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黎明 粉丝的生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3 05:41:19
《新京报》沙龙：谈谈粉丝
周黎明 @ 2007-04-24 11:20
粉丝的娱乐产业价值凸现，极端粉丝个案引发争议
来源： 新京报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港台流行文化大举进入内地首度引发对偶像迷狂的关注，到超女走红令高度组织化的粉丝团体浮出水面，粉丝的娱乐产业价值越发显著，甚至经常爆发出令人咋舌的力量。随着杨丽娟长达12年的追星行为在今年3月达到悲剧的高潮，粉丝再度成为争议的焦点。
从昔日视“追星族”为青少年“迷途”的代表，到如今对极端歌迷的病理剖析，粉丝在社会文化中总是附会上了“非理性”、“疯狂”等负面判断。全民娱乐背景下粉丝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尤其是在娱乐产业中，粉丝、明星、经纪公司、大众传媒所形成的文化狂欢，它们纠葛的复杂程度又是如何？
沙龙人物
主持人潘采夫：本报编辑。
嘉宾周黎明：影评人，旅美研究电影及好莱坞运作多年。
俞菲尔：资深“笔迷”，现为新禾传媒总经理，办有专门针对粉丝群体的电子杂志《明星志》。
王磊：乐评人，音盒网北京办事处负责人。曾多次负责中外歌星的宣传活动和演唱会。
尚娜：资深刘德华粉丝，搜狐娱乐频道副主编。
粉丝的根源
寻找榜样？寻找幸福感？
●年轻人成长定位过程中需要找到榜样作为参照。
●粉丝只是在寻找亲情、爱情带来的幸福感和精神寄托。
潘采夫：在对杨丽娟问题的报道中，最常见的就是找一位社会学家来号召“健康追星”，但粉丝追星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粉丝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周黎明：年轻人刚刚开始从父母管教中挣脱出来时，在社会上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在寻找定位过程中肯定要找榜样，榜样往往是明星。这本身是正常的，就像小孩学走路先要摸着门框、沙发才能走，但这不应该是一辈子，所以一般情况下粉丝是15-25岁，属于正常的心理过程。
尚娜：其实粉丝也不都是青少年。玉米就有很多年龄很大，都结婚了，还可以算高级知识分子。我认为现在的粉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粉丝们知道明星实际是什么样，他们不是追求一个完美的人，即使亲眼看到他们的偶像泡妞或者抽烟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是在找精神幸福感：我爱他，这很幸福，我在做一件幸福的事情，这就行了。他们不是在寻找榜样，是在寻找爱情或者亲情。
周黎明：这就不正常，偶像是没法给予亲情或者爱情的。他只是树立榜样，把他的产品卖给你。
王磊：我觉得在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偶像崇拜的意识，关键在于到了某个年龄阶段之后怎么转化。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喜欢郑智化，但两年以前见到他的时候，就丝毫没有那种激动的感觉了。
周黎明：从宏观来看，粉丝是偶像崇拜的娱乐表现。有些人批判小孩追星的角度就有失偏颇，他们希望小孩追另外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宗教领袖。其实不管是娱乐人物还是文化人物，他们身上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不能绝对化、极端化，不要捧成神。
俞菲尔：大部分粉丝就像尚娜所说，没有到精神崇拜那种地步，他们是寻求精神寄托。如果每天我都关注这个人，我就有事做了，看看他的新闻，留心各方面的消息，生活过得非常平衡，逐渐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是我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粉丝形成群体不仅是崇拜某个明星，可能更多的是他们之间也有感情维系在一起，共同经历过很多感动的事情，比如笔迷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很有力量。
