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唐弢 私议二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5 15:09:21
私议二章
【作者】唐弢
柏拉图(Plato)是有他的理想上的共和国的，把艺术，财产，公道，婚姻等等想得非常周到，然而我没有。这似乎可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不配有思想。但是一到空暇的时候，拿着报纸，坐在靠背椅里，我就也有工夫来乱想一番。自然，乱想决不会想出一个合理的国家来，但却也不至于被那些不合理的诳话所蒙蔽，压迫和导诱，恫吓和携手，疯狂和正直，这一面的剥削，敲诈，饥饿，黑暗，就正衬出了那一面的饱暖，活泼，自由和光明，我一点也不糊涂。
这是说，我完全没有失去自己的理智。
希特勒现在是德国的元首，目空一切了。但在五六年前，其实是很多顾忌的。那时候，曾经有人称他为愚人的领袖，说他和他所领导的，都是些没有头脑的人物，当然更谈不到思想。希特勒因此很生气，要竭力拉拢有名的学者，来替国社党解嘲，然而却一点也没有成功。他后来的放逐著作家，虐杀文化人，我疑心正是在报私仇，并非真有什么根本的政策。但自然，杀逐一多，血迹愈明，也就可以算是根本政策了。
以胡闹为业绩，这正是纳粹(Nazis)的精神。
而且也是希特勒唯一的本领。罗曼·罗兰在一篇《告青年书》里说：“法西斯主义有着许多假面具，他能够迎合各个国民的相貌，可是无论它戴着怎样的假面具，它的实质永远是一个，这就是：国家主义的强国主义。”这国家主义的强国主义，在希特勒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提倡人种论，驱逐犹太人，禁止妇女活动，减少学校和图书馆，烧毁书籍，剥削劳工，进兵莱茵区，不可一世!然而却偏要爱护闭口动物，高唱枪刺和平，他所施行的是愚民政策，所运用的是流氓手段，跳踉胡闹，“吾道一以贯之。”。 然而到底还是“贯”不通。
我因此也常常要替希特勒之流觉得悲哀。因为流氓手段虽然能够使绅士们狼狈，奏效于一时，但终于只有一时而已，跳踉既久，就必然会弄到连裤子也后穿，大出其丑的。这一次在纽纶堡的演说，英国方面的反响，便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希特勒最大的损失，我以为，并不是他不能博得绅士们的欢心，而在于失去了正直的人们的同情。罗曼·罗兰在另一篇文章里说：
“我所爱护的德意志是那伟大的有着和平公民的国家，那视异族的幸福如自己的幸福，视异族的灾祸如自己的灾祸，而促进着种族和精神的结合的国家。那个国家是被带卍字徽章的人们所压倒了，血淹了，弄龌龊了，这些人损失了德国的光荣。我曾反对过一九一八年后使德国受损害的那些不公道处：我曾要求修改那强迫订结的凡，尔赛条约；我曾要求德国和其他各国平权，难道你们设想以为我要求那些，是为的奖励那最不公道者，为的帮助那自己压倒一切种族的平权和一切人权的德国吗?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真正德意志的仇敌。我向真正的德意志呼吁来反对他!”
