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的是“议会道路”(中国青年报 200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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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人物
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将近10年，他奔袭在为他们这个群体利益呼喊的路上；他一再碰壁，但从未想过放弃；他努力争取着每一次民意表达并珍视每一次对话机会。他笑言――
我走的是“议会道路”
2005年12月07日
本报记者 徐百柯
拨通“114”，邵长良查询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总机。通过总机，他接通了北京市人大代表联络处。
“我想找沈梦培代表，能告诉我他的联系电话吗？”
“我们代表的电话是不公开的。”
说到这里，邵长良狡黠地冲记者笑了笑。“那我只好想办法呗。有时不妨说点儿假话，这是一种技巧。”接着他便严肃起来，正色道：“我本来不想使用技巧，我想堂堂正正地找人大代表。可是他们不告诉我电话，迫使我不得不使用技巧。”
再次致电联络处，邵长良开门见山：“我有一个重要的调研报告，想建议沈梦培代表形成议案。”
“以前联系过吗？”“联系过。”“那你直接找他嘛。”
“我把他的住址和电话都弄丢了。请你告诉我他的住址，我一定要把这份报告寄给他。……要不，电话也行。”
邵长良又笑了。“随便给什么，你总得给个什么吧。我就是那种人，给点儿阳光就能灿烂，给点儿颜色就能画出个东西来。”最终，他如愿以偿要到了沈梦培代表的电话。“不过现在不行喽。人家直接告诉你，有东西，寄常委会吧。”
沈梦培第一次被邵长良“盯住”，是在1997年。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邵长良目睹了行业内诸多极端不合理的“行规”，他希望找到能为他们这个群体代言的人。别的“的哥”忙着赚钱，他却用一年多时间写出一份他们这个行业的调研报告。他的结论是：北京出租车行业要想搞好，必须打破垄断。然而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的所有渠道几乎都被堵死了：出租司机找到政府职能部门，职能部门不予理睬，推到法院；法院即使受理此类案件，也一律判出租司机败诉；直到最后，法院干脆不受理此类案件。
邵长良有些沮丧。“你知道，一个司机在社会上是没有发言权利的。我想代言，可是没有我的席位。”最终，他发现了这样一条维权道路———人民代表大会。“你怎么理解人大？”记者问。“什么？那就是对宪法的理解啊！”邵长良显然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或者说，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片刻之前还坐在床边娓娓道来的他，此时显得异常激动，双手在空中挥舞着，屁股几乎离开了床。“宪法规定了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任何政策都要经过人大的许可，任何行政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他用背书一般的教训口吻说。“当然，我也清楚。”邵长良重新坐回床边，语调也恢复了平静，“很多人说人大是‘橡皮图章’。但我找那些敢说话、能代言、起作用的人大代表呀。”
他特别关注媒体报道。在他看来，从人大代表对媒体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一个代表的个性、人品和价值观。“他的言论代表了他履行职责的能力”。他选择哪些代表，标准很明确：“哪个对我的思路，哪个关注我的问题，哪个能更进一步、更深入、更有力地为我们代言，我就选哪个。”
当时，媒体报道了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批评北京出租车行业管理的言论。邵长良立刻意识到，这个沈梦培正是自己要找的代表。他很“技巧”地拿到了沈代表的号码，接着就一个电话打了过去。“我叫邵长良，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想感谢您。我在报上看见了您的言论，您是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
这边刚感谢完，那边却发起了牢骚：“我讲了很多，那个记者回去就登了几句，真是的。”“这么说，您批评的力度还要大得多？”“当然了！可他就登了那么几句。”“我要向您反映的问题更多，我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好，你拿过来吧，我看看。”
从认识沈梦培后，像滚雪球一样，邵长良结识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越来越多。他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关于北京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议案和提案被提了出来，并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开句玩笑，我走的是议会道路。”他喜欢这么对人说。
