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胀与全球失衡变局

全球通胀后面掩藏着深刻的全球经济失衡风险，加快自身结构问题的调整，是中国免受风险袭击的关键所在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描述，通货膨胀就是一只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但最近五年来，这只“怪兽”变成了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幽灵”，时不时会“显灵”，却抓不住它的踪迹。
7月18日，坐镇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的郑京平，想必对此最有体会。这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告诉媒体，通货膨胀的核心指标——CPI，仍然继续了两年来低位徘徊趋势，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还低1个百分点。但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速升至10多年来最高水平，同比增长11.3%，推动上半年的GDP增幅达到10.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郑京平不得不就此强调，“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应对价格上涨保持高度警惕。”
事实上，如果算上2004年第一季度粮价上涨带来的通胀惶恐，和2005年年中通胀、通缩“一线天”的左右为难，此次“高增长，低通胀”态势已经是这个“幽灵”第三次让国家统计局以官方形式公开明确提出有通胀压力。
对这种诡谲的通货膨胀，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向《瞭望新闻周刊》解释了经济学家们心中的困惑，“教科书上说经济增长速度高，通货膨胀就可能高。在过去十几年里，教科书上的说法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惟一不太肯定的是，当经济增长比较高之后，究竟需要多长时间通胀就可以上去？以前大概4～5个季度，但是现在这种滞后情况不是很清楚了。这样给决策者出了一个难题，经济运行到底处在什么状况？”
在这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眼中，这个景象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球经济，通胀“幽灵”同样折磨着美联储主席伯克南、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和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6月29日，美联储完成了第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达到5.25%，创近5年来最高水平。而1～5月美国核心通胀指数上升为3.1%，尽管有向上爬升趋势，仍属温和增长。7月6日，特里谢完成了今年第2次加息后，仍然强调“高度警惕通胀”，暗示8月份将继续加息。7月14日，福井俊彦宣布，结束5年之久的零利率政策，启动6年来的首次加息。
“通胀没有明显加剧的征兆，而全球经济对此却表现得忧心忡忡，原因何在？”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全球陷入“加息潮”的现象，并不表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着紧迫的通胀威胁，最多只能说明通胀预期在增强。
她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全球通胀只是表象而非本征，“全球经济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按照传统的通胀条件可能已无法解释这一切。之所以忧心忡忡，就像大家预感到‘狼来了’，却又不知道是狼还是老虎。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照例拿着打狼的棒，等着伺候老虎，结果很可能就是丧身虎口。”
通胀：无牙老虎？
“狼来了”呼声最高的是摩根士丹利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这位备受争议的“明星级”分析师认为，“当前采取的紧缩幅度不足以阻止商品投机”，批评各国央行现在对通胀采取的暧昧姿态，只是刺激了更多金融投机，从而引发更大通胀，强调“央行现在越是采取温和态度，今后就越不得不将利率提到更高水平。”
在左晓蕾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正是许多谢国忠这样的研究者或经济学者不断地‘危言耸听’，提醒决策者更严肃和认真对待出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原本的危机逐渐地得以缓解。”近百年来，通货膨胀可谓被政府决策层和经济学家研究最为充分的经济现象之一。“稍有迹象，就群情汹汹。”左晓蕾认为，全球经济经过多次通胀危机，决策者们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预警措施和应对办法，出现过去那种大范围的、严重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小了。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认为，或许有许多通胀的迹象和趋势，但观察全球化语境下的通胀，应该从更广阔的领域理解目前的全球经济运行背景。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间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面前。由资本逐利的强烈动机驱使，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此形成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据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2005年全球金融报告，去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910亿美元，比上年猛增63%。
王建认为，由于在战后50年的长期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使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的贸易平衡的机制完全失效了，“汇率调整一般有百分之几十的幅度已经是十分巨大了，但是相对百分之几千的生产要素差距，作用微乎其微。”
