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的娱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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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超级女声》的娱乐民主
火暴的《超级女声》造就了不少平民偶像,令神州为之一阵疯狂。观众投票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超女,这种方式早已有之。但此法在《超级女声》中作为和评委评选同样轻重的手段,并如此大规模地发动了全国人民,实在罕见。
这已然相当于一场娱乐选举,选举出投票者喜欢的娱乐人物——超女。大家在电视上可以分毫毕现地看出每个人的表演和水平以及可爱的程度,而后在自己的兴趣下用拇指按动手机键。在选举之前,超女们还要来上一番拉票秀。于是,一条条短信在让运营商盆满钵盈的同时,也记载了娱乐的民主之声。
粉丝、盒饭、荔枝、玉米、凉粉、笔迷们,则分外操心、忙碌。他们大多年轻,具有娱乐上的创造性和无比高涨的兴趣。他们各自是自己盟主的选民,为了自己盟主的胜出而运筹帷幄、合纵联横。想想中国足球的娱乐史,就能想见如今的大众会以怎样的热情参与到娱乐民主当中了。
而这又是一场不完美的选举,因为还有评委在。在这样一场民主的娱乐选举中,评委只能是很尴尬的角色。柯以敏无奈的退出、何炅一味说好话的表演、黑楠与日俱增的白板,无不透露出处于民主选举制当中权威们的心态。
一向很权威的评委们如今一不能不按照专业的技术取向来评判,二不能不顺应选民们的呼声,三又要按照娱乐的原则办。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评判的权力更多地移交给大陪审团(超女评判团)和广大观众选民。到了六进五的决赛,只有何洁是三评委一致推选才晋级的,就说明了这点。
权威诞生在寓教于乐的时代、存在于学校之类的教育场所。他们挥舞着专业的大棒,游走在嘉宾的流水席上。他们以分数和评价左右着选手和观众的情绪,以及比赛的走向。他们扮演着大众的教师、选手们的班主任,以个人的技术性偏见代替了大众的耳目。
权威终将让位于大众,这是娱乐民主的一个趋势。那时的权威们将龟缩在演播厅的一角,角色类似迪厅里的DJ、股票交易中的操盘手。可以预见的是,到了《超级男声》,这种娱乐民主制将更加完善,很有可能取消评委,从而使娱乐民主抵达它的彼岸。
至于央视主持人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不过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思维。央视的节目何尝不想当收视之冠、广告之王呢。他们以前不就是如此嘛,如今只是来了危机感罢了。并非“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权威对娱乐的专制才是万恶之源。
依旧可以看到,《超级女声》之所以被指责为“恶俗”,在于其娱乐民主外衣之中的商业利益驱动。天娱公司、湖南卫视、买广告时间的商人、电信运营商,他们是这场娱乐民主的最大获益者。而大众在付出了低廉的成本之后,也获得了娱乐性的享受。这里,商业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善的一面。
没有商业利益的推动,就不会有娱乐民主的超然。正像天娱公司的董事长王鹏说的,谁当选冠军(谁就是人气最旺的),对我们都一样。我们有什么必要搞黑幕?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接受老百姓选出来的人,和民意作对?这样对我们今后的包装有什么好处?
王鹏话意的主旨是“顺应民意”,可见其对娱乐民主的认识。可以说,一切商业行为都具有顺应民意的朴素倾向,只是在大多数时候商人的自利使得这种朴素倾向翻倒在市场的魔爪之下,从而上升为经济规律。
《超级女声》虽然接近尾声,但那种“想唱就唱”的精神却能留存下来,并在其衍生产品中继续发扬。我想,娱乐民主最接近娱乐的本意,也是大众想唱就唱的本源,更是何洁语“想在哪打洞就在哪打洞”的动机所在。
《超级女声》会渗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侧面与种种细节当中。或许以后会有很多类似的节目跟风而动,这已是娱乐的中国特色。但很难再有《超级女声》这样的巨大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制造第一、追逐享受这个第一。
而《超级女声2005》制造的最大的第一就是确立了“娱乐民主”在中国的形成,使中国人知道了自己手中握有娱乐权力(而非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