真挚,深刻,正确,罗曼·罗兰的这些话，将为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拥护，所遵循，尤其是文化工作者。
我把“尤其”两字加在文化工作者的头上，不是因为这发言者——罗曼·罗兰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在国社党治下，德意志文化已经受到残酷的摧毁，已经跌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希特勒说：“文化的最大的完成，不能仰赖于异族，却要靠我们亚利安人和日耳曼人自己的智力。”又说：“人类一切文化的发扬，是大领袖们的魄力的产物。”但是，谁能相信这位小胡子的魄力里，会产生出所谓文化，而这文化又将发扬开去呢?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以来，许多文化人被虐杀，被监禁，被驱逐了，这些文化人里，有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有生物学家布朗克’有艺术家莱因哈特，有文学家亨利希·曼，马利亚·雷马克，路德维希·雷恩等，这些人们，是人类中的优秀分子，是德意志文化的推进者，发扬者。陶乐赛·汤卜生女士说：“这些流亡外国的艺术家、著作家和科学家，已经被国社党开除国籍，失去了德意志公民的资格，但是他们毕生的工作，都浸润在德意志思想里，严格地说起来，只有他们才配称为德意志文化的真正代表人。”
这指出了希特勒的人种论的荒谬，同时也证明了，真能够发扬德意志文化，真能够代表德意志文化的人们里面，并没有希特勒在内。
只有驱逐，虐杀，监禁这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的，才的确是这位希特勒，才的确是纳粹(Nazis)的党徒们。
法西斯主义者常常说，×××主义各政党只知道破坏，这其实是不确的，有苏联为证。实际上，纳粹(Nazis)才真是只懂得破坏的政党。这些政党用残酷的手段格杀前进的人物，摧毁真正的德意志文化，而自己又至今还没有拿出嫡系的文化成绩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虽然也被中国的徒子徒孙们所称道，选为标准书，捧之上天，但在德国，这本书的销售完全是出于强迫的，那浅薄早已为世人所不齿。至于爱威尔斯(Hans Heinz Ewers)，乔斯特(Hans Johst)之流，压根儿只能写几部下下作，要希望他们替纳粹(Nazis)文化打什么基础，这好比要抵抗十万雄师，却拜鼓上蚤时迁为大元帅，捧着元帅印，仍旧在屋角上探头探脑，跳来跳去。
我想：无论是谁，是都会料到这结果的糟糕的。
但更其糟糕的是：自从希特勒秉政以来，德国境内的书店，学校，图书馆，电影院，有许多相继关闭了。杂志的销数也大大地跌下去，希特勒自己主持出版的《内部的德国》，是文艺杂志里最大的一种，第一期印了二方册，第二期跌到只印一万册，第三期再跌到只印六千册，一点一点跌下去，我不知道这个杂志现在跌到怎样的情况了。因为这还是两年前的调查。
然而现在也还有可以调查得出的东西在。转述费神，不如照抄一段新闻在这里，那来源是九月二十七日的《立报》。
“同盟社特讯，自国社党统制言论后，德国报纸的种数和发行份数都大减。比一九三三年国社党得政权前，几乎减了一半。据柏林市统计局调查：一九二八年仅柏林一市，发行的报章和杂志共计二千六百三十三种，现在减为一千五百八十四种；日报在一九二八年为一百四十七种，后渐次减少，现在仅八十三种；而各报发行份数，也常常在减少，合全市八十三种报纸，总数不过一百万份而已。更可注意的，全市几乎无报贩了，要临时买报，很不容易，要直接赴报馆购买。”
要买一份报纸，便得跑到报馆去，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国度。——但这样的感觉只限于我们旁观者。倘在境内，却不免要脚底皮起泡，眼孔里冒火，化有趣为麻烦了。希特勒的那张四年期头的支票，现在已经可以证明，不过是一张随意滥发的空票子，持着这张空票子的德国人民，等到明白没有地方可以控诉的时候，就必定会诉诸自己的力量。
我忽然悟到：柏拉图先生的《共和国》，并不是只为想想而作的。
坚硬的铁锤敲在古老的树干上，树皮起了斑点，腐朽的部分瑟瑟地落下来，委在地上，被践踏在执锤者的脚下了；然而健全的部分，一受到铁锤，立刻就发生反响，吼出了宏
大的声音。为自己——或者更确当地说，为整个树身的生存而抗争。
一接触到现实，个人主义是无法存在的。
即如上面说过的《柏拉图共和国》(Plato’s Republic)吧，原不过是作者的乌托邦，但它的影响及于后世，却也发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不只是精神上的逃世地了。前些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某杂志出了一个《北平特辑》。这好比接到一个躺在医院里大病着的朋友的来信，我当时非常高兴，连忙去买来看时，却原来缄在里面的，并非报告病状的书信，却是宣传福音的教义。喝豆汁，吊嗓子，上稷园品茶，到天桥拆字，往广和楼捧角，太平盛世，猗欤休哉!
是的，这些“猗欤休哉”也许会引起人们对于北平的怀念，但是，比起柏拉图的共和国——这简直是药方了——来，究竟算得什么呢?
