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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停止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
文章提交者：刘松萝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停止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
刘松萝
摘要
人类有文字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基本上说，国家的治理应该保持中道，遵守法律，并且尽量不打破常规。
人类的历史是复杂的。走正道的人，不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就中国东周的历史来说，秦国得以战胜其他六国，除了商鞅之法中先进之处以外，还因为那时各国处于战争状态，秦国的军国体制正好适应了这种状态。
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变革。为了实现变革，有时需要打破旧有的制度。过于激烈的变革，被我们称为革命。有些国家在革命完成以后没有回复到常态，于是国家长期处于混乱的状态。遗憾的是，我们中国就是这样。
由于清末以来乱世的影响，革命政治的影响，小农意识的影响以及领导人个人因素的作用，中国一直处于非常状态之中，处于非制度化状态之中。其具体表现，就是总是用战役和战术的思维，在人治之中，用突击的方法来完成日常的工作。
有这样一种很奇怪，又被国人习以为常的现象：在中国，在太平的年月里，官员的权力竟然比很多国家在紧急状态之下还要大，采用的手段竟然比紧急状态之下还要随意。实际上，这是在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
改革以后，情况一度有所好转。不幸的是，遇到危机和挑战以后，旧的思维再一次抬头，并且变本加厉。为了抵御经济危机，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非常手段又成为首选。强迫性的，甚至是暴力的征地和拆迁，吏治的混乱以及腐败的加剧，都让我们看到乱世的图景。
现在，已经到了摈弃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学会尊重法律和制度，用常规手段治理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任务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行政首长也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实现以常态治国的进程中，知识分子负有不可替代，不可推卸的责任。知识分子有责任告诉公众和统治者什么是正常状态，什么是非常状态、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有责任告诉公众和统治者，在正常状态下必须用常规的方式治理国家。当国家出现异常的时候，知识分子有责任发出警告。
         
  *.*.*.*   2010-7-24 18: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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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刘松萝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目录
前言：问题的提出
一、中国传统思想：必须用正道，用常道治理国家
二、世界历史视角下的治国之道
三、对基本宪法原则的概述
四、续前，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贡献
五、一些非经典的例子
六、关于俄罗斯、日本和土耳其的情况
七、治理国家，常规的法律和手段是够用的
八、关于紧急状态——自百度百科
九、关于紧急状态，世界范围内最新的情况
十、抵御金融危机：经济战争或者经济紧急状态
十一、革命状态——超级的紧急状态
十二、造成中国乱象的更多原因
十三、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中国的机会主义歧路
十四、改革以后的情况
十五、续前，近几年的乱象
十六、腐败之中，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
十七、一个不成熟的判断
十八、必须停止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建立正常的国家
十九、续前，秩序、公正和民生是普世性的要求
二十、续前，治理国家是保守的和单调的
二十一、续前，论国家应该保障国民的安全与安宁
二十二、续前，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
二十三、续前，不可以用娱乐的心态治国
二十四、知识分子的责任
  *.*.*.*   2010-7-24 18: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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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问题的提出
1. 文革与《参考消息》
在一个自述里面，我说：“从小看《参考消息》，把言论自由和选举之类的事情当作公理，与中国国情格格不入。”
从文革时代开始，我就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国人处理那些在国外属于一般性的事务，一定要闹得人仰马翻呢？阅读《参考消息》，我知道，像有人在街上喊个口号之类的事情是正常的。假如有人在大街上砸玻璃，关他几天到几个月，加上罚款就可以了。不怕关，不怕罚，一直砸下去的人并不多见。小事就是小事，不可以无限推演，进而提升到国家安危的高度。假如遇到大事，比如抢劫杀人之类的事情，按照刑法去惩办就行了。
在国外，也有天下大乱的时候。此时，就需要宣布紧急状态了。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要把捣乱者直接抓起来枪毙。随后发现，所谓的紧急状态不过是对现场的处置严厉一些，对某些新闻加以管制，以及逮捕、搜查和关押程序简单一些，特别是可以延长拘留期而已。
当时我想，在中国，为什么日常的行政治理比国外的紧急状态还要严厉，这正常吗？
2.1991年，《国家的制度化》
改革以后，诸如民主法治一类的议论出现了。以往的想法被证实是对的，曾经让我激动了好长的时间。此后，终于发现了民主法治与过去的革命一样，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1984年，社会治安稍有恶化，一场“严打”就开始了。那一次“严打”，留下了种种荒谬和离奇的传说。在改革当中，同样充斥着长官意志、特事特办和大干快上。
严×其先生的著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站在宪法学的高度，一直强调治国要遵循法律和程序。他的《首脑论》，至今仍然是我们无法超越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经喜欢建筑学，研究过“建筑与环境”。谈起建筑环境的杂乱时，研究建筑学的学者杨莽华先生说：“没有办法，现在的社会就是处于无序状态。”回头看来，杨莽华归纳出“无序状态”不但准确，而且属于先知先觉。
1991年，我写完了《国家的制度化》。《国家的制度化》指出，中国是一个非制度化国家。至于非制度化的原因，我归结为三点：清末以来乱世的影响，革命政治的影响以及小农意识的影响。我认为，中国必须走出乱世，在民主化的同时实现制度化。《国家的制度化》的重点，就是不可以使用非常时期的手段治理国家。“当国家恢复安定以后，就应该用常规的方法治理。”
写完《国家的制度化》之后，一直想阐述国家的紧急状态和正常状态问题。由于要求太高，一直没有完成。此后，在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部分地谈到了紧急状态和正常状态问题。
3.以后的网文
2007年4月20日，我写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两个线索》。线索之一，就是“专制的一般类型和极端类型；社会常态和紧急状态”。我认为，“秦战胜六国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战国时代，各国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商鞅变法除了有社会制度的因素外，主要是把国家置于紧急状态或者非常状态之下。商鞅的实用主义有部分的道理：那时，仁爱和道义确实没有直接的用途，让臣民无条件地忠于君主，甘心为国家送死才是取胜之道。”而在此之前的《国家的制度化》中，我这样说：“秦灭亡的教训之一就是无视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从一时的需要和短期的效果出发，一味实行严刑峻法。”
2008年12月25日，我写了《不折腾：任务不能高于宪法和法律》。
