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戡 07 ：佛教初传流布中国考

楚王英
（二）商人和佛教
此外，据律部所言，佛陀自己规定僧人旅行时，得和商团一起行动。（注41）显然这一个互惠的合作，僧侣可以从商人处得到较好的物质照顾和生活的保障，而商人可从僧侣处得到精神的慰藉和医疗的照顾。（注42）
注41：‘若比丘尼无商人伴行者，得越毗尼罪；至所在，波夜提见波逸提条。。若比丘于空远无商人伴行者，得越毗尼罪。’《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九，大正，册22，页539b。
注42：‘时有比丘，以商旅为伴人同游行。时行伴中有婆罗门，忽染时患，诣医人所。“我有如是病，仁者为我处方。”答言：“此病可服诃梨勒，必当得差。”报言：“涉路无处可求。”医曰：“沙门释子善闲诸药，从彼求觅，必当见惠。”时彼即便诣比丘所，问言：“圣者，有诃梨勒不？”答言：“我有。用此何为？”报言：“我身有病，医遣服之，有时见惠。”比丘对此开钵带中，觅诃梨勒。先用锥刀，次抽皮片，并诸杂药净秽交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大正，册24，页223c－224a。
周伯戡：佛教初传流布中国考
--------------
波逸提】
--------------------------------------------------------------------------------
（术语）Pa%yattika，又作波逸底迦，波药致，波罗逸尼柯，波罗夜质胝迦，波质胝柯，波夜提。六聚罪之第四，译为堕，犯戒律之罪名，由此罪堕落于地狱，故名堕罪。此中有尼萨耆波逸提Naih!sargika-pa%yattika，与波逸提之二数。尼萨耆波逸提，译曰舍，堕波逸提译曰单提，又云单堕。舍堕有三十戒。盖应以所犯之赃物舍入于僧中，故名舍堕，单堕有九十戒，犯者无应舍入之赃物，但结堕罪，故名单堕。戒相分八段时，别此为二者，为五篇或六聚七聚时，则此二者合为一波逸提。行事钞中一曰：“波逸提，义翻为堕。十诵云：堕在烧煮覆障地狱故也。四分僧有百二十种，分取三十，因财事生犯，贪慢心强，制舍入僧，故名尼萨耆也。余之九十单悔别人，若据罪体同一品忏。（中略）出要律仪云：尼萨耆，旧翻舍堕。声论云：尼翻为尽，萨耆为舍。波逸提，本名波药（夷割反）致也。明了论解波罗逸尼柯部有三百六十罪。正量部翻为应功用。萨婆多云波罗夜质胝柯，翻为应对治。恒须思惟，若犯即觉。上座部云波质胝柯。翻为能烧热，此罪得大叫唤地狱。因时能焦热心，因时能烧燃众生。”有部毗奈耶二十曰：“波逸底迦法。”瑜伽伦记十八曰：“波逸底迦，旧云波逸提，亦名波夜提，此云堕罪。”
--------------------------------------------------------------------------------
FROM:【佛学大辞典】
【波逸提】
--------------------------------------------------------------------------------
义翻为堕。十诵云：堕在烧煮覆障地狱，八热通为烧煮，八寒黑暗等通为覆障。波逸提罪，如夜摩天寿二千岁，于人间数二十一亿四十千岁。此堕众合地狱，人间二百年，为天一昼夜。
--------------------------------------------------------------------------------
FROM:【翻译名义集（宋．法云编）】
http://www2.fodian.net/fodict_online/
不应该遗忘的民族——丝路咽喉——月氏篇
月氏是中国西北古代民族。亦称"月支"、"大月氏"。据《史记·大宛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约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这一带过着游牧生活。
关于月氏的来源，中外史学家看法颇不一致。据中国学者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氐"，《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欧洲学者也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异说不下六、七种。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近百余年来，学术界更加异说纷纭：有藏族说、突厥说、印欧族说、伊朗族说等。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东西两侧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头曼曾送长子冒顿为质于月氏。秦末，冒顿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公元前177～前176年，冒顿举兵攻月氏，迫使其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月氏西迁时间另有两说：一说为公元前3世纪末；一说为前174～前161年匈奴老上单于时。）这一部分西迁的月氏，中国史籍中称作大月氏，另有一小部分未能西迁，即南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在大月氏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以前，这里原久为塞种所居住。《汉书·张骞传》载："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他。"塞种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月氏既击走塞种，塞种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
月氏西迁后，服属于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种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月氏人，便和少数塞种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
大月氏向西南迁徙的道路与塞种大致相同，过大宛西，越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即今阿姆河，古希腊称Oxus,伊朗语称Wakhsu,"妫水"即其译音。又经过约20年，大月氏越过阿姆河，"西击大夏而臣之"，并以大夏的巴克特拉（Bactra,即监氏城或蓝氏城，今阿富汗Balkh北部之Bala-Hisar）为都城，使大夏成了属国。至张骞于公元前129～前12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已占有匝拉夫善（Zarafshan,唐代称那密水）和妫水一带，臣服大夏而王其他，"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地肥饶"、"志安乐"、俨然已成为中亚一大强国。
至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分为五翕侯（Yabghu）。据《汉书》记载，这五个翕侯分别为：休密翕侯，都和墨城；扉翕侯，都双扉城；贵霜翕侯，都护澡城；高附（《后汉书》作都密）翕侯，都高附城。对于上述各翕侯的治所及其统治地区，考之者甚多，除高附似无疑为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外，其余皆无法确证。公元1世纪中，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兼并了其他四翕侯，统一了大月氏，国势渐强。从此西方历史上便称之为贵霜王朝（Kushana）,中国文献中一般仍称之为大月氏。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贵霜-月氏。然而，五翕侯与大月氏族属是否完全相同，学术界还有争论。以斯特拉博《地理学》为主的希腊古文献记载，灭亡大夏的主要是吐火罗人（Tocharoi）；因此西方文献自4世纪始称贵霜治下的大夏故地为吐火罗（Tocharestan）。
月氏人在河西及迁居伊犁河流域时，都以游牧为主，自南下大夏后，大部分逐渐定居和从事农业，并有比较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大月氏王国城市和商业也很繁荣。特别是由于丝绸之路在西域的南北两道，越过葱岭均进入大月氏境内，因此，大月氏曾是古代沟通欧亚经济文化联系的咽喉要道和中转站，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中介作用。
大月氏王国在5世纪后半叶亡于厳哒，但其影响却延及后世。6世纪分布于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据说其统治者的祖先来自河西昭武地方（今甘肃临泽县昭武），自认是月氏人的后代。
小月氏迁居祁连山以南，长期与青海羌人（见羌）杂居，又称湟中月氏胡。汉代开发河西、湟中地区，小月氏又向东北迁徙，游牧于湟中、令居（今甘肃永登）一带。在这里他们有17个部落，胜兵9000余人；在张掖一带，也有几百户、被称为义从胡。河西及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诸守将部下，多有小月氏士兵。久之，小月氏盖已融入羌人之中。
---------------
-2------------------------------------------------------------------------
我们从律部读到许多佛教僧侣和商人共同旅行从事一些非法的勾当，例如商人利用僧侣、或僧侣帮助商人，在通过纳税处时，逃避关税。有时僧侣帮助商人逃税可以得到商人所逃税款的一半或全部作为报偿。（注43）这非法的事一定时常发生，迫使佛教定下律则阻止这些事不断的发生。（注44）
--------------------------------
注43：‘商客到税界与比丘言：“与我度税，税直半与汝。”比丘为度满，波罗夷。商客语比丘：“为我度税物，税直尽与汝。”比丘为度满，波罗夷。’《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卷八，大正，册23，页612a。
-----------------------------
【波罗夷】