粉丝的生产
娱乐公司？大众传媒？
●娱乐公司针对粉丝进行精确营销，甚至误导。
●大众传媒也在取悦粉丝、神化明星形象。
潘采夫：随着娱乐产业化，粉丝已经被纳入了娱乐的工业流水线上，他们不再单纯是自发产生，也在被娱乐公司生产出来。娱乐公司是怎样围绕明星制造粉丝、针对粉丝推广明星？
俞菲尔：一方面，如今的粉丝群体已经像一个公司，因为偶然机会我成了周笔畅的粉丝，就发现因为互联网的发达，粉丝组织都变得严密了，分工特别明确，有人负责宣传，有人负责活动，有人负责会员，甚至在各地区都有会长；而且他们纪律严明，犯了错误甚至会被开除，比如到机场迎接的活动，事先就有规定不能去拥堵，如果有人违反，他的ID就会被公布在贴吧上作为警告。另一方面，对于娱乐公司来说，粉丝是一个很大而且很容易进行精确营销的群体。作为产品销售，一般产品需要对目标群体有年龄、地位等方面的调查描述，而对粉丝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特点就很明确，就是喜欢某位明星。一位明星，特别是超女，她说这个衣服好，所有的粉丝都蜂拥跟风。可以说，从某个角度来看，粉丝这一群体是很可悲的，他们是被大众媒体、商家还有明星利用的角色。娱乐公司甚至会为了宣传明星炒作假新闻或者负面新闻，一种常见的手法就是如果演员拍的戏里有热辣的镜头，公司可能会大肆渲染，最终变成绯闻，然后再来澄清，这样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的眼球。只不过有的公司玩得高明以至于粉丝都看不出来而已。尤其是在全民娱乐的背景下，确实会有一些极端例子。经纪公司把明星身上好的东西不断放大，使他们失去了真实面目，再通过大众媒体传播更加变形，这种放大对粉丝是误导，误导如果多的话，就会有影响。
周黎明：就像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video里面，粉丝的表现疯狂得吓人，其实那就是他的公司制作出来的效果。本来大概只有十个人这么做，但是呈现出来的场面就是一千个人都这么做。娱乐公司在强化一种意识：粉丝看到迈克尔·杰克逊就应该是那般反应，就应该昏倒。在从娱乐公司到粉丝的这条食物链中，明星、公司是主导，粉丝只是螺丝钉。
潘采夫：大量粉丝群体的出现，可能还与大众媒体有直接的关系。大众传媒也许容易夸张某种特征，然后大量宣传，最终就让粉丝接触到一个被神化过的形象。
王磊：十几岁的孩子在学习压力下寻求一点精神寄托，这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应该对他们有正确的引导。在杨丽娟这件事上，有的媒体报道时用很大的版面强调“追星12年”，这种报道就有问题，就应该旗帜鲜明地指出她在心理上存在疾病。
俞菲尔：有时候媒体从业者是不是也在取悦于粉丝或者读者，不完全是客观的角度。
周黎明：在西方也有很多粉丝问题，但是西方的娱乐媒体不是这么报道的，至少我看到美国媒体，他们就不会从粉丝群体的角度去报道，他们不会推波助澜地把一小部分人非理性的行为崇高化。对杨丽娟这样的例子，有的媒体用“执着”来形容，好像她是一个对理想执着的人，但是这种“执着”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这跟整个社会文化也有关，杨丽娟的行为如果在美国百分之百属非法范畴，因为她已经侵害到刘德华的权益，法院会判她不能靠近刘德华500米。
粉丝的疯狂
人性？非理性？
●粉丝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
●粉丝的放纵来自人性的心理需求。
潘采夫：现在公众对粉丝的评价有单一、甚至妖魔化倾向，有评论说他们是有害社会的寄生虫，这也不客观。
周黎明：粉丝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粉丝就是一个月有8000元收入，掏出800元买演唱会门票是合适的；但是，如果家庭依靠福利生存，那么买200元的门票也是不理性的。所以理性粉丝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行动，另外有些标准是绝对的，如果爱自己的偶像超过爱家庭和父母，这就不正常。
俞菲尔：我觉得不能把个别粉丝失去理性上升到整体的层面。特别是杨丽娟这种性格的人，不作为刘德华的粉丝出事，照样会出事。她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早晚会出事，只不过她作为刘德华的粉丝出事所以被放大了。
