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百年孤独(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3 11:54:17

袁世凯:百年孤独(3)

百年孤影 追寻近世的真相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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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并非要说,政治家一定就是好的,而政客一定就是坏的。我情愿将此作为两个中立性的概念。这与我接下来要谈的一个问题--关于“忠臣”与“奸臣”之善恶色彩鲜明的历史研究典范--息息相关。纵观中国史,自从欧阳修编修《新唐书》开设“奸臣传”,为后世史书纷纷援引,忠奸之史观便独立出历史幽深的丛林,焕发了极其剽悍的蛊惑力,俨然构成了儒教意识形态的独一正统。乃至今日,据说我们已经进化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历史诠释学依旧无法摆脱它之拘束。如此,研究近代史的茅海健先生不得不穷根究底:为什么在我们的历史观当中,琦善会被定义为卖国贼?--而他确实没有卖国。这种说法如何形成?其利弊何在?通过对鸦片战争史的梳理,茅先生从中提炼出源自中国传统史学与政治哲学的“奸臣模式”:在皇权至上的社会,政府衍生的一切罪恶,最终都会有一个或多个白脸的“奸臣”出来顶缸,这样既可以开脱至圣至明的皇帝所犯的罪恶,亦可以唤起民众的耿耿忠心:正是“奸”的风行,才导致战争失败,灾异横生;如果“忠”能兴起,那么败局将得以扭转,大厦将不会倾覆。

  --真是如此吗?倘若鸦片战争重用林则徐等“忠臣”,中国就一定获胜?为什么不去设想,假如1840年代的道光皇帝能够坚持起用林则徐,而林氏却以失败告终,那么“奸臣”的帽子将会扣在谁的头上?无疑,道光不会出错,林氏则要做被迫沉默的替罪羊。所以,为什么不去正视鸦片战争所展现的中西技术、政治与文化的差距,而要死守古老儒家的道统,为顽固的民族自尊心编织一触即破的保护膜,从而阻挡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正是这种“奸臣模式”,使得“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以此来探察袁世凯的告密事件,我们可以推导出近似口气的“正统”结论:戊戌变法这场“自变革”的失败,不是光绪皇帝的错,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错,而是慈禧太后的贪恋权力,而是荣禄等守旧派官员的不思进取,而是袁世凯这种“奸臣”在清盘之前的无耻告密。可是,善良的人们,为什么不愿挪动日渐僵化的目光,去注意以下苦楚的事实:不必说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模棱两可,不必说荣禄对康有为的保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即出自荣禄的幕府),单是那袁世凯,如果他感恩于光绪的赏识,受愧于谭嗣同的激切,冲冠一怒为知己,提一支兵马,直入京城,但是,他的武卫右军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敌得过“北洋有宋(宋庆,统领武卫左军)、董(董福祥,统领武卫后军)、聂(聂士成,统领武卫前军)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这些部队的联防?就算他护驾成功,像英雄屠狗一样将荣禄杀死,辅助康有为、谭嗣同掌管晚清政府的行政权力,那又将如何?变法胜利吗?咸鱼翻身的康氏能改变自己躁动畸变的政治性情吗?急进的政策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充分落实吗?星星之火的革命思潮能被完全扑灭于辽远的荒原吗?--在重重假想归于失落的尘土之后,我们为什么还坚信袁世凯的一人之力可以回天有术?我们为什么不去正视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变法的发动者,是以革命的手段来施行改革--而在实质上,那一座貌似富丽堂皇的房屋,已经衰朽至摇摇欲坠,无论从内部做怎样完善的修补,都无法支撑下去?

  彷徨于戊戌年沉闷的血雨腥风,也许我们隐约听见了余音袅袅的一声枪响,武装斗争夺取清朝统治权的旗号已经打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火花已经点燃,那是1895年的广州,那个拉响枪栓、立志盗民主共和之火照亮黑暗之中华的普罗米修斯,后来更名为孙中山。若干年以后,他所率领的在野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领导的在朝的权力者联袂一击,将爱新觉罗氏的帝制统治送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