戒律中的极重罪，华译断头，喻如断头，不能再生。又译作弃，谓弃之于外。又译不共住，谓不能入僧数。又译退没，谓其退失道果。又译堕落，谓堕落于阿鼻地狱。犯此罪者，不名比丘，不名沙门，非释迦子。比丘犯杀、盗、淫、大妄语四戒，叫做四波罗夷。
------------------
【 波罗夷 】  《佛学大词典》
梵语pa^ra^jika，巴利语同。为比丘、比丘尼所受持之具足戒之一。乃戒律中之根本极恶戒。又作波罗阇已迦、波罗市迦。意译为他胜、极恶、重禁、堕、堕不如、断头、无余、弃。戒律中之根本罪。又称边罪。五篇之一，六聚之一，七聚之一。修行人若犯此戒，则：(一)失其比丘、比丘尼资格，道果无分。(二)自教团中放逐，不得与僧同住。(三)死后必堕地狱。此罪如同断首之刑，不可复生，永被弃于佛门之外，故称极恶。又此罪能破沙门戒体，令彼堕落，魔必得胜，故亦称他胜；善法名自，恶法名他，以恶法胜善法，故犯者称他胜罪。比丘之四波罗夷指杀、盗、淫、妄等四罪；比丘尼除此四罪外，尚加摩触、八事成重、覆比丘尼重罪、随顺被举比丘违尼僧三谏戒等四种，总为八波罗夷。比丘戒之四波罗夷罪与比丘尼戒之八波罗夷罪，合称为四重八重。　在大乘戒中，菩萨之波罗夷罪不同于小乘，且诸经论之说法亦有不同，如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上以杀、盗、淫、妄、酤酒、说四众过、自赞毁他、悭惜加毁、嗔不受悔、谤乱三宝等十罪立十波罗夷。大日经卷六受方便学处品以谤诸法、舍离菩提心、悭吝、恼害众生四法为根本罪；大日经疏卷十七则除此四法外，加不谤一切三乘经法、不应于一切法生于悭吝、不得邪见、于发大心人前劝发其心不令退息、于小乘人前不观彼根而为说大法及行施等六戒，总为菩萨之十重戒。［十诵律卷一、摩诃僧祇律卷二、有部毗奈耶卷一、五分律卷十七、卷二十三、善见律毗婆沙卷七］（参阅‘十戒’439、‘四重八重’1737、‘制裁’3088、‘律’3789）
【 波罗夷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术语）P&amacron;r&amacron;jika，六聚罪之第一，戒律中之严重罪也。新作波罗阇已迦，波罗市迦。戒经谓之弃（犯者不收于内法而弃于外之意也）。僧祇律谓之退没（退没道果也），不共住（不入僧数也），堕落（堕阿鼻地狱也）。十诵律谓之堕不如意处（由犯此戒与魔战而堕于负处也）。四分律谓之断头（以无论如何行法，亦不为用，不得救之而再为比丘故也），无余（绝一切僧中行务之分限，永弃于清众也），不共住（不得共住于僧中也）。俱舍论谓之他胜（胜于恶法也）。通常用四分律断头之义。玄应音义二十三曰：‘波罗阇已迦，此云他胜，谓破戒烦恼为他，胜于善法也。旧云波罗夷，义言无余。若犯此戒，永弃清众，故曰无余也。’行事钞中之一曰：‘言波罗夷者，僧祇义当极恶。三意释之：一者退没，由犯此戒道果无分故。二者不共住，非失道而已。更不入二种僧数（说戒与羯磨之僧众也）。三者堕落，舍此身堕在阿鼻地狱故。十诵云堕不如意处。萨婆多解云：由与魔斗，以犯此戒便堕负处。四分云：波罗夷者，譬如断人头不可复起，若犯此法，不复成比丘故。此从行法非用为名。又云：波罗夷者，无余也。此从众法绝分为名。故偈云：诸作恶行者，犹如彼死尸，众所不容受，以此当持戒。又名不共住者，不得于说戒羯磨二种僧中共住故。’俱舍论十五曰：‘薄伽梵说犯四重者不名苾刍，不名沙门，非释迦子，破苾刍体，害沙门性。坏灭堕落，立他胜名。’同光记十五曰：‘梵云波罗夷，此云他胜。善法为自，恶法为他。若善胜恶法，名为自胜。若恶法胜善，名为他胜。故犯重人，名为他胜。’有部毗奈耶一曰：‘波罗市迦者，是极重罪。极可厌恶，可嫌弃，不可爱。若苾刍亦才犯时，即非沙门，非释迦子。失苾刍性，乖涅槃性。堕落崩倒，被他所胜，不可救济。如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不能郁茂增长广大，故名波罗市迦。’
什么是犯波罗夷罪和为什么不能说出家众过失——圣严法师
受戒和学戒的目的，是在持戒，如果受而不学，那是懈怠愚痴；如果学而不持，那是说食数宝。佛陀制戒是要佛子去遵行践履的，不是仅让佛弟子们增长见闻，充实话柄，而去批评这个和尚犯戒，那个尼姑不规矩的。这也正是今日的佛门，最感痛心的事！佛门丑事，多半是由佛子传播出来，而且添油加醋，愈传愈不像话，你说我的丑事，我揭你的疮疤，唯恐说得不狠，唯恐揭得不深，到最后，使人听来，简直就没有一个是比较清净的佛弟子了。这不但毁了佛子自身的名誉，也破了许多善信者的信心，尤其糟糕的，乃是损坏了三宝的尊严。
如果所有的佛弟子，人人都能学戒持戒，犯戒的人，固然少了，对於犯戒者的妄加批评，乱施攻击，也不会有了。因为一个真正持戒的人，他是不希望自己犯戒的，如果见他人犯戒，他只有向那个犯戒的人当面劝告，乃至殷勤三谏，经过三番劝谏，听者固善，假若不听，在此羯磨作法——僧团会议制度无法遵行的情形下，只好内心为他悲痛，否则的话，可在布萨诵戒之时，为之举罪，由大众秉公处断。绝不可以随见随说，见人便说，不分场合，不拘时间，也不管对方听者的身分。要不然，他说他人犯戒，如果说的是真话，他自己便犯了“说四众过”戒，如果所说不实，更加犯了“妄语戒”，如果被说者是出家人，他则犯了“毁谤三宝戒”；这三条戒，都是菩萨的重戒，无论在家出家，都是犯的波罗夷罪。波罗夷罪是现在失去戒体，死后当堕地狱的大罪，若犯一条，堕地狱的时间是他化自在天寿十六千岁，相当於人间的九十二万一千六百万年。所以一个持戒谨严的人。绝不会轻易说他人犯戒，如果常常爱说他人犯戒的人，他自己首先就是一个常常犯戒的人。
在这里，尚有一点，必须注意：前面说过，佛门的戒律是有层次阶段的，所以在身分上说，也有严格的区别。在羯磨法中的规定，佛子犯戒，如不自行发露，（以其犯戒类别的轻重，或在一位、二位、三位清净比丘前发露忏悔，或在大众僧前发露忏悔。）见他犯戒的人，应该劝他发露忏悔，要是三谏不听，便在大众於羯磨之际，为之举罪，使得大众以会议方式来处罚他。但是举罪也有层次类别的限制：比丘可举七众过，比丘尼则除比丘外可举六众过；出家众可举在家众之过，在家众不得举出家众之过。绝对不可随便举他人之罪过，这不是佛制袒护比丘，而是因为比丘可以研究一切戒律，可以教诫一切人，余众则不能。比丘尼不得研究比丘戒，怎会知道比丘犯了什么戒？至於在家二众，不许听诵大戒，怎会明白大律的内容，而来指责出家人犯了什么戒？再说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僧团规制，出家人犯戒，自有僧团的制裁，在家人岂得越阶犯上，而来冒渎举罪？同时，一个未通大律，未能对於大律的开、遮、持、犯、有其通体认识的在家人，即使举了出家人的罪，也是每举不中的，所以出家人如果犯戒，在家众不唯不得举罪，即或劝谏的资格，也是成问题的。
---------------------------------------------------------------------
注44：‘有众多比丘，从舍卫国欲至毗舍离，时有贾客伴，欲私度关不输王税，时贾客问诸比丘：“大德，欲何所至？”比丘报言：“欲至毗舍离。”贾客言：“我等可得与诸尊共伴否？”诸比丘言：“可尔。”尔时诸比丘与此贼贾客共伴行，私度关，时守关人捉得，即将至波斯匿王所。白王言：“此人等，私度关而不输税。”王即问言：“此贾客私度关不输税，此沙门复有何事？”守关人报言：“与此人为伴。”王复问诸比丘：“大德，实与此贾客为伴耶？”报言：“实尔。”复问言：“知此人不输王税否？”报言：“知。”王言：“若实知者，法应当死。”时王自念言：“我今作水浇顶王种，岂当杀沙门释子耶？”时王无数方便，诃责诸比丘已，于众人前，即敕旁人，放比丘令去。。。。。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诸比丘不知是贼，以非贼共伴行，后乃知是贼伴，或有做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佛言：“不知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是贼伴，共同道行，乃至一村间，波逸提。”’《四分律》，卷十七，大正，册22，页681b。‘若商客语比丘：“汝等不输税，当度我输税物。”若比丘度税物，过税处事满，波罗夷。未过税处，偷罗遮。若使诸商人余道去，彼诸商人不从税道过税处，偷罗遮。若比丘先不知于比丘余针囊中盗着税物过，曩主不犯，著者事满，波罗夷。’《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卷一，大正，册23，页570a。
-3--------------------------------------------------
此外，律部也规定僧侣和商人一起旅行时应该注意的行为细节，这包括了大便、（注45）小便、（注46）甚至放屁。（注47）
这个互助式的关系变成佛教向外扩张的主要的形式，佛教随着商人到世界各地做生意而传布到印度以外的世界。在中亚，我们可从蓝氏城（Balkh）的字根和最先供养佛的两个商人之一的Bhallika相同可知，佛教传布到此地区必和商人经商于此及支持有密切的关系。（注48）
--------------------------------------
注45：‘若共贾客行时，大便者应在下道，若在上风薰人，应在下风；若宿时欲便者，不得默然去，当语贾客：“勿呼是贼。”亦当在下风，不得在上风。若随贾客船上行时，欲大便者，当到大行处，应用木板着下，令先堕木上。若无木者，乃至一厕草承，若无厕草，当用瓦器承已弃之。’《摩诃僧祇律》，卷三十四，大正，册22，页504c。
注46：‘若共贾客道行，欲小便者，当在下风，不得上风。
若夜宿时小便者，当在下风。’《摩诃僧祇律》，卷三十四，大正，册22，页505a。
注47：‘若共贾客道行，不得在前纵气，若气来不可忍者，当在下风放之。’《摩诃僧祇律》，卷三十六，大正，册22，页51 4a。
注48：Oskar von Hin ber，ibid，p。100。参见季羡林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店，1985，页122－123。
---------------------4-----------------------------------------------
佛教透过商团扩张的方式可以解决佛教传入中国的许多疑团。在中国官方文献所记载西元65年楚王英的事件中，我们已经见到有沙门和优婆塞的出现，换言之，此时在中国的佛教僧侣已受到在家人供养。西元前128年汉朝开始和信仰佛教的中亚各民族接触，经过了将近两百年，佛教透过中亚商团带入中国，而在中国有此规模，比较合情合理。
----------------------------
【楚王英】
后汉时代的奉佛者。光武帝之子，孝明帝之弟，母许氏。建武十五年，受封为楚公；十七年，进升楚王。孝明帝为太子时，特加亲爱，待即位数受赏赐。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者入缣赎罪之际，楚王英令郎中奉黄缣白纨三十匹，以赎累积过恶。时诏曰︰‘楚王，诵黄老微言，尚浮屠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云云。
