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璇解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

文章摘自《劲雨煦风》 作者：唐家璇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
1999年5月8日凌晨，夜色尚未完全褪尽，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我心中不由一震。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使我对午夜和凌晨时分来的电话异常敏感。我预感一定有重大突发事件。
电话是我的秘书打来的。就在十几分钟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我国驻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人员伤亡情况严重，使馆馆舍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与前方联系中断，使馆受损的详情还不十分清楚。
听完汇报，震惊、愤怒、悲伤、焦虑，种种思绪一齐聚集心头。
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我一时难以置信。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外使馆，竟会遭受如此严重的侵袭！
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义愤，立刻让秘书通知有关部门，要想尽一切办法与使馆联系，直到联系上为止。一定要尽快了解我们在前方同事的安危，掌握使馆受损情况。
我还让秘书通知外交部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请他们火速赶到外交部开紧急会议，进行形势会商和对策研究。我自己也即刻起身，迅速赶往办公室。
在前往外交部的路上，我梳理了一下思绪。
那段时间，南联盟和科索沃问题是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尽管大家都非常关心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变化，但没人会想到，那里燃起的战火竟然会殃及中国使馆。
南联邦解体，科索沃问题浮现
提起南斯拉夫，国人并不陌生。一部热映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使南斯拉夫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
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发轫于此。期间，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同德意法西斯展开殊死战斗，为欧洲地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等前南斯拉夫电影，都是讲述南共游击队同法西斯战斗的故事。
二战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保持了国家统一，经济社会显着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铁托在南斯拉夫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直是东西方竞相争夺的对象。
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组成。历史上，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基本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南斯拉夫曾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习的主要对象。当时，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体“PKB”(取谐音译为“背靠背”)是中国经常组团参观的“定点项目”。南斯拉夫人曾戏称，连“背靠背”的牛都认识中国人，都会用汉语说“你好”。
然而，1980年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各种矛盾开始显露。到了90年代，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影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南联邦)也解体。1992年4月，南联邦中的塞尔维亚、黑山两个共和国组建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南联盟自成立之日起就命运多舛，一直遭受国际制裁。
长期潜伏的科索沃问题也在此时浮出水面。
科索沃是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其中90%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族，同塞尔维亚族长期存在矛盾，一直寻求从南联盟独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米洛舍维奇在南联邦塞尔维亚共和国执政后，对科索沃采取强硬立场。
米洛舍维奇在南联盟历史上饱受争议。他出生于1941年，年轻时从事金融业，曾担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银行行长。80年代初期开始步入政坛，1986年出任南联邦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南联邦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我没有见过他本人，但许多文章都称，米洛舍维奇机智善谈、性格刚毅，甚至连当时塞尔维亚反对党一位领导人也称赞他是颇具魅力的人物。
尽管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也实行了多党制，但西方仍将他视为共产党的代表。
米氏上台后，塞阿两族矛盾更加激化。1998年2月，宣称为科索沃独立而战的阿族武装--“科索沃解放军”同塞尔维亚军警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亡。这一事件为西方插手干涉提供了口实。
1998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兵压境，要求南联盟塞尔维亚政府给予科索沃高度自治。经过多轮磋商，米洛舍维奇被迫签署“城下之盟”，同意就恢复科索沃自治地位同阿族谈判，并接受国际观察团进入科索沃。
1999年1月，科索沃拉查克村突然发现45具阿族人尸体。美国人领衔的国际观察团“认定”这些人是被南塞军警杀害的阿族平民，并宣称“拉查克村事件”是一场“人道灾难”，再次威胁对南动武。这成为科索沃战争的导火索。
同年2月，塞尔维亚政府被迫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就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同阿族代表展开谈判。谈判伊始，美国特使就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草案，声称协议内容不容谈判，更不可修改，要求谈判双方必须在一周内签字。
这份不容更改的“协议”内容主要包含：给予科索沃高度自治，解除“科索沃解放军”武装，北约向科索沃派遣多国部队等。阿族代表坚持要求将科索沃“独立”写入协议，并拒绝解除武装；而南塞方面则坚决反对北约部队进驻。双方立场南辕北辙，谈判自然无果而终。
但在一个月后谈判重启时，阿族代表却在西方的诱导下，一反当初的强硬立场，单方面签署了《朗布依埃协议》。南塞方面仍然坚持原来立场，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西方以此作为借口，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全部推到南塞身上，并向南联盟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3月22日，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前往贝尔格莱德，向米洛舍维奇摊牌。双方谈判最终破裂，战争的厄运降临。
