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自述（二）

但这次诬告不再走中办的渠道，改走国务院渠道了。

我与原国务院负责人无任何个人恩怨，仅仅在国企改革的方针上有不同看法。他坚持从从严管理、减员增效入手；我却认为应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入手，坚决反对工人下岗。提出了“一厂两制”、工人不下岗的“765工程方案”。这就惹恼了国务院原负责人。

我认为，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之一，把几百万、几千万工人一下子抛到失业队伍之中，无论有多少补救措施，任何家庭的经济上也会受不了。任何人感情上也受不了。事实证明，这一部分，以后都成为了质疑改革思潮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上的反帕累托改进。

在对待从1996年开始的“南德风波”上，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一直持非常之谨慎的态度，与原国务院负责人的态度尖锐对立。这种慎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就是最大的保护。这就是虽然我早已于1996年3月18日被“边控”，日夜监视、跟踪、窃听，但直到1999年才被抓起来的原因。

交通银行前行长王明权利用“外汇严打”之机的再次诬告，逼使中央必须尽快统一对我是否犯罪的认识。为此，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一个专门的联席会议。

有人总行、外汇管理局、原外经贸部、海关总署、“两高”、公安部及湖北市人民政府参加的决定南德是否犯有信用证诈骗罪的联席会议，在武汉洪山宾馆举行。会议由湖北原省长蒋祝平主持，各参加单位派副职参加。会议高度保密，加了武警岗哨，收了手机，不准外出，不准回家，会期10天。

虽然会议的倾向性很强，但由于公安部与湖北公检法对湖北中行信用证案的预审已经基本结束，实在无法认定南德犯罪。所以，10天会议之中，三次派人返京汇报。中政委书记听取汇报，他指示，非得认定牟其中有罪不可。最后会议只得决定追究牟其中的刑事责任。

当时的这位中政委书记，就是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了中央，结束了中央与原国务院负责人在南德问题上的长期不同意见。

由于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在我的问题上长期持谨慎、保护的态度，洪山宾馆会议的结论使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处于政治上十分被动的地位。这一被动也就成为了不久之后反改革势力发公开信，诬陷党中央搞理论政变、和平演变、傍大款等等不寻常事件出现的政治气候之一。

十分奇怪，此前，这位中政委书记一直站在中央一边，四处为我说好话。对此，我掌握有不止一、二个证据。

为什么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呢？

1998年3月，武汉市公安局抓捕了湖北中行信用证的真凶王向军。虽然洪山宾馆会议决定要追究牟其中的刑事责任，但1999年9月，湖北仍决定对王向军起诉。北京却不同意。让湖北上京汇报。汇报后，9月14日左右返汉，奉命修改起诉书，删除王向军，用牟其中为其顶罪。这一切，是审判牟其中合议庭的法官李西林，于汇报后返汉的第二天，告诉武汉律师李伟的。

王向军于1999年9月30日被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中释放，第二天逃往美国。现已取得美国国籍，仍旧在从事着针对我国的洗钱活动。

为什么必须放掉王向军呢？

我有证据证明王向军诈骗来的湖北中行信用证是由其同伙姚红、牟臣住在一位高干子弟李XX在香港的寓所内贴现的。姚红曾向我请过假，要去为这位高干子弟李XX走私汽车在北京海关被扣进行活动。预审记录中有姚红“借”200万元给北京海关官员的口供记录。

就这样，在1997年开始的小平同志逝世后，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这一场斗争中，旧体制旧机制维护者不止一次地利用刑事犯罪手段，终于把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的我，第三次关进了监狱。继之，又用我的有罪判决为证明，向公众证明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律具有原罪，再以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是靠诈骗国有资产发家致富的骗子，来证明改革开放的确改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从而分裂了社会公众的改革共识。

目前，这场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4、进入21世纪，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实现奋斗目标考验时的牟其中。

我是在监狱中作为一名被严加管束，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囚犯迎来了这一次考验的。文章不能发表，即时写作，也受到监视。没有参考书，不可能与任何人讨论，连生存条件都十分恶劣。

2001年7月会见亲属时，得知网上出现了一封攻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公开信，并了解到该信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由此，我了解到，小平身后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这一场斗争并没有因为我被关进监狱与厉有为被撤去深圳市委书记而结束。

于是我写下了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章《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参考资料之八：《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托朋友以他的名义在香港摘要发表。

文章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充分发展，经济文化尚十分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凭借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如何正确认识剩余价值理论，如何理解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成功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难题。由于这个历史难题的解决，与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的国家的胜利，被马克思第一次置于了科学的基础上一样，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的胜利，也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江泽民置于了科学的基础之上。

旧体制旧机制的维护者把我送进监狱，仅仅是他们政治阴谋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以我为证据，来证明所有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律具有违法犯罪的原罪，从而挑起社会公众的道德义愤。

虽然在监狱之中，我又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进行了还击。2003年8月15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了《牟其中狱中说原罪》（参考资料之九：2003年8月15日《南风窗》杂志的文章：《牟其中狱中说原罪》）。

