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纪行之四：尴尬的草莓

尴尬的草莓
——以色列纪行之四
云也退

阿科与拿撒勒都以花花绿绿的集市闻名，这恐怕跟阿拉伯人口占多数有关。拿撒勒有一大半居民都是阿拉伯人，城市又建在隆起的山脊上，集市一多，摩肩擦踵就是免不了的事。从天神报喜大教堂出来，我又陷入了人海焦虑：每个店铺都与别处一样散发着生活的热情和创意，利用足属于自己的每一寸空间。一个路边货亭里货品的充盈程度，就能让我想起《一千零一夜》故事里那些盖子都合不拢、项链耷拉在外头的珠宝箱。资本主义国家最可恶的地方之一就是商品过剩。
以色列的东西当然不便宜，我在国内没买到的Lonely Planet版本里的Israel-Palestine卷价格200人民币，到了这里价格200谢克。约瑟夫的《犹太战争》是研究犹太史的必读文献，山东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不管译得如何，也就30多元，这边每家博物馆都会把英文本摆在显眼的位置，定价99谢克，相当于中译本的七倍。在特拉维夫我买了一包鱼皮花生，也许是整个超市里最便宜的，接近人民币9元，不过口味甚好，没有一个变质的，跟国内4元一包的同类产品比比，还是物有所值。正因为食物价高，我在拿撒勒消耗漫长的等车时间时，对水果摊上的盒装草莓觊觎了半天还没去询价，只是远远地望莓止渴。
我错了。没想到，在这个农业超级强国，我在家乡已两年没怎么吃到的草莓是最便宜的水果之一，五谢克就能买一盒，每盒约四五十颗，个头大的能抵半个乒乓球，小的也有脚拇指甲盖的面积，模样俊俏，满面健康的红光。咬开第一颗草莓的瞬间，我仿佛听见兜里其他几枚铜币在骚动。人怎么能抵御价廉物美的诱惑呢？
以色列的草莓多长在水源丰富的沙仑平原，成熟在高高低低的壕沟里。沙仑平原在好几百年间一直是瘴气弥漫的沼泽，经过一百年来犹太定居者的开发，疏浚水道，才改造成了甜美水果的摇篮。草莓7月播种，来年3-4月采摘，我有幸赶上了丰收季，每到一个城市，都能看见新收下来统一装进透明塑料盒里的草莓，上下一览无余，你尽可以拣你认为内容更充实的盒子买，以我连日大快朵颐的经验，每一盒里大个、中个和小个的比例分配仿佛都经过精确的计算，分毫不差。
等公交车期间，我消灭了三盒草莓，出租车司机前来拉客，说车不会来了，我不信，司机也不穷追猛打，悠闲地又跑去别处聊天了。他似乎知道这是一笔跑不掉的生意。一个半小时后，他如愿捕捉到了我脸上的绝望神色，最终把这个中国人和半盒草莓一起拉上了车。我们往南边的阿弗拉（Afula）驶去。
距离耶斯列河谷越来越近了。以色列有三大河谷，东北的胡拉谷，东南的约旦河谷，以及位于西北的耶斯列河谷。这谷从西北向东南斜斜地切了下去，两岸满是富饶的农田和景区，在《旧约》里，不肯自立为王的犹太族长基甸曾在这里风卷残云般地消灭了米甸人，而当上第一任犹太王的扫罗却在这里被腓力斯人打得大败，最后战死。我喜欢他，和半神的大卫王相比，扫罗王的机运、虚荣与挫败感都更接近现代人的真实处境。
阿弗拉在耶斯列河谷的末梢的东岸，再往下就是扫罗葬身的基波山，到达这里，耳边就响起玩RPG游戏时脱离大地图进入城镇的音乐：豪迈的山川背景隔在了外面，世界进入具体而微的恬淡缓慢。阿弗拉本身不是什么知名的地方，没有任何可在旅游手册上留下一笔的景点，但考究起来，它却是谷地里最年迈的城市，按《士师记》的说法，还是基甸的故乡。公元11世纪欧洲十字军打了过来，在这里造过一个名叫拉费弗的城堡（十字军的城塞今天剩下的不多，最有名的要算贝特谢安以北的贝尔弗瓦堡），同阿拉伯人厮打不休，时值萨拉丁的阿尤布王朝风头正劲，赶跑了远道而来的拉丁人，把城堡推平，复这里以纯交通枢纽的性质，并在平缓的地势上建起了自己的村落。八百年后，土耳其人的统治进入
晚期，阿弗拉则成了由海法经贝特谢安到大马士革的铁路线上的一站。