后，英与方士交通，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为符瑞。然而十三年，有谗者奏有司，谓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大逆不道，故请诛之。帝不忍诛之，十一月乃废其官职，令徙丹阳泾县（安徽省湿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之。翌年四月，英于丹阳自杀。诏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如法赠，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泾。章帝元和三年（86）许太后去世时，英之遗骸改葬彭城，追爵‘楚厉侯’。
楚王英在早期中国佛教史上，被视为是一具代表性的佛教徒。《后汉书》〈列传〉卷三十二云︰‘英少时好游侠，与宾客交通，晚节更喜黄老之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卷七十八〈天竺国〉条云︰‘楚王英始信其术（佛道），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然而，英所信奉之佛教又被认为是祠祀方术的一种。
［参考资料］　《后汉记》卷十；《佛祖统纪》卷三十五；《佛祖历代通载》卷四；《释氏稽古略》卷一；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二章。
想探求汉明帝时楚王英叛乱的细节，
楚王英是中国第一个推崇佛教的皇族，后来却被告发谋反，最后自杀身亡。这一段历史，通鉴和汉书的描写都太笼统，也没有说明细节和转折之处，请各路高手指点、探讨！
在下不胜感激！作者：十七楼的恐龙　回复日期：2006-6-19　11:19:33
当时，楚王英的封地在临淮，很小，还不及一个县。
他是光武帝最小的儿子，而且他和他哥哥明帝的关系很好。
他为什么要谋反，就是这个最重要的细节，在史书里，没有交代清楚，反而他死后的处理事件说了一大堆。
---------------------------
兴起于汉代,文帝、景帝为了巩固汉室江山,均采用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尤为窦太后好读黄帝、老子之书,这样影响皇宫贵族包括太子、诸窦均读黄帝、老子之书,就是曹参、陈平等国相亦不另外,使黄老学说蔚然成风。据《史记》载,最早研究黄老之学的人是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样,上上下下形成一股黄老学之风,使黄老之学大兴于汉。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儒家亦崇拜黄帝、老子。加之黄老之学又与当时的神仙家、阴阳家、五行家、方技家、术数家等相融,特别是楚王英斋戒祭祀,学为浮屠,崇拜黄老。汉桓帝亲自去陈国苦县和濯龙亲祀老子,由于帝王亲祀,百姓更加崇拜,使黄老学说正式发展成为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
--------------------------------
三、两汉时对黄老的概念不同
西汉初期，天下经过大乱之后，朝廷用黄老清静之术以治天下，人民稍能安居乐业，所以文景两代 (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公元前 179—前 141) 比较已往几十年可称太平。当时所谓黄老之术是专就国家政治而言，尚未与神仙发生关系。汉武帝即位二十八年，汾阴巫人于土中得宝鼎献于帝，方士等遂捏造妄语，谓黄帝当年亦得宝鼎，广事封禅，常与神会；又言：“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侯神人 ”；又言；“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结果是骑龙上天。武帝听了这些话，很为羡慕。从此以后，讲神仙之说者皆托名于黄帝，而老子仍属道家。淮南王刘安 ( 武帝之叔父 ) 虽喜神仙，但他所着《淮南子内篇》中亦未曾把道家和神仙混为一谈。《前汉书·艺文志》列举各家书目，在道家有黄帝又有老子，在神仙家只有黄帝而无老子，可见西汉时的老子还是他本来面貌。到东汉时，老子身分才起了变化。《后汉书·楚王英传》： “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 ( 佛跎 ) ，斋戒祭祀 ”；明帝永平八年 ( 公元 65) 给他诏书，有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等语，此时所谓黄老与西汉初期的黄老性质大不相同，前者专属于政治哲学，后者已近于宗教信仰，前后相距不过百余年。再过八十余年，到了东汉桓帝时代 ( 公元 147—167) ，老子地位更被抬高了。《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八年 ( 公元 165) ，两番派人 “之 ( 往 ) 苦县祠 ( 祠是祭祀之义 ) 老子”；次年又“祠黄老于濯龙宫”；纪论又引前史云：桓帝“设华盖以祠浮图 ( 佛陀 ) 老子 ”。《后汉书·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 ( 中常侍即宦官 ) 之 ( 往 ) 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灌龙。 ( 宫 ) ，设华盖之坐 ( 华盖，天子宝座上所用以盖复头顶的装饰；据说创始于轩辕黄帝 ) ，用郊天乐 ( 天子祭天所用的音乐 ) ”。此时的老子，在人们心理上既与黄帝之神仙无所分别，又与佛陀之教主同其庄严，简直是一位最尊贵的天神了。
--------------------
六、皇帝对妻子的十分爱慕、十分敬重
就在明帝分封诸子的前后，一场牵连甚广、辗转数年的大狱也正在进行。
这场大狱的主角，就是光武帝刘秀唯一出自姬妾的儿子楚王刘英。
刘英的生母，就是刘秀的姬妾许美人。由于许美人不受宠，刘英的降生纯属凑巧。母固然以子贵，子更因母而贵。由于母亲的原因，刘英虽然被父亲封为亲王，最初所得的封国却是诸兄弟中最贫瘠的地方。后来由于嫡母阴丽华的建议，在就国两年之后，刘英又得到了父亲另加的两县封地，才算是在收入上与两位皇后所生的兄弟们平起平坐了。
刘英从小就跟刘庄非常亲近，当时还身为太子的刘庄也对这位兄弟特别关照，情谊非比寻常。——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很有可能是阴丽华觉得这位庶子受到了冷淡，特别关照教导刘庄的结果。
在丈夫去世后，阴丽华按国家制度，将许美人送到了楚国，并封她为楚国太后，与儿子一起生活。自此后，皇宫专赐楚王的财物便常出不穷。除了钱财，刘英还得到了特别的恩遇：他的大舅子毫无功劳，便被加封为龙舒侯。这实在是给相对弱势的庶出皇子刘英增加身份的特殊举措。
然而刘英却辜负了嫡母和兄长的厚意。他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广交朋友，到后来更与方士厮混在一起，制造一些所谓的祥符瑞兆和预言，还册封自己的手下做诸侯王公将军，一心想要图谋造反，夺取皇位。此事于明帝十三年时被一个名叫燕广的人举发，有司调查属实，要求首从一律定罪当斩。
对于跟从造反的刘英亲信，刘庄倒没什么下不去手的。可是面对主谋刘英，他却犯了愁。毕竟是自己的弟弟，他最后终于网开一面，只是免去了他的王爵，把他从封国迁到丹阳泾县，给他五百户属民，一切享受和仪仗都照旧。他的妻儿不受影响，许美人也不受儿子的牵连，仍然享有楚国太后的封号，并仍旧留住条件优越的楚国王宫。
虽然是法外开恩，刘英仍然在抵达丹阳的第二年便了无生趣地自杀了。刘庄下令将他以诸侯的身份礼节就地葬于泾县。
刘英倒是一死了之，但是追究是谁鼓动他谋反的大狱却停不了。从楚国部属到京师亲友，从刘英交结的各地豪杰到普通士民小吏，互相牵连拉扯，经年累月，数以千计的人都被关进了大狱里。
这时皇太后阴丽华已经去世了，皇宫里能够影响明帝刘庄的，只有皇后马明德了。虽然马明德一向少言，但在这样一件关系数千人生死的大案面前，她并没有因为害怕触怒丈夫而噤声，而是明确地劝说皇帝，既然为首的楚王刘英已死，就不要再过于株连，她言辞恳切，以至恻然下泪。
明帝被妻子的哀切打动，以至夜不能寐，在月下徘徊思量之后，终于感悟了马明德入情入理的分析言辞。
明帝十五年二月乙巳，刘庄颁令大赦天下，将从前不算在大赦范围内的谋反之罪也算在宽大处理之列。这场可能会酿成无数人死于非命的案子，就此很快了结了。——刘庄理政之风与乃父不同，相比之下要严格得多，此案能够从宽而不至于多伤人命，马明德皇后实在居功甚伟。
案件了结之后，刘庄特地来到彭城，接见了楚王刘英的母亲许太后以及刘英的妻儿。一家人在这样的情形下相见，都是涕泣不已，连左右侍从都被这情景所打动。
明帝刘庄去世后，马明德的养子章帝继位。他特别加封叔父刘英的长子刘种为楚侯，五个弟弟也分封为侯。几年后刘英的生母许太后去世，章帝派专人为她隆重发丧，并追谥叔父为楚厉侯，以亲王礼迁葬至许太后墓附近。
自楚王之狱后，明帝刘庄对妻子刮目相看。经过数次询问尝试，他发觉皇后对政事有独到的见解，分析全面，考虑周到。从此他对马明德深藏不露的理政能力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以后，刘庄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往往不会忘了征询妻子的意见，并且都会郑重看待，并加以采纳。
虽然参与决策国家大事，马明德仍然没有自得的表现，凡事都出于公心，从不会趁机给自己的家人谋求利益。由此，明帝更对她在十分爱慕外再加十分敬重，夫妻情谊日久弥坚。
马明德性情比较内向，不喜欢游乐交际。在这方面，刘庄非常了解，也很体谅，一般都不会勉强她。虽然说这是他们夫妻间早已达成默契的事情，但是往往看在别人的眼里，却是另有想头。甚至认为是皇后失宠，帝后不和，要搞点名堂。
有一次，明帝带着内外诸王公卿命妇，一起出外游苑，众人看见皇后不在场，不禁胡思乱想，于是便有人试探性地向皇帝提议，要请皇后一起游玩。明帝看见众人的神情，不禁失笑，解释说：“皇后生性不喜欢凑热闹，真要让她来了，她反而要不高兴的。”
从此后，马明德仍然很少参与这种热闹场合，但是，再没有人为此类事情妄加猜测了。
马明德在刘庄心目中的地位，毫无疑问是非常稳固而超乎寻常的。在她成为皇后不久，阴贵人便生下了儿子刘畅。刘畅很得父亲的喜爱，更由于他的生母乃是阴丽华太后家族的女儿，刘畅的身份更是与众不同。明帝给予刘畅的封地和赏赐，远远胜过其它的亲王皇子。然而阴贵人及不上马明德，刘畅就更是不可能动摇得了刘炟的太子地位。明帝只是宠爱刘畅，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让他继承自己的皇位。因为阴贵人实在不如马明德远矣。