文章中写到：“原罪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现实世界根本没有什么‘原罪’”，“牟其中深感担忧的是，在现代法治社会里，当一些人按照法律标准找不到民营企业家的罪行时，‘原罪’理论就有可能化成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西，于是民营企业家们就随时有被依据神学世界的理论而在现实世界里定罪的危险”，“‘原罪’讨论的其实是民营企业该不该出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原罪’论者至少目前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来的。于是，就嗫嗫嚅嚅地、嘟嘟囔囔地、词不达意地讨论起什么‘原罪’的问题来了”，“如果民营企业都有‘原罪’，那我们不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吗？”

2002年，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研报告广为流传，这份报告称：“目前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约在1000亿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这就是所谓的原罪。

由于我这个被几百家媒体认定的“中国原罪第一人”还被关在监狱里，所以虽然有争论，但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律具有原罪，仍然是今天社会的主流意识。

经过以上两次数百家媒体的酝酿，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势力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们借郎咸平之口宣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中国已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令人悲愤的是，反改革势力坚持不懈，长达8年的努力终于蒙蔽了大量不明真相的公众。在当时郎咸平与张维迎的争论中，网调的结果是支持郎咸平的为95%，支持张维迎的仅5%。

更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一强大的潮流面前，平时力主改革开放的学者们竟集体失语，保持了难堪的沉默。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在监狱中再一次拍案而起，立即写了《牟其中为什么要批评郎咸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郎咸平不是以偏概全，先证明某位民营企业家有罪，然后偷换概念，以此证明所有民营企业家一律有罪吗？那么好，就请郎教授来证明我牟其中有罪。若能证明，我承认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原罪；若证明不了，请郎教授向全国民营企业家道歉。

可是，没有一家媒体敢于发表。

《中国企业家》杂志小心翼翼地将其改编为仅仅一页纸的《牟其中来信》，在2005年4月份发表了。立即引发了网上热评。网易网以《你认同牟其中对郎咸平的批评么？》为题，进行调查。几千人参加了调查。支持郎咸平的由95%陡降到了55%，囚徒牟其中的支持率由“大陆首骗”，飙升到了45%。若全文发表，郎咸平的神话就会被戳穿了。

在涉及我国发展方向和道路等重大问题上的四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我都经受了，与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以此可以证明，用传统中对资本家政治定位的思维，来认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显然是错误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但有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历史任务，同时也有反抗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目标。这就注定了当代中国的资本拥有者，首先必须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可惜，如此浅显的道理，很少为公众了解，以至于阶级斗争的余毒还能经常借尸还魂。这是媒体的失职。

三、背负十字架的长征——南德三大享誉世界的经营业绩，证明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创新精神可以创造世界经济奇迹

南德集团在1991年——1992年用1000余火车皮我国积压的日用工业品、食品、为四川航空公司换回了四架图154大型客机，缓解了当时北京与成都之间购飞机票要排队一个月的紧张。此举完成了中国民营经济的登台亮相，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

继飞机业务之后，南德于1993年开始与莫斯科国际卫星组织合作，研制发射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电视直播卫星。以后又发射成功了两颗，并投入了营运。

可惜，南德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成功，已超出了整个社会最大想象力的极限，在反改革势力的操纵下，全社会一致认为我在利用卫星从事诈骗。有关部门立案调查，非得逼我把已经在营运中的卫星卖了，否则，就认定我是在诈骗，就要抓人。

我只得含泪把卫星股权卖给了法国人。法国人开始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事。当产权转移之后，他们开了香槟酒庆祝天生掉下了馅饼。

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于今年北京奥运会上。

南德卖掉电视直播卫星的十年之后，我国为奥运会发射了鑫诺二号电视直播卫星。但上天之后失败了。奥运会临近，为了救急，不得不向法国购买了一颗电视直播卫星来发射。

若当年我国有关方面对民营企业稍稍正眼看上一眼，对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稍稍有一点点宽容，不要斩尽杀绝，北京奥运会使用的直播卫星，就会是中国人自己发射的了。

南德的卫星事业不但成功地与莫斯科进行了合作，在美国硅谷创始人之一的李信麟先生的介绍下，我已把美国的卫星之父乔治·查德卫克一行七人于1996年1月9日邀请到北京南德总部访问，组织了国家航天部、国家安全部、总参通信部的专家与之进行了五天的学术交流。2月我去硅谷回访，开始商谈南德收购乔治·查德卫克的卫星设计公司。回国后，又与北京航天大学签署了由乔治·查德卫克公司设计，南德与北航联合制造，向全世界出售卫星的协议。

与此同时，南德又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各大卫星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航天领域开始大展拳脚。

可惜，1996年3月我从美国一回北京，就被收缴了护照，被日夜监视了。

至今仍令人扼腕。中国民营航天产业就如此被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偏见断送了。

与南德航天产业开发同时进行的，是南德满洲里的区域开发。

经过长期的调研，我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资源宝库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出海口在满洲里。满洲里是开发西伯利亚的桥头堡。1993年初，南德开始开发满洲里，目标是在此建成北方香港。

