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房地产未绑架中国经济 《蜗居》扭曲现实胡说八道\\张维迎：中国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轨 未来应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钟伟：房地产未绑架中国经济 《蜗居》扭曲现实胡说八道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图片来源：凤凰网财经）
作者：张磊
房地产到底是绑架了中国经济还是正在拯救中国经济？仍有不少争论。但一个事实是，中国GDP、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正被飙升的房价远远抛在后面。
那么，中国地产行业的“繁荣”，是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刺激起的有效需求，还是在信贷资金支撑下的虚假繁荣？
过去十年，如果说快速上涨的房价已绷紧了信贷资金维系的脆弱供需链条，那么未来十年呢？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从不同角度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根源与趋势，涉及到政策、房价、土地市场、开发商等众多问题。
房地产不曾“绑架”中国经济
到现在为止，除了拆迁征地存在着争议以外，我们还不能看出房地产真正损害了谁的利益。
长江商报：有观点认为，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
钟伟：首先，我想问，怎样才算“绑架”？一个行业如果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话，都会显著地影响国民经济。与此同时，才会不停地有人会去胡思乱想。
其实，只要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业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国民经济甚至国计民生。反过来，我们可以想象：一大堆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房地产行业崩溃就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
我经常说，利人利己的事情我们要多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偶尔可以做一下；既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情，我们当然是不能做的。
现阶段，假定房地产崩盘，又使得经济元气大伤，这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美国的次贷危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让他们已经很不幸，为什么我们还要期待自己来遭遇这样的“不幸”。
长江商报：过去十年，房地产业经过高速增长，存在很多负面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出在哪里？
钟伟：通常我们会讨论如果一个行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那么，这个行业就已渐渐形成与金融、保险同样重要的地位。
既然房地产行业具有系统、重要的意义，我们就必须清楚房地产行业在过去十年发展的整个过程。
首先，在房改之前，房地产行业对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都是让他们头疼、也是很容易发生矛盾的。由于这个行业是赔钱的，任何一个单位都不愿意干。
但房地产行业在逐渐市场化之后，成为了一个大家都指责这是暴利的，但都想积极投身参与的行业。
这不能不说这是市场化的贡献。如果没有市场化，我想中国的房地产业完全不会改善到现在的程度。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均居住面积不到10平米，到现在，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4平米左右。这能够说明，在城镇人口增加的同时，城镇居住条件、水平在不断改善。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政策带来的贡献。十年来，政府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其主要方向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房改、教改、医改。当人人都在提“看病难”、“上学难”问题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提到“住房难”。
其实，现阶段中国自有住宅率大约为94%，这在全球都并不多见。可以说，1998年之前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是政府唯一真正让利给民众的房产行为。1998年之后，商品房全面启动到今天，它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改善了国民经济的环境，政府不仅没有掏钱，反而从这个行业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出让收益和相关的税费收益，此外，银行业获得了利润，购房者也获得了增值的空间。
到现在为止，除了拆迁征地存在着争议以外，我们还不能看出房地产真正损害了谁的利益。
长江商报：在您看来，房价的持续增长和GDP是否符合？
钟伟：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的。首先，房价的高增长最根本的原因是供不应求。现阶段，供需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
举个例子，大家普遍认为2009年房价上涨过快，也正是这一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大概8亿平方米，平均套型面积大概100平方米/套，大约是800万套，我估计现房大概占1/3，大约是260万套，与此同时城市新增的大约1500万人，假定这1500万人全都是三口之家，他们在城市需要新的500万套住房，而现房只有260万套(期房到现在还住不了)。远不能满足城市新增人口的住房需要。
此外，目前全国120-150亿平方米的住宅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建成年代早于1995年，也需要买房，所以房价上涨过快首先是供求矛盾突出。