-----------------------
安息与乌弋山离――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一
孙毓棠
2004-06-21 06:59:23 阅读 次
原刊《文史》第5辑（1978年），页7－21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在《汉书·西域传》里，我们看到不少关于古代中东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各国――大夏，大月氏、安息、乌弋山离、罽宾、条支等――的记载。自汉武帝派遣张骞西使以后，直到东汉晚期，中国和这些国家曾不断互派使节，进行着密切的商业来往和文化交流。在那样早的时代，中国便和那样遥远的国家建立起通使和贸易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古代史上一件大事。近年来考古学家的大量发掘发现，更具体地说明了在古代横贯东西的这条灿烂的“丝绸之路”，确是这种光辉友谊的见证。
为了把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这些国家的记载搞清楚，我们须稍稍温习一下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古史，才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记载进行正确的诠释。再者，中东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古代历史文献比较零散、贫乏，因此，如果把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诠释清楚些，便对这些地区的古史也可提供一部分重要的史料。多年来，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外史学家们，也曾利用过这些中国古代文献，但在诠释方面往往异说纷纭，不少谬误曲解之处，有些至今仍流传于史学界中，应该分辨清除。这两段读书札记，是笔者自己想初步试着拿中东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古史，和《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安息与乌弋山离等国的记载，相互参证，对以往他人考订基本正确的，仍然采纳；有争议的，分析商榷，择定取舍；谬误曲解的，分别驳辨，求还本真。这样做，期望对中国这部分古代文献能获得较近实际的理解。错误之处，切望读者指正。
（一）  安  息
中国古代关于安息的记载，首见于《史记·大宛传》，其次复见于《汉书·西域传》，兹并录于下。《史记·大宛传》说：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书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犁轩[1]。
又说：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汉书·西域传》说（为叙述方便，兹将考证大致能确定的西方地名，用括弧把英语惯用拼法标在中文古地名的后面）：
安息国（Parthia），王治番兜城（Hekatompylos），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Seistan之Alexandria-Prophthasia）、西与条支（Antiochia，即Charax-Spasinu）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Kabul）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Oxus R.）。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軒（埃及之Alexandria）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安息东则大月氏。
《史记》、《汉书》中的安息即中东古史上的帕提亚（Parthia），久为中外史家所公认。清代学者徐松和李光廷早有考订[2]。在欧洲，最早德经（de Guignes）曾如此主张。[3]有些人认为是亚叙利亚，显系错误。[4]金斯密（Kingsmill）初步论及《史记》、《汉书》中的安息是安息王室阿尔沙克（Arsak）一字之对音。[5]嗣后夏德（Hirth）进一步论证，认为中国古音中没有r，因此每遇到外语中的r，中国古籍中常以n的结尾字音译，于是，Ar便音译为“安”；而“息”字中国古音大约读为sak。所以“安息”是Arsak一字的音译。[6]丁谦也认为“巴提亚国，其王世世以阿赛西（Arsaces，即Arsak）第几为号，汉人误王名为国名，称为安息；安息者，阿赛西转音也”。[7]丁、夏二氏论断皆是。
按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占有两河流域及伊朗高原的希腊人塞流息王朝（Seleucids）已呈衰弱。公元前255年，坐落在其东北边陲的巴克特里亚郡（Bactria）的郡守希腊人狄奧多特斯（Diodotus）首先宣告独立，汉代中国称之曰“大夏”。数年后，公元前250－248／7年，位于大夏以西、里海东南的帕提亚郡（Parthia），在帕提亚人阿赛西及其弟提里达特（Tiridates）的率领下，举行了反对塞流息王朝统治的起义，汉代中国称之曰“安息国”。[8]安息的阿赛西王朝从此统治安息约四百年。
安息建国后，最初八十年的历史，记录十分贫乏。我们只知道他所统治的疆域，仅限于安息人原来居住的地区，即古波斯的帕提亚郡。那时安息经常受着来自西边的塞流息王朝和来自东边的大夏王国的威胁。大夏在公元前约230至160年时武力曾很强横。直到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idates I，公元前171－138／37年）当政时期，安息才大大强盛起来。乘塞流息王朝内部的纷争和战乱，他率大军西征，先占据了米底亚（Media），又占领了波西斯（Persis）和富饶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诸郡；并且从公元前144年以后，巴比伦尼亚，包括其东南端的条支，遂成为安息最重要的属邦。向东方，他又两度攻入了已衰微的大夏，并更向东南推进，囊括了原在大夏统治下的德兰癸亚那（Drangiana）、阿拉科细亚（Arachosia）、和格德洛西亚（Gedrosia）诸郡。于是，在短短的几年中，经密司立对提一世的东征西讨，击垮了希腊人的殖民势力，建成了一个当时在中东最强大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安息帝国，疆域东自大夏、身毒，西到幼发拉底河，北自里海，南至波斯湾。他当政的晚期，和他的继承者弗拉特二世（Fraates II，公元前138／37—128／27年）统治期间，是安息十分繁荣强盛的时期。张骞西使到达中亚细亚的时候，正当弗拉特二世的末年。张骞在公元前129至128年亲身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没有到过安息。但他“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回到长安后曾“具为天子（武帝）言之”。[9]他所传闻的安息，如上引《大宛传》所说：“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以及安息的物产风俗等，都是十分正确的描述。
然而，安息就在这繁荣鼎盛的时候，其北边边疆却面临着塞人（Saka）游牧部落入侵的威胁。大约在张骞从大月氏动身回国后不久，居住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的塞人和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等，便从里海以东地带侵入了安息东北边，于公元前128或127年杀害了安息王弗拉特二世，大举南下，占据了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郡。直到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Mithridates II，公元前124－87年）即位后，派遣贵族苏林（Suren）[10]率领大军东讨，费了十年工夫（约公元前124／23—115／14年）才把侵入的塞人诸部落镇压使之降服。这次东讨，安息收复了东边诸郡，包括自赫拉特（Heart）至木鹿（Merv）的东北滨临妫水的地区。东方讨平后，密司立对提二世复引兵而西，占领了阿尔明尼亚一个短时期。公元前92年，他和罗马的苏拉将军订立了盟约，这是安息与罗马的首次交涉。密司立对提二世的统治时期，是安息再度强盛的时期。[11]
就在这密司立对提二世的强盛时期，汉武帝的使臣第一次到达了安息。上引《大宛传》第二段文字就是这次使节往还的记载。汉使初次到达安息，应系在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换言之，伊朗和中国从这年起便绽开了友谊之花。根据《大宛传》，张骞第一次西使回到长安是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其后他拟通西南夷道往大夏，未成功。他封为博望侯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他因攻匈奴失利夺爵后数年，汉武帝再命他去出使乌孙，应在元鼎元、二年（公元前116／115年）。这次出使，“天子……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张骞约结乌孙虽未成功，但他“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诸旁国”，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回国时，“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张骞归后“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馀卒”，卒年应是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其后岁馀，骞所遣使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2]据《大宛传》记载的这些情况，可以确定第一次到达安息的汉使，即是张骞出使乌孙时顺路“分遣”到“他旁国”的“持节副使”之一，其到达安息应在元鼎二年；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则应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也就是说，汉与安息使节首次往还，正当安息盛世，密司立对提二世即位后约八至十二年。汉使到时，恰好是在密司立对提二世派贵族苏林东讨塞人的末年，当时安息的大军正云集于东边。既如此，则“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正反映了当时安息国内的政治局势。而汉使在当时一路上所见到的情况：“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便更是如实的描述了。