而且北平也的确并不只有这些。它曾经是敌人欲壑里的自由市，学者幻想里的文化城，长官计划里的游览区；在北平，虽然有太监，有小脚，有官僚气，有“瑟瑟地落下来的腐朽的部分”，但却也有血，有肉，有声音，有为着整个民族生存的抗争。
有了后者，这才觉得琐琐屑屑的不够。
然而，也就在这琐琐屑屑的福音里，我找到了知堂先生，他告诉我们北平的好坏，和对于眼前的北平的感想，他说：“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于北平仍是喜欢。小孩们坐惯的破椅子被决定将丢在门外，落在打小鼓的手里，然而小孩的舍不得之情，故自深深地存在也。”这段话曾被编辑先生引在后记里，用以自况，可见是十分重要的了。实际上，恐怕也真是比较重要的几旬。除了老舍先生的眼泪，果轩先生的感慨，曾为这古城的末日命运而叹息外，就只有知堂先生的这种“小孩的舍不得之情”了。边塞的号角，终于吹入了苦雨斋，打动了古井似的心情，使我们的苦雨翁也无法“静坐读书”，保持其老人“应有”的态度，而发起“小孩”似的“胡闹”的脾气来。
但我并不“惊异”。我相信：一接触到现实，个人主义是无法存在的。
不过知堂先生的比喻，却有着不很贴切的地方。由我看来，北平虽然“变了边塞”，却毕竟还不是“破椅子”；虽然“将丢在门外”，也不全是由于自己的“决定”；虽然将落在别人“手里”，这别人又决不是“打小鼓的”。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也并不这样轻松。
然而这确是知堂先生的说法，因为他正在“小孩”似的依恋着呢!
我因此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记得日本议员三上参次，在贵族院里讲到中国的国号，说是：“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民国，而我方竟以中华呼之，冒渎我国之尊严，莫此为甚!后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云云。这演说也曾使知堂先生觉得忿忿然，写了一篇文章，斥之日“老人的胡闹”，和他这一次的“小孩的舍不得之情”并列起来，是可以相映
成趣的。
知堂先生指责三上参次的“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对于斯地斯人，实在很切当。但他又引了兼好法师的《徒然草》，芭蕉的《闭关》舞，傅青主的笔记，来证明老人应该“读书静坐”，“随缘随尽，听其自然”，却颇有点伤了“小孩”的天真了。他说：
“……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
其实正因为以思想论是转旧，合了三上这样老人的脾胃，这才赶紧捣毁自由主义的堡垒，而投入法西主义的潮流，他其实何曾要趋新。章太炎先生不也赞成过新生活运动吗?白话一写成语录，就颇为老先生们所喜欢，也正是因为这缘故。
于此可见三上之流的“老悖”，其原因并不在趋新，而在恋旧。这只要看看法西斯主义的不能拉拢新人物，只收罗了一些旧东西，就可以明白了。知堂先生的文章，是歪曲了事实的，他大概急于要替恋旧的人们做辩护，这才攻击维新者。其实老年人和年轻的站在一起，趋时维新，是一种好现象。这样的老人，如果生在强国里，就决不会发侮辱邻邦的谬论；反之，生在弱小民族里，也一定会肩起苦难的责任，不至于去躲在斋头，玩骨董，喝苦茶，专讲闲适的，他还要明事理，辨是非。
为什么呢?就因为事实决定了这些。
十几年前，周作人先生在一篇短文里说：
“近来有一群守旧的新学者，常拿了新文学家的‘发挥个性，注重创造’的话做挡牌，以为他们不应该‘而对于为文言者仇雠视之’；这意思似乎和我所说的宽容有点相象。但其实是全不相干的。宽容者对于过去的文艺固然予以相当的承认与尊重，但是无所用其宽容，因为这种文艺已经过去了，不是现在的势力所能干涉，便再没有宽容的问题了。所谓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正如壮年人的昕任青年的活动。”
这末后的“正如”，实在“正如”得恰到好处。无论壮年人或老年人，对于青年的活动，是都应该宽容的。但自然也应该加以批评，使他们不致跌入外新内旧，借尸还魂，例如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泥淖里去。至于年龄，大可不加限制，无论青年老年，倘要生存，就必须斗争，知堂先生斥三上为“胡闹”，其实三上的“闹”并不错，错的是他的“胡”。不分皂白，把老人的活动一律斥之为胡闹，这本身也正是一种胡闹。
在年龄里埋下冷嘲，必然会变成真正的新兴流派的暗杀者。
近年以来，在中国，复古的招牌一块一块竖起来，孔、孟、关、岳，读经扫墓，都已红极一时。文坛上的大小学者，不论作文做人，都想逼近明末，因为他们要恋旧。而掩护这恋旧的，也正是一个“老”字。
不幸北平又偏是养老的所在。
这就无怪乎青年们的血，要被古物、平剧、风土、庙会、豆汁之类所掩蔽了。太老和太少的成绩，如此如此，我几时才真能从知堂先生的身上，找到一点“中庸之道”呢?