尚娜：我认为杨丽娟这件事是社会事件，和粉丝并没有关系，拿她探讨粉丝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其实不单娱乐粉丝，其他任何群体都有极端的人。现在的粉丝已经非常健康，因为他们自律。
周黎明：我觉得最搞笑的是王小波的粉丝，他提倡的就是自由思想，竟然还有人要重走他的路。这些人在欣赏王小波的时候，把自己的独立思想放弃了，这是对王小波最大的讽刺。
王磊：还有崔永元的“重走长征路”，他其实也是一个对某种信念很偏执的狂热粉丝。我见过理性的粉丝。以前在上海操作谷村新司演唱会，追他的都是日本大妈级的粉丝。这些歌迷坐飞机过来，把宾馆包了下来。但是他们就算知道谷村新司住在哪一层、在哪里吃饭，也不会靠近。平时我接触过不少艺人歌迷会，就感觉那些高层歌迷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疯狂、非理性，他们可以说都是高智商人群，头脑清晰，组织能力非常强，如果进入企业可能就是很厉害的高层管理者。当然，也经历过很可怕的遭遇，前年Rain来的时候，在机场有300多位歌迷，虽然事先已经跟他们协商保证不会出乱子，但是Rain一出来就乱了，护送他出来的10个保镖，没有一个人衣服整齐。
潘采夫：是不是当粉丝聚集成群体的时候，就容易失控、变得不理性？
尚娜：其实不是。如果你碰到一个特别爱的姑娘，一年就见一次，你也会接她、会摸她，这不是粉丝的问题，就是人的本性。
俞菲尔：因为一年见一次很幸福，何况有的人一辈子也难见到一次，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那时你失去了思想，只是想抓住。
王磊：是不是粉丝在某些时候比较容易放纵自己，或者在某一特定地点会放纵自己？
尚娜：我觉得就是人性。来自心理需求，对这个东西需求，就爱这个东西。粉丝最好的一面，就是他们通过这种行为找到了幸福感，如果他们找其他危险的方向去实现幸福，说不定结果更糟糕。
潘采夫：娱乐机器本来的目的是要造出健康、顺从的粉丝，大家都相安无事，然后也能赚钱。但是，没想到有性格弱点的人突然特别疯狂，好像科幻小说中机器人失控一样，危害到了娱乐产业本身。
尚娜：你觉得现在我们有一些娱乐公司可能还缺乏经验，导致有一些人疯狂，但根本不是这样。美国和日本的娱乐明星制造公司运作很规范，有一套完备的系统组织粉丝，可还是避免不了粉丝跳楼。所以不存在谁比谁更约束的问题，这就是人性。
粉丝的脱轨
家庭之责？社会之责？
●家庭的疏导才能避免粉丝极端化。
●社会应创造更多合理的宣泄渠道。
潘采夫：如果粉丝以健康的方式发展，也就会发展得比较理性。而杨丽娟这样的脱轨例子背后存在什么问题？
尚娜：杨丽娟的事情明显是父母的问题。刘德华歌友会那边的人就谈到，杨丽娟一家在香港时，她住在酒店，她爸妈住在路边。作为有正常意识思维方式的成年人，这都是不对的，她父母这种和孩子相处的方式有问题。我小时候喜欢刘德华，他来沈阳开演唱会，如果我爸爸给我200元去看，我当然就只能在这200元范围内花；现在我赚钱了，我可以到日本追星。但是杨丽娟的父母没有在她年少时教导她，所以才会有后来的疯狂行为出现。需要背负责任的不是粉丝整个群体，而是她的家庭教育。每个人都会找幸福感，但是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法，应该由父母跟他们进行沟通。
周黎明：我最近在文章中讲到，现在中国缺少让年轻人宣泄的正常平台，如果有更多这样的平台，极端的例子也会减少一些。在西方，年轻人一个月举办一两次Party，可以疯狂一下，但是有度，大人也知道他们需要这样的宣泄，只是稍微管一下。而我们的年轻人学习压力很大，一定要有解压的方式，需要宣泄的场合和渠道，如果不创造健康的渠道，自己找一个旁门左道的东西很容易走火入魔。
王磊：球迷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发泄不满，他们进球场看球纯粹就是为了骂。在中国，这是球迷和歌迷的一点不同。
俞菲尔：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如何疏导，怎么让粉丝正确地释放他们的热情。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问题，目前很多制度不健全，必然导致社会某个方面会出问题，会产生某些极端例子。
王磊：我认为总体来说，社会存在问题是最核心的原因。粉丝自己会有一点问题，但是，我认为社会的责任更大一点，我们不能指望十几岁的小孩有三十几岁人的成熟心态，要站在相对理解他们的角度给他们好的疏导。这种疏导，大多数的责任应该是由社会来进行疏导的。而社会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枯燥、烦躁、癫狂的东西，所以，一些粉丝无法理性。