汉与安息首次通使成功后，两国便展开贸易与文化交流，嗣后在公元前一世纪双方使臣、商贾大约即不断往来，《汉书》中虽然没有提供很详的记载，但从汉代遗留的有关西域各方面的其他记录和遗存看来，我们可以相信汉与安息的通商关系一定相当密切。中国的锦绣丝绸等特产日益增多地运送到西方，通过安息商人之手而远达近东和罗马，“丝绸之路”从此畅通。同时西方各国的产品珠玑、琉璃、象牙、犀角、诸珍奇异物，直到红兰、葡萄、苜蓿种子等也源源输入中国。也许就由于汉与安息的贸易二百余年间日益密切，加以甘英亲身出使到达过安息条支（公元97年），所以《后汉书·西域传》对安息的记载便大大加详了。
《大宛传》文中提到，安息使臣第一次来中国时，同来的还有几个“小国”的使臣。姑师即车师，扜罙即扜弥，这两地后来都隶属于汉西域都护。苏薤是康居五小王之一，《大宛传》说它在大宛以东，恐系错误。欢潜是花刺子模（Khwarizm）之译音，他们居住在安息希尔加尼亚（Hyrcania）及帕提亚两郡以北，妫水下游的西岸。大益即达伊人（Dahae），他们在花刺子模西南，过着半游牧的生活。[13]欢潜、大益派使臣随汉使来中国，可能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区正当古代交通要道。按在公元前285年，塞流息王朝的塞流古一世（Seleucus I）曾派遣巴特罗克立（Patrocles）在里海探路。他从里海东南之奇瓦湾（Khiva Bay）循着巴尔干山岭（Balkan）南麓的古河道东航，运河道沿着乌斯钵水（Uzboi Channal）穿过黑沙漠（Kara Kum）而把他引入了妫水。他在该地还遇到了印度商人沿妫水顺流而下赴咸海，因此他报告说妫水与药杀水（Jaxartes）都“流入里海”。[14]如果这个记录可靠，则古代妫水确通里海，而欢潜、大益则正当此交通孔道；所以在中亚细亚许多游牧部落中，这两个“小国”，便首先随汉使到长安来了。
关于安息东北的边疆，《史记》、《汉书》都提到“临妫水”。妫水即今阿姆河（Amu Darya）。阿姆河河名系突厥语，古代希腊人称之为阿克苏斯河（Oxus），唐代中国音译为乌浒水或缚刍河。它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曲折西北流入咸海；咸海，《大宛传》中称作西海[15]。然而汉代中国称之为妫水，则别有原因。按此水，古代亚利安语名为Vakhshu或Wakshu。今阿姆河上游的一个支流，突厥语名叫色尔克阿布（Surkh-ab）者，有时仍用其古名称作Wakhsh；这个支流在古代被认为是阿姆河的河源。同时，Wakhsh一字又是当地古代神话中“众水之女神”的名字。据中古花刺子模史家卑露尼（Biruni），直到十一世纪Wakhsh还是该地众水――尤其是阿姆河――的保护神的神名。[16]再者，Wakhsu又是大夏人所崇奉的女神阿那伊多（Anahita，意为纯洁）的别名。古代大夏的神话说这个女神有一千只膀臂，象征大夏的一千条溪流，自东面丛山上泻下来，会合而成为妫水流入咸海[17]。按“妫”字古音大约读作Kwia，因此妫水之“妫”实是Vakhshu或Wakshu的第一音节的译音。至于“水”），则仍是汉语“河川”之意。
塔恩（Tarn）在其论述大夏、安息的诸著作中，[18]曾认为由上引《大宛传》第一毁的“临妫水”及“北有奄蔡”的话看来，该段文字说的不象是公元前129至128年张骞亲身在大月氏时的情况，而象是十馀年后密司立对提二世东讨塞人以后的情况。他认为张骞停留在大月氏时，塞人已在大举入侵安息，木鹿已落入塞人之手，因而安息当时不可能滨临妫水。他又说奄蔡原住地既然在咸海东北，安息只有到了密司立对提二世东讨成功后，才占领了妫水下游马萨革泰诸部落地区，从而才能和奄蔡接境；同时收复了木鹿，安息国境才再临妫水。据此，塔恩竟认为司马迁曾把日后的传闻“羼入了”张骞的报告之中，这就大大贬低了《大宛传》的史料价值。
其实，这样论证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安息国境滨临妫水正是张骞停留在大月氏时的真实情况。关于安息王弗拉特二世统治时期的史料确很贫乏，但我们知道他的前一朝，即密司立对提一世统治时期，曾两次攻入衰微的大夏。第一次他不仅越过了阿利厄斯河（Arius），而且在大夏屯据了一个短时期。第二次他又把大夏王黑黎欧克里（Heliocles）打了个惨败，此役之后，安息曾将木鹿占领并控制了一个长的时期，这就使安息的东北边境正“临妫水”。当张骞在公元前129至128年旅游在大月氏、大夏的时候，木鹿大约正在安息人手中，并以之为抵御北方塞人保卫边疆的重镇。再者，仅根据西方的零散史料，实在很难断定塞入侵入安息的确实年月。[19]根据《大宛传》，张骞西使时对于塞入侵入安息并杀害弗拉特二世这件大事显系毫无所知。对此点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张骞在大月氏、大夏时只“传闻”得安息一些情况，因此他对安息的事知道得很少。二是塞人侵入安息一事，实发生在张骞自大月氏动身回国以后。我们考虑当时全面情况，认为后者较近事实。如果这个推断不错的话，这就又一次证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对于搞清楚中东、中亚各国古史有重要价值。至于“北有奄蔡”一句，塔恩的解释过于呆滞。细读《史记》、《汉书》有关西域各国疆域地望的记载，就知道“东为某国”、或“某方与某国接”等语，有时固然指的是毗邻接境的国家，但有时则指的只是方向。此段文字中的“北有奄蔡”实是后者。属于塞人之一支的奄蔡（Aorsi）部落联盟居住在咸海东北的草原地带，其南是马萨革泰人、萨卡拉瓦克人（Sacaraucae）及达伊人等游牧部落，介在于奄蔡与安息之间。不过从汉人看来，这些都是“小国”，所以张骞说安息“北有奄蔡”，只是由于奄蔡当时是这一带草原上比较强盛的“大国”。我们不应象塔恩把这几个字解释得那样呆板。
对于“临妫水”这一点，白鸟库吉的解说则更不确。[20]他认为由此三字即可证明花刺子模和达伊当时都在安息版图之内。这种说法不仅没有任何史料足资凭证，而且和后来塞人入侵安息的全部史实相矛盾。其实，安息的木鹿地区所滨临的妫水只是妫水的中段，而妫水下游西岸奇瓦地区则是花刺子模人的住地，安息人与马萨革泰人正是在妫水西岸一带边境上互相对垒。认为“临妫水”便必然意味着拓境已至咸海，那样论证就过于简单了。
我们既已确知安息东境滨临妫水的情况，那么《大宛传》中所说的“东界去王都数千里”，就容易解释了。
《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后汉书》说“安息国居和椟城”。番兜、和椟同指安息初期的都城，希腊人名之为黑卡同卑罗斯（Hekatompylos）。黑卡同卑罗斯本不是该城安息的原名，而只是希腊人给它起的别名，意为“百门之城”，是说该城处在安息国的中心，很多条大道从这儿通往各地；至于安息的原名则已不可考。[21]夏德认为番兜系古波斯帕尔图发（Parthuva）一字的译音，亦即喜罗多德（Herodotus）所说的Parthoi；《后汉书》中的和椟可能相当于Vologesia，则全系臆测，不足凭信。[22]白鸟库吉认为番兜、和椟均相当于希腊人伊西达尔（Isidor）所撰《安息驿路志》中所说的Parthau，[23]亦属可疑。顾失密（Gutschmid）认为和椟恐是斯特拉伯（Strabo）所说的Karta，或即是阿利盎（Arrien）所说的希尔加尼亚的首府Zadrakarta，这说法更显然是臆测。[24]关于番兜、和椟二字的对音，目前中外史家还没有妥善的解释，但比较诸说，似把它看做相当于黑卡同卑罗斯较为妥当。此城今日已不存在，考古学家推测应在今伊朗的丹凡（Damghan）或沙鲁德（Shahrud）附近。
《史记》、《汉书》都没有明确指明距王都二千里的“东界”的所在。《后汉书·西域传》则说：“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木鹿城即Zend-Avesta中所说的Mouru，希腊人的Alexandria Margiana，塞流息王朝时代曾改名为Antiochia，中古以降称为Merv，中外史家均无异议。上文已说过，安息在密司立对提二世时东讨塞人，收复木鹿，东北边疆复临妫水而与大月氏为邻。从此以后，木鹿便成为安息的东北边防重镇和重要的商业城市。到安息来的汉使首先必须经过木鹿城，所以《后汉书》中把“东界木鹿城”看得很重要。这情况在西汉时代应亦相同。《史记》、《汉书》都说“东界去王都数千里”；《后汉书》又说“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木鹿城去洛阳二万里”，则王都和椟与木鹿之间为五千里，与《史记》、《汉书》说相近。《后汉书》接着又说，“自安息（指王都和椟）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Ecbatana），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Ktesjphon）”，以这样的里程来衡量和椟与木鹿之间的距离为“五千里”，或“数千里”，正是如实的记载。
上文已将本节开头所引《史记》、《汉书》三段文字中有关安息历史，地理的一些疑难之处，试作了初步解释。关于引文中涉及物产风俗诸事，不拟详谈，其中只有两点应在此略提一下。《史记》说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汉书》说“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按多年来中东一带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古安息钱币很多，足以充分证明《史记》，《汉书》记载的正确。安息王弗拉特二世统治时期所铸钱币，正面是王面，背面是摩萨（Musa）的面，只是摩萨是王的母亲而非夫人。[25] “王死辄更铸钱”，是古代中东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诸国――安息、大夏、贵霜、以及塞种诸小国的普遍风俗，已久为该地区的古史与古钱币学所证实。《史记》、《汉书》又提到“书革旁行为书记”。革指羊皮。但据劳林生（Rawlingson）的研究，安息普通是以麻布作书写材料；至其晚期，才从西方学得使用纸草（papyrus）。[26]