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
【原载】 《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作者】唐弢
柏拉图(Plato)是有他的理想上的共和国的，把艺术，财产，公道，婚姻等等想得非常周到，然而我没有。这似乎可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不配有思想。但是一到空暇的时候，拿着报纸，坐在靠背椅里，我就也有工夫来乱想一番。自然，乱想决不会想出一个合理的国家来，但却也不至于被那些不合理的诳话所蒙蔽，压迫和导诱，恫吓和携手，疯狂和正直，这一面的剥削，敲诈，饥饿，黑暗，就正衬出了那一面的饱暖，活泼，自由和光明，我一点也不糊涂。
这是说，我完全没有失去自己的理智。
希特勒现在是德国的元首，目空一切了。但在五六年前，其实是很多顾忌的。那时候，曾经有人称他为愚人的领袖，说他和他所领导的，都是些没有头脑的人物，当然更谈不到思想。希特勒因此很生气，要竭力拉拢有名的学者，来替国社党解嘲，然而却一点也没有成功。他后来的放逐著作家，虐杀文化人，我疑心正是在报私仇，并非真有什么根本的政策。但自然，杀逐一多，血迹愈明，也就可以算是根本政策了。
以胡闹为业绩，这正是纳粹(Nazis)的精神。
而且也是希特勒唯一的本领。罗曼·罗兰在一篇《告青年书》里说：“法西斯主义有着许多假面具，他能够迎合各个国民的相貌，可是无论它戴着怎样的假面具，它的实质永远是一个，这就是：国家主义的强国主义。”这国家主义的强国主义，在希特勒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提倡人种论，驱逐犹太人，禁止妇女活动，减少学校和图书馆，烧毁书籍，剥削劳工，进兵莱茵区，不可一世!然而却偏要爱护闭口动物，高唱枪刺和平，他所施行的是愚民政策，所运用的是流氓手段，跳踉胡闹，“吾道一以贯之。”。 然而到底还是“贯”不通。
我因此也常常要替希特勒之流觉得悲哀。因为流氓手段虽然能够使绅士们狼狈，奏效于一时，但终于只有一时而已，跳踉既久，就必然会弄到连裤子也后穿，大出其丑的。这一次在纽纶堡的演说，英国方面的反响，便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希特勒最大的损失，我以为，并不是他不能博得绅士们的欢心，而在于失去了正直的人们的同情。罗曼·罗兰在另一篇文章里说：
“我所爱护的德意志是那伟大的有着和平公民的国家，那视异族的幸福如自己的幸福，视异族的灾祸如自己的灾祸，而促进着种族和精神的结合的国家。那个国家是被带卍字徽章的人们所压倒了，血淹了，弄龌龊了，这些人损失了德国的光荣。我曾反对过一九一八年后使德国受损害的那些不公道处：我曾要求修改那强迫订结的凡，尔赛条约；我曾要求德国和其他各国平权，难道你们设想以为我要求那些，是为的奖励那最不公道者，为的帮助那自己压倒一切种族的平权和一切人权的德国吗?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真正德意志的仇敌。我向真正的德意志呼吁来反对他!”