其次，就是货币。过去10年，人民币的广义信贷增长20%，现金加上存款，每年增长大约占17%，经济每年递增10%。从1999年到现在，中国经济大约增长了三倍多，所以房价到现在，并没有超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速度。
过去10年越调控房价越高
不难发现，从1999年到现在，越调控，房价越高。因而，在调控政策紧锣密鼓出台之后，有人认为房价反倒会涨得更快更猛。
长江商报：现阶段有一种类似主流的声音，即楼市是“政策市”？
钟伟：其实，我们可以先探讨房地产销售的主要构成。首先，土地出让之后，政府需要形成一定土地出让的收益，这是第一块的成本。
第二块，开发商从购买土地到出资，再到建成，生产周期2-3年，所以资金陷在土地里面，有一个财务成本。
第三块是建安成本；第四块是销售成本；第五块即税费，大概13%-14%，还不包括土地增值税；第六块才是房地产企业所期待的正常的利润。
等到所有这些分完了之后才是整个房价的构成，在房价构成当中直接建安成本的占比，如果在城市非核心地段，仅就占到20%左右，但在城市核心地段却占到了40%以上。
因而，从土地一级开发当中，开发商拿10%，地方政府拿到90%；从二级开发当中，地方政府拿到70%，开发商和建筑商才得以拿到另外的30%。
这就显示出，目前高房价的推手，其实并非开发商。开发商当然希望拿便宜地、卖高价房。不难发现，从1999年到现在，越调控，房价越高。因而，在调控政策紧锣密鼓出台之后，房价反倒涨得更快更猛。
所以，我对过去10年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用两个字来概括——失败。
长江商报：未来十年，有哪些因素将影响房地产？
钟伟：一定有更多的因素影响房地产的价格，但从政策评价角度来讲，仅有两个因素起到决定作用。第一个是土地供应，第二个就是物业税。过去十年，信贷政策是排第一位的，就目前来讲的话，信贷政策的地位可能会有所下降。我认为，2010年的房地产的资金缺口不会太大。
长江商报：从土地的供需关系来看，“去年央企地王特别多”，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钟伟：其实央企是需要被理解的。首先，在次贷危机当中，央企拿到了大量的钱，但他们不可能不去用它。如果要负责任地用这些钱，立即上马工业项目，再形成过剩产量，未来的效益，谁都不能保证。现实情况是，如果拿了钱，又发挥不了作用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
到现在便能够理解，部分央企才不得已进军或扩张房地产行业，例如中海、华润、中化，房地产本身就是其主要业务之一，其实这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理性选择。
还有一种情况是值得关注的。2009年地王的大量出现，同2007年的地王频出是不可比的。2007年，房企拿地王大多在远郊地区，体量特别大，且大多数开发商都没有交足够的地价款，所以2007年是典型的圈地运动，夸张点说，是不掏钱的圈地运动。
而在2009年，地王大多发生在各个城市的核心地段，规模都比较小，能有几十万建筑面积的已经是很不错了。与此同时，地块有很多地都是被多次拿出来招拍挂过的，拿地的企业都比较谨慎。
2009年的地王现象，从财务的角度来讲问题不是太严重，以后这些地王的财务基本都能够做平，且还是能够有可观收益的。
《蜗居》是扭曲的
《蜗居》试图反映民众生活的可怜，这是胡说八道。现阶段包括城市大多数的原住民、中高收入阶层，都是有房的。
长江商报：近期热播的《蜗居》发人深省，您怎么看待城市蜗居现象？
钟伟：这是一个扭曲现实的电视剧，这反映出作者对社会的愚昧无知。首先，《蜗居》错在给群众传达了极为错误的观念——当官的有着无限的权力。其次，《蜗居》试图反映民众生活的可怜，这是胡说八道。现阶段，包括城市大多数的原住民、中高收入阶层，都是有房的。
在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困难的主要是城市的新增人口，也就是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及在城市留下来的大学生，他们的住房才是困难的。
在《蜗居》当中，恰恰表现的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想在大城市的核心地带居住。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不工作10年8年，靠什么去拥有自己的房子？任何一个大学生，在刚毕业阶段，若不依靠外界条件，根本不可能得到城市核心地段的商品房。
长江商报：银行是否给了富裕阶层更多获得资金的渠道去购买房产？
钟伟：富裕阶层是否有银行的支持，可以用类比来衡量，这个类比叫做按揭率，这种比例在2005年达到最高，达到54%，到了2009年，按揭率下降到了25%，很明显，其实富裕群体更多的选择是一次性付款。
中等收入阶层他们的按揭比较多，这当然是符合现实的，中等收入阶层买房那就要有消费能力以及“传奇的负债能力”，所以，商业银行的贷款倾向于这些人。
中低收入家庭买房靠什么？就回到另外一个领域 (论坛 新闻)，即公积金。如果要让商业银行支撑中低收入家庭来买房，这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长江商报：您觉得造成矛盾激化的原因在哪里？
钟伟：从总量上讲，中国的商品房是供不应求的，涨价也不是特别离谱，值得关注的是结构问题，也就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并没有涨得那么快，又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讲，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是有房子住的，为什么还想买房？因为房子最近几年能够抵御通货膨胀。
房地产可以用来规避风险，而中低收入家庭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因而，不难发现，富裕阶层能够通过房地产来保存自己财富的方式，而中低收入家庭就缺乏了这种可能性。这才是矛盾激化的焦点。
房地产是推动经济新一轮增长的主线
2009年，确实存在着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但由此便判断全国房地产行业已经出现泡沫的结论是不准确的，至少在我看来，无法得出结论。
长江商报：从“央企凶猛”这一现象是否能够表明，中国的国民经济从结构上来说，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钟伟：“央企凶猛”不能说明国民经济有问题。我觉得，这恰恰反映一个现实——“城市化”问题被忽略了。
现阶段，社会谈论更多的是增加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制造业也要升级转型。其实，这两个概念在上述行业领域中谈，是很难有答案的。