（二）  乌弋山离
《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条说：
乌弋山离国（Seistan之Alexandria-Prophthasia），网［治］[27]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28]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Kabul），北与扑桃（Badakshan），西与犁軒（埃及之Alexandria）、条支（Antiochia）接。
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今波斯湾）。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
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官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俗重妄杀。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希至。
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西］得安息。
乌弋山离或简称“乌弋”，见本传、《后汉书·西域传》及《魏志》引《魏略·西戎传》。《汉书·陈汤传》作“山离乌弋”，显系错误，当乙正。这个国名不见于《史记》而首见于《汉书》，因为司马迁根据张骞及其稍后的使臣们的经历和传闻撰写《大宛传》时，这个国家还不存在；而班固根据西汉末材料撰写《西域传》时，乌弋山离已是西方一个大国了。
以往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人们大致已公认西汉时代的乌弋山离国所占有的地区，是旧日安息国东部的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郡，即今阿富汗南部，以今塞斯坦（Seistan）与坎大哈（Kandahar）为中心。它的东边是苏来曼山和兴都库什山，东北行越山岭可达罽宾。向北跨过阿里厄斯河（Arius）、玛尔葛斯河（Margus）和兴都库什山，即是大夏。大夏当时已为大月氏所吞并。西边是克尔曼沙漠。迤南的格德洛西亚郡当时是否也包括在其境内，我们还不清楚。发源于兴都库什山的艾谛曼德尔河（Etymander）从东北向西南流入哈木湖（Hamun），横贯全境，形成了一片肥饶的盆地。《西域传》说该地“暑热莽平”，产“草木、畜产、五谷、果菜”，是乌弋山离的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地区。
上节已说过，安息建国后约百年，在密司立对提一世当政时期，对东西希腊政权作战的胜利，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东自大夏、身毒，西至幼发拉底河，北自里海，南至波斯湾，成为当时中东一带最大的国家。这帝国分为十八个郡（satrapies），最东边的两个郡就是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在张骞西使的时候，两郡仍在安息的中央政府统治下，还没有一个从安息分裂出来的乌弋山离国，所以它不见于《史记·大宛传》。
上节也已说过，张骞在公元前128年从大月氏动身归国后不久，塞人大举侵入了安息的北边边疆。为了把乌弋山离国的形成过程叙述清楚，这里应追溯一下塞人南下的根源。
属于伊朗族的塞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中亚细亚辽阔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古代亚叙人称之为Ashkuzai，波斯和印度人称之为Saka，希腊人称之为Skuthoi或Sacae，中国《汉书》中称之为“塞”或“塞种”。他们从公元前七世纪以来便和亚叙、波斯、希腊发生着接触。他们分布的地区很广，西自黑海以北，东至伊犁河下游，南达古波斯的北边边疆。虽然在种族上属同一语族，但在不同地区各有不同的名称。史家一般把西方的塞人称为斯奇提亚人（Scythia），里海西北的称为萨尔马泰人（Sarmatia），里海东北的称为奄蔡人（Aorsi，后称阿兰，Alani），再往东南，自咸海以南东至伊犁河下游的称为塞人和马萨革泰人。[29]然而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文献中，则常把一般通称和各部落特殊名称混杂着使用。远在古波斯阿契米尼德王朝统治时期，早已有塞人活跃于小亚细亚、阿尔明尼亚以及伊朗高原东部；后者居住在德兰癸亚那郡，所以该地早已名为塞卡斯坦（Sakasthāna或Sakastan）。[30]
西方诸支暂置不论，我们要谈的是东方的塞人。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在安息北边以北的塞人，分属于三个主要的部落联盟：一，达伊人（即大益），居住在里海东南、希尔加尼亚郡之北。二，萨卡拉瓦克人（Sacaraucae），居于大宛、粟特（Sogdiana）之西，妫水与药杀水之间，近咸海。三，马萨革泰人，居住在妫水下游西岸至里海之间，势力比前二者强；以奇瓦为中心的花刺子模人（即欢潜）就是马萨革泰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落。在药杀水以东、大宛以北、跨坦罗斯河、楚河直到伊犁河下游，居住的是塞人最东的一枝，也就是《汉书》中所说的塞或塞种。[31]由此再往东北，便是属于突厥种的丁零；往西北，是《史记》、《汉书》所记的康居。
自战国时代至汉初，在兰州以西至敦煌一带居住着游牧的月氏人。汉初匈奴强盛起来，冒顿和老上单于时前后三次攻败月氏，月氏人便通过天山以北准喀尔盆地逐步西迁，到了伊犁河流域，攻败并逐走了大部分久居于该地的塞人。[32]《汉书·张骞传》说：“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被月氏驱逐南走的塞人，大约是西南行渡过药杀水，到达粟特及其西北一带地方，即在此时，大约马萨革泰等部落一部分也参入到塞种之中。移徙的年代当在匈奴老上单于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74—161年）。
木月氏停住在伊犁河流域塞人故地后不久，游牧于匈奴西边的乌孙又来攻击月氏，迫使月氏再向西南迁徙。《张骞传》接着说：乌孙“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大月氏被乌孙击败后西走，也是西南行，循着塞人移徙的路线，渡过药杀水，占据了原在大夏统治下的粟特地区，“遂都妫水北为王庭”；不久，他们即渡过妫水，“西击大夏而臣之”。大月氏这次西迁，大约在公元前139至130年之间。张骞在公元前129年到达大月氏，打算约他们与汉夹击匈奴，正是在大月氏刚移徙到妫水北“臣畜大夏”后不久。《大宛传》说当时“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33]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领。”把大月氏逐走的乌孙，自胜利以后即占居伊犁河流域，以纳林河上的赤谷城为都城，国势强盛了三百余年，曾长期协助汉军夹攻匈奴，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34]
公元前二世纪大月氏这个游牧民族的西迁，震撼了整个中亚细亚、中东与南亚次大陆，对这些地区以后数百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公元一二世纪，大月氏人所建立的贵霜王国构成一个统治着伊朗高原东部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庞大国家，这是后话。在大月氏西迁之初，这“控弦者可一二十万”的大部落联盟，一步步紧追着塞人往西迁徙，占领了粟特，臣服了大夏，当然就加给了所有中亚细亚的塞人以很大的压力。这压力使得中亚细亚的塞人―马萨革泰人、萨卡拉瓦克人、帕喜人（Parsii）等不得不纷纷南下，闯入了安息北边边疆，酿成安息历史上“塞人入侵”的严重事件。
在张骞到达大月氏以前几年，“都妫水北为王庭”的大月氏人“西击大夏而臣之”，实是他西边的塞人入侵安息的前奏。按，大夏这个国家，自公元前255年在狄奧多塔斯对塞流息王朝宣告独立后，在希腊人殖民者王室统治下强横了约百余年。尤其是在欧提德姆（Euthydemus）、德米特里（Demetrius）父子和篡位者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的统治时代，[35]大夏的疆域曾扩张到包括粟特、玛尔吉亚那（Margiana）、阿里亚（Aria）、阿拉科细亚、德兰癸亚那、帕拉帕米萨德（Parapamisadae）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一时曾形成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庞大的希腊－大夏王国。他的都城是蓝氏城（Bactra，今Balkh）。[36]德米特里及其将军弥南德（Menander）的南侵，曾深入到印度中部和恒河下游。但至欧克拉提德死后，其子黑黎欧克里继位后，大夏即衰。德兰癸亚那、阿拉科细亚等地均为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一世所占有，大夏的疆域主要只剩下了大夏和粟特南部。就在黑黎欧克里统治的末期，数十万游牧善战的大月氏人从东北迁徙来了。他们先占领了妫水以北的粟特，迫使一部分塞人南逃人大夏；不久以后，他们即渡过妫水，彻底占领了大夏，并以蓝氏城作了自己的都城。西方的记载称此后的大月氏为吐火罗人（Tocharii），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便逐渐通称为吐火罗（Tocharistan）了。至于大夏王及其破落王室后裔的残余势力，则退居到喀布尔河流域和南亚次大陆各地，分成为几个小“国”，维持着希腊殖民者最后一点力量。[37]