战火纷飞，全力以赴护侨胞
3月24日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对南联盟发动空袭。科索沃战争全面爆发。
这场战争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损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恶劣先例。战争导致巴尔干地区力量格局失衡加剧，对地区稳定及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影响。
战争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声明，对北约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表示义愤。白俄罗斯、印度等多国均谴责北约并敦促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希腊、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也公开表示不赞成北约对南动武。
从支持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与联合国权威的一贯立场出发，中国对北约的野蛮行径迅速做出反应。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多次严正阐明中方的原则立场。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对科索沃局势深表忧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发动空袭，反对北约绕开联合国自行其是，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及南当事各方共同努力，早日恢复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中国还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科索沃问题。
在密切关注南联盟局势变化的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人员和旅南华侨华人的安全。
空袭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幻想速战速决，轰炸目标主要集中于南联盟的防空系统和军事设施。后来，随着北约对南联盟狂轰滥炸不断升级，民用设施也成为打击目标，许多工厂、学校、医院等民用设施被肆意摧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场以所谓“维护人道”名义进行的战争，实际上酿成了后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多次指示前方使馆要提高警惕，不仅要注意自身安全，还要保护华侨华人安全，及早制定应变措施，并授权使馆党委在紧急情况下自行决定疏散方案。
在潘占林大使的领导下，使馆积极制定各种应变计划。当时，使馆的工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北约的大规模轰炸导致南境内经常断水断电，食品和蔬菜供应十分困难。使馆的同志们牢记祖国的重托，不辱使命，既承担着超出平常的繁重任务，还要不时冒着生命危险，在轰炸持续期间外出工作。
战火纷飞中，使馆从未忽视保护华侨华人的安全。当时，华侨华人被困在南联盟各个城市，由于都是第一次遭遇战乱，情绪难免波动，有许多华侨华人提出希望在使馆帮助下转移到安全地带。
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使馆克服了重重困难，设法稳定大家的情绪，同时想方设法联系撤侨渠道。经过认真筛选，最终确定将人员撤至南联盟的邻国--罗马尼亚境内。
4月3日上午，旅居南联盟的华侨华人、留学生、公司人员等211人，乘坐使馆颇费周折才租到的四辆大巴，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颠簸跋涉，安全撤至罗马尼亚境内。这次有组织的撤侨工作受到当地华侨华人的高度赞赏。大家都说，只要有使馆在，就有主心骨，就会感到安全。
我获悉前方使馆所做的大量工作后深感欣慰，更为我们的外交官在紧急关头能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感到骄傲。与此同时，我也十分牵挂使馆人员的安全。
但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担心竟成了残酷的现实，身负和平使命、保护了许多人员安全的使馆竟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目标。
飞来横祸，中国使馆遭突袭
我一到办公室，就和其他部领导及相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刻成立三个工作组，迅速投入工作。
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终于与前方使馆取得了联系，了解到使馆被炸后的有关情况。
那天夜里，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三位同志在睡梦中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同志、《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同志和他的爱人朱颖同志。二十多位同志受伤，其中数人伤势严重。使馆馆舍也遭到严重损坏。
当时，共有30人住在使馆内。除使馆工作人员外，还有驻贝尔格莱德的新闻记者。他们住进使馆，就是考虑到战争时期使馆是最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他们却在使馆遭遇的轰炸中遇难了。
由于南联盟当地仍是深夜，北约还在袭击使馆附近的一些目标，进一步核实使馆被炸的具体情况存在一定困难。根据目击者最初描述，轰炸我国使馆的可能是三枚导弹。
但据事后了解到的详情，轰炸是由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隐形轰炸机执行的，使用的并非导弹，而是五枚精确制导的重型(即“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从不同角度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和大使官邸进行了野蛮轰炸，造成使馆人员严重伤亡，馆舍严重毁坏。
党中央十分重视使馆被炸事件，也十分关心我们在前方人员的安危。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了一份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尽可能详尽地报告了我们掌握的第一手情况，同时还拟就一份措辞有力、法理依据充足的政府声明稿。
当天上午，我前往中南海，向中央做了汇报。
在去中南海的途中，我心潮起伏，心情沉重。
众所周知，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有关国际法准则，驻外使馆是主权国家的代表机构，是这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延伸，是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有关国际法准则严格保护的。一国或一个军事集团轰炸一个主权国家的使馆，是外交史上罕见的、粗暴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野蛮行径。
我曾看过一段有关炸馆情况的录像。录像是从各个角度拍摄的，从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使馆严重受损，已经被炸得不像样子。