2008年2月24日，我写了《雪灾、紧急状态、效率与公信力》。文中提到了紧急状态及其限度，正常状态与紧急状态状态的区别以及必须实现社会管理的常态化。
2010年2月4日，我在《修改《拆迁条例》，应该是为了民权与民生》中提出，要改变热衷以“紧急状态”模式治国的机会主义理念。
4.一些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以自述的形式写出前言，从个人的认识过程说起，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不是研究宪法学和行政学的专业人士，因此读者对本文需要多做一些保留。
我知道，研究紧急状态问题需要宪法学、法学和行政学的知识，这些是我不具备的。因此，我没有资格撰写这方面的论文。同时，我也有义务为学者今后的研究提供线索。我还想问：这么多年，研究宪法学、法学和行政学的学者们，你们干什么去了？
我要感谢我的姑父潘玉深先生。文革时，他是教育局的干部，就是现在的公务员。他把《参考消息》带回家，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不仅如此，我还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政治方面的知识，他是我的老师。
  *.*.*.*   2010-7-24 18: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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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思想：必须用正道，用常道治理国家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关治国的论述。
《论语》记载了传说中的尧把天下交给舜的时候所做的告诫：“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啧啧！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那中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隐于困苦和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了。）舜在把天下交给禹的时候，说了同样的话。尧的这番话，包含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治国要保持中道，二是国家和统治者不要让人民处于疾苦之中。
以后很多朝代的天禄，就是因为四海穷困而永终的。
春秋时代，主张超脱和相对主义的老子，在论述治国之道时正色告诉我们：“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以清静之道治国，以诡奇的方法用兵，以不搅扰人民来治理天下。）老子还说：“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圣人说：我无为,民心自然归化。我好静,民心自然匡正。我无事,我民自然富有。我无欲, 我民自然纯朴。）
老子还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没有主观成见，而是以百姓的心愿为心愿。善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用道的大德来予以善待。守信的人，我信任他；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用道的大德来予以信任。）
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就是正的意思。您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孔子还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己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人们也奉行；自己行为不端正，即使下命令，人们也不奉行。）
孔子主张国家要有等级和服从。据《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齐景公说：“讲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上吗？”）
同时，孔子又主张只有获得人民的信任，国家才能够存在。据《论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孔子也对无为而治表示赞赏。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够无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的王位上罢了。”）
孟子在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学说之外，还提出了一直到21世纪都闪耀着光芒的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百姓最重要，土神谷神次要，君主较轻。因此，得到众百姓之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之心的做诸侯，得到诸侯之心的做大夫。）
到了战国时代，商鞅在秦国变法。商鞅不是设立成文法的第一人，但商鞅之法更加详尽，执行起来也更加坚定。同样在秦国，以后韩非进一步论述了法家的思想，李斯则把法家法家思想付诸实践。法家的不足之处有二：第一，没有爱民的思想，一味严刑峻法，轻罪重罚。第二，不重视对君主的约束。这第二点，尤其是法家致命的短处。被称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更进一步主张将法、术、势，也就是严刑峻法、阴谋诡计和强权政治结合起来治理国家。韩非否定基本的社会伦理，主张一切以帝王的利益为转移。因此，郭沫若先生曾经把韩非当做法西斯。以后，孙景坛先生把韩非列入术家，高旭先生把韩非列入势家。
综上所述，中国的传统思想主张国家要有等级和规范，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治理国家要保守中道，也就是“允执其中”；同时，统治者应该爱民。归纳起来，就是要用正道和常道来治理国家。
古代先贤的语言很有概括性，并且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像“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像“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像“政者，正也”，以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会让我们过目不忘。
在古代，华夏民族对君主行为的规范是通过礼仪、惯例和道德力量来实现的。孔子阐述的治国思想，有着基本法思想的意义。
《礼记•礼运》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状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女子各有自己的夫家。人们不愿让财物委弃于无用之地，但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人们担心有力使不上，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实现，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界。）有人把这段话称为“大同篇”。 “大同篇”包含了民主和社会福利的思想。这不但是崇高的理想，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实现了。比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又比如，“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此外，“大同篇”还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作者不反对远近亲疏，只是提出博爱的思想，也就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作者也不主张公有制，只是提出“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我认为，在肯定普世价值，肯定世界通行的宪法学原则的前提下，华夏先贤的治国思想也应该成为现代中国立法和治国的思想源泉。
当然，与很多民族相比，华夏民族在宪政层面上的思想是薄弱的。
  *.*.*.*   2010-7-24 18: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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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历史视角下的治国之道