从将来的趋势上看，农民是渐渐地向城市迁徙的，他们将成为市民，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城镇化”、“城市化”。在东南沿海有部分城市群的可以演变为“城镇化”，在西北地区可能只能“城市化”了。
从房地产行业角度出发，“城市化”是一个大洋里漂浮的冰山，冰山顶层即房地产，但是还有90%在水面以下，那就是“城市化”。
由于房地产行业涉及到从土地出让到商品房出售的环节，所以大家才责骂商品房价格，但实际上，这只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现象而已。
很明显，现阶段不少群众对商品房的选择实际上显示出，他们对于城市能够吸纳的人和城市发展水平是不满意的。
长江商报：1997年以来，房地产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十多年的格局重整，房地产还能否继续作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点呢？
钟伟：毫无疑问，房地产绝对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点的主题和主线。
长江商报：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究竟有没有泡沫？
钟伟：2009年，确实存在着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但由此便判断全国房地产行业已经出现泡沫的结论是不准确的，至少在我看来，无法得出结论。
其实，有三个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非常重要。即“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化”。“货币化”是央行货币发行速度极快，钱不值钱；“城市化”是有助于提升需求的；“工业化”创造的是供给。“城市化”创造的是需求。而关于“人口化”的结论是，在2025-2027年进入顶峰，是14.8-15亿人。
这三种因素意味着，未来10年，商品房不用看价格，城市中心地段商品房都可以买入、再买入。
2009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是8亿平米，销售金额3.6万亿，同比08年面积增长50%，金额增长80%，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预计2010年销售面积接近8亿，均价略微回落，销售总额在3.3万亿左右。预计2010年对房地产而言，是仅次于2009年、但比2007年好的景气年份。2010年，我认为整个市场会有相对温和调整，但房地产对其他行业的拉动作用是持平略有回落。
长江商报：面对新政策频出，在您看来，未来开发商格局是否会重整？会有哪些变化？
钟伟：未来的房地产行业一定会变得更加金融化、专业化和全国化。
在我看来，未来中小开发商的地位很有可能会逐渐下降。与此同时，房地产企业越来越像一个金融企业，且会越来越像一个专业细分的能够提供好产品的企业。
现在靠一块地，靠一个营销就能活下来的房地产企业现在正在逐渐减少。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
长江商报：能否以一句话总结您今天访谈内容的主要观点？
钟伟：过去30年在中国发生的事，后30年仍会再发生；过去10年在中国房地产业发生的事，未来10年也会继续上演。
北师大钟伟：房价5年翻番保守 中产阶级将退出购房主力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资料图）
重点提示：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不存在次贷危机的第二波。
·人民币在美元不断走软的压力之下将在明年升值3%—5%左右
·国际原油价格在2010年将突破100美元每桶
四天前，在清华房地产总裁商会第八届年会上，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钟伟放言：未来5-8年后，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这还是保守的估计。届时，城市的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观点一出，全场哗然。一位来自四川的开发商随即表示：“如果真是这样，那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太可怕了”。
然而，钟伟的言论是否是为了哗众取宠？一向言论谨慎的钟伟，这一观点又有什么具说服力的依据？
次贷危机已经结束 全球经济弱势复苏
“全球经济，基本趋势是摆脱危机，弱势复苏。”钟伟对全球经济走势如此分析。他认为从原油价格、有色金属、房地产、股票市场到大宗商品，都表现了复苏迹象。因此，全球资金流向不再是次贷危机中的避险。但是，由于全球范围内实体近来还没有广泛复苏，这些资金仍然没有大规模进入实体经济，接下来就是投资时代。
从全球经济复苏来看，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不存在次贷危机的第二波。目前来看，“美国经济所处的状态是摆脱病危，尚未康复。摆脱病危的意思就是说次贷危机作为金融危机已经结束；尚未康复的意思也就是即便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到明年全年都能维持5%以上的增加，但是这和美国1995年以来到现在增长3.5%左右的水平还是差距比较远的。因此我们对国际经济基本判断是已经复苏，但是还是很微弱的。”美国经济复苏之后，欧洲、日本经济将在2010年复苏，人民币在美元不断走软的压力之下将在明年升值3%—5%左右，2010年全球资产价格继续高歌猛进。“国际原油价格在2010年，突破100美元每桶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钟伟表示。
中国经济V形反弹 通货膨胀不会出现
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走势，有“L型”、“W型”、“U型“和“V型”之说。而钟伟坚定地认为，中国经济只可能出现V型复苏，这个V型将贯穿于2009年和2010年全年。从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来看，一二三四季度分别是6%、8%、9%和10%。钟伟在会上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分别是：一季度略高于11%，二季度略低于11%，三季度9%、四季度8%。”因此，2009年中国经济逐级走高，2010年中国经济逐级走低。但这并不意味着2010年中国经济走得不好。明年全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大约在10%。“2009年，中国经济典型的预期特征是投资和消费强劲，但通货仍然紧缩。”