当时，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还是建成不满三年的新馆舍，坐落在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新城区，距南联盟政府大厦不到一公里，离美丽的多瑙河仅有几百米之遥。馆舍建筑包括主楼和大使官邸。主楼是一座五层的建筑，总面积约六千平方米。大使官邸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面积约一千平方米。两座建筑均以灰色花岗岩和绿色玻璃为立面，顶部是绿色琉璃房檐，堪称中西合璧的建筑佳作，既庄严神圣，又华丽典雅。
使馆建成后成为贝尔格莱德的地标式建筑，不光是来过使馆的南政府各级官员和外交使团人员啧啧赞叹，许多当地百姓和游客也慕名前来参观、留影。可是谁也没想到，北约的竟会对准这两座美丽的建筑。
当时，我们得到的消息还是使馆受到三枚炸弹的袭击。画面虽无法显示出使馆内部的受损情况，但仅从表面看，主楼和官邸的花岗岩立面及大部分玻璃全被炸掉，主楼后面和靠近官邸的一侧已被炸塌。
看到这些令人发指的画面，谁都会感到义愤填膺。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忍心中悲愤，深入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此次事件的性质和影响，果断决定既要严正交涉、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又要统筹考虑改革开放大局，着眼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
我向中央汇报了外交部事先准备好的政府声明稿。中央决定立即发表这份政府声明，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中央还决定紧急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和最强烈抗议，并派遣专门小组乘专机前往贝尔格莱德处理使馆遭袭事件，用专机把我们三位烈士的骨灰运回来，把能行动的受伤人员全部接回国。
派遣专机和专门小组赴境外处理紧急事件，在我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这突出表明中央对此事的高度关注。江主席曾就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唐家璇同志，一定要确保我们专机以及机上人员绝对安全，这是外交部的责任。”后来江主席还亲自打电话给国内有关部门，关心专机的落实情况。
之后，新华社立即发表了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粗暴侵犯中国主权、肆意践踏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群情激愤，强烈谴责
当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多名同胞伤亡的消息在国内传开后，立即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广大群众和学生群情激愤，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严厉声讨美国的暴行，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美国及北约形成了强大的民意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的行径震惊了全世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约袭击中国使馆的野蛮行径。10日，叶利钦总统还主动给江泽民主席打来电话，再次严厉谴责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野蛮暴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多国领导人也分别致电致函我国领导人，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积极声援中国政府，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百般辩解，宣称这一事件是“误炸”，企图逃脱责任。8日事发当天，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在俄克拉荷马州视察龙卷风灾情。克林顿在当地对记者表示，中国使馆被炸事件是一起并非故意制造的不幸事件，对由此给中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真诚地表示深切哀悼和遗憾。
针对国际国内的反应，为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维护国内稳定大局，根据中央部署，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9日就“炸馆事件”发表电视讲话。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首先表达了对烈士的哀悼之情和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对这一事件负全部责任，并表示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还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中国将依据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保护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外国侨民和来华从事经贸、教育、文化等活动的人员。这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坚定支持，在国际上也引起积极反响。
义正辞严，交涉升级
向中央汇报结束后，我立即返回外交部，在全部范围内进行统一部署，决定从几个方面尽快落实会议精神。一是立即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二是从双边层面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迟或中止与美国的交往和对话。三是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推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美国和北约的暴行。
8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奉示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精确制导重型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提出最强烈抗议。
尚慕杰听后并未过多表态，只是说将立即把中方交涉内容报告美国政府。他还说，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谁应当对此次事件负责任，但愿意代表美国政府就中方人员伤亡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所受的损失，表示深切遗憾。
由于克林顿总统和尚慕杰等仅对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哀悼和遗憾，并没有正式做出真诚道歉，我决定再次召见他，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召见尚慕杰前，我专门请美大司有关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口授了交涉说帖的主要内容，明确提出中方的四项要求。
5月10日，尚慕杰准时来到外交部。
我曾在多个场合见过尚慕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处事务实。他是美国资深参议员，曾连续三次当选，但并不是“中国通”，甚至在就任驻华大使前从未访问过中国。1996年，尚慕杰来华工作后，对华了解逐步加深。他认为中国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应该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发展。作为美国驻华大使，有责任使美中关系实现互利互惠，并应努力建立两国间的互信。
