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與基督教義的非常聯想 (下)

信心與願力的能量

從心裡產生的信念，能有多大的力量呢？耶穌基督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似乎 是這句話，讓穆罕默德產生移山的信心，可惜穆罕默德失敗了，只留下一句「如果山不向我們走來，我們就向山走去」的名言。芥菜種是植物中最小的種子，用此來 比喻即使種下很小的信心，就可以長出比各種菜都大的結果。可是，當耶穌與門徒在海上遇到暴風，船甚至被波浪給掩蓋，門徒充滿恐懼叫醒沉睡中的耶穌，耶穌 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如果只要有芥菜種般的信心，就能夠移山倒海，門徒們的小信就比芥菜 種小，可能幾近於零。但是，穆罕默德的信心夠大了吧，還是無法讓山移動分毫，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佛教《華嚴經》首先就提到「信」，指出「信為道源功德母」。不過，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人們做不到的原因，往往因為「愚癡」沒有智慧，以及「我慢」不肯相信 別人，不但對他人如此，對佛菩薩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說，耶穌的門徒擺脫不了愚癡和我慢，於是心生懷疑而沒有信心。佛教義理認為，物質世界是虛妄偶然的， 心的力量生成這些形象，一切「唯心是道，心物一元」。信心的能量，可以改變物質現象。

耶穌在迦百農遇到一位百夫長，求耶穌治療其僕人的癱瘓病。百夫長對耶穌說：「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耶穌對跟 從的人說：「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轉過頭來又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他的僕人就好了。有 兩位瞎子求耶穌醫治，耶穌問：「你們信我能做這事嗎？」瞎子回答：「主啊，我們信。」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瞎子即重見了光明。

藥師佛起的第七大願為：「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病悉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皆豐足， 乃至證得無上菩提。」南懷瑾先生說，唸藥師佛的道理與耶穌摸痲瘋病人的道理一樣。生病求佛沒有感應，是自己沒有救自己，沒有真懂藥師佛的道理，真懂了立刻 有感應。主要關鍵仍然在於信心。雖然宗教經典如是說，信心治病畢竟神秘不可知，生了病還是要看醫生，切不可迷信於怪力亂神，以免落入假神之名的詐財圈套， 還會貽誤治療且毀損健康。

個人心念的力量誠然有限，發願行善則可以擴而充之。佛教說，法術敵不過神通，神通敵不過業力，業力敵不過願力。成佛的第一要素，必須先發下拯救眾生的宏 願。地藏王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藥師佛許下12個大願，都是成佛得道的因地。一般人學佛常常為了「我好」，只求自己的功名富貴不是大願，而是 私心。然而，不論利他的願力，或者利己的私心，都會產生業力。佛教徒常說：「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即在累積身、口、意的善業。社會人群共同製造的 業，稱之為「共業」。共業的好壞，會影響國家社會的運途，再大的神通都無法改變。佛教說「轉輪聖王」出世，就能有個太平盛世。但要一切眾生修一切善法，才 產生一個太平盛世，才出現一個轉輪聖王。如果人人師心自用、物欲橫流，那麼，安和樂利的社會將不可得，也產生不了一個像樣的國家領導者。孫中山說：「國 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人心如何，國家即如何。民主社會流行說：「有什麼人民，就有什麼政府。」與共業說似乎也頗契合。

政治對宗教的拉攏與打壓

上述宗教的神奇說法，以及筆者天馬行空的聯想，或許有人會斥為荒謬；但其中若有些道理在，諸君亦不妨姑且聽之。接著，我們回歸到現實的歷史。耶穌縱使會顯 現神蹟，卻逃不過政治的魔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猶太祭司指控耶穌褻瀆神明並自稱猶太王，羅馬總督彼拉多定耶穌叛亂罪，都是畏懼耶穌的言行和影響，會威脅 到他們的統治與權威。在宗教和言論自由不受保障的年代，任何違背統治階層利益的信仰和觀點，都會遭到無情的迫害。反之，若宗教信仰或學術思想有利於對人民 的統治，當權者就會想盡辦法挪為己用。

羅馬帝國多神信仰的傳統，原先對其他宗教採取寬容態度；基督徒起初亦被平等對待，甚至受到省長及官員們的保護。拒絕參與異教的獻祭，讓基督徒顯得與眾不 同；秘密聚會則引起懷疑，基督徒私下舉行不當祭典的謠言四起。公元64年，羅馬城發生大火，民間謠傳皇帝尼祿唆使屬下縱火，好讓他興建更豪華的宮殿。為了 消弭這個謠言，尼祿指控基督徒是焚城的禍首。一批批基督徒遭到迫害，有的被各種方式絞死以供人取樂，有的被蒙上獸皮讓獵犬活活撕裂，有的則被釘在十字架 上，待夜晚降臨時被當成火把點燃。教會的磐石彼得與外邦人的使徒保羅，即可能在此時或不久之後喪命。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是個明顯的意外插曲，卻使基督徒 貼上反帝國的標籤，成為一種信念傳播開來。到了圖密善（Domitian, 51～96）統治時期，為了測試他們對帝國的忠誠，下令人民必須向皇帝的雕像膜拜，拒絕者一律處以死刑。拒絕向偶像膜拜，堅決一神信仰的基督徒，自此更遭 到接連不斷的迫害。