关于治国之道，国外的经验更加完备。
在接近4000年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制定了一部法典，即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收藏在巴黎卢浮宫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上方，是太阳神和正义神沙马什授与汉谟拉比王象征权力的魔标和魔环的浮雕。也有人认为，这是沙马什在把法典授予汉谟拉比。浮雕不仅宣扬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也强调了法律的神圣性。这种法律神圣的意识，有助于法律的施行。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汉谟拉比法典》不可能是平等的。同时，《法典》的序言申明：“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者不凌弱，使我有如沙马什，照临黔首，光耀大地”。在《法典》中，确实也有保护弱者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法典》规定军人出征时，国家提供人力代为耕种，被俘后设法将其赎回等等。这些规定，表现了统治者对为其效力的军人的仁慈以及务实的治国风格。
在古代希腊的一些城邦以及后起的古代罗马共和国，曾经实行共和制度，执政官由选举产生。公元前450年，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完成了。以后，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所谓帝国，就是以共和为名义的专制政体。在帝国时期，产生了高水平的私法。西罗马灭亡以后，在位于公元527到565年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颁布了《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是《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和《查士丁尼新律》的合称。
在西欧，取代西罗马的日耳曼人文化水平低下。同时，日耳曼人也有一些优点，比如王权有限，遵守秩序等等。特别是处于不列颠岛的日耳曼分支，盎格鲁-撒克逊人尊重惯例，讲究妥协。这些优点后来随着英国和美国的强盛，对整个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215年，英国《大宪章》诞生了。
1640年，英国革命开始了。国王查理二世复辟以后，英国国会在1679年5月通过了《人身保护法》。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1689年，洛克的《政府论》发表了。
1748年，法国的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美国革命，产生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1789年，法国发生了大革命。法国革命产生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法国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专政和“反革命罪”，给后世留下了不好的先例。
1804年3月21日，《法国民法典》颁布了。《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是人类继《查士丁尼法典》之后划时代的法律成果。
从1836年到1848年，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1837年7月，伦敦工人协会草拟的《人民宪章》提出了议会改革的要求：（1）成年男子享有普遍选举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取得薪金；（4）选举采取秘密投票方式；（5）设立平等选区，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废除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在1839年和1842年，宪章派两次向国会提交请愿书，遭到拒绝。在第二份请愿书中，除了要求实行《人民宪章》以外，还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保障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实现合理的工资等。
对于欧洲，1848年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在法国，奥尔良王朝被推翻以后，工人要求建立“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被写入法国宪法，一直保留到现在。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强调了工人的权利，同时也由于全面反对现行制度，让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人类发展的主流。
1945年，联合国成立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产生，标志着全人类终于找到了较为适当的既能够有效治理国家，又能够保障人权的途径。
  *.*.*.*   2010-7-24 18: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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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孤帆孤帆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   2010-7-24 18: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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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基本宪法原则的概述
概括起来，基本的治国之道，或者说基本的宪法原则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法的神圣性；统治的有效性；对统治者的约束；国家的正义、仁慈和爱民；国家治理以及国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明确和详尽的法律条文。
现在，我们尽可以为新时代的民主、人权和物质享受而自豪。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业已取得的进步不能自动地代替上述基本的宪法原则。
我们有民主，有人权，有前人不敢想象的物质享受。但是，在很多国家，法律不再神圣。在菲律宾，民主没有带来秩序和发展。在法国和意大利，人性的张扬产生了像萨科奇和贝卢斯科尼那样的没有荣誉感的小丑级领袖人物。由于民主宪政也没有能够有效地节制资本的贪欲和疯狂，很多国家的贫富对立正在加剧。与此同时，我们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以至于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了。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如古代的优秀统治者。
古巴比伦灭亡了，古埃及灭亡了，古希腊灭亡了，古罗马也灭亡了。这些古文明的灭亡，有自然条件的因素，有内部的问题，比如奴隶制度，也有外族入侵等等。
从1512年英国《大宪章》诞生到现在，不过500年的时间。我们绝不可以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了。各种古代文明的灭亡，仍然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因此，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各民族的治国之道，包括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仍然是现代人类立法和治国的思想源泉。
四、续前，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贡献
在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1679年《人身保护法》，再到1689年《权利法案》，其进步是缓慢的。那些历史文献，从条文上讲也算不上完善。有趣的是，制定《大宪章》是为了对付不受人喜爱的约翰国王。约翰接受了《大宪章》后随即反悔了，内战由此爆发。尽管如此，约翰的继任者亨利三世还是接受了《大宪章》。至于国会通过1679年《人身保护法》，也是出于自保的需要。