周黎明 @ 2007-04-24 11:20
粉丝的娱乐产业价值凸现，极端粉丝个案引发争议
来源： 新京报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港台流行文化大举进入内地首度引发对偶像迷狂的关注，到超女走红令高度组织化的粉丝团体浮出水面，粉丝的娱乐产业价值越发显著，甚至经常爆发出令人咋舌的力量。随着杨丽娟长达12年的追星行为在今年3月达到悲剧的高潮，粉丝再度成为争议的焦点。
从昔日视“追星族”为青少年“迷途”的代表，到如今对极端歌迷的病理剖析，粉丝在社会文化中总是附会上了“非理性”、“疯狂”等负面判断。全民娱乐背景下粉丝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尤其是在娱乐产业中，粉丝、明星、经纪公司、大众传媒所形成的文化狂欢，它们纠葛的复杂程度又是如何？
沙龙人物
主持人潘采夫：本报编辑。
嘉宾周黎明：影评人，旅美研究电影及好莱坞运作多年。
俞菲尔：资深“笔迷”，现为新禾传媒总经理，办有专门针对粉丝群体的电子杂志《明星志》。
王磊：乐评人，音盒网北京办事处负责人。曾多次负责中外歌星的宣传活动和演唱会。
尚娜：资深刘德华粉丝，搜狐娱乐频道副主编。
粉丝的根源
寻找榜样？寻找幸福感？
●年轻人成长定位过程中需要找到榜样作为参照。
●粉丝只是在寻找亲情、爱情带来的幸福感和精神寄托。
潘采夫：在对杨丽娟问题的报道中，最常见的就是找一位社会学家来号召“健康追星”，但粉丝追星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粉丝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周黎明：年轻人刚刚开始从父母管教中挣脱出来时，在社会上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在寻找定位过程中肯定要找榜样，榜样往往是明星。这本身是正常的，就像小孩学走路先要摸着门框、沙发才能走，但这不应该是一辈子，所以一般情况下粉丝是15-25岁，属于正常的心理过程。
尚娜：其实粉丝也不都是青少年。玉米就有很多年龄很大，都结婚了，还可以算高级知识分子。我认为现在的粉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粉丝们知道明星实际是什么样，他们不是追求一个完美的人，即使亲眼看到他们的偶像泡妞或者抽烟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是在找精神幸福感：我爱他，这很幸福，我在做一件幸福的事情，这就行了。他们不是在寻找榜样，是在寻找爱情或者亲情。
周黎明：这就不正常，偶像是没法给予亲情或者爱情的。他只是树立榜样，把他的产品卖给你。
王磊：我觉得在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偶像崇拜的意识，关键在于到了某个年龄阶段之后怎么转化。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喜欢郑智化，但两年以前见到他的时候，就丝毫没有那种激动的感觉了。
周黎明：从宏观来看，粉丝是偶像崇拜的娱乐表现。有些人批判小孩追星的角度就有失偏颇，他们希望小孩追另外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宗教领袖。其实不管是娱乐人物还是文化人物，他们身上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不能绝对化、极端化，不要捧成神。
俞菲尔：大部分粉丝就像尚娜所说，没有到精神崇拜那种地步，他们是寻求精神寄托。如果每天我都关注这个人，我就有事做了，看看他的新闻，留心各方面的消息，生活过得非常平衡，逐渐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是我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粉丝形成群体不仅是崇拜某个明星，可能更多的是他们之间也有感情维系在一起，共同经历过很多感动的事情，比如笔迷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很有力量。
粉丝的生产
娱乐公司？大众传媒？
●娱乐公司针对粉丝进行精确营销，甚至误导。
●大众传媒也在取悦粉丝、神化明星形象。