他举例说，去年7月中国政府调整汇率政策，到今年4月份人民币已经升值了3%以上，但今年前4个月中国出口仍强劲增长了25.8%，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单价获得了大幅度提高。据中国纺织品贸易商会数据，今年1季度中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价格，对美提高了15%，对欧提高了28%。由于价格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汇率上升幅度，就挡不住中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也是面向出口的消费类产业利润大增和吸引来大量投资的根本原因。
“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例如工资等的生产要素差距有几十倍之巨，即便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把这些差距拉近到10倍以内也要20年上下。”王建的判断是，如此以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吸纳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投资，“目前就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新的全球化格局就还会继续深入发展。”
在王建看来，或许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通胀的趋势和现象，但当全球化过程中这种发展落差没有拉平，增长的动力就不会停止，所谓的通胀也不过是其中的插曲而非基调。左晓蕾对此也表示赞同，她补充说，“现在把问题归结于全球通胀，倒不如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这种产业转移浪潮更加稳定和有序，而不会因为过快、过猛损害到全球经济的健康。”
病在失衡失控
左晓蕾所担心的掩藏在全球通胀下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2005年年初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GlobelImbalance）。按照拉托的描述，这种现象表现为，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明确地说，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给《瞭望新闻周刊》的一份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失衡的原因。从1998年开始，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储蓄不足，因而他们从别国输入产品同时也输入资本，并因此成为债务国；而其他国家则出现了储蓄过剩，因而他们既向外输出产品，同时也输出资本，并因此成为债权国。如此一来，其他国家通过顺差的形式，既从实物上补贴了发达国家，还从资金上支持了发达国家——由穷国补贴富国，而且愈演愈烈，在经济上缺乏合理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元。“由于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关键货币地位，因而不断增长的全球贸易、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对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客观上都需要美元及美元定值资产的供应不断增加；而美元供应的不断增加，惟一地只能依赖美国不断出现贸易赤字才能实现。”李扬分析说，“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持续不断产生贸易逆差，成为全球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与此同时，近十几年来，美联储每遇到金融危机爆发，都习惯性大开资金“闸门”救市，诸如1994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券危机、2000年网络股泡沫危机、2001年“9·11”恐怖事件，以及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等等，然而却造成了全球资金泛滥。
其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对冲基金雨后春笋般出现。1990年才有610支对冲基金，1995年就增加到2383支，2000年跃至3873支，2005年跳升到8532支，控制资金超过1.3万亿美元。这些资金每日在市场到处流窜，兴风作浪，任何一个国际政治事件或经济事件的发生、甚至天气的变化，都有可能被其利用而掀起市场动荡。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最令人担忧的是，投机基金也抓住了全世界经济的“命门”——“全球经济增长依赖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不可持续性。”于是，投机“军团”大炒特炒原材料市场，自2003年至今，油价上升了151%，天然橡胶上升157%，糖价上升121%，铝价上升92%，铜价上升383%。这其中，“对冲基金最大逆不道的是，唱衰并大举做空美元，直接触动了美国政府最敏感的神经——强势美元政策。”他意味深重地说。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元可以贬值，但是决不能被看‘扁’。”他告诉记者，这就是美国当局的“强势美元”立场，“美国要维持世界老大的地位，掌握通货发行权是其不容置疑的无上权力。紧握通货发行权，令美元的普世价值被世人坚信不疑，美国才能肆无忌惮放任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膨胀下去，享受借钱用印钞票来还的超级特权。”
因此，在美联储带头下，全球央行一起调高利率，在他看来，“表面上举着对抗通货膨胀的正义大旗，事实上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要把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威胁美元霸权的势力狠狠修理一通。”于是，就有了美国布什政府拉来高盛公司CEO鲍尔森这位熟悉对冲基金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华尔街老手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他认为，现在考验鲍尔森的是，“如何在修理市场投机分子的同时，达到压抑通胀的效果，而不能伤害到美国经济繁荣的体质。”
美国控制得住失衡吗？
鲍尔森可能会在短时期内维持住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但在王建看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症结——美国双赤字，鲍尔森要走的路还很远，而且遍布荆棘。