步骤是首先修建一座通向西伯利亚的公路口岸，再建成横跨两国的自由贸易区，然后建设一座横跨两国的、辐射东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华北、日本、朝鲜半岛的重化工城市。

一个民营企业，确立如此庞大的目标，似乎痴人说梦。但南德能做到。被捕前，南德满洲里国际公里口岸开通。至今为止，仍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公路口岸。与俄罗斯赤塔州政府已草签了租用俄方一侧5平反公里土地的协议，与中方一侧南德拥有的10平方公里土地联成了一片。经中俄两国中央政府批准，已剪开了相应的铁丝网国界。

据说，满洲里人民政府目前从公路口岸收取的通过费用，每年就有一亿多元。因为口岸的开通，该地对俄贸易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

可惜，由于我的第三次被捕，南德的满洲里计划瘫痪了。

以上三项南德业务的成就，的确已超过了只习惯于工业文明生产方式人最大的想象力。了解的人，认定是奇迹，不了解的人，认定是诈骗。南德业务神话般的成功，也为反对改革开放势力提供了机会。当年全国几百家媒体众口一词痛斥我是骗子，我是有口难辩。至今社会公众仍不了解其真相。原南德研究院副院长苟正安利用自己的工作笔记完成的《牟其中——骗子还是天才？》也不能出版。为了让公众了解，现将其中有关部分编为自述的一份参考资料附后（参考资料之十：苟正安新书）《牟其中——骗子还是天才？》摘编：《飞机、卫星、满洲里及喜马拉雅计划》）。

不了解南德业务真相的人，认定我是世界上最大的说谎者，是大陆首骗；了解的人，认定是南德创造了奇迹。但没有一个人了解我是戴着脚镣向前进，从事的是一场背负着十字架的长征。

1991年中央XX工作会议后，发了16号文件，我成为了一个从事和平演变的危险的阶级敌人。政治上处处碰壁，受到怀疑。

人民银行总行是中央银行，是政策性银行，于是就以行政手段，阻止全国金融机构与南德的业务往来。

1992年有小平南方讲话大的政治环境，南德用4架飞机，以50％的比例、110％的运行财产保险，向北京市工商银行抵押出2.4亿人民币，为期5年的授信额度。我按此金融规模，计划了南德未来5年的现金流。可是，仅仅半年，2.4亿额度还未使用完，就被原国务院负责人强令撕毁了合同，要求三个月之内一律还清，否则抓人。我砸锅卖铁按时还清了全部贷款，但南德瘫痪了。

1993年南德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合作，经内蒙古体改委批准，成立了三家股份有限公司，私募资金开发满洲里项目。7月3日，人总行、证监会联合发出明传电报，诬陷南德以满洲里项目进行诈骗。调查结束，一切符合国家金融法规。此事不了了之。但从此南德金融骗子的恶名，深入了中国金融界。

国内人总行对南德关上了金融服务的大门，我只得背井离乡远走华尔街，建立了美国罗斯福对华投资公司，计划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金融服务。经协商，与纽约证券交易所达成协议，按西班牙邮电公司分拆为国营西班牙邮政公司与私营西班牙电讯公司，西班牙电讯当年上市的成功先例，由南德投资中国国有企业，当年上市解决资金问题。

我十分高兴，认为终于逃出了人总行的控制，可以从国际上获得资金了。

但证监会立刻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文件称凡中国公司境外上市，一律得经证监会批准。我们电话询问，民营公司是否在此范围？回答：凡在中国注册的公司，均按此管理。南德国际融资的渠道又被堵死了。

到了1997年，人总行居然发了461号文件，称南德是高负债、高风险的企业，警告全国各金融企业。可是，当时南德的资产负债率不到25％。人总行的办法是只统计负债，不统计资产。

对于南德政治上险恶、金融上艰难的环境，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对任何一个人讲过，即使南德内部的人也不了解全貌。在国内外媒体上、在各种国内外会议上，我还得打肿脸充胖子，大谈我国良好的投资环境与发展民营经济的既定政策。我不愿意把个别领导人对民营经济的偏见暴露到社会上、暴露到国际上，担心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不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

所以我说我进行的是一场背负着十字架的长征。

但是，南德三大业务奇迹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那么，既缺乏政治支持、又缺乏金融服务的南德，是如何创造了奇迹的呢？

上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同志希望我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回首30年峥嵘岁月，可以告慰耀邦同志忠魂的是——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1996年我发表了小册子《我们发现了一种新情况》，向全社会报告南德发现了一种不主要依靠资金、不主要依赖资源，而主要依靠智慧即可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经济现象。我们对此戏称为空手道经济现象。

经过三年的努力，在我此次被捕前夕，写出了《海日生残夜，风正一帆悬——南德智慧经济试验报告之一》，认定南德发现了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智慧经济生产方式，发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转变过程，并对这一过程作出了科学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