然而，就是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英国达到了很多国家用革命都没有实现的进步。
美国也是这样。独立战争以后制定的美国宪法并不完善，以后公民权利的扩展是通过宪法修正案来实现的。通过选举团来选举总统，在其他国家是很容易被操纵的，在美国却在一步一步地完善。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只担任两任总统，随后就退休了。此后，历任总统都遵守华盛顿的惯例，只担任两任总统。只是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四任总统，并且病逝于任内，让美国人产生了担心。于是，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
英国和美国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是激进的进步推动者，然而她们通过自身的实践告诉我们：渐进，遵守惯例，不钻法律的空子，不从原有的进步倒退，是一种值得赞扬的进步途径。
  *.*.*.*   2010-7-24 18: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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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些非经典的例子
在介绍了历史上经典和著名的例子之后，有必要指出，大多数民族在治理方面都是有原则、有规矩的。
现在，一些国家还存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议事制度。比如，阿富汗在民族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会召集大支尔格会议。在斐济，除了议会之外，还有大酋长会议。当然，大酋长会议有时扮演不怎么积极的角色，甚至被叛乱和政变所利用。
历史上，蒙古的可汗需要经过库里台大会选举产生，直到忽必烈时代结束。满洲民族也长期设立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乾隆时代才宣告结束。
1640年9月，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倡导和支持下，联合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卫拉特和喀尔喀的蒙古封建主会议，有各部44位蒙古封建主参加，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属于卫拉特四部的土尔扈特部，在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回归故土的艰难时刻，仍然遵守《蒙古卫拉特法典》，仍然坚持扎尔固会议制度。以后，留在俄罗斯，被称为卡尔梅克人的的卫拉特人，包括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和杜尔伯特部，在很长时间里还在坚持《蒙古卫拉特法典》的权威性。
此外，即使是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或者部落也是有规矩，有议事程序的。
六、关于俄罗斯、日本和土耳其的情况
谈到这些国家，是为了说明要怎样学习外来的文化与制度。
俄罗斯并没有悠久的历史。862年，以留里克为首的瓦朗几亚人（维京人）征服东斯拉夫人，建立留里克王朝。882年，建立了基辅罗斯。此时是唐朝末年。1237年，蒙古军队入侵，建立钦察汗国。1480年，莫斯科公国脱离蒙古独立。此时是明宪宗成化十六年。
文明降临俄罗斯，是在彼得大帝时代。彼得一世于1682年到1825年在位，与清朝的康熙皇帝是同时代人。他出国到西方学习，回来以后极力在俄罗斯推行西方文化。以后，在位于1762年到1796年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进一步在俄罗斯播种文明。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清朝的乾隆皇帝同时代。
1830年秋，普希金完成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69年，托尔斯泰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诞生了。1876年，柴可夫斯基创作了《天鹅湖》，1878年，列宾参加了《巡回展览美术家协会》。
从彼得一世1698年开始改革算起，到现在不过是300年出头。在引进西方文明100多年的时候，俄罗斯就出现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列宾那样的巨人。以悠久历史为自豪的中国人，有时也会说：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深厚，俄罗斯人的文明素养较高。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困难时期里，俄罗斯人一面排队买面包，一面耐心地看书。俄罗斯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俄罗斯民族却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俄罗斯的文学与音乐，无不流淌着祖先的血液。
日本的文明出现较晚。646年，孝德天皇实行改革，史称大化革新。此后，日本延续圣德太子的政策，不断派出遣唐使向中国学习。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一部分日本人决心效法西洋，建立强大的国家。1867年，日本发生“王政复古”政变。此后，支持天皇的军队战胜幕府军，向现代国家过渡的改革开始了。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在美国占领军的安排下转向现代民主制度，直到今天。
土耳其的祖先是突厥民族，土耳其是突厥的不同音译。西迁以后，土耳其人先后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占领巴尔干半岛，并且一度兵临维也纳城下。近代以后，土耳其走向衰落，其统治下的各民族纷纷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与德国和奥地利结盟，成为战败国。面对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打败了受到协约国支持的希腊入侵者。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了，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土耳其共和国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同时强调国家的突厥民族属性。
俄罗斯、日本和土耳其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能够给我们以启发。这三个很不相同的国家，在学习西方以后仍然保留了明显的民族特点。俄罗斯告诉我们，即使是像沙皇那样被臣民视为神明的统治者，仍然对文学艺术，对作家和艺术家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只要统治者不对文学艺术指手画脚，文化的繁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日本告诉我们，向先进国家学习一定要一板一眼，持之以恒；一定不要自以为是，见异思迁。所谓的民富国强，所谓的民主宪政，需要的不过是找准方向，然后就是日积月累了。土耳其告诉我们，祖先的辉煌并不妨碍有志向的人们面对未来。
近代以来，俄罗斯、日本和土耳其所遇到的困难和艰险一点也不必中国少。然而，三个国家都比中国更加相信制度。
  *.*.*.*   2010-7-24 1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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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治理国家，常规的法律和手段是够用的
我用了那么长的篇幅来介绍古今中外治国之道，是想说，治国是有很多规律和经验可以遵循的。
作为政治家的人们当然不能像书生那样，认定遵守制度一定会带来成功。不少人的失败，就是因为遵守了制度。但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舆论，告诉政治家要把国家、国民或者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并且要有有效的制度惩罚违法和违规者。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形成惯例，让守法遵纪的政治人物获得安宁和鼓励。