中国4万亿经济复兴计划和10大产业振兴计划，即便没有地方政府加码，大约相当于2008年GDP11%。奥巴马推出了经济复苏经济计划的整个投资额，大概是7800亿美金，相当于美国GDP6%左右。然而，中国经济并没有遭遇到美国那么大的危机，只是一个经济状态，突然饿着了，产能过剩了，然后中国政府打了两支强心针，第二支还留着，今明两年分别投资2万亿，相当于GDP的6%，经济走势肯定是V型！
在央行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之下，今年全年的新增信贷规模约10万亿。据业界专家估计，明年新增信贷规模大约在8万亿左右。围绕天量新增信贷规模，出现了“通胀预期”的争论。“明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今年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基期效应；第二方面明年的农产品[15.71 -1.87%]和供电供气供水等市政公共服务价格的调整；第三个因素就是外部输入型的，包括原油、有色、黑色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影响。”钟伟说道。“但是，明年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据他预测，明年CPI全年大约是3%—3.5%，其中第三季度CPI有可能短时间超过5%。
行业内三大趋势 凸显五年后房价再翻一番
对于房地产业的走势，钟伟分别从短期(2010年全年)、中期(未来5-8年)和长期(下一个10年)进行了预测。他认为，“短期走势供销两旺；中期房价翻一番；长期房价具有不确定性。”
据统计，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将达8亿平米左右。从全年运行情况来看，前三个季度资金来源大概3.6万亿，其中销售收入汇款大概2.7万亿，新开发土地投资大概2.6万亿。可以看出，资金来源大于我们的销售收入，又大于新增的开发投资。在2009年全年房地产企业作为开发整体有可能出现2.6万亿左右的资金富余，这就足以支撑在2010年甚至2011年房地产企业资金的供给，所以2011年房地产全年资金状况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土地市场上，明年将继续高歌猛进，但明年的地王在政策与商业含义上将与今年完全不一样。
未来5到8年，从房价构成上看，未来70个城市新房的平均交易价格将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其中北京、上海这些城市的房价，可能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未来半年时间内，货币增长量大概2.8倍，收入增长量大概2.5倍，经济增长量大概1.9倍。这样看来，未来房价翻一番跟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因此翻一番只是一个温和的估计，房价翻番甚至没有赶上收入增长和货币发行量的增长。
从长期来看，中国房地产价格取决于三方面：一是城市化；二是货币化；三是人口。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个途径的货币供应量，尤其是货币增加和黄金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1987年的1万元大约相当于2008年36-37万元左右。”因此，货币化进程必然会对商品房价格产生重大影响。此外，钟伟还谈了货币化进程和人口本身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影响，如“新增人口数量回落后将刺激二手房交易”。
目前，衡量开发商的能力指标开始出现转向，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金融化，房地产企业越来越像金融企业。没有资本的力量，房地产企业前景是非常渺茫的：第二个趋势就是开发商走向专业化，其典型标志就是一些房地产中介机构陆续获得上市资格：第三个趋势就是开发商要有能力生产非常好的产品，靠地块的自然增值来赚钱已经不行了，企业忽悠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少。(来源：四川新闻网 陈柏喜 宋艳)
钟伟：权贵和底层之间开始凝结 底层经济诉求缺乏表达渠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

钟伟
经济繁荣的同时伴随精神世界的贫瘠，就有可能导致富足而不幸福的生活。到了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时，平静地思考改革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迁，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今年就可能排在美国和欧元区之后，成为全球 第三大经济体。按照简单的算术推算，即便考虑到人口因素，再有15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再有20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越欧美成为全球第一。那么在这些可能的辉煌背后，没有什么隐忧吗？有的。
第一，物质富足不意味着精神的富足。经济很重要，但不构成一国综合实力的全部，政治廉明和军事实力，区域共荣和民族和谐同样重要。经济很重要，但经 济繁荣的同时伴随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就有可能导致富足而不幸福的生活。因此经济生活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社会学家、艺术家那么重要。
第二，经济增长到底有无道德和人性制约的底线。GDP是总量概念，既不反映结构也不反映绩效。就结构而言，资本和土地在经济增长中分到的份额不断膨胀，而劳动力和创新的份额则在滑坡。尤其是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得份额日渐减少，政府所得份额却上升，无论如何有悖藏富于民的常识。就绩效而言，中国占了GDP高速增长便宜的同时，却也吃了亏，尤其是我们的后代们，粗放的增长罔顾环境、资源、人的健康和尊严甚至地球的未来。