真挚,深刻,正确,罗曼·罗兰的这些话，将为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拥护，所遵循，尤其是文化工作者。
我把“尤其”两字加在文化工作者的头上，不是因为这发言者——罗曼·罗兰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在国社党治下，德意志文化已经受到残酷的摧毁，已经跌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希特勒说：“文化的最大的完成，不能仰赖于异族，却要靠我们亚利安人和日耳曼人自己的智力。”又说：“人类一切文化的发扬，是大领袖们的魄力的产物。”但是，谁能相信这位小胡子的魄力里，会产生出所谓文化，而这文化又将发扬开去呢?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以来，许多文化人被虐杀，被监禁，被驱逐了，这些文化人里，有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有生物学家布朗克’有艺术家莱因哈特，有文学家亨利希·曼，马利亚·雷马克，路德维希·雷恩等，这些人们，是人类中的优秀分子，是德意志文化的推进者，发扬者。陶乐赛·汤卜生女士说：“这些流亡外国的艺术家、著作家和科学家，已经被国社党开除国籍，失去了德意志公民的资格，但是他们毕生的工作，都浸润在德意志思想里，严格地说起来，只有他们才配称为德意志文化的真正代表人。”
这指出了希特勒的人种论的荒谬，同时也证明了，真能够发扬德意志文化，真能够代表德意志文化的人们里面，并没有希特勒在内。
只有驱逐，虐杀，监禁这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的，才的确是这位希特勒，才的确是纳粹(Nazis)的党徒们。
法西斯主义者常常说，×××主义各政党只知道破坏，这其实是不确的，有苏联为证。实际上，纳粹(Nazis)才真是只懂得破坏的政党。这些政党用残酷的手段格杀前进的人物，摧毁真正的德意志文化，而自己又至今还没有拿出嫡系的文化成绩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虽然也被中国的徒子徒孙们所称道，选为标准书，捧之上天，但在德国，这本书的销售完全是出于强迫的，那浅薄早已为世人所不齿。至于爱威尔斯(Hans Heinz Ewers)，乔斯特(Hans Johst)之流，压根儿只能写几部下下作，要希望他们替纳粹(Nazis)文化打什么基础，这好比要抵抗十万雄师，却拜鼓上蚤时迁为大元帅，捧着元帅印，仍旧在屋角上探头探脑，跳来跳去。
我想：无论是谁，是都会料到这结果的糟糕的。
但更其糟糕的是：自从希特勒秉政以来，德国境内的书店，学校，图书馆，电影院，有许多相继关闭了。杂志的销数也大大地跌下去，希特勒自己主持出版的《内部的德国》，是文艺杂志里最大的一种，第一期印了二方册，第二期跌到只印一万册，第三期再跌到只印六千册，一点一点跌下去，我不知道这个杂志现在跌到怎样的情况了。因为这还是两年前的调查。
然而现在也还有可以调查得出的东西在。转述费神，不如照抄一段新闻在这里，那来源是九月二十七日的《立报》。
“同盟社特讯，自国社党统制言论后，德国报纸的种数和发行份数都大减。比一九三三年国社党得政权前，几乎减了一半。据柏林市统计局调查：一九二八年仅柏林一市，发行的报章和杂志共计二千六百三十三种，现在减为一千五百八十四种；日报在一九二八年为一百四十七种，后渐次减少，现在仅八十三种；而各报发行份数，也常常在减少，合全市八十三种报纸，总数不过一百万份而已。更可注意的，全市几乎无报贩了，要临时买报，很不容易，要直接赴报馆购买。”
要买一份报纸，便得跑到报馆去，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国度。——但这样的感觉只限于我们旁观者。倘在境内，却不免要脚底皮起泡，眼孔里冒火，化有趣为麻烦了。希特勒的那张四年期头的支票，现在已经可以证明，不过是一张随意滥发的空票子，持着这张空票子的德国人民，等到明白没有地方可以控诉的时候，就必定会诉诸自己的力量。
我忽然悟到：柏拉图先生的《共和国》，并不是只为想想而作的。
坚硬的铁锤敲在古老的树干上，树皮起了斑点，腐朽的部分瑟瑟地落下来，委在地上，被践踏在执锤者的脚下了；然而健全的部分，一受到铁锤，立刻就发生反响，吼出了宏
大的声音。为自己——或者更确当地说，为整个树身的生存而抗争。
一接触到现实，个人主义是无法存在的。
即如上面说过的《柏拉图共和国》(Plato’s Republic)吧，原不过是作者的乌托邦，但它的影响及于后世，却也发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不只是精神上的逃世地了。前些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某杂志出了一个《北平特辑》。这好比接到一个躺在医院里大病着的朋友的来信，我当时非常高兴，连忙去买来看时，却原来缄在里面的，并非报告病状的书信，却是宣传福音的教义。喝豆汁，吊嗓子，上稷园品茶，到天桥拆字，往广和楼捧角，太平盛世，猗欤休哉!
是的，这些“猗欤休哉”也许会引起人们对于北平的怀念，但是，比起柏拉图的共和国——这简直是药方了——来，究竟算得什么呢?