纵观世界万国，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常规的法律和手段是够用的。循规蹈矩的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向繁荣，甚至在经济有些萧条的时候仍旧秩序井然。沿袭英国留下的民主宪政的印度，尽管国情复杂，困难重重，仍然保持了动态中的稳定。我们中国朝令夕改，朝三暮四，遇到一点问题就如临大敌，治国的实效却远不如日本，并且不见得好于印度。
作为政治家的人们，可以研究一些非常规性的经验。应该注意的是，不要走火入魔，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不要掉进阴谋论的陷阱。总之，左道旁门是害国、害人和害己的。
  *.*.*.*   2010-7-24 18: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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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紧急状态——自百度百科
依法治国，并不排除在紧急状态之下采取非常的措施。关于紧急状态问题，这里大部分采用百度百科的材料。
1.什么是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是指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需要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予以控制、消除其社会危害和威胁时，有关国家机关按照宪法、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并宣布局部地区或者全国实行的一种临时性的严重危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各国的法律都有相应规定，政府可以采取特别措施，来限制社会成员一定的行动，政府还有权强制有关公民有偿提供一定劳务或者财物，社会成员也有义务配合政府紧急状态下采取的措施，来应对和解除突发事件。
对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国家和社会面临极端严重的危害和威胁。人类社会一直面临来自自然的或者人类自身引发的各种突发事件的威胁。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可能因为内乱外患、天灾人祸陷于危机状态。现代社会更是一个高风险社会，而且各类突发事件还呈现涉及领域广、影响大、危害性强等特点。现在我们所讲的突发事件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然灾害和内乱，而且还包括各类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危机等。根据突发事件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突发事件可以分为一般突发事件和特别严重的突发事件。对一般突发事件引起的危机情况，国家可以根据一般的法律进行控制，个人和单位也可以进行自救自助。但是当这种危机情况严重危害到较大范围内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甚至威胁国家安全时，就需要通过法律程序使整个国家或者某个区域进入一种临时性的非常状态，以便使国家可以依法采取特殊措施及时控制危害。这种非常状态，在法律上称之为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与普通应急情况的主要区别，在于危害和威胁的社会公共性、社会整体性和极端严重性。也可以说，紧急状态面临的是最高程度的社会危险和威胁。
从法治的角度，宪法和法律应当对可以导致紧急状态的危险和威胁及其程度作出规定，对于不能预见或者难以确定其危险性和危险程度的情况，也应当规定有关国家机关的认定职责和权限。国外早期立法一般认为战争和内乱是引起紧急状态的主要原因，当代立法还将公共卫生灾难、生态环境灾难、事故灾难、经济危机、社会公共安全和自然灾害纳入可以导致紧急状态的事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造成极端社会危害性的事件主要可以概括为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四大类，其他可能导致紧急状态、但是目前还难以准确预见的突发公共事件，可以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第二，国家机关需要行使紧急权力和采取一切必要的非常措施，否则不足以控制和消除极端严重的威胁和危害。由于国家本身和社会整体利益受到威胁和危害，国家必须享有为控制这种极端威胁和危害所必需的紧急权力，采取有效和合法的一切措施。紧急状态下国家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权力呈现向行政机关集中的趋势，并主要由行政机关实行集中统一指挥和采取非常控制措施。如果客观情况并不需要具有这种特征的国家活动，采取一般法律措施就可以控制局面，那就不需要实行紧急状态。
第三，社会成员将负担非常社会义务。紧急状态下受到极端严重威胁和危害首先是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了维护、保全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社会成员将作出一些牺牲，法律赋予的一些权利将受到一定限制，个人的财产可能被征用。从国外的情况看，实行紧急状态、克服紧急状态危机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这种代价不仅是物质的，还有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的，不仅是财产的，还包括法律制度的（中止宪法、法律确定的一些制度等）。因此，实行紧急状态的条件和期限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绝对不允许将紧急状态永久化，一旦实施紧急状态的条件不再存在，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宣布解除。
第四，紧急状态在性质上是一种非常法律状态。实行紧急状态的目的是通过对国家一些权力的调整、对社会成员一些权利义务的重新确定，以及时、有效地控制、消除威胁和危害。换句话说，就是要对一些重要法律问题做出新的安排，而且这种新的安排就是要赋予国家一种特别权力，可以对宪法和法律关于国家活动和个人权利的某些规定加以调整。从这个意义上，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是一种宪法性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紧急状态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在 紧急情况下使国家的活动有所遵循，不允许任何人和任何机构以克服危机为由脱离法律的规范、约束而为所欲为。在宪法意义上，任何国家活动，即使是为了克服严重社会危机的行为，都需要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开展活动，都有向人民说明其正当性的义务。
总之，实行紧急状态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伤害都会很大，是不得已采取的断然措施。因此，各国都把有效预防、及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减少紧急状态的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
2.关于紧急状态的宣布和实行
紧急状态的宣布和实行，一般有行政首长在议会授权以后宣布和实行，以及行政首长宣布和实行，以后再征得议会同意两种方式。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查阅更多的材料。
根据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十六条，“在共和制度、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或国际义务之履行，遭受严重且危急之威胁，致使宪法上公权力之正常运作受到阻础时，共和国总统经正式咨询总理、国会两院议长及宪法委员会后，得采取应付此一情势之紧急措施。总统应将此措施诏告全国。此项措施须出自保障宪法公权力在最短期间达成任务之意愿。此项措施应咨询宪法委员会之意见。国会应自动集会。国民议会在总统行使紧急权力期间不得解散。”