当时，会客室内气氛十分严肃。我向尚慕杰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精确制导重型炸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馆舍的毁坏。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践踏和严重破坏，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中国政府已就此发表严正声明，对这一野蛮行径表示极大愤慨，予以强烈谴责，并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抗议，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情况的发展。
我说，事发当天下午，王英凡副部长已经紧急约见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现在，我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以下严正要求：
一、必须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
二、必须对北约用精确制导重型炸弹袭击中国驻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
三、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
四、严惩肇事者。
我对尚慕杰强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军事行动给该地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必须立即停止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使科索沃问题早日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尚慕杰说，我十分仔细地听取了外长先生代表中国政府所做的交涉，将立即报告美国政府。尽管我已经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生的导致中国公民无辜伤亡的悲剧性事件向中国外交部的同事表示了哀悼，今天我愿向你表示深切的道歉。我本人也对这一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痛深表哀悼。
最后，尚慕杰提出，克林顿总统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话。尚慕杰解释说，克林顿总统在事件发生当天就为此发表了声明，对这起悲剧性事件深表遗憾和哀悼。克林顿总统一直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话，亲自向江主席道歉，并表达真诚的哀悼。
我对尚慕杰说，当务之急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认真对待我刚才代表中国政府所做的严正交涉和提出的严正要求，采取切实行动，迅速做出积极回应。
为向美国进一步表明中方对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强烈愤慨，并向国际社会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我们决定从双边层面对美国采取进一步措施：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10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外公布了中国政府的上述决定。
失道寡助，国际社会共谴责
8日下午5时40分，应中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公开会议，非正式磋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重型炸弹袭击事件。
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奉示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造成中方人员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秦大使表示，中方强烈、坚决要求安理会主席即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并立即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
在磋商过程中，美国、英国百般阻挠，强调情况并不明朗，甚至以安理会在审议同一事项时，没有在非正式磋商和公开会议之间由主席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的先例为由，反对由主席发表新闻谈话。
在中方据理力争下，主席最终裁定安理会有权自行决定议事方式，可以在此特殊情况下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经过3小时激辩，安理会主席在非正式磋商结束后，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重型炸弹击中、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损失表示震惊和关切，对中国政府和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和哀悼，并表示安理会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期待北约对此的调查结果。
14日，安理会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问题。在会前举行的多轮磋商中，中方坚决要求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谴责北约行径，并散发了主席声明稿。美、英等北约国家仍极力阻挠，不同意中方声明稿中关于“谴责北约违反国际法”等字句，甚至要加上“误炸”的内容。
在中方坚决反对下，“误炸”未被写入，国际公认原则等内容则得到体现，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方利益和尊严，伸张了正义。
14日的安理会会议最终通过并发表了关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主席声明。声明表示，安理会对中国使馆遭到轰炸深表悲痛和关注，谨对中国政府和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与哀悼；对轰炸事件深表遗憾，对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深表痛心，重申依据国际公认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尊重外交人员和馆舍不容侵犯原则；强调必须对北约轰炸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等待调查结果。
应中方要求，安理会还打破惯例，在正式会议开始前，为中国在“炸馆事件”中牺牲的人员集体默哀。
竭尽全力，处理善后慰忠魂
在对美国进行严正交涉的同时，外交部也在抓紧协调，全力落实中央关于尽快派遣专门小组赴南联盟处理善后事宜的决定。
向中央汇报后，在从中南海返回外交部的路上，我一直在考虑由谁率领专门小组前往。
在当时空袭仍在进行的情况下，派任何人前去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这意味着我要亲手将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送上前线。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外交部领导成员王国章同志，因为这个专门小组应该是个综合工作组，属于他的工作范畴，他又善于协调，是合适人选。