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权贵和底层之间开始凝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财力之间的落差拉大，区域和城乡的落差也无收缩。各项经济增长指标，甚至层层分解到乡和街道办这样的基层，令人叹为观止。权贵阶层之间的关系和利益蛛网开始盘根错节，底层的政治甚至经济诉求缺乏善意合理表达的渠道。地方不服管束、群体性事件因偶然的导火索而猛烈爆发的风险日增。各种突发事件往往一旦爆发就直接进入善后，恰恰跳过了透明适当的处置过程。
第四，盛世繁荣的迷恋情结日益严重，改革创新成为习以为常的口头禅。凝聚力和紧迫感的下降，使得中国看起来躯体日益庞大，但肢体协调性柔韧性不断下降，思维和内心世界纷乱莫测的巨人。
已经到了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时，平静地思考改革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了，精神的力量往往在超越禁锢的同时，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
张维迎：中国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轨 未来应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60年，在和其他媒体一同总结过去之时，南方周末也将展望未来。为此，南方周末将邀请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商业、文化、科技、思想和环境领域的智识之士为共和国未来60年的发展做一次展望与规划。
在经济领域，南方周末邀请了许小年、张维迎、陈志武、钟伟、王石和谢国忠等6位学者和企业家。借助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与洞察，在2009年这个特殊时点，给中国民众指出事关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为“60年·60人·60问”系列专题第一期。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再过一些年，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一些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了。
过去的这些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未来，我们应该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有两个核心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别为15年。第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 办，法律就无法约束政府。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我强调，社会民主一定要使每个投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法治国家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搞民主是不稳定的。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变成流氓政治，走向专制。现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层选举试验，相信以后选举的范围会不断扩大，逐步完善。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中国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唐德刚先生曾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再过一些年，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一些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了。
陈志武：太多收入集中政府手里 国资民有化是改革重中之重
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陈志武
为了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
中国必须转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困难？民间消费为什么难以增长？中国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为什么这么少而资源消耗又这么多？
两组数据最能展示背后的原因：
第一，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 在2007年，如果再加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级国企的未分配利润，政府总收入占国民收入30%有余。这些政府收入当然还不包括数十万亿国有资产的升值所得，如果加上这些，政府可以花的收入和增值就更多了。
第二，从1999年到2007年，家庭储蓄率从20.2%升至22.9%，相比之下，政府储蓄率从原来的2.7%升至8.1%，企业储蓄率从13.7%升为20%。
这些数据说明，国内消费特别是民间消费之所以难以增长，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肯消费，而是一方面由于征税权不受制约，让太多国民收入通过税负集中到政府手里，另一方面由于支柱企业和主要资产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不仅不用分配利润，而且其资产升值也不会被老百姓分享，不能转变成民间消费的基础，只能成为企业和政府储蓄或者再投资。在目前国有资产实际由政府所有的体系下，经济增长的成果多由政府保留，普通个人并不能从中分享到应有的份额。
为了改变这种无法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国富民穷”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 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份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国有资产产权注入其中，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 民，各省份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