而且北平也的确并不只有这些。它曾经是敌人欲壑里的自由市，学者幻想里的文化城，长官计划里的游览区；在北平，虽然有太监，有小脚，有官僚气，有“瑟瑟地落下来的腐朽的部分”，但却也有血，有肉，有声音，有为着整个民族生存的抗争。
有了后者，这才觉得琐琐屑屑的不够。
然而，也就在这琐琐屑屑的福音里，我找到了知堂先生，他告诉我们北平的好坏，和对于眼前的北平的感想，他说：“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于北平仍是喜欢。小孩们坐惯的破椅子被决定将丢在门外，落在打小鼓的手里，然而小孩的舍不得之情，故自深深地存在也。”这段话曾被编辑先生引在后记里，用以自况，可见是十分重要的了。实际上，恐怕也真是比较重要的几旬。除了老舍先生的眼泪，果轩先生的感慨，曾为这古城的末日命运而叹息外，就只有知堂先生的这种“小孩的舍不得之情”了。边塞的号角，终于吹入了苦雨斋，打动了古井似的心情，使我们的苦雨翁也无法“静坐读书”，保持其老人“应有”的态度，而发起“小孩”似的“胡闹”的脾气来。
但我并不“惊异”。我相信：一接触到现实，个人主义是无法存在的。
不过知堂先生的比喻，却有着不很贴切的地方。由我看来，北平虽然“变了边塞”，却毕竟还不是“破椅子”；虽然“将丢在门外”，也不全是由于自己的“决定”；虽然将落在别人“手里”，这别人又决不是“打小鼓的”。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也并不这样轻松。
然而这确是知堂先生的说法，因为他正在“小孩”似的依恋着呢!
我因此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记得日本议员三上参次，在贵族院里讲到中国的国号，说是：“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民国，而我方竟以中华呼之，冒渎我国之尊严，莫此为甚!后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云云。这演说也曾使知堂先生觉得忿忿然，写了一篇文章，斥之日“老人的胡闹”，和他这一次的“小孩的舍不得之情”并列起来，是可以相映
成趣的。
知堂先生指责三上参次的“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对于斯地斯人，实在很切当。但他又引了兼好法师的《徒然草》，芭蕉的《闭关》舞，傅青主的笔记，来证明老人应该“读书静坐”，“随缘随尽，听其自然”，却颇有点伤了“小孩”的天真了。他说：
“……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
其实正因为以思想论是转旧，合了三上这样老人的脾胃，这才赶紧捣毁自由主义的堡垒，而投入法西主义的潮流，他其实何曾要趋新。章太炎先生不也赞成过新生活运动吗?白话一写成语录，就颇为老先生们所喜欢，也正是因为这缘故。
于此可见三上之流的“老悖”，其原因并不在趋新，而在恋旧。这只要看看法西斯主义的不能拉拢新人物，只收罗了一些旧东西，就可以明白了。知堂先生的文章，是歪曲了事实的，他大概急于要替恋旧的人们做辩护，这才攻击维新者。其实老年人和年轻的站在一起，趋时维新，是一种好现象。这样的老人，如果生在强国里，就决不会发侮辱邻邦的谬论；反之，生在弱小民族里，也一定会肩起苦难的责任，不至于去躲在斋头，玩骨董，喝苦茶，专讲闲适的，他还要明事理，辨是非。
为什么呢?就因为事实决定了这些。
十几年前，周作人先生在一篇短文里说：
“近来有一群守旧的新学者，常拿了新文学家的‘发挥个性，注重创造’的话做挡牌，以为他们不应该‘而对于为文言者仇雠视之’；这意思似乎和我所说的宽容有点相象。但其实是全不相干的。宽容者对于过去的文艺固然予以相当的承认与尊重，但是无所用其宽容，因为这种文艺已经过去了，不是现在的势力所能干涉，便再没有宽容的问题了。所谓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正如壮年人的昕任青年的活动。”
这末后的“正如”，实在“正如”得恰到好处。无论壮年人或老年人，对于青年的活动，是都应该宽容的。但自然也应该加以批评，使他们不致跌入外新内旧，借尸还魂，例如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泥淖里去。至于年龄，大可不加限制，无论青年老年，倘要生存，就必须斗争，知堂先生斥三上为“胡闹”，其实三上的“闹”并不错，错的是他的“胡”。不分皂白，把老人的活动一律斥之为胡闹，这本身也正是一种胡闹。
在年龄里埋下冷嘲，必然会变成真正的新兴流派的暗杀者。
近年以来，在中国，复古的招牌一块一块竖起来，孔、孟、关、岳，读经扫墓，都已红极一时。文坛上的大小学者，不论作文做人，都想逼近明末，因为他们要恋旧。而掩护这恋旧的，也正是一个“老”字。
不幸北平又偏是养老的所在。
这就无怪乎青年们的血，要被古物、平剧、风土、庙会、豆汁之类所掩蔽了。太老和太少的成绩，如此如此，我几时才真能从知堂先生的身上，找到一点“中庸之道”呢?
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
【原载】 《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