大月氏的迁到妫水，对其西南方的塞人各部落联盟给以很大的威胁；塞人和大月氏前后侵占大夏，又给他们作了南侵安息的榜样。于是在张骞从大月氏动身归国后不久，马萨革泰、萨卡拉瓦克、帕喜等塞人，便冲破安息北边边疆，大举侵入了安息。公元前128或127年，他们杀害了率领大军来抵御的安息王弗拉特二世，沿着木鹿和赫拉特的大道南下，深入并占据了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二郡的土地。和他们一起侵入安息的也有一部分大月氏人。弗拉特二世的继承者阿尔塔邦一世（Artabanus I，公元前128／27－123年），即在抵御“吐火罗人”的战役中受了重伤，不久就逝世了。[38]不过几年工夫，游牧部落联盟的塞人的入侵，使安息东方诸郡陷入了十分混乱的状态。
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继位后，决定大力整顿东方的局面，便派遣了贵族苏林率领大军到东边去镇压入侵的塞人。经过了十年的战争，苏林使塞人降服了，同时收复了自赫拉特至木鹿的大片疆土，安息表面上又恢复了统一。从此以后，侵入的塞人和土著的安息人便在东方这两郡境内杂居在一起。这个地区本来数百年来早已有一些塞人居住，加以塞人与安息人原同是伊朗族人，因此他们之间的民族融合并不困难，一两代以后，便逐渐消失了界限。所以从公元前一世纪以降，印度的记载便泛称他们为“塞种－安息（Saka-Pahlava）”，而不加以严格区分了。
然而，入侵的塞人中有一部分，不肯受安息控制，转而向东移徙。他们从坎大哈东行，越过苏里曼山的钵兰山口或木拉山口，进入南亚次大陆，到达了印度河中游。这次东徙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20年。就是这些塞人，约二三十年后，陆续南下占据了次大陆西海岸巴塔林（Patalene）和苏拉斯特那（Surastrene）一带地方，建立了几个塞种小国，罗马古地理家托勒密名之为“天竺塞种”（Indo-Scythia）。另一部分塞人则沿印度河北上，拓地直到旁遮普（Punjab）和喀布尔河流域，进入了罽宾。[39]
在安息国内，贵族苏林在东方的胜利，使得他在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郡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密司立对提二世为了酬报苏林的武功，便把这两郡赐给了他，叫他全权统治。安息帝国从此以后，实际上便分成了两个地区。西部地区仍在阿赛西王朝统治之下，罗马人称之为帕提亚，即安息。东部地区则在贵族苏林家族的统治之下，仅在名义上臣服于阿赛西王朝，实际上则完全独立，其政治中心即在塞斯坦。就是苏林家族统治的、安息人与家人一起杂居的这东部地区，构成《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乌弋山离国。
在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逝世后，安息渐趋衰弱。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起，安息在西边陷入与罗马侵略者长期激烈的战争中，自身已没有余力照顾东方。苏林家族所统治的东方地区，在克尔曼沙漠以东，走上完全独立发展的道路。那段时间里他的历史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政治发展的关系，比他和安息本土的关系还要密切。
关于公元前后乌弋山离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极少，主要的只有那时该地区统治者残留下来的一些铸币和刻石，因此史学家和古钱学家们对当时历史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推测和说法。有些史家认为乌弋山离国应该看作是一个完全与安息本土无关的、由塞种－安息王室统治的独立国家。[40]也有的史家认为乌弋山离国的王室即是安息贵族苏林的后裔，这个王室总觉得在南亚次大陆各地建立诸小国的塞人本来都是从塞斯坦迁移去的，所以他有权干预这些小国，要它们奉自己为宗主，有时径派遣总督去统治他们。
对乌弋山离国的历史以及年代，史学家们虽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其基本情况大致尚可综述如下。贵族苏林家族自从以武力镇压了塞人，在塞斯坦建立了政权后，便成了世袭的统治者。第一个可考的强有力的君主是弗拿尼（Vonones或Vanāna），他承袭古波斯的传统，自称为“万王之王”。弗拿尼自己统治塞斯坦，把东边阿拉科细亚和喀布尔交给贵族斯帕立里（Spalyris或Spalahora）和斯帕拉卡达姆（Spalagadames或spalagadama）父子统治。斯帕立里斯就是《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所说的乌头劳。[41]弗拿尼大约死在公元前40年左右。[42]他死后，他的王室大约一时曾改变政策，重又奉安息的阿赛西王朝为君；而即在此时，统治罽宾的总督斯帕立里萨斯（Spalyrises）及其子亚采斯（Azes）便把罽宾完全当作了自己的独立国。
约公元19年，苏林家族的冈兜发内斯（Gondophernes或Vindopharna）作了乌弋山离国王。在他的统治期间（公元19－45年），[43]乌弋山离的军队大举攻入南亚次大陆，它的疆域除固有的国土外，还扩展到包括印度河下游的身毒（Sind）地区和旁遮普西部。他的武力向东北直达罽宾。然而冈兜发内斯死后，乌弋山离在国外的势力便瓦解了，大月氏的贵霜王国（Kushana）代之而起，在喀布尔、东伊朗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建立了远比乌弋山离强大的王国统治。在公元后的两个世纪里，衰弱了的乌弋山离国虽被贵霜王国吞噬了很多土地，但大致还保有着塞斯坦一带，维持着一个独立国家的局面，直到三世纪萨珊王朝的波斯兴起后，才被波斯所吞并。[44]
以上我们把乌弋山离国的历史作了简要叙述，下面再讨论一下它的都城和它的国名。
很久以来，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人们便认为《汉书》中的乌弋山离是希腊语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ja）一字的译音。然而，自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向亚非两洲进行侵略战争以来，中东各地以亚历山大里亚为名的城市很多，到底是那一个亚历山大里亚城，却难断定。卫礼（Wylie）和沙畹（Chavannes）都以为乌弋山离应相当于亚历山大里亚－赫拉特，[45]但都缺乏确证。德古鲁特（De Groot）在论证乌弋山离与亚历山大里亚两字的对音方面前进了一步，然而仍未能确定是那一个亚历山大里亚城。[46]白乌库吉认为乌弋山离应相当于亚历山大里亚坎大哈（Alexandria-Kandahar），[47]更是牵强。塔恩认为乌弋山离应是垂斯坦的普洛夫达西亚城（Prophthasia）。他说在古波斯，塞斯坦的首府名为萨兰癸亚（“the Zarangians”），坐落在哈木湖边。[48]亚历山大东侵时曾重建此城，名之为亚历山大里亚城。嗣后希腊人又称之为普洛夫达西亚，意为“企望”。这只是该城的别名，其正式名称亚历山大里亚反而不常用了。《汉书·西域传》所说的乌弋山离正是此城的正式名称的译音。[49]塔恩这个意见，似较胜诸说。在古代，塞斯坦是安息东部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从此往北，可达赫拉特、木鹿、和番兜城。往东北，经过亚历山大里亚坎大哈与亚历山大里亚噶斯尼（Alexandria-Ghazni）可达罽宾。往东南，越过苏里曼山的木拉山口可达身毒。往西，经过卡尔马尼亚与波西斯诸郡可达西方的两河流域。《汉书·西域传》说：“白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这“南道极矣”的乌弋山离指的正是塞斯坦的首府亚历山大里亚普洛夫达西亚城。同时，这句话也正说明西汉时中国到西域去的使臣和商人们，仅知从中国到达乌弋山离首府的道路（“南道”），而对于从此再往西可达两河流域，还毫无所知。《后汉书·西域传》说：“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正说明《汉书》中说“南道极矣”之故。这段西汉时候还不清楚的道路，到东汉时代，由于甘英西使曾亲身到达安息与条支，便清楚了。《后汉书·西域传》说：“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可见这时已知道从乌弋山离向西南经卡尔马尼亚等郡陆行可达两河流域的路途了。
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里亚两字的对音，以往史学家已经提到，但论据似不确凿。按，“乌”字古音可读作a或o。《汉书·西域传》皮山条提到“乌秅国”，颜师古注说“郑氏曰：乌秅音鷄孥。师古曰：乌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声如鵶拏耳，非正言也。”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说：“颜读乌为鵶，鵶与鷃双声字”。按，汉代的“焉耆”，《佛国记》作“乌（或作□）夷”，而《大唐西域记》则作“阿耆尼”；希腊人称今阿姆河（Amu Darya）为阿克苏斯河（Oxus），唐代音译为乌浒水。这些都足以证明在魏晋至隋唐时代，“乌”仍可读为a或o。“弋”字古音大约读作diak。《后汉书·西域传》中的“粟弋”，古音大约谤作suk-diak，正是Sogdia的译音；《魏书》中“粟弋”则作“粟特”，“弋”与“特”古音相同或相近，足以说明“弋”字的古音应为diak或tiak。因此，乌弋山离，古音大约读为a-diak-san-1i，正是Alexandria一字的极近似的译音。
上引《后汉书·西域传》说“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魏志》引《魏略·西戎传》则说：“乌弋一名排特”；又同传大秦国条载大秦的出产物中有“绯持布”和“绯持渠布”。沙畹认为“排持”当依魏略作“排特”，但对“排特”以及“绯持”均谓不得其解。[50]夏德考证大秦出产时，对“绯持布”、“绯持渠布”则仅译音而不诠其义。[51]按，《后汉书》中“排持”之“持”，实应依《魏略》作“特”；《魏略》之“绯持”亦应作“绯特”。“绯”、“排”古音通作pai或b‘ai，“特”亦如粟特之“特”，读为tok或tek。排特、绯特，实皆Prophthasia字音的缩译，即省却ph子音及希腊地名语尾之ia。这三条记载益发可以证明乌弋山离（一名排特）的都城为Alexandria-Prophthasia无疑。汉代文献中即以其都城之名为国名。
