入国家管理职能，走出一条国家统筹管理、市场专业化运作的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发展之路。

    专家组还认为，要重视本土评级机构在中国信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本土自主品牌评级机构做大做强，在行业结构中处于支柱、骨干地位。同时，要坚持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以20年发展起来的民族评级机构为主体，构建非国有控股、多元资本结构、市场化的本土评级机构。

    时不我待。该建议结合我国“十二五”规划，认为信用评级体系建设要“分两步走”。第一阶段，2011－2013年，形成超越部门利益的统一信用评级监管体系；完成以本土自主品牌评级机构为市场主导的“两个层级”行业架构的构建与运营；扶持一家有能力进军国际评级市场的本土非国有控股自主品牌评级机构；第二阶段2014－2015年，完成信用研究会、专家团队、科研团队三个不同研究方向和层次的中国信用科研体系建设；全面整合使用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等社会信用信息资源，建立中国信用风险和全球信用风险数据库，形成信用数据支持体系等。

    课题组组长吴红指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必须打破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资本市场话语权的垄断与控制，中国信用评级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不过，尽管美国主导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暴露了诸多弊端，但它上百年发展积累的经验仍可以借鉴。6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参加了国内有关信用评级的研讨会，他表示，目前中国信用评级是由小做大，很有潜力，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三大评级机构不能完全排斥，外国的东西可以拿来积极使用。

    “三大评级机构发行的几千个评级报告，就足够先学习一阵，把它们的东西都学来，可以促进自己更快地成长。”他说。

    向松祚认为，尽管今天经过美国评级机构包装的“金钱魔术”被千夫所指，然而必须看到，以资产证券化为急先锋的金融创新极大地扩展了美国货币金融市场的全球实力，极大地深化了美国债市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从而极大地加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后，数之不尽的人士预测或宣告‘美元衰落’或‘美元崩溃’。3年过去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屹立不倒，甚至进一步加强。”

    他认为，中国创建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一定要先把既有的美国模式彻底搞清楚：它是怎样发展出规模如此庞大、流动性如此之好、信用级别如此之高的债券市场？美国如何将债券市场发展成为吞噬全球资金的“百慕大”？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如何可以“忽悠”全世界、赢得全世界的信任？

    中国拥有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的可能。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认为，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信用评级业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支撑。根据2009年年底的数据，上海、深圳加上香港证券市场的市值已超过日本。证交所的初始发行股（IPO）市场的市值相当于同期美国IPO市场的两倍，中国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王建业称，如果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规模造就了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中国资本市场今后几十年高速发展将超过美国的规模，只要有关的政策制度到位，就必然促成中国民族品牌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