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张嘉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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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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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为百业之首,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密切,自不待言。政府习惯于将银行作为自家钱袋子,在今日中国似乎顺理成章。但银行的服务对象是社会,经济亦自有其运行规律,银行对政府事事俯首帖耳,甚至服从乱命,对经济、民生危害甚巨。
谈起民国时代的银行家,很多人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副长袖善舞、骄奢淫逸的大亨形象,其实这只是长期宣传造成的思维定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银行业领袖,当年不乏其人,张嘉璈即是其中佼佼者。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人,出身官宦家族。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报界和北洋政府中任职。1914年弃官从商,经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推荐,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28岁。当时的上海分行总经理,是银行界前辈宋汉章。张在宋的支持下,引入现代银行制度,对簿记、服务、人事体制多有革新。他善于交际,与沪上金融领袖交往密切,发起由各行经理组成的星五聚餐会,日后发展为上海银行公会。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成立于1903年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这是一家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1000万两白银的股本中,官商各占半数。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商股股东成立“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将该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作为新国家的中央银行。同年8月,中国银行成立,官股消灭,在原商股的基础上,添招商股500万两,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具有同等地位的,还有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
张嘉璈在国内银行界一举成名,起因于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对抗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事件。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为对付南方革命党,连年战事频仍,军费浩大,军头们不信钞票,要求以现洋支付。北洋政府一直将中、交两行视为自家的印钞机,要求垫支各种财政支出,导致发钞过量,影响银行信誉,也损害了股东利益。1916年袁世凯取消帝制时,两行已累计发行钞票7000余万元,库存现银仅2000万元。5月间京、津两地发生提存挤兑,库银告急。交通系财阀梁士诒主张停兑现银,并密谋将中、交两行合并。同年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顿时震惊朝野。
有操守的银行家,视信用为事业之生命,一旦遵命停兑,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创,对银行则无异自戕。停兑令下达前,各地中行反弹激烈,纷纷表示不愿陪交行自杀。宋汉章、张嘉璈密筹应急对策,决定公开抗命。二人分头行动,宋前往上海会审公廨谋求法律援助;张负责联络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称“南三行”)及外国银行。中外同业深知停兑令对金融业打击巨大,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决定鼎力支持抗命。
抗命行动得到著名实业家张謇等商股股东力挺,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郑重宣告:“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拒绝执行国务院和北京总行的停兑令,并公布五条办法:一、由股东联合会推选监察人到行监察,将全行财产负债及发行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再由外国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嘉璈二人继续营业;二、所发钞票,随时兑现,不得停付;三、一切本行存款,均届期立兑;四、政府以后不得提用款项,一切均按普通银行营业办理;五、将来商家如遭损失,均由本会向南北政府交涉。宋、张复电政府:“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为预防现银不足,还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
停兑令下达之日,各地交行皆遵命停兑,中行上海分行成为抗命的中流砥柱,门前出现了2000余人的挤兑大军,以后逐日递减,一周后风潮平息。宋汉章、张嘉璈的壮举保住了银行信誉,个人也成为业界英雄,为日后经营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业务。
张嘉璈于1917年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1928年出任总经理。任内敢于抵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勒索侵夺,对银行民营化及开拓国际汇兑业务等多有建树。1935年,宋子文才在蒋介石支持下,攫取了中国银行的控制权。张嘉璈一生清廉自守,活跃于商政两界,退休后两袖清风。1949年离开大陆后,曾在澳大利亚、美国大学执教,1979年在美逝世。
在权钱交易成为普遍潜规则的今天,国有制银行贪腐、席卷巨款外逃的案例层出不穷。这场近一个世纪前的抗命事件,给今人留下诸多思考:作为股份制银行,银行家负有社会责任,首先要保护的是储户和股东的权益,而不是屈从于强权下的乱命。政府以信用为基石,银行以信用为商品;人民如果监督不了政府,人民股东也同样监督不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