不到十个街心花园就把小城的格局给搭了起来。以色列的街心花园都是圆形的，车辆沿逆时针方向缓缓驶过。沿街面的矮房照例被店主们装饰为自己想要的店面风格，也并没做好迎接游客的准备，只有个把英文可以辨认。出租车司机把我放在街边，指了往旅馆的方向，先直后左拐，望向街道的另一边，一抬头就能看见绿绿的草坪和几所独立的石头房子，将人的注意力从稍许密集的街区吸引至纯郊外风情的远处。前往旅馆的路上，我经过了公交汽车总站，原以为十来条线路在此交汇的阿弗拉总该有个有模有样的汽车站，没想到只是一块带个顶棚的地面而已，零星有几个人坐在破旧的长椅上等车。这里的公交车运营艰难，绿皮的Egged车，以我所见从来没有满员过，以色列亲美，在这方面也学样，居民大多有私车，何况公车，怎么说呢，也总是人肉炸弹的主袭目标。
1994年2月25日清晨5点，拉宾与阿拉法特签订巴以和约整整五个月前，极端组织卡罕运动的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巴鲁赫·戈尔德施坦因端着自动冲锋枪闯进希伯伦的族长之墓大清真寺。在这个由以军看护的清真寺里，用密集的子弹杀死了39名正在做斋月祷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致125人受伤，而按巴勒斯坦方面的说法，死亡人数还要上升至52。希伯伦位于犹地亚地区的中心，远在北方的阿弗拉人不知道自己竟会受到殃及。两个星期以后，哈马斯成员，19岁的拉伊德·扎卡纳把炸药塞进汽车里，把车开到第19大街的一个路口，当着一群正在上348路公车的学生拉响了引线。
于是我在这个路口看到了这样一尊纪念碑，入以色列三天来，我还是第一次想到这个地区上空笼罩的世人皆知的阴影。以色列人并不善于雕塑，他们把死难者的名字和生卒年做成小铭牌，镶在两个叠在一起的三角形上，组成一枚银色但形状扭曲的六角星。大理石台基上黑色的字写着“纪念阿弗拉恐怖袭击的死难者”。创意不过尔尔，但在那样的故事面前，小城还需要更多的想象力么？我们经常在国外的越战纪念碑、某次谋杀、屠杀、战争的纪念碑前，为那上面的铭文感到震颤，却没有想过是什么让我们丧失了运用那种语言的能力。可能对我们而言，长期以来，人的死亡即使作为公共事件，也是不需要调用太强的情感力量就能理解、刷新和翻页的事实，抑或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意识去注意到那些死亡的公共性。我在阿弗拉的这座简单的雕塑前驻足，心想：它的存在客观上是直接刺激犹太人对哈马斯的仇恨呢，还是以一种沉默的、低调的纪念方式，把观者的心思牵回到那怨怨相报的大背景里去？
带上出租车的草莓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告罄了。于是我在阿弗拉又补充了两盒。这美妙的浆果根本不用清洗，它们释放的甘美的汁液反复滋润着舌头的河床。以色列人为他们行销世界的草莓——据说最受天寒地冻的俄罗斯的欢迎——而骄傲，它的收成太好了，就连西南角总是闹腾不休的巴勒斯坦加沙，草莓都是唯一出口的农作物。然而出口的唯一通道却掌控在犹太人的手里。卡罕运动殃及了阿弗拉的平民，最近这些年哈马斯的活动也让加沙农民遭受无妄之灾：以政府对加沙实施经济禁运，导致大批草莓积压在了农民的手里。
草莓也成了政治。由于无法换取外汇，栽出它们的人不得不一口一口自食其果。因此2006年，有位以色列导演阿耶莱特·海勒拍了一部纪录片《草莓田》，说的就是身陷战乱的巴勒斯坦种植草莓的农民的辛酸。“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上演了巴以版，不过罪魁不在资本家压低果价，而是一言难尽的民族政治纠葛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火箭弹的呼啸音犹在耳，正不知右派上台、祸乱不消的今年，他们可否过成了一个还算满意的收获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