長達200多年的政治迫害，基督教視死如歸的殉道者，常使旁觀的民眾感動，信徒的人數不減反增。教士塔杜良（Tertullian）即說：「殉道者的血， 成為教會的種子。」強調男女平等及對窮苦受壓迫者的關懷，亦吸引為數眾多的婦女及下階層群眾。盛行於羅馬的斯多噶與伊比鳩魯學派，缺乏心靈的慰藉與來世的 希望，基督教則成功地迎合了這個需求。基督徒之間團結、慈愛的精神，每逢災難或瘟疫侵襲時，總能不顧自身危險，拯救危急病痛的同胞；異教徒面對出乎意料的 恐怖襲擊時，不論他們的祭司或者哲學家，都不能提供可靠的保護，就很容易被「永世折磨說」給嚇倒。這種恐懼極有助於他們改信基督教。上述因素都使基督教會 不斷茁壯，有錢、有知識、有地位的入教者亦日益增多，羅馬當局只好改變方針，對基督教採取寬容政策。公元312年，傳說君士坦丁在戰爭前夢見太陽上方出現 十字架，一個來自天空的聲音告誡他，記住這個符號便可以取勝。他把軍旗綴上十字架符號，果然在沙場上取得勝利；隔年，君士坦丁發布「米蘭敕令」，宣布基督 教為合法宗教。從此，基督教擺脫被壓迫的命運。 基督教在廣泛的傳播過程中，教義及組織上的不統一，產生了激烈的教派爭端。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開「尼西亞會議」，確定「三位一體」為基督教的正 統教義，並且規定了教會組織條例；在羅馬帝國的庇護和控制下，基督教蛻化成當權者的統治工具。公元392年，狄奧多西皇帝頒布法律，宣布關閉一切異教神 廟，禁止一切獻祭活動，確立基督教為國教。基督教與政治權力結合，從被迫害的宗教搖身一變，進而成為迫害其他異端的宗教，尤其對「殺害耶穌凶手」的猶太教 徒，在手段上更是毫不留情。正如伏爾泰所說：「我們為什麼自尼西亞會議以來，就一直不停地互相殘殺呢？」「向人民灌輸最多寬容的基督教，卻是所有人中最不 寬容的人。」歷史不僅充滿變數，也常常出現深刻的諷刺。

日耳曼人消滅西羅馬帝國後，在中世紀分崩離析的封建制度下，基督教會擺脫封建君主的控制，取得世俗行政、司法、軍事等權力，加上當時虔信的宗教意識，使教 會比起封建國家更占有絕對的優勢。華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在《西方政治傳統》中說，教會勢力使基督教精神和道德，凌駕於國家政權的目的之上，在中古末期形成雙元的人類社會觀。國家的功能在於維持 社會的秩序，並且保障基督徒不受外在暴力干擾；教會則以信仰和道德的力量，指導國家完成上述的目標。於是，「社會」與「政府」明確劃分開來，並且取得比政 府更高的道德權威；這是古代社會不曾有過的觀念，西方文明的基礎至此確立。於是基督教的平等精神與倫理觀念，得以深入人心並具體實踐，進而改變西歐近代的 政治面貌。教會的世俗化權力，掌握在神職人員手裡，仍然逃不過「權力使人腐化」的命運，乃有十六世紀後的宗教改革。這或許是墮落的人性，一直無法超越的障 礙吧！

佛教曾在印度盛行一時，亦對當時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公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篤信佛教，在佛法的感召之下推行許多仁政，創造印度史上文學、藝術的一 個盛世。公元四世紀建立的笈多王朝，大乘佛教盛行於世，佛塔和寺廟到處可見，農工經濟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繁榮興盛，並且築有公眾醫院等慈善機構，直可媲美 古希臘伯利克里的黃金時期。足見統治者若有慈悲心，把宗教的理想化為政治的力量，亦可創造安和樂利的社會。然而，佛教「眾生平等」的理想，還是難敵根深柢 固的種姓社會，終於逐漸沒落進而在印度銷聲匿跡。過於強大的政治社會現實，往往會讓高尚的理想鎩羽夭折。

佛教傳播到中國以後，與儒、道同為中國文化的主流。然而，統治者需要的時候就大力提倡，其勢力過於龐大的時候就極力打壓，根本無法像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形成一股與政治互相抗衡的道德力量。這麼一來，佛教主張「眾生平等」的精神，就很難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現實上紮根落實。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