王建指出，美联储连续加息动作，实际上是使美国经济的危险程度进一步加大了。他分析说，美国现在双赤字不断扩大，必须有一个不断补充经常性逆差的来源，确保其资本性顺差。这个顺差怎么形成？就是吸引其他国家去购买美国的资产，让全球更多的资产流入美国。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利用新经济概念，通过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到美国。但随着网络股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发生，资本市场引资功能开始减弱。“在这之后，美国政府想了一个新的办法，用房地产市场来保持美国资产价格上升的态势。”王建认为，由此拉开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五年膨胀。
首先，美国政府在“9·11”后通过不断降低美元利率，减轻了房屋按揭贷款的负担。而后，把房屋按揭的首付从20%可以降到5%，把贷款期限从25年拉长到30年，把贷款限额从500万美元提高到1200万美元。不仅如此，还搞了大量的再按揭：即30万美元买的房子，几年后上涨为50万美元，就可以拿到银行再抵押，把涨出来的20万美元抵押出10万美元的贷款。这样，美国房屋抵押再贷款，房地产升值就成了美国居民的提款器，可以从房屋增长当中拿出钱来消费，支撑美国消费扩张。
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打造了一条“黑色锁链”：全球经济的增长悬系在美元霸权基础上的美国消费，美国消费又借助于美国房地产的虚高繁荣，虚高的房地产繁荣潜藏着不小的资产泡沫。为了高危的房地产泡沫不至于破灭，就必须抑制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方法。但经常性逆差不断扩大需要大量资本，因此只能不断选择加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然而，加息过猛，就有可能戳破美国房地产泡沫，拖垮美国经济，使全球经济陷入萧条。
“现在，美国走的是一条钢丝：不加息，国际资本不进来；加息，就会捅破国内的资产泡沫。所以，不论是伯克南还是鲍尔森，能做的就是权衡加息所带来的好处多？还是对国内资产价格的打击产生的影响大？”而且，王建认为，目前欧元和日元都开始启动了加息，为了争夺资本，“美元的加息可以说是停不下来的。”
所以，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于一个问题，美国能否控制住建立在美元资产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失衡？或许，这才是传说中的那只“吃人老虎”。
王建认为，从美国立场看，已经是别无选择，必须守住。对此，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分析，“美元霸权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不仅有经济、金融实力在里面，还有军事实力在里面。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完全会使用其军事实力来维持美元货币币值稳定。”他举例说，由于有对付欧元对美元地位冲击的因素，美国政府曾连续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因为国际资本一个是要求赚钱，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求安全。美国政府这招就是要让全世界都明白，只有美国军事实力支撑下的美元资产才是最安全的资产。”
而这一次，王建认为很有可能就是伊朗战争，“实际上，我认为美国最不愿意用利率来解决平衡自己经常项利差的问题，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如果美元利率上升到捅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就只能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了。”
无论这个结论是否成立，对于中国而言，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加快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
左晓蕾告诉记者，首先要积极改造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或者外部市场的结构问题。之所以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在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形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时候，未能及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及时建立完善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造成收入差距拉大时再分配没能给予解决，直接导致消费需求打不开。“一旦解决了收入分配矛盾，把消费能力释放出来了，我们自主发展的能力将得以极大提高。”她说。
事实上，去年下半年决策层已经开始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比如新农村运动、提倡消费、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提高工资水平和公务员加薪等等，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提高了消费预期。今年春节使用交通工具的出行人次从过去11亿左右的水平，一举突破20亿人次。春节黄金周从过去400亿～500亿元的消费量上升到今年的1900亿元，五一黄金周更达到了2780亿元。
另外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加大先进技术引进力度，努力增加短缺商品进口，降低外汇储备风险。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近期在一个非正式场合指出，目前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中2/3以上为美元资产，黄金储备只有600吨左右，占比仅为1.4%。而美国黄金储备8000吨，占外汇储备60%以上；德国3433吨，法国2945吨，意大利2451吨，均相当于其外汇储备的50%以上。“一旦发生美元急剧贬值，我国外汇储备将大幅缩水，我国经济将受到沉重打击。”他说。
“因此，在全球经济不稳定和风险因素加大的背景下，要加大力度提高我国经济的自我保护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左晓蕾最后建议说，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包含美元资产、石油、黄金、白银、铜等稀有金属的大宗商品储备的储备组合篮子，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境外购买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