我一回到办公室，便把当时主管干部工作的杨文昌同志请来。杨文昌同志当时并不知道中央的有关精神，但他也在考虑下一步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杨文昌一进我办公室就主动建议说，我们恐怕要派个工作组去。我对他说中央也有这个精神。接着，我问他谁带队合适？杨文昌说：“根据工作需要，要么王国章同志去，要么我去。”
在征求王国章同志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征求其他几位副部长的意见后，这件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随后，我立即召集外交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布置成立专门小组赴南联盟处理善后的各项工作。
部内相关部门的同志们踊跃报名参加。有的同志工作繁重，有的同志身体状况并不好，有的同志家庭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在危难关头，大家不顾个人安危，不畏艰险。这种精神令我十分感动。
与此同时，在中央的直接安排下，北京医院和国家民航总局迅速做好了选派精干医疗队和专机组等有关准备工作。外交部也及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制定了周密的工作方案。
由外交部、新华社、光明日报社、北京医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34人专门小组迅速成立，外交部领导成员王国章同志任组长。
与此同时，根据江主席的指示，外交部和我本人也在为专机和人员的绝对安全做着艰苦的努力。
当时，南联盟上空被北约划为禁飞区，我们的专机要进入南联盟，必须得到北约的安全保证。为确保安全，我指示驻美国和驻比利时等国使馆，向美方及北约提出交涉，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仅口头上做出保证，而且再三强调必须是书面确保中国政府专机在南斯拉夫降落、起飞、停留和飞行期间的绝对安全，停止轰炸中方伤员接受治疗所在的南联盟医院。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放心，又亲自指示驻美使馆和驻比利时使馆，提醒他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我在电话里告诉驻上述两国使馆的同志，我会守在办公室的电话机前，连夜坐等北约的答复。
当时我想，一定要在专机出发前把这件事落实到位，使奔赴前线的同志放心，使他们的亲属放心，使大家体会到党中央细致入微的关怀。
终于，在9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北约向中方做出了书面保证。
在接到北约的书面保证后，我立即在外交部召开动员会，为专门小组壮行。当时，已是夜深人静，但小组的同志们在王国章同志的召集下已经等候在外交部党委会议室里了。会议室里，大家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气氛紧张、凝重，忙而有序。
在动员会上，我对专门小组明确提出了四项任务，请他们一定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对一线同志们的亲切关怀送到每个人的心坎上；要抓紧时间在当地治疗并接回受伤人员及需要撤离的人员；妥善处理牺牲人员的后事；协助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安排好下一步对外对内工作。我还向同志们通报了关于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书面确保我们的专机和人员安全所做工作的情况。
2008年3月，我从国务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左明章同志。他是当时专门小组中的医护人员之一。
左明章主动跟我聊起那次南联盟之行，他说：“我其实早就认识您了。那天夜里两点半，您把我们都请到外交部召开紧急会议。您一进门就说今天是个壮行会。您着重向我们介绍了坚决、强烈要求美国和北约出具正式外交文件，书面保证飞机不受袭击、安全抵达，书面保证不对中国伤员接受治疗所在的南斯拉夫医院进行轰炸或扫射。您的讲话令我们在场的全体人员感到非常温暖，因为这体现了组织上的关心。外交部的工作确实周到、细致。”
这次交谈让我感触很深。时隔近十年了，他对当时开会的情景，对我的讲话、言词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说明这件事留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1999年5月9日拂晓，中方专门小组乘中国民航专机赴贝尔格莱德执行任务，小组从筹备成立到出发，仅用了14个小时。
在处理“炸馆事件”的那段时间，通宵不眠是经常的事。动员会后，我决定亲赴机场为大家送行。
我提前赶到专机边，在同志们登机前，一个一个地握手道别。这是战友之间的惜别，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此行是冒着一定危险出征。
我们工作在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外人眼里经常是西装革履，举止优雅，出入各种令人羡慕的场合，觥筹交错。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各种复杂的斗争场合和突如其来的危险，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令人骄傲和欣慰的是，每一次重大抉择的关头，我们的同志们都经受住了考验，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而努力工作。我由衷地为我们的外交官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今天，又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不仅是外交部的同志们，专门小组的每一位同志都这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为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当时没有人向我诉说过任何困难和不安，后来我才了解到，有的同志在上飞机前是写好了遗书的。
我叮嘱每一位成员，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祖国重托，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专门小组的成员们纷纷表示，一定牢记祖国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
王国章同志抵达贝尔格莱德后，便给我打来报平安的电话。这时，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向他详细询问了使馆和同志们的情况，请他代表我向大家表示慰问和敬意，叮嘱他们无论如何要处理好善后事宜，把同志们安全地接回国内。
此后几天，我同王国章同志始终保持热线联系，随时了解当地形势及有关问题的处理情况，并及时向中央做了汇报。
专门小组带去了使馆人员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方便食品及各种生活日用品，下飞机后便径赴医院看望伤员，详细了解每位伤员的病情和治疗情况，逐一为全馆同志进行体检，筹备并出席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反复全面查看被炸馆舍。
经过近六十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专门小组出色地完成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各项任务后，于1999年5月12日上午护送三位烈士的骨灰和六名重伤员及使馆部分撤离人员，平安回到北京。
胡锦涛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主席专程前往机场迎接，有关部门领导和首都各界群众也到机场迎接。