根据2001年通过，2003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紧急状态法，在俄罗斯联邦全境或者其个别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必须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布命令，并立即将此情况向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和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报。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必须立即报送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批准。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紧急状态命令，未获得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批准，应自公布之刻起72小时之后失效。在俄罗斯全境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有效期不能超过30个昼夜，而在个别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有效期，不能超过60个昼夜。
3. 关于不同紧急状态的宣布和实行方式的得失
不言而喻的是，紧急状态的宣布和实行过于便利，会导致行政当局滥用这一权力。与此同时，紧急状态的宣布和实行过程过于复杂，不仅会贻误处置问题的时机，而且还有可能让行政当局在不得已的时候强行宣布和实行紧急状态，从而挑战法律的尊严。
现在看来，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在征询议长意见之后宣布紧急状态，然后再寻求议会批准较为恰当。
4.应该极力避免出现的情况
假如紧急状态导致了宪法应用的中断甚至终止，假如反对派受到了全面的镇压，这就超出了紧急状态的范畴，属于政变了。
还要避免的情况是，在紧急状态之下，应用紧急或者临时的法律，在不健全的程序之下审判政治对手。
  *.*.*.*   2010-7-24 18: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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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紧急状态，世界范围内最新的情况
自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大多数国家的紧急事务减少了。同时，没有了两大阵营的对峙，那些专制和擅权的中小国家领导人也很难再从大国那里得到支持。因此，以往那种长期和无节制的紧急状态已经无法延续。
以巴基斯坦和泰国为例。1999年10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发动政变，推翻了总理纳瓦兹•谢里夫。2001年6月，穆沙拉夫就任总统。2007年，穆沙拉夫连任。然而就在2008年8月，面对议会的弹劾，穆沙拉夫被迫辞职。穆沙拉夫的命运告诉我们，时代变了。没有美苏对抗可以利用，没有印度的直接威胁，紧急状态的理由就不再充分。即使是反恐的需要，也无法说服美国一直支持穆沙拉夫。泰国的政变，就更加无力了。2006年9月19日，泰国军人推翻了总理他信•西那瓦。为了取得民心，政变当局尽量表现温和，曼谷市民也向政变军人献上玫瑰花。然而，在2007年大选中，他信的泰爱泰党的化身人民力量党获胜，沙马成为总理。至此，军事政变不但成为竹篮打水，而且开启了恶性政治斗争的大门。
在世界范围内，以紧急状态的逻辑治国已经不合时宜了。
十、抵御金融危机：经济战争或者经济紧急状态
一个国家在政治和法律上会出现紧急状态，在经济上也会出现紧急状态。以下，是我在2009年2月写的：
抵御金融危机：经济战争或者经济紧急状态
刘松萝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已经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其原因，不外是经济过热和货币流动性过剩。为了对付通货膨胀，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断地加息。随后，房地产价格出现下滑，次贷危机开始了。
面对次贷危机，联邦储备委员会从加息突然转向减息。那时，我感到十分惊讶：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局部的问题放弃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这不是饮鸩止渴吗？以后的事实证明，不可能再有通货膨胀了。由于众多的金融机构深陷次级贷款的泥潭，流动性过剩变成了流动性不足。
灾难出现以后，布什政府一反常态，采取了国家干预措施：扶植和拯救面临破产的金融机构，以后更是推出了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救市措施。在法国，萨科奇政府不惜采用社会党的手法，用政府的力量增加就业。就在一夜之间，信奉保守主义和自由经济的布什总统毫不犹豫地采取类似社会主义做法，以至于有作家戏称美国变成了“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国”。
布什和萨科奇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西方的经济就要坍塌了，社会也会随之崩溃。布什和萨科奇采取拯救措施而不顾及意识形态的考虑，是有常识的表现，务实的表现，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谈论自由经济很容易，处理问题却很难。大厦摇摇欲坠的时候，需要用外力企稳，不要让它倒了，然后再讲其他的事情。汽车就要开下悬崖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紧急刹车。多米诺效应已经形成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切断其传递的链条。此时拘泥于自由经济的教条，就是误国误民。
可以做一个类比：在宪政国家，如果遇到灾难或者动乱，就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宣布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期间，政府的权力扩大了，办事的程序简化了，公民权利也会受到限制。在战争状态之下，事情就更是这样了。我认为，为了抵御经济危机，经济有时就会处于紧急状态甚至战争状态之下。
最近，张维迎发表了《经济危机中的政策选择》。他说：“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这叫“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他还说，“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张维迎的话是有道理的，只是他没有弄清楚紧急措施和日常管理的区别。另外，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一味地把责任推给对方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针对张维迎的说法，医师在急救的时候是可以使用强心剂的，为了给病人止痛也是可以使用吗啡的。
当然，经济危机中的国家干预也应该是有限的，其有限性包括了使用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国家干预措施超出了限度，就会引发新的问题。而过长时间的国家干预，将会造成类似计划经济那样的后果。因此，如同不可以让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或者战争状态那样，危机中的国家干预应该是暂时的，并且应该适时淡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以后，中国在国内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香港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措施。当时，我反对这些措施。不过，现在欧美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措施。看起来，任何人都不会对自己下重手。这一次，欧美国家也没有采用休克疗法。
尽管如此，中国在1997年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留下了各种问题。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活力下降了，变成了官方主导的经济。为此我认为，这些政策避免了经济危机之果，却种下了下一次危机之因。
我同意张维迎的看法，在危机不严重的时候，少干预，保持自然发展是最好的办法。经过危机，经济中的很多问题会暴露出来，进而得到修正。不同的是，这一次危机太严重了。
我部分地同意张维迎的看法，凯恩斯主义不能成为经济政策的常用选项。无视经济的周期，试图用拉动需求的手段延长增长周期，一定会引发空前的危机。
最后，我想表达这样的观点：既然政府可以在危机爆发以后干预经济，为一些倒闭的公司和无法还贷的购房者埋单，那么在平时就应该对一些危险的趋向，比如房价的暴涨进行干预。我认为，自由经济绝不能陷入从放任到政府救援的恶性循环。
在2007年1月31日，我写过《房价暴涨的实质：经济灾难与经济紧急状态——写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现在看来，文章是有远见的。
2009.2.28.