在邵长良简陋的平房里，挂着串起来的三张人大旁听证。门一开，风灌进来，几张旁听证会像风铃一样飘来荡去。他旁听过很多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并不厌其烦地为那些以为人大常委会高深莫测的“的哥”们普及知识：公民有权旁听人大常委会，不需要任何证明，只要出示身份证就行。“旁听不过瘾啊！我想办法去讲好不好啊？”邵长良说着似乎有些走神，忘了对面的记者，眼睛朝上翻，喃喃地念叨了这么一句。
但他随即就回过神来，很认真地说：“听到后来我就不满足旁听了，我想讲了。他们说不明白，我听了很不满意，我想去说。”但这样的会上，旁听者不允许发言。这让邵长良“很是郁闷”。
终于，他等来一个公开发言的机会。2003年6月18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立法规划项目市民代表座谈会，邵长良报名入选。他就“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发言。那天一进门，人大的法律顾问看见他便问道：“你来发言吧？”邵长良回答：“是的。怎么？”对方笑了：“你大名鼎鼎啊！”轮到他发言，他刚报过自己的名字，就被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打断了话头：“你就是邵长良？稍等，我记录一下……你继续发言吧。”
这让邵长良很是得意。“说明我说的问题敏感，他们非常关注。”他很自信地说。
事实也正是这样，邵长良对自己行使公民权利的意识和能力很有自信。虽然有时他会谦虚一句：“不过是我的发现能力比较强而已。”这样的发现能力，让他能把一本电话号码簿“活用”为一部“思考的工具、沟通的工具和反映问题的工具”。
他一伸手，从床头角落里摸出厚厚一大本《北京电话号码簿》，页边翻卷着，看样子已经很老旧了。再看，原来是1996／97年度的。他蜷起一条腿，另一条腿在床上放松地伸展开，大厚本架在膝盖上，很是满意地端详了片刻，用手拍拍封面说：“看见这个没有，不是为了打电话用的。这完全就是一个行政机构编制表嘛。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没有出书，或者出了没有公开发行，反正我们老百姓看不到。我就看这个！”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朋友家见到这本电话号码簿，于是饶有兴致地翻看起来。“看什么呢？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我也没用，你要就拿去吧。”朋友很大方，邵长良如获至宝，“我能发现里边的东西啊”。
中央各机关、国务院各部委、人大政协、下属各个机构，一一排列好，俨然一幅行政编制图表———国家权力机构的整体轮廓，开始呈现在这个普通公民眼前。“一下子就畅通了，能看出各种渠道来，你也就能找到可以利用的民主渠道。”说起当初这个“重大发现”，邵长良仍然兴头十足。
不过，眼下大厚本“早就不看了”。因为上面的号码早已升位了，“机构编制也早变了嘛。”他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因为多年来致力于维护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这使47岁的邵长良，在众多“的哥”“的姐”中间赢得了相当不错的声誉。初次见面的，称他“邵师傅”；相互熟稔的，喊一声“邵哥”；小辈的，尊一声“邵叔”。前不久，一家律师事务所召开北京出租车行业问题座谈会，会上一个旁听的司机发言：“我今天来，就是想向邵长良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支持你。邵哥，我愿意跟着你干，只要别让我干示威游行杀人那些违法的事儿……”邵长良立刻插言：“从宪法角度讲，示威游行并不违法。”
从1993年开出租车起，到1996年维权至今，邵长良一直就想弄明白一件事：“北京的出租车行业，政府以总量控制为由垄断经营权，获得牌照的公司却压榨司机牟取暴利，这么一个状况，从经济学上、法律上、行政管理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他不承认自己的维权是一项“事业”。他习惯于说：“我只是在追求幸福。”
“垄断破坏了我的幸福，使我从幸福到失落。这是一个强势群体对一个弱势群体的掠夺。这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口。”他此时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这么巨大的伤口，难道没人去反思？这公平吗？这正义吗？”
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英雄”。他压根儿不想去当英雄。“不是，不是！我不是梁山好汉。”他正告。
他只是把自己的调研报告称为打破北京出租车行业垄断的“源头学术报告”：“我不是学者，但我自认为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由于我工作生活在社会的最前沿、最底层，任何事物都是亲身感受的，每天接触的都是源头问题，所以我的报告是最底层的源头学术报告。这些问题，政府和学术界叫公共政策问题，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基本生存质量问题。我不能从官员的角度讲，也不能从学者的角度讲，但我必须要代表我们这个群体讲。这不是正经的‘学术报告’，而是我们这个群体向政府和学术界的‘请愿书’。”
邵长良的脸涨得通红，微微喘着粗气。片刻沉静下来，他的语气已变得十分平缓：“其实每一个司机都是觉悟的、清醒的。谁也别把我们当‘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