12日上午10时整，运载着三位烈士骨灰和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负伤人员及部分工作人员的专机，缓缓降落在首都机场。
当三位烈士的骨灰由家属护送走下飞机时，哀乐奏起，胡锦涛同志神情凝重，分别将烈士的骨灰护送至灵车。场面庄严肃穆，催人泪下。
当抬着重伤员的担架出现时，胡锦涛同志迎上前去，深情地紧紧握住伤员们的手，俯下身去亲切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主席，向你们表示慰问。祖国人民感谢你们，祖国人民迎接你们归来。”胡锦涛同志还与被医务人员搀扶走下舷梯的伤员一一拥抱，并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受苦了！祖国人民一直牵挂着你们。”场面庄严凝重，感人至深。
为沉痛悼念三位烈士，国务院决定，1999年5月12日在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在地，新华社澳门分社下半旗志哀。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埃及等国家的驻华使馆同日也降半旗志哀。
当天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程前往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社悼念三位烈士，并看望烈士家属。
13日，党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总理主持会议，在京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同志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因为工作需要，潘占林大使并未随专机回国，而是带领使馆留守人员继续坚守前线。我时刻记挂着他的安危，几次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1999年6月11日潘大使回国时，我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在我的记忆里，外长亲自到机场接驻外大使回国是少见的。后来，我还偕同外交部全体部领导，请他吃了一顿团圆饭。
据理施压，克林顿正式道歉
1999年是克林顿上台执政后的第六个年头。六年中，中美关系一波三折。我们与美国有过几次较量，包括“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等。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才使中美关系出现转机。1999年4月，我刚刚陪同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突如其来的“炸馆事件”使中美关系遭到重大挫折。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重型袭击后，中方做出一系列强烈反应，其激烈程度令美方始料未及。
起初，美方只是百般辩解，仅对给中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深切哀悼和遗憾。但同时，美方又提出克林顿总统要同江主席通话，亲自向江主席做出解释。由于美方迟迟不肯对我国使馆被炸事件做出正式道歉，我们对克林顿总统希望通话的要求，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面对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多轮外交攻势，面对中国国内强大的抗议声浪和国际舆论的压力，美方最终不得不改变态度，向中方表示道歉。
9日，克林顿总统就此事致信江泽民主席，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总统在信中强调两国元首直接通话十分必要，他期待着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尽快实现通话。
13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见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并在李大使专门带去的使馆吊唁簿上留言：“对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考虑到美方态度发生了变化，克林顿总统又一再强烈要求，江泽民主席于14日同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
克林顿没有太多寒暄，直入正题说道，“主席先生，我愿对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悲剧表示由衷的道歉，尤其是向受伤人员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保证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尽快让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
克林顿反复强调，美中关系非常重要，他将尽最大努力处理好这场“悲剧”，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发展。
江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并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十分关心本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我们是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每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这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人权。
江主席说，袭击中国使馆的严重事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自发地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义愤，举国上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理解和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当务之急是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迅速公布调查结果，满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出的全部要求。
追查真相，反复交锋不放松
1999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托马斯·皮克林来华向中国政府报告美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的调查结果。我在外交部会见了皮克林。
皮克林当时担任克林顿政府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是美国国务院第三把手。皮克林在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曾担任过美国驻俄罗斯、印度、以色列、萨尔瓦多、尼日利亚和约旦大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通晓法语、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等多种语言。
丰富的外交经历为他赢得了美国外交界最高荣誉--“职业大使”的头衔。皮克林曾公开表示，外交是他终身的事业，他想象不出任何其他更有吸引力、更能给人回报的职业。
在皮克林这次来华解释美方关于“炸馆事件”的调查报告结果前，我还没见过他。后来了解到，他与中国其实颇有渊源。早在1973年11月，就曾作为特别助理陪同基辛格访华。