  *.*.*.*   2010-7-24 18: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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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革命状态——超级的紧急状态
历史并不是不断进步的。即使是进步，也不都是合理的。近代以后，我们看到了很多进步名义下的暴虐与荒谬。革命，反而是造成很多暴虐与荒谬的重要原因。
20世纪发生的很多悲剧，源自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模仿和发挥。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发生了王党叛乱和外国的入侵。在那时，采取一些非常行动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执政的雅各宾派把用于紧急状态或者非常状态时期的措施长期化，并且让暴力、镇压和杀戮超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认为，雅各宾派的暴虐已经远远超过了国王的统治。
法国革命纠正了雅各宾派的专制。可怕的是，俄国的革命者认为雅各宾派是值得效仿的。至于雅各宾派的失败，他们认为只要镇压足够有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果然，1917年俄国10月革命以后，无情的镇压碾碎了反抗。革命者没有重蹈雅各宾派的失败，苏联也和美国一起成为超级大国。但是，苏联的强大是以压迫为代价的，最终还是解体了。苏联体制最大的问题不是对与不对，而是始终处于革命状态——一种比紧急状态还要紧急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当然是不能持久的。
苏联人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的真理，因此无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是革命。那些成功的帝王，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但是，一旦天下安定，他们通常会改弦易辙。
根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陆生在皇帝面前时常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听到这些，高帝很不高兴，就对他大骂道：“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生回答说：“您在马上可以取得天下，难道您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汤和周武，都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然后顺应形势以文治守成，文治武功并用，这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办法啊。从前吴王夫差、智伯都是因极力炫耀武功而致使国家灭亡；秦王朝也是一味使用严酷刑法而不知变更，最后导致自己的灭亡。假使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仁义之道，效法先圣，那么，陛下您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高帝听完之后，心情不快，脸上露出惭愧的颜色，就对陆生说：“那就请您尝试着总结一下秦朝失去天下，我们得到天下，原因究竟在哪里，以及古代各王朝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在。”这样，陆生就奉旨大略地论述了国家兴衰存亡的征兆和原因，一共写了十二篇。每写完一篇就上奏给皇帝，高帝没有不称赞的，左右群臣也是一齐山呼万岁，把他这部书称为“新语”。）
苏联的一整套理论，比不上陆贾的一个提问：（天下）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陆贾，深谙从紧急状态向正常状态的转变之道。
  *.*.*.*   2010-7-24 18: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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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各级官员守法是第一步，没这一步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让不守法的全部下课。当然要有确凿的事实。
  *.*.*.*   2010-7-24 18: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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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造成中国乱象的更多原因
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古代的思想缺乏逻辑，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缺乏可操作性，中国古代对帝王的制约经常失效，中国时常出现乱世。但是，这一切都不是目前乱象的主要原因。台湾，就与大陆很不相同。
中国的很多问题来自苏联的影响，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苏联的革命政治导致了镇压、僵化和停滞，并没有出现中国那种对制度、对文化、对文明的全面破坏。
我认为，除了苏联式的革命政治对中国的影响之外，造成中国乱象的原因还有三个：清末以来乱世的影响；农民意识的影响；领导人个人的作用。
1. 清末以来乱世的影响
清末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乱世之中。清朝在政治上的腐败和低效，辛亥革命以后无休止的战乱，都给国人的内心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少数年轻的激进人物，不免会认为剧烈的斗争就是生活的常态。
本来，在乱世之中的国民会有对安定的渴望，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可供参照的由乱而治的经验。不幸的是，自以为是的革命思维让很多人看不到历史的相似之处，不承认前人的经验是有用的。
于是，所谓革命，所谓史无前例，不过是空前的混乱。
2. 农民意识的影响
中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农民战争。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成功以后都会从书生那里学习以往的治国之道。与以往不同的是，在现代，有些人认为自己代表了历史的潮流，自然就不会借鉴古人的经验了。于是，很多仅仅在短时间有效的经验，很多不成体统的做法竟然成为创造，成为革命政治的组成部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农民有朴实的一面，保守的一面，对文化和制度存有某种敬畏。在1958年以及其后，很多种过田的高级领导人就不相信亩产万斤，并且反对冒进。在为民请命的人中间，也不乏农民出身的人。
有人指出，冒进与胡为的人，以小知识分子和“惰农”居多。
3. 领导人个人的作用
按照制度决定论的观点，一切都取决于制度的好坏，与领导人的关系不大。关于领导人个人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写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争论归争论，领导人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就比苏联温和得多，也灵活得多；在社会主义的越南，尽管出现过大规模的难民潮，却没有发生像中国那样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究其原因，是由于铁托与胡志明的温和与开明。