[1] 按：参校同传上文大宛条，“蒲陶酒”前疑脱一“有”字。又，《汉书·西域传》袭此文时，删“有市民”三字。按：“有市”二字不应删；此处“民”字疑是衍文。
[2]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页25，26。李光廷《西域图考》，卷1，页15；卷6，页16。
[3] H. de Guignes, Histoire des Huns，vol. II, p. 51.
[4]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 139, 140.
[5] T.W. Kingsmill,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Eastern Turkestan" (JRAS, 1882).
[6] 同注[4]。
[7] 丁谦《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页20。
[8] 大夏独立与安息起义的年代，这里是根据1971年德黑兰大学出版的《伊朗历史地图集》的地图解说，它纠正了欧、美、日各国论著中的一些错误说法。
[9] 《史记·大宛传》。参阅《汉书·张骞传》。
[10] 一说“苏林”义为总督。见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一卷（中译本）页195。
[11] 关于安息古史，参阅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VI-XI有关各章;C.N. Delevois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G. Rawlingson, Bactria; G. Rawlingson, Parthia; W.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W.W. Wroth, Cataloguè of the Coins of Parthia; Grousset, Auboyer et Buhot, L‘Asie oriental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E. Herzfeld, Sakastan; K. M. Majumdar,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德黑兰大学，《伊朗历史地图集》。
[12] 《史记·大宛传》。参阅《汉书·张骞传》。
[13] 参阅白鸟库吉《塞民族考》（《西域史研究》上）。
[14] Cary and Warmington, The Ancient Explorers, chpt. VII.
[15] 《史记·大宛传》：“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
[16]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s, p. 65. 参阅前引《伊朗历史地图集》。
[17] W.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p. 102。
[18] W.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p. 280, sqq.; Seleucid-Parthian Studies, p. 14, sqq.;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X, p. 583, sqq.
[19] 塔恩认为开始在公元前130/129年，见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X, pp. 281 sqq., 显然过早。
[20] 白鸟库吉《塞民族考》（《西域史研究》上），页514－516。
[21] 同注[17]，页14。
[22] F. Hirth前引书，页139-141。
[23] 白鸟库吉《大秦传中所见之西域地理》（《西域史研究》下），页410，41I；W.H. Schoff译：Parthian Stations。
[24] A.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 p.140.
[25] G. Rawlingson, Parthia, p. 220.
[26] 同上书。
[27] 按《西域传》文通例，前后参照，此处明脱“治”宇。
[28] 据王先谦《汉书补注》，“兵”下脱一“多”字。
[29] 参阅W.M. Ma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in Central Asia; M.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E.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30] Grousset, Auboyer et Buhot, L‘Asie orientale, p. 62-64. Majumdar, The Age of Imperil Unity, p. 120. 中世纪时名Sijistan，近代率称Seistan。
[31] 《汉书》中共有五处提到塞种。《西域传》乌孙国条：“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罽宾国条：“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休循国条：“休循国，王治飞鸟谷，在葱岭西。……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身毒国条：“捐毒国，王治衍敦谷。……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又，《张骞传》：“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
[32] 据《史记·匈奴传》、《大宛传》，《汉书·匈奴传》、《西域传》，匈奴冒顿单于第一次攻月氏应约在公元前205至202年之间，月氏败后恐即开始逐渐西迁。第二次应在公元前177或176年，月氏大约已到了准喀尔盆地。第三次在老上单于统治时期，月氏大败后即迁往伊犁河流域。月氏一小部分未西迁的退入南山称小月氏或湟中月氏胡。
[33] 《汉书·张骞传》作“立其夫人为王。”
[34] 关于月氏的移徙与乌孙与月氏的关系，参阅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页27－39。
[35] 大夏史料缺乏，这三个王在位的年代，史家说法不同。权衡各说，可定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30至150年。
[36] 《汉书》作监氏城。
[37] 关于大夏的历史，因为残留的史料稀少，学界著述及考证异说纷纭。今基本根据W.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亦间采他说，不另详注。
[38] Grousset前引书，页64。
[39] 《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说：“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汉书》文字简略，但基本上尚合乎事实。但如页45注2已引的“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这“南越悬度”四字却是错误。因为“塞王南君罽宾”是从安息东部被迫东迁又北上，兜个大圈子才达到罽宾；而不是走“南越悬度”这条游牧民族绝对不能走的道路。
[40] 参阅Grousset前引书。又，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chpt. XXIII.
[41] 见Tarn前引书，第八章以下。
[42] 同注[11]。D.C. Sircar则谓Vonones统治时期约为公元前58－18年，继承者是Spalirise（公元前18－1年）及Orthagnes（公元1－21年）。见R.C. Majumdar,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p. 125。
[43] 同注[11]。D.C. Sircar则谓Gondophares统治时期约为公元21－46年。
[44] 以上关于乌弋山离的历史，参阅Grousset、Majumdar、Tarn前引书。又，Wrote, Coins of Parthia; Herzfeld, Sakastan; L. de la Vallee-Poussin, L‘Inde aux tempes des Mauryas et des Barbares.
[45] A. Wylie, "Notes on the Western Rogion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X, 1881, p. 38; E.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 Pao, vol. VI, No. 5; E.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ès 1e Heou Han chou", T‘oung Pao, vol. VIII, No. 2.
[46] J.J.M. de Groot, 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 p. 92.
[47] 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下，页406。
[48] 此名后来还遗留下痕迹；希腊时亦曾称之为Zarin，中世纪时或称为Zarang。
[49] Tarn前引书页14，言此城原名已不见于希腊文献，幸赖《汉书》的记载得以保留了该城原来的正式名字。
[50] 同注[45]第三文。
[51] 同注[4]所引书，页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