让公民个人直接分享国有资产产权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国有企业一直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只是原来由政府托管，不是政府所有。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全民所有 ”真正落到实处，具体到个人身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是让全民享受国企分红，一是让老百姓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得到财产性收入，体验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
如果收入和财产更多的是民有，而不是政府拥有，那么，对轻工业和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会远远更多，对重化工业的需求会减少。由此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将促进整体经济结构从对投资与出口的过度依赖逐渐转变为对国内消费需求的依赖。民有化改革也能缓和国有制与法治间的矛盾。
许小年：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繁荣 还要法治严明政治廉洁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许小年

许小年
六十年之成就最伟大者，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的繁荣，还要有法治的严明、政治的廉洁、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多元。
共和国将满一个花甲，六十年相当于个人生命的大半，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却只是转眼的瞬间。在这短暂的瞬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最激动人心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在我们七千年的文明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与这六十年相比拟。一个旧的篇章在这里结束，崭新的一幕在这里徐徐拉开。
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中华民族奋斗以求生存。共和国的六十年标志着民族历史上的最伟大转折点，从此之后，我们不再为生存担忧，十三亿人伸开双臂拥抱一个发展的全新时代。不仅民族和国家要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单元——中国人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冲动，共和国六十年的建设，特别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开拓出前所未有的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源于黄河与长江的两大流域的中华文明，自古处于四面开放之地，中央帝国面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无险可守。这些今天看来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词语，生动地描述了当日形势之严峻，近代更有列强从海上入侵，几乎摧毁了一个悠久的农耕文明。如何在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冲击下生存，始终是古代中国的首要课题。
为了生存，一个无所不包的官僚体系被建立起来，管理庞大帝国的所有事务。农业经济的仅有剩余，由税收系统输往首都，供养一支常备军和遍布各地的官吏，对外抗击蛮族的侵扰，对内维持社会的稳定。官吏不仅负责财税、公共工程、商业和司法，而且要发扬和解释官方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维护帝国的大一统。自秦、汉以来，这种格局就成为定式，两千年间，皇朝不断更迭，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本结构却始终未变。
在这一格局下，个人的发展让位于民族的生存。个人的发展既无物质基础，因为农业剩余已被国家消耗殆尽，也没有宽容的社会空间，任何对正统的偏离都被认为是困惑和混乱的源头，都被政府以危及帝国的稳定为名，严格地予以禁止。
民族生存与个人发展的冲突在近代达到了高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努力，无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直到甲午战败，才有民族的先觉者对比西洋的崛起，检讨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个人意识与人文精神在“五四运动”中曾有过一时的兴盛，但很快就被日本侵华的隆隆炮声所淹没，民族的生存又 一次压倒了个人的发展。
共和国建立之后，依靠中国人的勤奋与节俭，我们迅速地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保障民族生存的工业与国防体系。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站在历史的高度，勇敢地推出了改革与开放两个政策，历史性地突破了两千年的传统格局，在短短的时间里，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彻底地摆脱了贫困，社会三十年间所达到的物质富裕程度，令汉唐盛世瞠乎其后。
共和国将满一个花甲，六十年之成就最伟大者，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的繁荣，还要有法治的严明、政治的廉洁、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多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人的权利与尊严，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共和国的十三亿公民将无愧于祖先，充分展现他们的才华，书写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辉煌篇章。
王石：现在需要一次经济模式改革

