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革命与改革之间（2）

百年孤影 追寻近世的真相与正义

　　二、梁启超的惶惑心态：在革命与改革之间

　　这篇三千字的短论，曾被日本史学家狭间直树教授形容为“极尽繁琐”。依我看，繁琐未必，作者的思路却有些缠绕不清。之所以如此，正在于梁启超立志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靠人力实现的任务：当时人纷纷以“革命”翻译Revolution的时候，他要扭转时势，以“变革”取而代之--以“改革”翻译Reform，估计梁启超与他的论敌皆不会有什么疑问。我们都知道，在中西文化冲撞之初，翻译并无立竿见影的事理，一个西文词语，同时可能产生十数种中文译法，最终哪一种获胜，或者好几个世纪都难以定案（如海德格尔著作的一些关键词），是一个相当复杂、乃至超越合理性之界限的改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是语言的跨国际行旅，而且牵涉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社会权力之间的激烈博弈。Revolution即是生动的一例。

　　也许可以问：既然Revolution已经有“革命”这个译名，梁启超为什么还要再创设一个“变革”呢？如此则势必发生与Reform（“改革”）的语义重合。这需从“翻译之政治”--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改良派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之间的争斗--说起。简而言之，戊戌变法的惨败并没有给康有为带来深重的刺激，他仍然“太有成见”，执迷于保皇旗帜之下的渐进改革而不休；但梁启超正好相反：“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去日本不及一年，他的政治路径便大为改观，从“保皇”转而“言革”，成为康门弟子当中的激进分子之代表，并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眉来眼去，接触洽谈合作事宜。按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记，康、梁刚到日本的时候，革命派已然在那里扎下了深厚的根基，孙中山、陈少白以“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寻思与他们合作。可康有为这个人的性情，除了自负、躁进，还有些狭隘，一向不能容人；且自恃风头正健，怀揣所谓的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以帝王师自居，不乐意待见此等乱党。梁启超的表现则颇为积极：

　　己亥（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云：“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为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其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

　　这一段记载堪称神妙之笔，将孙中山、梁启超的面目和心理描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两人的简短对答，真真是妙处难与外人道。明眼人一看便知，孙中山的“尊师”，实则是要架空康有为的权力，尊一个空头名号罢了。更好玩的是，“梁悦服”，居然默认了孙氏的做法--以他的智慧，怎会窥不破孙的良苦用心？可为什么不反对呢？条件即为“梁副之”，做二把手。

　　如果冯自由的记载属实，那么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并愿意“副之”，一定别有用心。窃以为梁氏的心理转变，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康有为产生了分歧，生出了脱离康有为而独成一个系统的想法。1899年3月的一封家信，说准备去美洲，因“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康）先生”，这至少可以说明他隐然拥有了凌驾于康有为之上的声望。是年6月，梁启超与韩树园、李敬通等共12人结义于日本江之岛金龟楼，据当时叙齿，梁启超排行第五。这摆明了是“党内结派”。

　　另一方面，是否可以推测，梁启超认清了世界大势，改良与革命之势力此消彼长，迫使他选择“顺之者昌”？此间他发表《破坏主义》（1899年10月15日），鼓吹“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呼唤卢梭之《民约论》“大旗觥觥，大鼓冬冬，大潮汹汹，大风蓬蓬，卷土挟浪，飞沙走石，杂以闪电，趋以万马，尚其来东”，难道只是“高贵的谎言”？

　　梁启超有自己的小九九，但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康有为何尝是傻瓜？弟子那些伎俩，在老师面前还是稚嫩了点，于是有接下来的一幕：

　　是年梁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频行约中山共商国是，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中山为介绍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于其兄德彰及诸友。

　　首先，梁启超办事不密，“起草联合章程”这等大事，怎可委托康有为最忠实、最信赖的弟子，有“康门子路”之称，对革命思潮素怀偏见的徐勤（章太炎有言：“康门有徐君勉，最与中山水火。”即指徐勤）来操作？他理应早已知晓，与革命派联手合作，康门弟子颇有些作梗之士，从他此前写给孙中山的信函，即可见一斑：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

　　“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是微言，“不便畅谈”才是大义。我以为，流亡日本初期，恐怕是梁启超一生最为尴尬的一段回忆。他与康有为的终极决裂，自那时便已埋下了隐伏的恶因。他企望叛离康有为盛大的羽翼与阴影而独树一帜，可以此信为明确的证据--作于“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稍后数日：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下款签名者有梁启超、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陈侣笙、黄为之、唐才常等十三人，被改良派戏称为“十三太保”。这13人当中，有10人属于江之岛结义的小共通体，亦是梁启超背弃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的根本。遗憾的是，这个党内之党的力量，尚不足以支撑梁启超旗帜鲜明地向康有为叫板。当徐勤告密，康有为斥其为“违命”、“专谬”，致信迫令反躬自省，并即刻赶到檀香山办理保皇党事务，重压之下的梁启超无可奈何，唯有服从老师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