潘采夫：随着娱乐产业化，粉丝已经被纳入了娱乐的工业流水线上，他们不再单纯是自发产生，也在被娱乐公司生产出来。娱乐公司是怎样围绕明星制造粉丝、针对粉丝推广明星？
俞菲尔：一方面，如今的粉丝群体已经像一个公司，因为偶然机会我成了周笔畅的粉丝，就发现因为互联网的发达，粉丝组织都变得严密了，分工特别明确，有人负责宣传，有人负责活动，有人负责会员，甚至在各地区都有会长；而且他们纪律严明，犯了错误甚至会被开除，比如到机场迎接的活动，事先就有规定不能去拥堵，如果有人违反，他的ID就会被公布在贴吧上作为警告。另一方面，对于娱乐公司来说，粉丝是一个很大而且很容易进行精确营销的群体。作为产品销售，一般产品需要对目标群体有年龄、地位等方面的调查描述，而对粉丝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特点就很明确，就是喜欢某位明星。一位明星，特别是超女，她说这个衣服好，所有的粉丝都蜂拥跟风。可以说，从某个角度来看，粉丝这一群体是很可悲的，他们是被大众媒体、商家还有明星利用的角色。娱乐公司甚至会为了宣传明星炒作假新闻或者负面新闻，一种常见的手法就是如果演员拍的戏里有热辣的镜头，公司可能会大肆渲染，最终变成绯闻，然后再来澄清，这样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的眼球。只不过有的公司玩得高明以至于粉丝都看不出来而已。尤其是在全民娱乐的背景下，确实会有一些极端例子。经纪公司把明星身上好的东西不断放大，使他们失去了真实面目，再通过大众媒体传播更加变形，这种放大对粉丝是误导，误导如果多的话，就会有影响。
周黎明：就像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video里面，粉丝的表现疯狂得吓人，其实那就是他的公司制作出来的效果。本来大概只有十个人这么做，但是呈现出来的场面就是一千个人都这么做。娱乐公司在强化一种意识：粉丝看到迈克尔·杰克逊就应该是那般反应，就应该昏倒。在从娱乐公司到粉丝的这条食物链中，明星、公司是主导，粉丝只是螺丝钉。
潘采夫：大量粉丝群体的出现，可能还与大众媒体有直接的关系。大众传媒也许容易夸张某种特征，然后大量宣传，最终就让粉丝接触到一个被神化过的形象。
王磊：十几岁的孩子在学习压力下寻求一点精神寄托，这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应该对他们有正确的引导。在杨丽娟这件事上，有的媒体报道时用很大的版面强调“追星12年”，这种报道就有问题，就应该旗帜鲜明地指出她在心理上存在疾病。
俞菲尔：有时候媒体从业者是不是也在取悦于粉丝或者读者，不完全是客观的角度。
周黎明：在西方也有很多粉丝问题，但是西方的娱乐媒体不是这么报道的，至少我看到美国媒体，他们就不会从粉丝群体的角度去报道，他们不会推波助澜地把一小部分人非理性的行为崇高化。对杨丽娟这样的例子，有的媒体用“执着”来形容，好像她是一个对理想执着的人，但是这种“执着”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这跟整个社会文化也有关，杨丽娟的行为如果在美国百分之百属非法范畴，因为她已经侵害到刘德华的权益，法院会判她不能靠近刘德华500米。
粉丝的疯狂
人性？非理性？
●粉丝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
●粉丝的放纵来自人性的心理需求。
潘采夫：现在公众对粉丝的评价有单一、甚至妖魔化倾向，有评论说他们是有害社会的寄生虫，这也不客观。
周黎明：粉丝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粉丝就是一个月有8000元收入，掏出800元买演唱会门票是合适的；但是，如果家庭依靠福利生存，那么买200元的门票也是不理性的。所以理性粉丝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行动，另外有些标准是绝对的，如果爱自己的偶像超过爱家庭和父母，这就不正常。
俞菲尔：我觉得不能把个别粉丝失去理性上升到整体的层面。特别是杨丽娟这种性格的人，不作为刘德华的粉丝出事，照样会出事。她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早晚会出事，只不过她作为刘德华的粉丝出事所以被放大了。
尚娜：我认为杨丽娟这件事是社会事件，和粉丝并没有关系，拿她探讨粉丝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其实不单娱乐粉丝，其他任何群体都有极端的人。现在的粉丝已经非常健康，因为他们自律。