王石
建立在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消耗基础之上的粗放增长，必然难以持续；而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共识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带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成为限制未来发展的瓶颈
60年是历史学家的时间单位。成熟的企业家应该有10年左右的长期战略规划，至于60年的跨度，就完全超出了企业的范畴，更别说要企业家看清楚中国经济未来60年的发展——所以我还是尝试从眼前的趋势去谈未来。
从消费模式看，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保持了谨慎的消费观念。2008年我们的储蓄率是51.3%，是美国人的4.28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烦恼，但在金融海啸来临之后，这已经成为一种甜蜜的烦恼。这是我们的发展模式现在看来比较好的一面。
但是从分配模式看，我国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了目前的0.47——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各种渠道的统计数据之间有差异，但基本的认识是：中国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大国，社会中产阶层发育不良，并且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沿海和内地的差距。
从生产模式看，我们的GDP占世界总量7.3%，但是为此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耗的16%，钢铁消费量占世界四分之一，水泥消耗占世界一半以上。中国的产值不到美国的30%，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不用60年，只用10－2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GDP世界第一的国家，那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
到那时，在《福布斯》全球排行榜上，至少有一半富豪来自中国；同时，在广袤农村仍有大量贫困人口。那时候，我们一个国家就可以用掉今天全球的钢铁和水泥产量，还会有短缺。我们的碳排放将是今天的10倍……无须更多推想，我们今天就已经面临这些问题：大气变暖、水资源稀缺、能源危机、物种灭绝等环境问 题，贫富分化、犯罪增多、诚信缺失、人际冷漠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并且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一方面，建立在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消耗基础之上的粗放增长，必然难以持续，产业调整只是迟早的问题。另一方面，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共识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带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成为限制未来发展的瓶颈——如果继续以这种模式高速增长，必将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所湮没，对个人、企业、环境和社会都只能是一场灾难。
事实上，今天的美国也在反思它的发展模式，并且谋求改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美国的标准能耗产出效率只有日本的36%，美国还一直存在超前消费的文化。奥巴马上台后谋求的两大改革：医疗和社会福利方案、新能源计划，以及对个人信贷政策的审视，都是有针对性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有13亿人口，但可利用的土地、能源和资源都远远少于美国，面临的挑战也要大得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现在需要一次经济模式改革。我相信，未来的商业机会和危机，都潜伏在这个模式转变之中。
谢国忠：中国的股票和房地产或被百分之一百高估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

谢国忠
只有20年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能够证明它们价格的合理性。然而，通胀率持续高企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资本外逃。
资产泡沫是所有大型经济体的宿命，中国也不例外。每次的泡沫都始于一个传说：日本是第一个传说，然后是东亚奇迹，再是互联网狂热，以及金融创新是如何忽视风险的。
目前的泡沫是独一无二的。它始于一个恐怖的传说：纸钞的价值将会蒸发缩小，因此，你应该用它买点什么——买任何东西。这个最新的传说的吸引力在于，经济变得不重要了。世界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那又如何？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崩溃，那又如何？我们刚刚从纸钞的危险中逃离，对不对？更好的做法是借钱购买资产。这时应轮到银行贷款政策发挥作用了。但是，银行的放贷意愿越高，资产市场越热。
因恐惧通货膨胀而产生的泡沫将在适当的时候破裂。随着时间的推移，纸钞正以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之差的速度贬值。如果通货膨胀率为6%，银行存款利率是2%，纸钞每年会贬值4%，或每月0.33%。中国的股票和房地产可能被百分之一百高估了。只有20年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能够证明它们价格的合理性。然而，通胀率持续高企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资本外逃。这个故事根本不会维持太久就会结束。
当有些东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泡沫就破灭了。而中国能改变泡沫经济最终破灭的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