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经熊：一个法学家的精神肖像（3）

百年孤影 追寻近世的真相与正义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吴氏四岁的时候，小娘去世；十岁，父亲去世；十五岁的时候，抚养他成人的大娘去世--至此，他的长一辈亲人全部离开了喧嚷的尘世。虽然说不上幼年失怙，然这亦是人生十分凄惨的遭遇。亲人的早逝，恐怕会给他的记忆遗下抹不消的阴影。但是依照吴氏的记载，小娘死后，人们为她整理遗容，他却被母亲脚上那双鲜艳的红鞋子所迷住，问：“妈妈是参加婚宴吗？”而父亲病故的那天，在吴氏的回忆，是“我一生还没见过这么明媚的一天”，父亲的面容因真正超凡的微笑而熠熠发光，携带着神妙的平安呼出最后一口气。其后，还到处传言亡灵坐在宁波的城隍庙，飞升为市神。

　　这是何其温暖和欢欣的往日书写。在吴经熊的幼年生活当中，连死亡之相都可以焕发得如此美轮美奂，本来是累累积压的云雾，却有清明的阳光穿过，他的整个世界霎时被照亮。这则让人想起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罗贝托·贝尼尼导演）里面的那个小男孩，他拥有一位伟大的父亲，因而他在纳粹集中营的悲剧生涯，可以演变成一部拉长了情节的喜剧。父亲告诉他，纳粹党的抓捕与杀戮，只是一个过家家游戏。最终，父亲的被枪杀构成了黑色游戏的高潮。我们可以质问该剧本的精神底色，可毋庸置疑，生活其间的孩子之心理，不至沦为极端仇恨的病态，而是健康如西西里的蔚蓝天空。吴经熊的回忆所折射的光辉，他的田园牧歌式的烂漫童年，完全可以媲美于《美丽人生》。

　　可养母的死，却让他体味到痛失亲情的刻骨铭心。15岁的吴氏已经接近成年，拥有独立的理性与情感意识。他晓得，这最后一位母亲的离去，将使他从此陷入孤苦无依的精神孤儿之状态（我们会看到，他此后的信仰历程，正呈现为对“母亲”的寻求）。更因为，养母是为他而死：那年他染上伤寒，发高烧，养母足足护理了他20天，等他清醒过来，她的身体却垮了，大睁眼睛，说不出半句话，她还能认出自己亲手抚育的孩子，默默流泪，就这样拖延了10天，养母去世。“这是我见过的最凄惨的情景。说她为了救我脱离死亡而牺牲了性命，毫不为过。我从未体验如此大的悲伤。她死后好几个月，我都几乎发了疯……”

　　吴经熊对养母的追忆，还包含着复杂的感恩之心。在小娘死时，父亲考虑到她为吴家生了三个孩子，想追认为正妻，这下大娘可受不了，她跑到附近的一个尼姑庵，以示抗议，按照儒家传统的家法（吴氏称为“普洛克卢斯礼仪规矩”），她的做法无可非议，而父亲只得屈服，亲自去尼姑庵将她接回来：

　　我提到这段插曲，是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日后的法学思想有一些无意识的影响。尽管我是一位律师，却总是偏爱平等胜于严法，精神胜于文字，仁慈胜于正义。没有人比我更欣赏罗马人的格言了：“最高的正义也是最大的不义。”这也解释了我何以偏爱霍姆斯、威格莫尔、卡多佐和庞德的社会学的、人道主义的法理学，而反感19世纪的机械论的法理学。更重要的是，这个经验使我不喜欢儒家的礼仪主义，而全心同情基督对法利塞人主义的斗争。首次读到圣保罗的话，“文字令人死，精神却叫人活”时，我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为基督徒。这种体验就跟一见钟情、堕入情网一样。

　　两年后，吴经熊与一位李姓女子结了婚。这是标准的旧式婚姻。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一样，在吴氏六岁的时候，父母便帮他相亲订婚。结婚之前，他从没见过女方，更不知她大字不识。这为以后的婚姻危机（1930年前后，吴经熊在上海做律师而成为暴发户，滋生了喜新厌旧之心理）埋下了祸根。好在险情尚未决堤，吴氏便浪子回头，他的家庭依然圆满。对比鲁迅抛弃朱安而结合许广平，胡适纵然与江冬秀白头偕老，可在某些胡学家看来，他的爱情并不算幸福，而且还不时闹过红杏出墙的绯闻，更不必说陈独秀的四次婚变--就此而言，大抵可以说，吴氏是一个好丈夫。而李氏绝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在他们的小儿子吴树德的回忆录里，母亲的光芒熠熠闪现：

　　作为妻子，母亲奉献了一切，但却难能充任父亲的副手。然而，如其职责之要求，身为一位受过良好教养、知情懂礼的女性，她自然懂得何时应当、何时不当作声。一句话，她知道如何保持家中安宁，恬静而周全地做到了这一点，为自己的爱人从事学术工作提供了合适的氛围。当父亲这位智识者全身心沉浸于捕捉道家经典的妙谛之时，妈妈作为女主人，则不声不响、里里外外地做着似乎毫无回报的家务。情形好像是，稍予体察，竟或不假人力，她自己就发见了“无为”这一道家关于成就事业，即便是浩繁志业的著名理念。如果日常家务确曾让她烦忧，她却在我们面前将这些感情遮掩得严严实实。

　　我们还需要说两句吴经熊在童年所受的教育。据他回顾，他所读的第一本书是《二十四孝》，其后陆续读到《诗经》、《论语》、《孟子》。他印象当中的孔子，是诚实、爱知、充满快乐精神。当他读到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时候，深受鼓舞，在书页上端的空白处写道：“吾十有二而志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