对于中国的乱象，我坚决认为领导人个人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毛泽东读过不少书，在有些问题上还表现出很高的见解和智慧。同时，他又缺少系统性的知识，这就使得他在看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偏颇。在论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论战之中，他既有孟子善辨的一面，又有《庄子》里面诡辩的一面。当然，这里的《庄子》是指外篇和杂篇。有如孟子，使得毛泽东常常把一个假定的观点加在对手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有如《庄子》，使得毛泽东在与人辩论的时候常常不在同一平台，不注意概念的同一性，甚至不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这一切，都是辩论的大忌。假如他只是一位学者，这些缺点就只是个人的事情。同时，以他发散的思维和时常跳出来的灵感，也许会有很多创造。
问题在于，毛泽东的思想不是通过学术研究和辩论来传播的。把一种思想置于不可怀疑的地位本身就是有害的，更何况是不成熟的思想。思想的偏颇，促进了国家的混乱。
在一篇据说是1949年至1959年之间写的笔记中，林彪说：“他先为你捏造出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再来驳你的意见。并不，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林彪还说：“你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一遍才可一致。”不论这些话是不是林彪说的，其内容无疑是可参考的。
在政治和行政方面，毛泽东的问题不仅在于专制。在那个时代，专制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施政的随意性。记得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并不赞成苏联那种僵硬的政治经济体制。他的《论十大关系》，有不少可取之处。过了没有多久，强制性的农业合作化和公私合营就开始了。1956年，面对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认为只要让人民说话，就不会出乱子。而当大鸣大放偏离了他的预想时，反右就开始了。毛泽东曾经想过发展生产，大跃进主要就是为了经济的腾飞。大跃进的问题，一是违背了经济规律，二是用政治上的强制手段推动经济发展。毛泽东也相信过阶级斗争将会结束。在1959年7月1日所写的《七律•登庐山》中，有这么几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但是，当大跃进失败以后，面对批评和责难，经过暂时的退却以后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能够用个人意志改变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有超强的个人意志，并且在斗争的时候没有底线。为了在斗争中获胜，他不惜把整个中国都投入血雨腥风之中。
后面还要提到，在今天的中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所推崇的个性其实是毛泽东式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也是毛泽东式的。
  *.*.*.*   2010-7-24 18: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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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中国的机会主义歧路
有清末以来乱世的影响，有农民意识的影响，加上来自苏联的革命政治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和国家治理终于脱离了常态。不仅如此，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加剧了社会的不正常。
在改革以前，中国不仅用比国外紧急状态还要严厉数倍的手段治理国家，而且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把社会置于恐怖之中。与斯大林的镇压方式不同，毛泽东把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也当成阶级斗争的战场，这就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生活。
与苏联相比，中国对文化和人性表现出极大的敌意。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被批判，被禁止，新的作品则成为政治的工具。凡是表现人性——人的共同性以及善良的文章和文艺作品，一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毒草。
同样与苏联相比，中国对各种规章制度也表现出敌意。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规章制度一再遭到破坏，以至于连火车正点都很困难了。特别是文革对法律、制度和规章的毁灭性破坏，对国人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毁坏，影响了好几代人。直到现在，仍然无法恢复正常。
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苏联、越南和古巴相比，中国的政治狂热和政治运动表现出更多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色彩。与中国相比，苏联、越南和古巴的信仰要真诚一些。苏联的信仰，表现在对日常的规章制度的遵守。越南的信仰，不论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还是对儒家思想的留恋，表现在内部政治斗争中的留有余地。古巴卡斯特罗的信仰，表现在多少有些浪漫的工作作风上面。
中国的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表露无疑。列宁说过，“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卑鄙。”看看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采取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不可能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和人民。还有一件事，可以算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在文革最狂热的时期过去以后，为了消化激进的学生，也是为了解决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此时，革命圣地延安也被拿出来作为吸引知识青年的目的地。尽管山下乡运动有理想主义的因素，在那时理想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同样，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工农兵上大学”改革，也很快成为官员手中特权。
国家的不稳定，加上领导人个人人格的不稳定，让中国长期处于多动之中。订立的任何制度都不被遵守，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精神都会被改变。在已经可以为所欲为的情况下，对作出的承诺仍然可以随时反悔。国家，国家的领袖人物以及国民都处于很不自在的状况之中。永远是猜疑，永远是不合算，总是在后悔，总是在自食其言。
在领导人以诗人般的想象制造无休止的变化和动乱的同时，有一件最没有诗意的事情却是不变的，那就是对权力的掌握。不论怎样革命，报道重大活动时长长的，按照官位顺序排列的名单，会告诉我们革命的实质。
  *.*.*.*   2010-7-24 18: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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