周黎明：我觉得最搞笑的是王小波的粉丝，他提倡的就是自由思想，竟然还有人要重走他的路。这些人在欣赏王小波的时候，把自己的独立思想放弃了，这是对王小波最大的讽刺。
王磊：还有崔永元的“重走长征路”，他其实也是一个对某种信念很偏执的狂热粉丝。我见过理性的粉丝。以前在上海操作谷村新司演唱会，追他的都是日本大妈级的粉丝。这些歌迷坐飞机过来，把宾馆包了下来。但是他们就算知道谷村新司住在哪一层、在哪里吃饭，也不会靠近。平时我接触过不少艺人歌迷会，就感觉那些高层歌迷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疯狂、非理性，他们可以说都是高智商人群，头脑清晰，组织能力非常强，如果进入企业可能就是很厉害的高层管理者。当然，也经历过很可怕的遭遇，前年Rain来的时候，在机场有300多位歌迷，虽然事先已经跟他们协商保证不会出乱子，但是Rain一出来就乱了，护送他出来的10个保镖，没有一个人衣服整齐。
潘采夫：是不是当粉丝聚集成群体的时候，就容易失控、变得不理性？
尚娜：其实不是。如果你碰到一个特别爱的姑娘，一年就见一次，你也会接她、会摸她，这不是粉丝的问题，就是人的本性。
俞菲尔：因为一年见一次很幸福，何况有的人一辈子也难见到一次，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那时你失去了思想，只是想抓住。
王磊：是不是粉丝在某些时候比较容易放纵自己，或者在某一特定地点会放纵自己？
尚娜：我觉得就是人性。来自心理需求，对这个东西需求，就爱这个东西。粉丝最好的一面，就是他们通过这种行为找到了幸福感，如果他们找其他危险的方向去实现幸福，说不定结果更糟糕。
潘采夫：娱乐机器本来的目的是要造出健康、顺从的粉丝，大家都相安无事，然后也能赚钱。但是，没想到有性格弱点的人突然特别疯狂，好像科幻小说中机器人失控一样，危害到了娱乐产业本身。
尚娜：你觉得现在我们有一些娱乐公司可能还缺乏经验，导致有一些人疯狂，但根本不是这样。美国和日本的娱乐明星制造公司运作很规范，有一套完备的系统组织粉丝，可还是避免不了粉丝跳楼。所以不存在谁比谁更约束的问题，这就是人性。
粉丝的脱轨
家庭之责？社会之责？
●家庭的疏导才能避免粉丝极端化。
●社会应创造更多合理的宣泄渠道。
潘采夫：如果粉丝以健康的方式发展，也就会发展得比较理性。而杨丽娟这样的脱轨例子背后存在什么问题？
尚娜：杨丽娟的事情明显是父母的问题。刘德华歌友会那边的人就谈到，杨丽娟一家在香港时，她住在酒店，她爸妈住在路边。作为有正常意识思维方式的成年人，这都是不对的，她父母这种和孩子相处的方式有问题。我小时候喜欢刘德华，他来沈阳开演唱会，如果我爸爸给我200元去看，我当然就只能在这200元范围内花；现在我赚钱了，我可以到日本追星。但是杨丽娟的父母没有在她年少时教导她，所以才会有后来的疯狂行为出现。需要背负责任的不是粉丝整个群体，而是她的家庭教育。每个人都会找幸福感，但是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法，应该由父母跟他们进行沟通。
周黎明：我最近在文章中讲到，现在中国缺少让年轻人宣泄的正常平台，如果有更多这样的平台，极端的例子也会减少一些。在西方，年轻人一个月举办一两次Party，可以疯狂一下，但是有度，大人也知道他们需要这样的宣泄，只是稍微管一下。而我们的年轻人学习压力很大，一定要有解压的方式，需要宣泄的场合和渠道，如果不创造健康的渠道，自己找一个旁门左道的东西很容易走火入魔。
王磊：球迷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发泄不满，他们进球场看球纯粹就是为了骂。在中国，这是球迷和歌迷的一点不同。
俞菲尔：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如何疏导，怎么让粉丝正确地释放他们的热情。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问题，目前很多制度不健全，必然导致社会某个方面会出问题，会产生某些极端例子。
王磊：我认为总体来说，社会存在问题是最核心的原因。粉丝自己会有一点问题，但是，我认为社会的责任更大一点，我们不能指望十几岁的小孩有三十几岁人的成熟心态，要站在相对理解他们的角度给他们好的疏导。这种疏导，大多数的责任应该是由社会来进行疏导的。而社会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枯燥、烦躁、癫狂的东西，所以，一些粉丝无法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